2018年12月25日，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落下帷幕，最终推选出年度优秀文艺评论著作8部，年度优秀文艺评论文章26篇（点击查看“独家视频|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发布”），本网特发布作者代表感言，以飨读者。

一辈子就挖一口井

（陈仲义，著作《现代诗：接受响应论》）

　　诗歌界流传着一句名言：写不好诗的人，才去搞诗评论。对此，我常想起阿里戈·萨基，这位连三流队员都不是的鞋店推销员，居然带出了意大利国足，居然缔造出辉煌的AC米兰。所以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自视甚高，按照上帝给你安排的嗓子叫好了，即便是小小狗，也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1982年，《花城》刊发了我第一篇评论处女作《新诗潮变革了哪些传统审美因素》，从此我告别了十年三流的诗歌写作。也逐渐面向自定的学术十二字方针：前沿视阈，问题意识，野生思想。野生，意味着不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是中心嫡系，而是自在的、破茧的、寻求活力的。

　　当然，出彩的时候很少。因为资质平平，反应迟钝。有时竟像蜗牛，原地趴着不动。

　　原地不动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它意味着死守一炷香。用顾城的话说“一生老是和一个东西过不去”。好听一点，就是“挖一口井”。在知识大爆炸、学科细化、争先恐后的当下，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两件事，我看足矣。

　　无力建造湖泊、水库、游泳池，那么，一辈子就挖一口井呗。电视上一个无聊的广告、报纸上的标题、电线杆上一块“牛皮癣”，随时随地都和这口井联系起来。所有哲学、美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方法论，所有的水泥、砖头、沙土、绳子、轱辘、甚至不起眼的水藻……都紧紧围绕着这口井。这口井的名字就叫做——“形式论美学”。

　　直到花甲之年，才有了点渗透式的出水。我就把那个泉眼，称作“张力诗学”。

　　半个世纪，人生变成与这口井做永无穷尽的“角力”，是不是有些无趣？！

　　这需要一种定力：定海神针般拒绝各种诱惑，保持持续的精神追求。

　　需要一种钻力：钻探、历险、“钻牛角尖”，土拨鼠般在洞里来回搬运，乐此不疲。

　　需要一种苦力：马拉松加冷板凳；自甘清苦、自甘“遥遥无期”的等待。

　　是的，永远在途中。煎熬而充实着，寂寞且安心着。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张兰芳，著作《中国古代艺术风格论》）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上台发言，感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为全国各地的艺术理论研究者、文艺评论工作者提供交流平台，就当前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展开多重角度的理论批评。

　　众所周知，“艺术学理论”学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在中国当代独特学术土壤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新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具体门类艺术学科相比，无论在研究对象、视野范围还是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独特之处：

　　它始终以具体的门类艺术创作实践、艺术事象以及理论文献为基础的研究对象，但其视野范围却不局限于单一门类艺术领域，而是在打通不同门类艺术之间壁垒的基础上，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能够涵盖艺术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

　　风格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在各门类艺术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既具有个别性，又具有一般性。在艺术学升级为学科门类之后，对于“艺术风格”这一基础论题，不仅需要从单一门类艺术学视域进一步开掘、发现新的研究对象；更需要以宏阔的视野，对古代艺术风格之间的共通性、规律性问题从宏观层面予以审视，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风格理论体系。有鉴于此，我的专著《中国古代艺术风格论》正是想作这样的一种尝试和探索。

　　在理论建构上，本书秉持三个“超越”原则，即超越门类，超越时空，超越艺术个别，择取不同门类艺术领域普遍存在的四个共性问题，即“艺术风格形成论”“艺术风格类型论”“艺术风格特征论”以及“艺术风格发展论”进行综合研究，旨在探讨不同门类艺术风格的共同本质，把握风格的基本规律。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力求将古代深邃的风格思想、风格规律以及风格批评与理念方法论述得直观形象，明晰条理。

　　在理论阐释上，本书重视传统艺术资源与理论精粹的挖掘整理，尤其重视古代概念、命题、范畴的借鉴运用和现代阐释。如，借鉴古代风格类型划分思想，结合不同门类艺术经典风格案例，从“形”“意”“文”“法”“气”五方面提出基本风格类型范畴；又如，基于《周易》“通变之谓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辩证法思想，借鉴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关于九代文体风格演变的分析，结合历代艺术风格事象的变化，将“通变”规律作为古代艺术风格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总结，实现了对古代概念、范畴的现代阐释和转化，彰显出传统艺术资源与理论精粹对当代艺术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作为新时代的理论研究者，我们有责任对中国古代艺术资源与理论精粹进行挖掘、研究，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学科体系；作为文艺评论者，我们有义务传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美学精神，为当前开展文艺评论工作提供思想智慧、理论武器和借鉴指导，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繁荣发展。

文学评论者首先要解决的是评论态度

（宫明亮，文章《雕刻时代的心史——评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

　　非常荣幸获评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感谢各位评委的厚爱。这是对我的肯定、鼓励与鞭策，也是我的一次新出发的起点。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当面对文本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评论态度。我的原则是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牢牢地盯住文本，实事求是，不阿谀，不帮闲，不因被评论者的职位、名望、专业影响力而作违心之言，这是文学评论的基本要求，也是文艺评论者的基本操守。

　　阅读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对我已有的文学经验的确是一次挑战。它让我确信，任何好的作品都是让读者的生命经验、历史经验、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得到扩充和延伸，它不是对读者原有经验的唤起与共鸣，而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体验。基于此，我以作者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为经，以中国文学发展现状为纬，建立对文本的审美艺术与文化内涵的探索构架。作品描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实业巨富的创业历程与情感世界，挖掘并剖析了主人公在追逐财富、权力、亲情、爱情中寻求灵魂自我救赎的人性奥秘。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说是文学与现实的一次短兵相接。其次，它塑造了一些在中外文学画廊里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坦率地说，当代还没有产生过像主人公这种具有大气魄与大胸襟以及丰富内心世界的巨富，无论作品中还是现实中。它具有典型的精神叙事风格，继承了从屈原、陶渊明到鲁迅的文学叙事传统，更关注人的精神层面，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去探索解答人性在漫长的时光演化中因何而变，因何而不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的故事与情节复杂曲折、细部绵密，走入了更深层更个性化的表述。而反观当代文学创作现状，情节与故事细部的稀薄，是其走向肤浅和俗化的表征，也是难以根除的痼疾。

　　最后谈一下语言。在文学评论的框架中，语言是极为重要却易被忽略的一极。作家的文学探索是从语言出发的，最终复归于语言，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杰出的作家具备了用语言为作品中一切事物重新命名的能力，不管是已存在的或是新颖的事物，它包含了人物、思想、事件，包含了人类已知的所有。《艾约堡秘史》这部作品在语言上表现得极为出色，抛开它宏大叙事部分，仔细观察它无处不在的细微之处，作家都给予了前所未见的全新表达，这是完全不被重复的，作家独有的艺术经验，而这一切，都是通过语言实现的。我认为，汉语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深奥又最优美灵动的语言，从诗经、楚辞、汉赋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的祖先构筑了一座座语言艺术的高峰。今天，汉语面临着网络时代的挑战，以实用与戏谑为特征的网络语言对汉语言之美形成或明或暗的磨损。因此，那些作家中的优秀者们便自动肩负了继承与创新语言艺术的双重责任。我相信，他们将来会把汉语带到一个新的高度，让它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它应有的荣耀，而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文学评论也必会产生有见地的理论成果，这也是语言角度上的文化自信。

学术的纯粹性和评选的公正性

（傅道彬，文章《中国文学创立期的艺术格局与历史高度》）

　　非常荣幸我的论文能够获得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的荣誉称号，这既是一份崇高的学术荣誉，更是一种精神的鼓励。

　　在这个时刻，十分感谢评委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果让我回答“啄木鸟杯”的最大特点，我觉得就是它的学术纯粹性与公正性。我们生活在一个讲关系、讲人情的社会里，许多事、许多评选都需要托人、找关系，而一旦关系、人情介入学术，一切标准都会模糊不清。而在“啄木鸟杯”评选中我看到了学术至上的标准和理论创新的追求。本次获表彰的于冠超老师，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普通教授，没有什么行政职务，也与学术界很少往来，说句实话，在哈尔滨师大知道她的人也不是很多。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她报了这个活动。她没找过任何人，没找过任何关系，她的努力只是按照要求填了表格。她只当是一次经历，也没抱什么希望，而最后经过专家们客观公正的评选，却凭着一本老老实实写作的《哈尔滨城市早期美术文化研究》的著作，获评“啄木鸟杯”的优秀著作。她说，这带给她的不仅是荣誉，更是她对学术的信心与希望。一个干净的奖杯，让我们想到学术环境的纯净与公正该有多么重要，一个干净的奖杯让我们感到自豪。

　　在这个时刻，十分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自己在1978年到1988年十年间读完了大学、硕士、博士，我们那一代人的学术开端是与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联系在一起的。“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经过拨乱反正，重新出发，那时的大学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浓厚的学术风气，旧学深沉，英华含咀；新知培养，清风扑面。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学术出发点，我们是被改革开放的思想大潮托举的一代学人，因此我们应该向那个时代致敬。

　　在这个时刻，更应感谢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我这次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文学创立期的艺术格局与历史高度》。目前流行的文学史大大低估了先秦时期的文学成就，矮化了其达到的历史与艺术高度。我想说的是，先秦文学不是简单的发源起步，而已经呈现出宏大的艺术气象，实现了崭新的思想突破，达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从而为后来的文学开辟了道路。马克思称赞古希腊神话像人类的童年一样不可重复，其达到的艺术成就“仍然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一点对评论先秦时期的中国文学也有借鉴意义。

　　学术应该以创新为第一要务，宋代杨万里有诗谓：“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学术创新开始于“雾外江山看不真”的迷茫状态，过渡到“只凭鸡犬认前村”的艰难寻找，最后在茫茫的雪野上找出道路——“印我青鞋第一痕”，初霜的早晨，留下我们开拓探索的第一行清晰的脚印。我们愿意以这样的诗句自勉，不断努力，守正出新，在通向远方的学术道路上留下我们的足迹，不负我们伟大的时代。

　　以上作者代表感言首发于《中国艺术报》2019年1月4日第6版（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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