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啄木鸟杯”年度推优活动：为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国十次文代会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方案》中关于“做好文艺评论工作激励”的要求，为有效激励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推动文艺评论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决定从201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

　　2017年9月26日，中国文艺评论传播联盟成立仪式暨第二届“啄木鸟杯”年度推优发布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

　　本届“啄木鸟杯”共征集作品一千余份，经各推荐单位初步筛选，向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报送了398份作品，其中著作95部、文章303篇，最终评选出40件优秀作品，包括著作10部、文章30篇。

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

　　终评专家推选意见：该文论题涉及了“假洋鬼子”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母题，重审“假洋鬼子”文学形象，对树立文化自信和重建中国新文化具有当下意义，论证清楚，逻辑清晰。

　　摘要：“假洋鬼子”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伴生物，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紧密相关，它是透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意愿与病症的一面镜子。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形象可分为喜剧型、悲剧型和悲喜剧混杂型三种，并经历了以下嬗变：从“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到“新旧彷徨的求新变异者”，到“身份犹疑的留学生”，再到“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是以文化身份为中心，沿着身体身份、民族身份、社会身份这三个维度展开。在辫子与思想启蒙、乔装与身份认同、权势与复制时光等表述上，“假洋鬼子”文学形象有其独特价值。但是，这一文学形象也隐含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特殊生命境遇、尴尬的身份、变异的文化心态，从中也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曲折与迷茫。因此，如何以科学、批判的眼光，重审“假洋鬼子”文学形象，对于确立文化自信和重建中国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假洋鬼子 半殖民 身体政治 文化身份 留学生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很容易被忽略的现象，那就是不少作家都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形象。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李伯元、吴趼人、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茅盾、许地山、曹禺、师陀等。由于他们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假洋鬼子”的书写史与形象史。

　　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研究中国现代“假洋鬼子”文学形象的成果并不多见。已有的成果虽给我们不少启示，但整体上有以下明显不足：一是研究对象的范围还比较狭窄，许多作家作品未能进入研究视野。二是多从新旧关系中进行考察，未能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观照。三是文化眼光的偏向，往往导致对于“假洋鬼子”形象做单面的文化理解，相对忽略其身份政治与身体修辞方面的内容。四是当下文化与未来文化维度缺位，不能以前瞻性眼光和批判性价值重新审视“假洋鬼子”文学形象。这就必然影响对中国现代“假洋鬼子”文学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历史内涵、当代警示作用的正确认识。

　　一定程度上“假洋鬼子”的文化身份似乎有点暧昧不明，在许多人心目中，有时甚至变得模棱两可、矛盾含混、分裂对冲、进退失据，仿佛供奉着耶稣神像的中国寺庙或“西式装订”的中国书，可谓中西捏合、身份错位、内外失调。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的“假洋鬼子”不断经受来自不同方面的审视，其存在本身就显得尴尬可疑。可以说，“假洋鬼子”既是半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产物之一，又是透视半殖民地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意愿分歧与西化病症的一面镜子。因此，对之进行系统梳理、深入研讨，既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的文化境遇与民族心态，对于当下中国文化发展也不无借鉴和警示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中国文化自信与文化重建给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我们提供了战略发展机遇。这不仅仅包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包括批判和借鉴西方的文化资源，还包括以现代的科学理念重建中国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具有“中西合流”混杂性质的“假洋鬼子”文学形象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它可供我们在批判基础上有所借鉴，并成为中国新文化重建的一个有力的参照系统。

　　一、“假洋鬼子”形象的类型

　　何谓“假洋鬼子”?概括言之，“假洋鬼子”是指接触过洋人或西洋文明，有着崇洋心理，并刻意模仿洋人装扮、做派和观念的中国人。“假洋鬼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一种人物类型，其仿洋品性与中国身份存在错位，看起来像外国人，根柢还是在中国。在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假洋鬼子”有着二重性格，游走于中西文明的边缘地带，缺乏信仰、定力、自我主体性，是新旧过渡时代的人物。

　　细究起来，“假洋鬼子”这一称谓由“鬼子”和“洋鬼子”推演而来，它的出现有着确定的背景：太平军围攻上海之际，美国人华尔受清朝官方委派，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1862年清廷对洋枪队进行改组，改组后的洋枪队除了少数军官为洋人，所有兵勇都是中国人，这些兵勇接受西式训练，穿西人军装，“上海地方人士，见及此批常胜军，一概呼为‘假洋鬼子’。其起始实在专指此支军队。后世转化，始演变为一般泛称”[1]，用来指称模仿洋人装扮、做派、观念的中国人。从出典来看，“假洋鬼子”最初的意指包含了表相与内在、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也包含了中、西文化在同一主体内的并置共存，还隐含了西方文明作为现代的、殖民的力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干预。尽管“假洋鬼子”在发展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但最初铭刻的内涵一直墨迹鲜明，从而使得“假洋鬼子”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常常把“假洋鬼子”与“西崽”混为一谈，实际上，“假洋鬼子”和“西崽”都属于半殖民中国的人物类型，在文化性格上虽存有共性，但也有区别。“西崽”一词由英文“boy”、音译“仆欧”和汉语“侍者”音义结合而产生，一般是指洋行和西式餐馆、旅店中服杂役的中国人;因杂役身份低下，再加上在洋人手下做事，故“西崽”一词往往带有贬义，并衍生出“洋奴”的含义，其对象范围也因此进一步扩大。[2]“假洋鬼子”留过学，算是亲历过欧风美雨或东洋风景的人物，“西崽”则是国产，但作为一种特殊文化人格的“西崽”，则包括西崽、巡捕、学贯中西的“高等华人”以及媚外惧外的政客等人物。在文学中，“假洋鬼子”的文化性格落在西洋装扮与中国身份的错位，以及“中”与“西”的合流(或合污);而“西崽”的特性则落在“洋”与“奴”的结合，以及“西崽”对洋人、华人的双重态度。不过，“假洋鬼子”与“西崽”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文化性格，在李伯元、老舍、师陀的笔下，如《文明小史》中的劳航芥，《文博士》中的文博士，《结婚》中的黄美洲，就兼有“假洋鬼子”和“西崽”的文化性格。

　　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往往与留学生为主的一群人物有关。据统计，1900年至1937年留日的中国学生超过13万人，1854年至1953年留美的中国学生为2万余人。[3]向海外输送留学生，最初并不被看作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胡适曾撰文“正告”国人：“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胡适之所以把留学现象归入国耻，是因为留学乃殖民宰制的结果：“国威日替，国疆日蹙，一挫再挫，几于不可复振”，“惩既往之巨创，惧后忧之未已，乃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北面受学，称弟子国”[4]。也就是说，留学生与半殖民中国的屈辱有着关联性。当然，并非所有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都被赋予“假洋鬼子”的恶谥或谑称，只有那些在服装、身体与生活方式方面明显西化的留学生，才有可能被指认为“假洋鬼子”。而且，“假洋鬼子”并不限于留学生，它有时被随意用来泛指与“洋”沾边的各类人物。例如：短篇小说《一般卡员》没来由地以“假洋鬼子”来指称一位收税卡员;[5]《小酌》中教英文的C君会说洋话，“学生们便冠他一个‘假洋鬼子’的头衔”[6];《黑旋风》里的洋装学生说了一句英语，便被骂作“假洋鬼子”[7];在左翼作家笔下，“戴眼罩儿”的西医被乡民视为“俗气的假洋鬼子。”[8]本文讨论的，不是这一类泛指的、被随意贴上标签的“假洋鬼子”，而是有着特殊文化性格、作为半殖民中国特有人物类型的“假洋鬼子”，这类形象更具时代意义，能够折射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困惑、怨愤和病症。

　　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加上本土教会学校、西人学堂毕业的学生，以及与洋人交往密切的买办、翻译等人物，在现代中国足以造就一种特别的文化群体和社会风尚，形成“假洋鬼子”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根源于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语境。半殖民半封建中国是中西、古今文明并存的社会，正如鲁迅所指出：“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中西文化处于并置状态，尚未融合，“许多事物挤在一处”，“只能煮个半熟”[9]。这就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状况。从动态发展来看，就出现了“东壁打到西壁”的纷乱浮躁：“国中的思想忽而复古，忽而维新”，“各有成见派别”，文化观念迷乱，“只有冲突，没有调和”，难以“融会古今，贯通中外”[10]。林语堂所指陈的“东壁打到西壁”的情形，反映了“东西交汇青黄不接之时”中国的文化状况，这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在现代进程中必然遭遇的迷局。如此中国，孕育了“二重思想”和“彷徨的人种”。为民众或知识精英所诟病的“假洋鬼子”，就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伴生物，与现代中国文化的两重性相互印证。

　　“假洋鬼子”集中于外国势力盘踞的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等具有殖民性、欧化色彩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古今中西文化的并置及其滋生的“二重思想”，在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表现得最为典型。“东方”与“巴黎”的组合，本身就表明了上海的“假洋鬼子”身份。华洋杂处的租界化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和中心城市，充满悖论和反差，仿佛“一幅光彩夺目的巨型环状全景壁画，一切东方与西方、最好与最坏的东西毕现其中。”[11]租界化上海的反差、悖论、杂糅，是中国半殖民文化的极端表现形态——一部分西方和一部分中国嫁接在一起，杂合成“非驴非马之上海社会”[12]。上海的欧化景观和观念是仿拟的、移植的、杂交的，恰与“假洋鬼子”的文化身份相呼应。由于仿拟、移植的欧化城市景观和观念是列强殖民事业的衍生物，为殖民强权所操控，因此“假洋鬼子”的崇洋观念、西化身份，不可避免地与殖民文化暗中沟通。张京媛指出，“殖民化”包含帝国主义对“不发达的”国家“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13]在半殖民中国，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西化”或“苏俄化”为目标，并与殖民化纠缠在一起。伴随国内外局势的变动和文化思潮的起伏，政府、民众以及知识分子内部对西化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也非始终如一。这样一来，对作为西化标本和代言人的“假洋鬼子”形象的塑造，就体现出阶段性、时代性的特点，“假洋鬼子”也因此呈现出多种类型。

　　“假洋鬼子”形象繁复多样，歧义丛生，为了把握其特性和价值，有必要先对之进行分类阐释。着眼于作者态度、叙事视角和价值判断，可以把“假洋鬼子”分为喜剧型、悲剧型和悲喜混合型三种类型。悲剧和喜剧的区分，大致采用鲁迅的看法，他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14]

　　(一)喜剧型的“假洋鬼子”。此类“假洋鬼子”在文本中处于被观察、被评论的位置，是“中西合污”的否定性人物。普通民众和保守分子对“假洋鬼子”的看法，包含了“中国人对异域妖魔式的想象，有‘非我族类’的义和团式的排外，有‘大中华’的妄自尊大，又有对真洋鬼子的敬畏，甚至还有对无法变成真洋鬼子的绝望。”[15]这类形象主要存在于清末和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中。在清末知识分子“中体西用”的观念视野下，模仿洋人皮相而缺乏国学根柢和传统人格的留学生、革命党、买办，被认为是士林败类，是“里通外国”的“假洋鬼子”。李伯元、吴趼人、梁启超的小说中多有这类“假洋鬼子”形象。三四十年代作家提供的则是表面洋派，内里空虚，且谙于“逢节送礼，递片托情等中国处世奇方”[16]或数典忘祖的“假洋鬼子”形象，如曹禺话剧《日出》中的张乔治，师陀小说《离婚》中的黄美洲，老舍小说《牺牲》中的毛博士、《文博士》中的文博士。作为否定性形象的“假洋鬼子”，他们的仿洋、崇洋观念与中国市侩哲学在利己、享乐原则下相互借用，他们是西洋文明皮毛与封建文化糟粕生硬结合而开出的恶之花，作家借此表达了对半殖民半封建文化歧途和病态人格的忧虑和批判。

话剧《日出》剧照

　　(二)悲剧型的“假洋鬼子”。此类“假洋鬼子”多带有作者的自叙色彩，他们是半殖民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前行者和负重者，较早体验到殖民帝国对中国身份的轻慢和歧视，感受到文化新人在国内所遭受的冷眼和误解，认识到传统社会、民族性格对个体价值的挤压，因而愤激焦虑、彷徨两难。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行路难》、《月蚀》和郁达夫的《两夜巢》等小说，立足于殖民时代中外民族的文化冲突，聚焦留日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构设出带有自叙色彩的“假洋鬼子”形象。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书写，则把中外文化冲突转换为新旧文化冲突，质疑民族内部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假洋鬼子”的悲剧性体验被置于思想启蒙的主客体关系之中。在鲁迅的小说中，“假洋鬼子”与叙事者构成了平等对话的关系，获得了部分自叙权力，能够袒露自身的两难和忧愤，从而成为应当获得理解和同情的人物形象，其悲剧命运有力地控诉了因循守旧的中国社会。代表性的人物如魏连殳、N先生、吕纬甫等。《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被乡民“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是乡民眼中的“异类”和“吃洋教”的“新党”。他常说家庭要破坏，同时又极有孝心，每个月一领薪水，立即寄给祖母，祖母去世后也同意遵照繁琐的旧礼仪办理丧事。鲁迅非常擅长表现在新与旧、中与西之间彷徨的人物和文化心理。鲁迅把他们的人生悲剧归于旧势力的威压和启蒙的焦虑，揭示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新式知识分子的悲凉沉痛。不过，叙事者所持的哀婉同情态度，掩盖了过渡时代“假洋鬼子”自身文化人格所潜伏的悲剧性，研究者在解读时容易把悲剧的责任一味推给“铁屋子”般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小说的思想结构和人物的观念世界，仍未能脱离“二重思想”和“彷徨的人种”的大框架。悲剧型的“假洋鬼子”形象之所以隐而不彰，是因为研究者过于在意这些人物的“新式”知识分子身份，凸显他们与旧势力的对立，以及他们被黑暗社会吞没的精神之痛，而不大在意他们自身新旧并存的文化人格。

　　(三)悲喜混合型的“假洋鬼子”形象。鲁迅《阿Q正传》中的钱少爷与茅盾《创造》中的君实即是其代表。他们的文化人格新旧合流、中西杂陈，带有“因地制宜，折衷至当”[17]的“调和论”色彩。《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钱少爷通常被当作负面的、可笑的、反动的人物形象。实际上，钱少爷是喜剧型和悲剧型“假洋鬼子”的综合，只是形象的复杂性被小说的“冷嘲”[18]笔法掩盖了。钱少爷之所以被误解为“深恶痛绝”的可笑人物，是因为人们把阿Q看待钱少爷的态度当作鲁迅的态度。如果从作者经历、互文性层面来理解，即结合鲁迅被当作“假洋鬼子”的屈辱体验，以及《头发的故事》、《藤野先生》、《孤独者》、《在酒楼上》等作品中“假洋鬼子”或“新旧合流”的知识分子形象来看，笔者认为鲁迅对钱少爷的态度是复合型的，既包含对悲剧型的“假洋鬼子”的自嘲，也包含对喜剧型的“假洋鬼子”的“他嘲”，还包括借戏谑的文本风格来“舒愤懑”。《创造》[19]提供了中国“假洋鬼子”文化的典型隐喻，小说中的君实则是这一隐喻的承载人物。君实所处的上海社会是“迷乱矛盾的社会”，他因此萌生了中西调和的文化理想，具体的实践目标就是“创造”一个“中正健全”的理想伴侣。他想找一位混沌未凿、生长在不新不旧家庭中的女子来“创造”，因为现实中的女子要么旧传统思想过浓，要么“新到不知所云”。甚至外国女子也不是他的理想夫人，因为她们“没有中国民族性做背景，没有中国五千年文化做遗传”。最终，君实选择表妹娴娴作为理想夫人的改造对象，把娴娴由娇羞宁静、达观出世的传统女性，改造成了活泼好动，追求肉感刺激，热衷于政治生活的新女性。然而，由于改造后的娴娴有了自由观念、独立人格和政治热情，逸出了“中正健全”的限度，超出了君实所掌控的范围，让他感到极为不安。君实在中西、新旧文化交汇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文化观念上的彷徨苦闷和迷乱矛盾，因此试图“执中之道”以调和中西文化，从而“创造”理想的人物，但终归失败。君实的文化心态，流露出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在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焦虑和矛盾心理，象征着半殖民半封建中国陷入了进退失据的文化窘境。

　　“假洋鬼子”的三种类型及其价值评判，固然是时代精神的存照，但也为作家主观化的叙事立场和文化旨趣所操控。“假洋鬼子”应当受到读者的体谅尊重还是憎恶鄙视，多少取决于文本通过辩解、夸张、嘲讽等语言策略所形成的叙事效果。“假洋鬼子”是连接中西文明的“中间人物”，他们因本土经验与异国经验的双重塑造，形成了“文化间性”，这种“文化间性”不是整体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两种文化经“假洋鬼子”的体验、比较和挑拣所形成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物，其中还掺杂着受殖体验以及民族身份的违和感。半殖民半封建语境不可能造就成熟、健全的文化“中间物”，“假洋鬼子”的文化意义在于映照出中国“向西转”过程中的艰难、迟疑与歧途。

　　二、“假洋鬼子”形象的嬗变

　　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形象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列强殖民政策的调整、中国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和半殖民体验的变化，以及本土文化精神、民族意识与阶级观念的强化，“假洋鬼子”的构型亦有所改变，生发出由“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到“新旧彷徨的启蒙先锋”、“身份犹疑的留日学生”，再到“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的形象变迁。

　　(一)“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

　　这是文学中“假洋鬼子”的最初构型，为清末维新知识分子所提供，梁启超、吴趼人、李伯元等新小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以嘲弄的态度对之进行了描画。“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拥有二重思想，装着两副面孔，随时转换。例如：在上海参加张园开花榜活动与参加“拒俄会议”的为同一拨洋派人士，“昨日个个都是冲冠怒发，战士军前话死生，今日个个都是酒落欢肠，美人帐下评歌舞”(《新中国未来记》)[20];“洋装元帅”魏榜贤骨子里对小脚存有淫念，却又堂而皇之发表女子不缠足能“保国强种”的宏义(《文明小史》)[21];谭味辛和王及源一向高谈革命和新学，但一听有利可图，马上转向，表示愿意写歌颂朝廷的书(《上海游骖录》)[22]。“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把西方观念推向歧途，又把旧文人的恶习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洋做派也好，革命、自由、平等的观念也罢，不过是欺世盗名的招牌，招牌底下露出的是传统的恶趣味，是小脚、鸦片、狎妓、发财，西洋文明观念经他们生吞活剥，竟成了寻欢作乐的“洋”借口。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23]，“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24]。

　　(二)“新旧彷徨的启蒙先锋”和“身份犹疑的留学生”

　　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观念狂飙突进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抒情的年代。此时期，“假洋鬼子”的构型更多属于知识分子的“夫子自道”。五四新文学家从“新旧彷徨的启蒙先锋”和“身份犹疑的留学生”两个维度来构设“假洋鬼子”形象，由此袒露了留洋经历带来的观念重塑与身份困扰，以及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苦恼。鲁迅擅长书写“新旧彷徨的启蒙先锋”,其具体特性可参见前文“悲剧型假洋鬼子”的相关阐述。创造社的作家则集体性地聚焦于“身份犹疑的留日学生”，他们自觉“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25]，亲身体验过日本人的种族歧视。郑伯奇在小说《最初之课》中详细书写了日本人对中国、中国留学生极度歧视的殖民心态。然而，他们回国后又面临西洋留学生对“小小的个东洋留学生”[26]的轻视，欧化的上海社会也对他们的日本经验构成了威压，他们一时难以适应上海洋场，找不到家国感。郭沫若感觉回到上海“等于是到了外国”[27]，郁达夫在上海自我感觉是“一个无祖国无故乡的游民”[28]。他们“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29]。由此，创造社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陷入了惶惑。郭沫若笔下的“假洋鬼子”倾向于以乔装来掩饰真实民族身份，认同感游离在日本、西洋和中国社会之间。陶晶孙的小说《到上海去谋事》的叙事者存在身份的犹疑，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中国人“我”竟感叹被中国“同化”了，在欧化摩登的上海找不到位置，失望于中国的教育，宁可返回日本“做研究”。

　　(三)“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

　　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多为“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挟洋自重的“假洋鬼子”盲目崇拜西洋文明，以留学身份为傲，把留洋经历看作稀有、高贵的资本，以此自居众华人之上。《文博士》中的文博士认为洋博士就是当代的状元，因此，地位、事业，理应给他留着，就是富家的女儿也应当连人带财双手奉送过来。他们刻意在仿洋身份上做文章，借整套洋行头来虚张声势，维持自我身份与价值的特殊性。文博士以及《结婚》中的黄美洲、《日出》中的张乔治、《东西》中的郝凤鸣，与《牺牲》中的毛博士一样，刻意“‘全份武装’的穿着洋服”[30]，显摆自己的洋绅士派头。他们回国后对西洋身份的刻意模仿与保留，显然是洋奴意识作祟。惟洋是崇，故对中国的一切产生憎恨与厌弃。毛博士自感“为中国当个国民是非常冤屈的事”[31];黄美洲觉得“中国人永远搞不好”[32];文博士认为中国是“一个瞎了眼的国家，一个不识好歹的社会”[33]。“挟洋自重”所重的是个人的利益和脸面，自重转向自私，个人欲望膨胀。在阐释个人欲望的正当性时，留洋身份是当然的借口，他们认为“有妻小，有包车，有摆着沙发的客厅，有必须吃六角钱一杯冰激凌的友人……这些凑在一块才稍微像个西洋留学生”[34]。而实现欲望的手段则为市侩哲学那一套。黄美洲的把戏是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文博士投机钻营，不择手段“打进”中国的权势社会;《牛老爷的痰盂》中牛老爷弄权耍威风，以“中国书而西式装订”[35]的面目应对新旧人物;《猫城记》里那群“青年学者”，制造一些莫名其妙的“主义”、“党派”，以此欺骗老百姓。“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兼有洋奴意识与市侩嘴脸，他们“爱挂洋气”[36]，无根底，但已不像清末“假洋鬼子”能引起民众对新文明的惊诧感，也不像“五四”的“假洋鬼子”有着思想启蒙的使命感。他们更像是西洋的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的封建特权观念共同孕育的文化怪胎，双方的可取之处全没继承，身处中国却想过西洋生活，利用西洋留学经历的残余价值，“打进”半新半旧的中国社会(如文博士、牛博士)，混迹于邪恶淫荡的洋场社会(如黄美洲、张乔治)，做乱世奸雄(如郝凤鸣、“青年学者”)。

　　“假洋鬼子”形象的嬗变，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列强的殖民行径与中国的受殖体验在变化，这影响了“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

　　晚清时期，殖民帝国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其所作所为带有早期殖民主义的特征——残暴、野蛮、血腥，让中国人产生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中国人在挨打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比中国更‘文明’”的观念，并以学习西方作为“自强保种”的不二选择。暴力殖民的行为，既推动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潮流，也激发了仇洋排外的民族情绪。洋人可恨，近洋的“假洋鬼子”便被当作“里通外国”的人，成了仇洋心理的发泄对象，因此通常被塑造成士林败类。

　　民国之后，列强的殖民政策减少了暴力的成分，殖民势力以“文明使命”相标榜，以都市景观、现代工业、商业贸易、文化传播的形式而存在，并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认知：在华的西方势力有助于建设更好的中国，其所作所为属于“良性殖民主义”。上海、天津各国租界的外国人士都曾这样宣称。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近洋、西化就等同于现代化，“假洋鬼子”也因此成了“新人”，成了改变旧中国的先行者。五四时期，这种观念更是达到了顶峰。于是就出现了《两夜巢》中的“发种种的少年”、《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之类的“假洋鬼子”形象。

　　到了1930年代，日本侵华带来了新的民族危机，民族意识高涨，同时，国内的政党、阶级斗争进一步加剧，无产阶级观念广泛传播，国民政府开始倡导传统文化，强化民族认同。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欧化、奢靡、享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成了众矢之的，消费娱乐和生活趣味的西化成了一种可疑的品性。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因而具有资产阶级的特性，他们因留学经历而获得的“洋”习性、“洋”观念在叙事中被负面化处理。黄美洲、郝凤鸣、毛博士、文博士等借以傲人的留洋身份和西洋派头，都被世俗化、功利化，“化为济私助焰之具”[37]，他们最终成了洋派的市侩。

　　其次，半殖民中国的“西化”程度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观念立场，进而影响到“假洋鬼子”的构型。

　　在晚清时期，“西方”像一头暴虐的野兽突然闯入中国，怀抱“自强保种”观念的知识分子来不及弄明白西洋文明的真谛，就在挫折与自强的焦虑中呼吁西化。梁启超后来坦言：“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样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38]早期中国留学生以为“中国仅仅模仿其形式，即可享用其实际”，尤其是留日学生，“大多数仅只滞留一二年，获得新思想些许皮毛，即回至中国大唱改革中国之论，辄自信以其肤浅学识即可致中国于郅治，仅一反掌之劳耳”，“是以理想虽高，热忱虽笃，而终无裨于实际也”[39]。这就使得最初效仿西洋文明的知识分子难免遭人诟病。同时，在中西文明相遇的最初阶段，观念的两极分化和激烈争锋在所难免，这就出现了吴趼人所说的情形：“顽固之伧，以新学为离经叛道;而略解西学皮毛之辈，又动辄诋毁中国常经。”[40]在清末，西风东渐已具不可阻挡之势，而传统文化的根基尚未撼动。因此，洋派知识分子需要穿梭、应对两种文明，就如上海买办的装束，中西混搭，“上半截‘洋体’是为应付大班的”，“那下半截却深深埋在国粹里”[41]。“假洋鬼子”脚踏中西两只船的文化态度，使得清末改良派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讥讽左右开弓，既嘲笑“假洋鬼子”西学不精而崇洋媚外，又批判其不谙国粹却集下流文人的坏毛病于一身。

　　到了五四时期，面对西方文明，“令人担忧的当然就不再是‘以夷变夏’，而是能不能真正地‘以夷变夏’;如果说此前对‘假洋鬼子’的抨击是站在‘大中华’的立场的话，那么如今对‘假洋鬼子’的批判，就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以‘真洋鬼子’为榜样。”[42]五四知识分子在观念上认定“西化”为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故而有时把“假洋鬼子”塑造成启蒙者的形象。但是，由于西化观念与民族文化身份的冲突问题未能真正获得有效解决，“假洋鬼子”因此不免陷入“新旧彷徨”、“身份犹疑”的文化纠缠中，承受思想启蒙的焦虑和文化身份的苦恼，同时亦享受了文化先锋的荣光。

　　1930年代则是反思五四观念和西方文明的年代，也是复兴民族传统的年代。在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立场无论偏向“西方”还是“中国”，都对“酱缸文化”极为不满，“假洋鬼子”因此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的双重指责。从“西方”立场来看，毛博士、文博士、张乔治、黄美洲等洋派人物仅得“洋”皮毛，未得“洋”精神。如毛博士常把“美国精神”挂在嘴边，然而，他的“美国精神”不过是“家里必须有澡盆，出门必坐汽车，到处有电影院，男人都有女朋友……”，他只对金钱、洋服、女人、结婚、美国电影感兴趣。甚至他们的“洋”光环也被作者消解，如黄美洲“博士”并没有留过学，方鸿渐的博士学位是从骗子手里买的，许地山《三博士》中的甄辅仁博士名头纯属子虚乌有。从“中国”立场来看，三四十年代的“假洋鬼子”都崇拜西洋文明，以中国人身份为耻，认为中国人愚蠢、肮脏、野蛮。这类“假洋鬼子”的民族文化身份不明，正如黄美洲的名字，原名黄承祖，化名黄美洲，然而，他既未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未了解美洲文化的真谛。因此，三四十年代的“假洋鬼子”必然会遭到来自“西方”立场和“中国”立场的双重指控。

　　最后，“假洋鬼子”构型的演进，还在于围绕“假洋鬼子”的人物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他者”视野与自叙色彩的“假洋鬼子”形象存在较大反差。在清末小说中对“假洋鬼子”进行观察、评判的是维新人士。担任观察、评判功能的维新知识分子被塑造成知识和道德的楷模，他们不仅深明民族大义，富有道德操守，而且国学功底深厚，喜好新学知识。在维新知识分子的打量和映衬下，以留学生、革命志士为主的“假洋鬼子”就显得鄙俗不堪。民国之后，中国社会步入“假洋鬼子”参与缔造的时代，时代话语的操纵权也转到了昔日的“假洋鬼子”手中。曾长期留学海外、深度浸染东洋或西洋文明的新文学家，回头审视辛亥革命前后“假洋鬼子”的“行状”，自是另一番风貌和旨趣。在五四文学中，围绕“假洋鬼子”所设置的人物关系，不再是维新知识分子对“假洋鬼子”的评头论足，而是“假洋鬼子”与庸众、殖民特权、种族歧视的对峙;作品的话语价值体系也不再归于道德和知识，而是归于思想启蒙、文化身份和反殖民意识。到了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已历经现代文明的深度洗礼，老舍、曹禺、师陀等作家或立足于现代精神来打量“假洋鬼子”，如《文博士》中的唐振华、《牺牲》中的“我”，都被用来衬托“假洋鬼子”的形象;或以被虎狼社会、奢靡都市所吞噬的悲剧人物来打量“假洋鬼子”，如《日出》中的陈白露、《结婚》中的胡去恶是旁观和评述张乔治、黄美洲的人物。在三四十年代，“假洋鬼子”被看作罪恶、浮华、势利社会的一部分。

　　由于时代语境、作家立场和人物关系的变更，“假洋鬼子”在不同时期就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形象价值，承载着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殖民文化的追慕或祛魅观念。“假洋鬼子”形象的演进轨迹，与半殖民中国对待西方文明、殖民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关联，是透视半殖民中国文化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和深层症结的重要窗口。

　　三、“假洋鬼子”构型的文学史价值

　　说到底，“假洋鬼子”是一种文化身份，是在半殖民语境下由中西文化共同建构的一种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在文学中具有多重意指和功能。作为身体身份，它具有革命和启蒙的效应;从民族身份角度来看，它涉及文化认同问题;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它成为“打进”半殖民中国权势圈的一种资本。经由对身体身份、民族身份和社会身份的深度书写，“假洋鬼子”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构型独特、蕴含丰厚的重要形象。

　　(一)“假洋鬼子”的辫子与“舒愤懑”的启蒙

　　“假洋鬼子”的构型绕不开身体政治。“假洋鬼子”的身体经过了西洋、东洋文明的重塑，就如《阿Q正传》中的钱少爷，从日本留学回来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假洋鬼子”身体的重塑，既是“以夷变夏”的文化革新局面的一部分，也参与了革命、种族等政治话语的建构。在“辫子”问题上，“假洋鬼子”的身体话语功能得到了深刻的表现。可以随时戴上、拔下的假辫子，是近代“假洋鬼子”形象最突显的外在标识。正如歇后语所言：“假洋鬼子的辫子——装上容易，拔下来也不难。”辫子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小事，它的变迁是一部“血史”。满清政权强迫汉人剃发留辫，“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辫子提醒着“满汉的界限”，[43]是“羞耻与归顺”[44]的身体烙印。因而，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近代革命，把剪辫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体标识。尽管发式的改变属于近代革命的一部分，但最终并没有返归汉族的传统发式，而是以西方的现代发式来置换满清发式。如此，剪辫在半殖民中国除了关联着革命造反，也意味着归顺西方的身体话语，从而成为现代中国启蒙观念的一部分。

　　在清末小说中，辫子的文化喻意并非指向“满汉的界限”，而是指向“华洋之别”，是中外民族身份的确证，也是鉴别新旧人物的身体符号。在《文明小史》中，潜心研习西学的王济川去民权学社，“只见那些学生，一色的西装，没一个有辫子的”，在区隔于社会大环境的新式“学社”空间，他拖着辫子穿着长衫的“常态”身体反而显得怪异可笑，让他“自惭形秽!”[45]。第二次去，王济川就换上了以前在洋学堂穿的操衣，把辫子藏在帽子里。洋学问与短发、洋装的搭配，是文化新人的典型形象。然而，短发、洋装的新派人物，常常给人以民族身份的错觉，被当作“外国人”，从而成为需要加以警惕和排斥的人物。为了摆脱被排斥、被拒绝的窘境，新派人物有时不得不戴上假辫子，归返“中国身份”。既维新又惧洋的社会语境，逼迫文化新人时常展现“假洋鬼子”的两副面孔。头发样式具有新旧文化、中外身份的转换功能，“假洋鬼子”的辫子也因此衍生出诸多意指，反映了半殖民中国被动“向西转”的过程中，难以纾解“以夷变夏”所带来的不安。社会改良派既欲推动社会西化，又对身体西化充满疑虑，害怕“‘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46]，想以身体和国粹作为民族身份的最后防线。辫子作为中国身体的喻指，就成了民族意识、国粹思想和西化观念交锋的特殊载体，也让文化新人频频经受来自各方面的诘难。

　　到了五四时期，已成为历史的剪辫与假辫问题，又被启蒙观念重新照亮。对于曾留学东洋、西洋的知识精英而言，亲历的辫子事件不仅涉及排满与民族认同问题，还关乎种族歧视、民族尊严、思想革命等身体政治问题。对之，他们在留学与回国之后都曾深有体验。于是，“假洋鬼子”的辫子化为作家笔下的启蒙意象。同时，选择发辫作为启蒙意象，还因为“头发是‘身’中唯一的可以以部分而象征‘身’整体的‘喻体’，也因此，身体政治常常以头发为中心”[47]。对辫子的启蒙意蕴开掘最深的是鲁迅。鲁迅的启蒙立场与“假洋鬼子”的辫子之间，有着隐秘的内在关联。《藤野先生》开头两段对清国留学生的描绘，憎恶之感溢于言表，这憎恶首先缘于“辫子”。清国留学生把辫子盘在头上加以掩饰的折中做法——既顺应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身体规训，又掩饰自己的中国身份——属于典型的“假洋鬼子”的心态和行为，鲁迅对之给予了辛辣的嘲讽。这些清国留学生特指“速成班”的学生。他们不大读书，热衷于赏樱花、学跳舞，把洋娱乐当“时事”来精通。鲁迅勾勒出的清国留学生形象，与清末小说中的喜剧式的“假洋鬼子”形象遥相呼应。

　　鲁迅自己也曾被民众骂作“假洋鬼子”，同样是缘于辫子的有无和真假，故他多次写到“辫子”问题，坦言深受“无辫之灾”，并说：“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48]《头发的故事》就是一篇以“辫子”的真假和去留为题材的自叙传小说，抒写了鲁迅“所受的无辫之灾”与启蒙者的悲哀。《头发的故事》既满足了曾戴假辫的鲁迅“舒愤懑”的需要，又借“头发的故事”表达了启蒙知识分子与“庸众”、学生的关系，由此吐露了半殖民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的屈辱与荣光、抗争与犹疑。剪掉辫子的N先生回到家乡，无论戴不戴假辫子，不管穿洋装还是大衫，都遭到乡人的讥讽嘲笑，被骂作“假洋鬼子”，于是手里添了一支手杖，拼命打了几回路人后，他们才“渐渐的不骂了”。以西洋文明棍敲打路人这件事让N先生感到“悲哀”，因为洋人/殖民者也是这样对待中国民众。可见，“假洋鬼子”与民众的关系，类似于洋人/殖民者与中国民众的关系——既是推动中国“向西转”的启蒙者，又为民众所敌视。“假洋鬼子”/启蒙者为此承受了不少的“冷笑恶骂”和猜疑排挤。N先生是有着二重思想的“假洋鬼子”，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自己剪辫子，把剪辫当作革命，又不同意学生剪辫子，却还要感叹“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绝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49]不过，由于N先生在独白中提到辛亥革命的流血牺牲，提到《革命军》作者邹容的抗争和就义，因此他的“假洋鬼子”形象就向革命与牺牲的历史意义靠拢，获得了言说的正义性。但是即使到了民初，“假洋鬼子”与民众仍然相互隔膜，曾被“假洋鬼子”用文明棍敲打的“庸众”，曾被“假洋鬼子”劝告不要剪辫子的学生，有多少人会记得“假洋鬼子”为变革社会所历经的艰辛、承受的屈辱和做出的牺牲呢?这正是“假洋鬼子”的悲哀，也是他们的愤懑所在。

　　不过，以“假洋鬼子”的名义倡导启蒙，似乎难以理直气壮。“启蒙在很大程度上被符号化为反封建和拥护西方的代名词”[50]，“假洋鬼子”在半殖民中国想要扮演启蒙者的角色，就有可能落下“里通外国”的骂名。启蒙者的“假洋鬼子”身份，影响了其话语的合法性，难以获得底层民众的广泛认可，这也是“革命压倒启蒙”的一个原因。正因为“身份”的顾忌与局限，围绕“假洋鬼子”构设的启蒙话语，不得不选择“辫子”作为切入角度，将故事时间定在清末民初。这就造成了“假洋鬼子”的启蒙叙事不是直面当下，而是指向“苦于不能全忘却”的过去(《<呐喊>自序》)。在五四时期，西方文明被新式知识分子奉为进步、优势文明，反封建、反传统的观念极为盛行，这就使得大家更多关注传统之“恶”，较少关注西方殖民之“恶”，这有利于“假洋鬼子”此时期以正面形象出场。实际上，“假洋鬼子”唯有在五四时期，在“辫子”的叙述中，才敢“舒愤懑”，才以文化变革先锋自居，主动呈现自我的精神塑像。

　　(二)乔装与“假洋鬼子”的民族身份认同

　　“假洋鬼子”是一种乔装、错位的文化身份，是对西洋文明具有象征意义的臣服。乔装主要借助于洋装。作为半殖民中国的国民，以洋装来修饰民族性的身体，并不能让知识分子感到心安理得，服装与民族身份的关系，有可能把知识分子带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话语纠缠中。在小说《东野先生》中，曾留学日本的东野就对模仿西洋的服装与礼仪进行质疑，认为中国人学外国人穿洋装，“便是自己在精神上屈服了人家，这还成一个民族吗?”[51]

　　乔装缘于对自我真实身份的不自信。因民族身份不被尊重，同时又不愿遭受异族歧视，于是便乔装、借用洋人身份来规避难堪的境遇。这在留日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乔装涉及服装、语言和国族。乔装日本人或西洋人，自然属于“假洋鬼子”的行为和心态。乔装的“假洋鬼子”内心是分裂的，有着自我羞耻感。同时，乔装并不能真正摆脱殖民主义制造的羞辱，反而加剧了他们的民族自卑自贱感，强化了对西洋权势和被洋人“凝视”的愚昧同胞的反感。在被“凝视”中，留日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受到伤害，转而把怨恨投射到同胞身上，以缓解“受连累”而生的屈辱感，并对国民性格、中国社会进行指控，从而构成了半殖民中国特有的启蒙观念文本。郁达夫的《两夜巢》[52]以漫画的笔调叙述了三个留日学生接待华人代表团的情形。三个留日学生的称谓、服装、语言、体貌都被赋予了文化身份的喻指。“发种种的少年”戴着金丝眼镜，“外貌竟被外国人同化得一丝不剩”，但他自认有一颗中国“丹心”。“乳白色的半开化人”外语流利，外国事情懂得多。“乳白色”指面肤偏白，与“半开化的文明人”的文化属性相结合，仿西洋人的面相不言而喻。同为留学生，“阳明崇拜者”则以小丑的面目出现在小说中，让两位充分洋化的同学感到耻辱，因为他的容貌举止和言语“无一不带有中国人的气味”。由于中国身份在日本受歧视，两位留学生便以“中国人的气味”为耻。在两位“仿洋”的留学生眼中，同胞们的王阳明风度、中国衣服、中国书画、蹩脚外语等，一概是劣等民族的表征，并将其上升到了民族耻辱的层面。去除民族耻辱的办法，则是从容貌、服装到语言、性格全面抹除民族身份表征，变得像“外国人”。而“同化”恰恰是殖民化的重要策略，被异族同化之后，“民族”的差异性表征其实已经被掏空。爱国、民族自卑、国民性批判、沾沾自喜于“仿洋”身份等混杂在一起，构成了留日学生的精神写照，但因他们立于俯视、嘲讽(启蒙)国人的叙述位置以及满溢的自怜自哀的国族抒情，便成了被同情、肯定的人物形象，其“假洋鬼子”属性显得隐晦且难以义正辞严地加以指责。

　　学日本最终是为了“学到象欧洲”[53]，这就注定留日知识分子的“假洋鬼子”身份带有次等的、二次模仿的色彩，郁积了更多的心酸与惶惑。郭沫若《月蚀》[54]中的“我”穿西装冒充日本人的策略折射了这种尴尬境遇。在郭沫若的创作中，“假洋鬼子”既包含中国、日本、西洋身份的混杂、错位，也包含自我身份认同在中外之间的彷徨、迷乱。在郭沫若的“身边小说”中，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主人公的服饰常常被刻意指明，不仅用来确证文化身份，而且被视为西洋、日本、中国之间权力与尊严较量的符号。

　　郭沫若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两套服装，一套是日本帝大的学生制服，另一套是西装。服装不是与身份无关的装饰物，“身体政治的潜规则，服装(身体的遮蔽和敞开)不仅仅作为私人形式，更重要的是作为公共政治场域而存在的，它是一种政治技术工具，是政治意义相互斗争和争夺的场所，它生产政治权利关系，又被政治权利关系生产”[55]。服装的政治表意，在郭沫若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服装与民族身份的冲突。日本帝大的学生装总是关联着被低估、被歧视、被侮辱的主体。身穿日本学生装的郭沫若，与现实中国难以相互安放。回国后他仍然穿着十多年前的学生装，包含不想与一般国人相混同，以之标明身份界线的意图，并以留日身份向西洋挑战。旧学生装以落魄的、边缘的、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姿态，提醒着与殖民西方的界线。《亭子间中的文士》[56]对爱牟的学生装有着细致的描绘，旧学生装延续、铭刻了爱牟的留日身份，进而与西洋发生现实对话，其中混合着对西洋人的艳羡与怨恨，并以“昔年豪贵信陵君，今日耕种信陵坟”来释怀。当学生装指向日本身份，并执行国民性批判时，服装的身份标识与自我怨恨的民族意识之间就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隙。诗歌《沪杭车中》对吃喝玩乐的同胞进行批判，虚假的日本人身份与真实的中国人身份在批判中达成了视界融合[57]。日本帝大的制服让日本人把“我”误认作同胞，服装背叛了“我”的民族身份，而真实的民族身份反而遭到了服装的嘲弄。

　　西装的乔装功能所引发的文化身份问题更为复杂。当西装在跨国际、跨种族、跨文化的交际中使用，并用来乔装异邦民族身份时，西装就具有为“假洋鬼子”塑形的符号功能。西装在郭沫若的作品中具有隐匿自我民族身份、乔装异邦民族身份的功用。《月蚀》中的“我”穿西装“假充东洋人”。然而，西装的乔装功能并不能缓解民族身份的焦虑，“‘躲’在服饰中的‘双重生活’”[58]反而把留日知识分子变成了“二重人格的生活者”[59]。集中表现以西装掩饰民族身份的作品是“身边小说”《行路难》。在小说中，西装是爱牟与日本社会交往的身份装置，他想以西装来解除身份的卑怯感，却因与真实身份冲突而被嘲弄。由于自身的民族身份、经济状况与漂亮西装并不相称，故容易露马脚。西装在小说中出现多次，第一次是爱牟想以西装身份与日本房东进行平等交流，却因破草帽暴露了西装的故作声势而自取其辱。第二次是去租房，爱牟身穿西装去一处豪华宅院求租，庭院的炫目陈设和日本房主的上流社会气度给了他很大的心理压力，即使身着西装亦难以完全抵御，不得已而假冒对方民族，假造“桑木海藏”这个签名来抹除身份的压力。爱牟自我尊严的维持，依靠的是西装身份，一旦西装与真实民族身份的关系被拆穿，他就倍感受辱并生出民族主义的怨恨。尽管如此，爱牟仍然执意维系西装与阶层身份的联系，当日本工人向他推荐一处简陋的小房子时，爱牟觉得他未免太瞧不起自己：“啊，你没有看见我身上穿的这一套西装吗?”[60]这时，西装成了自我肯定的符号和阶层边界的标识。第三次，西装以不在场的方式维持爱牟的尊严。在日本再一次迁居时，爱牟没有穿西装而坐的是豪华车厢，感受到了日本有钱夫妇对他的不屑。因西装并不在场，不能抵挡对方加诸其身的凌辱眼光，爱牟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身份弱势，于是拿出一本德文剧本轻声念起来。由衣装的社会身份较量转向西洋语言和知识的较劲，同样借助了异族的媒介符号，仍然是“假洋鬼子”心态的体现。

　　“服装作为物化的人与场合的主要坐标，成为文化范畴及其关系的复杂图式”。[61]一般情况下，服装与场合互相协调，共同构设人的主体形象。“假洋鬼子”显然背离了这一规则，服装、人、场合相互犯冲，民族意识、受殖体验、反殖观念、国民性批判与文化身份等形成了交混、倒错的关系，呈现出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特有的生命体认。

　　(三)半殖民中国的权势结构与复制西洋时光的“假洋鬼子”

　　半殖民中国有着特殊的权势阶层结构，这就是鲁迅所批判的：“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62]。半殖民中国的权势阶层结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差异结构，上流社会多崇尚西洋文化，模仿洋人的生活样态，普通民众则照旧过着“中国式”的生活。身处这种社会结构中，老派的“假洋鬼子”把自己的“中间物”特性变成一种世俗生存的优势，以两副面孔应对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63]。老舍对“假洋鬼子”的这种生存哲学有着深透的表现，他笔下的牛博士，即牛老爷，少年中过秀才，二十八岁在美得过博士，通吃新旧人士，因为“平常人，懂得老事儿的，不懂得新事儿;懂得新事儿的，又不懂得老事儿”[64]。牛老爷床头的“西式装订”的中国书，是他的文化性格和生存谋略的写照，与人交流时，“客人要是老派的呢，他便谈洋书;反之，客人要是摩登的呢，他便谈旧学问;他这本西装的中书，几乎是本天书，包罗万象，而随时变化”[65]。这类老于世故的“假洋鬼子”既无二重人格的痛苦，也不承受文化身份所带来的焦虑，更无意于推进西洋文明的“在地化”。

　　在半殖民中国的阶层权势结构中，也有执着于“仿洋”身份的“假洋鬼子”。他们渴望利用自己的文化身份来分享殖民帝国和洋人主子的特权和荣耀，因而固守自己的“仿洋”身份，以“准洋人”自居。不过，他们的“仿洋”身份全赖“洋”皮相来支撑。曹禺《日出》中的张乔治，以外国话比中国话讲得更顺溜而自傲，生活也极其欧化，他的“洋服最低限度要在香港做”，甚至动作都要模仿好莱坞明星的样子。老舍《文博士》中的文博士有一套从美国贩运过来的洋服和规矩。师陀《结婚》中的黄美洲，无论如何落魄潦倒，一身英国料子的西装必然烫得笔挺，把自己打扮成十足的英国派绅士的模样。

　　由此可以见出，刻意“仿洋”的“假洋鬼子”是一种空间错位的主体存在。由于其“洋”是在留学经历中习得的西洋做派和生活观念。回国后，他们的洋习性、洋做派、洋享乐便失去可依托的特定语境。而且，他们并未揣摩到西洋文明的精髓，无法凭借真才实学在社会立足，如果放弃仅有的洋习性、洋做派，则失去了主体价值的特殊性。而主体的特殊性，正是这些“假洋鬼子”借以傲世、混世的资本，或自我认同的根基。所以《牺牲》中的毛博士顶讲究“美国规矩”，他的穿洋装，“好像是为谁许下了愿，发誓洋装三年似的”，把“‘全份武装’的穿着洋服”当作“一种责任，一种宗教上的律条”[66]。“假洋鬼子”为了强化自我的优越感，维持自身社会价值的稀缺性和特殊性，便把“身在”的中国社会与“曾在”的西洋社会的差异加以戏剧化，以遥远的美国、英国大都会的社会生活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社会。他们曾经在美国、英国混过文凭，便以这段时光为依据，向中国社会索取回报，同时偏执地在中国怀想、复制自己的西洋时光。

　　“假洋鬼子”热衷复制西洋时光，多少与中国半殖民地境遇的怂恿有关。“现代殖民主义之所以大获全胜，主要不是倚靠船坚炮利和科技卓越，而是殖民者有能力创造出与传统秩序截然两样的世俗等级制度。这些等级制度为很多人(尤其是那些于传统秩序中被剥削被排斥的人)敞开新天地。”[67]对于“假洋鬼子”来说，他们不是被这种等级制度的“公义平等”所吸引，而是利用留洋、仿洋的社会身份向半殖民中国的权势中心投诚，像文博士那样“打进”中国社会。“假洋鬼子”实际上成了殖民主义的响应者。殖民主义在建构西方文化霸权的过程中，“把现代西方这个概念，由一个地理及时空上的实体，一般化为一个心理层次上的分类”，让“西方变得无处不在，既在西方之内亦在西方之外，它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亦徘徊在思维之内”[68]。“假洋鬼子”对西洋时光的刻板复制，助推了西方霸权在中国社会之内的扩张进程，同时，他们也以西洋时光的复制作为资本，借此挤入半殖民中国权势结构的中心圈。

　　无论借辫子问题进行启蒙，还是以乔装来维持自尊，或者以复制西洋时光来“打进”权势社会，文学中所书写的“假洋鬼子”，都与中国传统社会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他们的文化性格和生命世界是撕裂的，与自我撕扯，与庸众撕扯，与种族偏见撕扯，或者与文化空间的错位撕扯，在撕扯中，半殖民文化所带给生命的沉重感得到了深度透视，“假洋鬼子”形象也因此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特异的面影，成了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典型形象。

　　就文学史研究的推动来说，“假洋鬼子”形象也有其特殊的价值。对之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成色与艺术力量的认识。过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多纠缠于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不够关注中与西在文化主体内的碰撞情形。实际上，“新”、“现代”很大程度上就等于“西化”、“洋化”。推动“西化”、“洋化”的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身份、民族认同、启蒙动因、生存状态等问题如果得不到细致的剖析，关于文学史风貌与发展的解读，自然有其局限性。“假洋鬼子”的文化间性以及与半殖民中国的伴生关系，为理解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西化”、“洋化”问题提供了特殊的借镜，映照出新文化和现代进程中如影相随的半殖民地面影。

　　四、“假洋鬼子”构型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假洋鬼子”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国文化人格的典型形态。通过探究“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现代作家的文化身份和和现代文学的启蒙机制，而且能够直触半殖民中国的文化境遇和民族心态，映照出中国“向西转”过程中的彷徨心态、精神阵痛和文化病症，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镜。

　　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化而言，“假洋鬼子”形象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是不足取的，它可能粗暴武断地把近洋、西化的知识精英冠以“假洋鬼子”、“资产阶级”、“汉奸”等恶名，从而阻碍中西文化的交流会通。

　　在半殖民境遇下，现代中国既臣服于欧美对“文明”、“现代”、“进步”的定义，又对东西洋文明的扩张充满疑惧，因此在模仿(或对抗)殖民帝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陷入了“自我的迷失与重拾”的怪圈，以致现代中国的文化意愿一直徘徊在本土与世界、民族化与西化之间。[69]调和中西文明再造新文明的意愿，为半殖民境遇和民族主义所干扰。“‘东方’型民族主义意味着从文化上‘重新武装’这个民族，要改造它的文化。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异族文化，因为这样民族将会失去自己的特性”。[70]中国文明再造过程因现代、殖民与民族主义的复杂纠缠，必然夹杂着对东西洋权势的怨愤，而近洋、仿洋的“假洋鬼子”则成了怨愤的发泄对象。西洋文明强行进入中国后滋生出的“二重思想”与现代浮华也让人们惴惴不安，这种不安被归罪于“假洋鬼子”。正如鲁迅所写道：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71]

　　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名义，把西化的知识精英扣上“假洋鬼子”、“二毛子”、“卖国贼”、“异端”、“洋奴”等帽子，无助于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它只是借民族情绪把问题重新封闭起来，以民族主义的坚硬外壳来为民族国家的柔弱、失败而辩解，而文化变革者成了全民公敌。

　　实际上，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仿洋”、“崇西”的“假洋鬼子”恰恰扮演了文化先锋的角色。尽管“假洋鬼子”有时代的局限，甚至可能是中西文化泡沫孕生的怪胎，以至于把文化引向歧途。然而，像阿Q那样对“假洋鬼子”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只能导致本土文化的封闭停滞，以致重返国粹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怀抱。因此，社会上应对这类显得有些“出格”，并且也不甚稳健周全的文化先锋持理解宽容的态度。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的重建更应当有容纳、消化异域文化的博大胸襟，在中西会通中建构民族国家文化。

　　“假洋鬼子”在装扮、举止、语言、消费、观念等层面的“洋化”，比一般人来得更彻底、更扎眼、更乖张，也就更容易成为排外仇洋、恋旧崇祖观念的发泄对象，并被当作“非我族类”的第三种人加以排斥。这正如老舍小说《牺牲》对毛博士的描绘：“不像中国人，也不像外国人。他好像是没有根儿。”[72]身份的跨界和模棱两可，将带来身份认同的困扰，因为“身份认同建立在共同的起源或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这些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或和一个理念，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73]“假洋鬼子”尽管与一般国人有着共同的起源，但部分背离了“共享的特点”和“固定的”特征。但这不应成为民族主义者激烈攻击的借口，因为民族文化的特性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永远处于建构中。在今天，我们对于异族后裔、外侨、混血儿等有着多重文化身份的群体，同样应持宽容理解的态度，如此，中国的民族文化才能走向多元共生。

　　其二，身份彷徨、二重人格、民族自卑的“假洋鬼子”及其文化后裔，难以完成文化重建的使命。当今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明时，应有强健宽博的胸怀，以去除“弱国子民”、“盲目崇洋”的历史遗留心态。

　　一方面，“假洋鬼子”的文化姿态和行为范式，显然不是文化发展的正途;另一方面，在半殖民中国的社会语境下，文化的发展不可能直接抵达正途，它不可避免在茫然、躁动中迂回而进。在迂回而进中，“假洋鬼子”作为中西、新旧的“中间物”，无论其助推了文化的变革还是把文化领向了歧途，都为当代文化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中国当代文化战略的选择，首先应考虑中国人不被“从‘世界人’中挤出”[74]，再来谈民族传统的弘扬问题。想要真正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文化自信，而“假洋鬼子”最大的性格弱点就是缺乏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如何消解“假洋鬼子”心态，正确处理中外文化关系，鲁迅的看法发人深思：“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75]半殖民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发展可作如是观：过去是如此，当下亦复如是。

　　其三，文化的借鉴是一个系统工程，肢解西方文明、只重物质而弃绝精神的“假洋鬼子”做法，很容易激发传统之恶，造成“东壁打到西壁”的文化混乱局面。

　　梁启超认为，“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76]虽然文明、文化的形质与精神并不能完全剥离，但精神确实是文明和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最难变更的。一味模仿洋做派，追求洋享乐，或以洋招牌混世的“假洋鬼子”，显然没有领悟西方文明的精髓。这类“假洋鬼子”并不去触动传统文化的深层痼疾，他们有时恰恰扮演着“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角色，就像《文明小史》中的冲天炮，“虽是维新到极处，却也守旧到极处。这是什么缘故呢?冲天炮维新的是表面，守旧的是内容”[77]。

　　只重西洋物质的“假洋鬼子”，很容易成为“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的人物，其结果是西洋观念被生吞活剥，在肤浅的意义上作为利己主义和放浪享乐的托词。为了“遂其私欲”，“假洋鬼子”一方面与资产阶级消费主义握手言欢，另一方面与封建特权思想结成同盟，中西合污，封资合流。而中西文化的精神价值由此大大折耗，并造成文化的混乱局面，助推了对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进行双重质疑的潮流，使得文化的发展“东壁打到西壁”。

　　割裂、肢解西方文明的做法，不仅存在于“假洋鬼子”的时代，也存在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曾为物质主义付出过代价，也为“精神至上”付出过代价。实际上，文化是一个整体，由内向外建构出生命主体和社会主体的秩序，不可偏废物质，更不能偏废精神。只有当文化的发展以塑造健全生命的为目的时，中西文化的会叙才会有方向感。当代文化的重建也应着眼于此。

　　结语

　　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形象，其“假”含义丰富，包含“模仿”、“乔装”、“伪冒”等内涵。“模仿”又可区分为对“洋鬼子”精神的模仿、表象的模仿、全盘模仿等情形。再加上殖民文化、封建文化的参与，“假洋鬼子”形象因此显得繁复多样。各个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假洋鬼子”形象旨趣各异，他者视野与自叙色彩的“假洋鬼子”形象存在较大反差。从价值类型来看，有悲剧型、喜剧型与悲喜混合型。从形象发展来看，先后出现“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新旧彷徨的启蒙先锋”、“身份犹疑的留日学生”、“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等类型。“假洋鬼子”书写在审美上有着类似的特征，那就是嘲讽风格，包括揭丑的嘲笑与心酸的自嘲。露丑的“假洋鬼子”是漫画风格的，自嘲的“假洋鬼子”则侧重精神细描。无论露丑还是自嘲的“假洋鬼子”，都是不为“常态”社会所接纳的人物，因此这类文本最终流露出生命的荒诞感以及对社会的绝望。不论是作为被嘲弄的对象还是作为自我精神的塑形，“假洋鬼子”都是时代的产物，隐含着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特殊的生命境遇与文化心理，映射出半殖民中国的现代文化建构必然充满曲折、争议和尴尬。

　　“假洋鬼子”形象为反思中国的现代进程、新式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民众的文化心态提供了特别路径。“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形，对于今天的文化发展也颇有借镜的意义。我们今天讨论“假洋鬼子”形象，最终是为了走出文化上的“假洋鬼子”时代。

      *作者：李永东，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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