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音乐学的跨越、深入与独立视野（杨曦帆）

2019-03-06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杨曦帆收藏

　　编者按：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年，我国文艺创作和评论继续繁荣发展。为回顾总结年度文艺发展状况，本刊约请多位文艺评论家从不同角度撰写了理论文章，展示文艺发展亮点、分析存在的问题、把握前沿趋势，将从本期开始陆续刊登。

　　内容摘要：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的发展中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从1978年开始招收首届音乐学研究生至今，现代音乐学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今天的音乐学正朝着跨学科、面向世界的多元文化方向和深入现实生活的应用方向继续发展，学科建设的愈发成熟预示着独立学术视野正在形成。“一带一路”“中国音乐理论话语”“音乐与文化认同”“中国音乐‘走出去’”等研究话题都使得音乐学逐步成长为能够在更为宽广学术平台上发挥影响的学科；2018年的音乐学研究，丰富了大众的音乐生活，推动了音乐事业的持续发展；作者站在历史的节点围绕音乐交出了一份关联社会、文化、传统、大众、舞台、生活等因素的真实答卷。历史的节点也是面向未来的起点，音乐学过去40年所获得的成绩，都将成为明天的航标。

　　关键词：2018年　音乐学　跨学科

　　2018年音乐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总体上看，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术研究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传统学术方法与前沿学术理论并行；音乐学作为音乐领域内与创作、表演并行的“三驾马车”，其“说音乐”“写音乐”“音乐的文化阐释”的能力不断提升。在过去的一年中，音乐学各个专业方向在以积极开放的姿态面对学术前沿和国外最新学术动态的同时不断磨砺“中国经验”。对来自西方的学术理念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并且更加自如地结合本土经验和传统文化予以解读和运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中国学术更好地走向世界。跨学科研究、方法论研究、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一带一路”研究、音乐教学研究、音乐民族志研究等方面都有较好的学术成果呈现，这些成果在促进音乐传播，加强大众对音乐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培养人的音乐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中国音乐学学术发展趋势

　　2018年，音乐学学术发展在跨学科、后现代、学理反思等观念层面继续推动着学术前沿向前发展。随着与海外学术界交流的不断加深，具有“新音乐学”特征的学术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引发了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在对方法论的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视角以探究音乐背后的意义，或者说是以探究音乐现象的文化意义为主要的学术取向。要全面了解一个作品，或者是某个乐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其流传的范围、时间等问题，单从作品本身是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必须要结合现代社会全球化、数字时代、新媒体等新领域带来的社会变化和突破传统模式的内在需求，充分考虑音乐家、观众、传播方式、传承方式、政策因素、传统观念、文化产业等环节。在这个层面上，音乐学或许能够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新的研究，或者是前沿研究的很大特点在于跨学科建构的新学术视野，跨学科正在成为音乐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学术有效性被越来越多学者认同。将音乐学研究与社会科学、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融合互通，成为新的学术研究思路和视角，这些新视角有力地扩大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一些以“学术前沿”命名的会议也颇有新意。如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前沿•探索——文化艺术论坛系列学术讲座”，会议议题包括“作为科学的艺术：新媒体艺术和音乐研究”“认知音乐学的基础方法和概念”“当今热门研究：结构构建，音乐与情感，音乐神经美学”等；单就标题来看，就已经突破了传统音乐学的研究策略与视域；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学术视野之“新”来自于跨学科的交流与碰撞。在这个意义上，跨学科互动交流被越来越多学者积极尝试，不少院校组织举办了跨学科会议，继浙江音乐学院发起并举办了第一二届“长三角地区高校研究生圆桌论坛”之后，南京艺术学院于2018年召开了“第三届长三角地区高校研究生圆桌论坛”，来自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综合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学者和来自南京艺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等艺术院校的学者、研究生面对面对话，不同的学科视野在对话中引发新思维。

南京艺术学院“第三届长三角地区高校研究生圆桌论坛”

　　不少新方法、新观念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具体的学术研究，让一些传统学术话题获得更为丰富和全新的阐释视野，从而使得传统在当下获得生机，交叉学科研究是学术研究获得新视野的重要方法。如从文化记忆角度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新史学观念下口述史的作用，从古代社会经济、城市文化与音乐的互动关系角度的研究等，又如从现象学、阐释学角度对音乐发展历程的关注、对作品的解读；后现代生态文化理念对音乐教育的影响等，都使单一的音乐研究以开放的学术姿态步入人文平台。

　　这些学术发展趋势说明，音乐艺术的社会文化功能与意义有其特殊性，尽管音乐本体分析是音乐学的“立身之本”，但在具体研究中，如果仅限于音乐本体分析，就有可能遮蔽了对音乐意义的阐释，有碍于揭示音乐作品的历史、文化含义，也无法通过音乐角度更深入理解人性和社会。对音乐的理解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还须在建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求解。在这个层面上，新的学术研究观念与方法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为进一步解读音乐作品、音乐生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不应与实践相脱离。应用型研究是呼唤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将研究运用于实践之中，促进社会发展。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第六届应用民族音乐学（AE）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音乐、教育和社会融入（MESI）国际研讨会”，会议围绕“对文化可持续性方法的（批判性）反思”“应用民族音乐学和权力结构”“音乐医学与治疗”“以音乐教育实践和方法促进社会文化融合的全球视角”等话题展开，对于在音乐活动中的伦理、性别，音乐治疗、音乐与社区、音乐与宣传、保护传承、音乐作为社会凝聚力、音乐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探讨。这些关联现实生活的音乐学研究开启了人们对于音乐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扩大了音乐在现实生活中的积极意义。

　　国家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是要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在新农村建设呼唤下，文化繁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作为承载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之居所，乡村是“民间记忆”的空间。音乐与文化及其与地方民间文化生态之互动关系的课题很多就以乡村、村民记忆为研究对象，因此，从“人”的角度关注城乡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音乐传承变迁、文化融合与碰撞、社会关系流动等因素，能够更加深层次理解民间音乐对于重塑乡村共识、深化乡村文明治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独特价值。

　　随着城市化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学术界不同专业方向的学者对“城市化”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的城市化，还包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艺术趣味的城市化。比如，通过对城市生活中的广场舞这一特定音乐舞蹈形式的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广场音乐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以及它所蕴涵的城市中不同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问题。

　　音乐学学者对于濒临失传的民间传统音乐有着天然的抢救和保护责任，在政府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今天，这类研究是音乐学学者将学术研究作用于现实社会的重要途径。如针对某一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民间音乐的抢救性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或者是某些院校以建设音乐博物馆的方式将区域音乐文化予以保护并辅助于教学的实践，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行动体现了学术界在应用研究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积极努力。

　　音乐民族志研究在2018年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音乐民族志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写作方法，是音乐学“写音乐”的重要环节。中国音乐学院召开的“2018音乐民族志方法与写作”学术研讨会暨教学工作坊，议题包括“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音乐民族志与民族音乐学理论”“音乐民族志课程与教学实践”“音乐民族志写作与研究设计”“中国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与实践”等，音乐民族志本身具有跨学科特色，即一方面是继承传统“方志”“集成”的写作方法，另一方面借鉴后现代理论反思民族志写作。杨殿斛（1968-2017年）教授学思敏捷，在音乐民族志方法论上用力较多，不幸于2017年在田野工作中去世，在学界朋友帮助下于2018年出版的《杨殿斛学术论文集》[1]，其中有多篇论文从学理反思与个案讨论角度深度研究音乐民族志[2]。

杨殿斛教授

　　二、热点话题引领学术潮流

　　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涌现热点话题的现象体现出一个时代的活力，热点话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被检验；有的热点话题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降温，而有的热点话题会持续发热，最终形成某种学术潮流。2018年，音乐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大多是既有研究的延续与发展，这些热点话题在理论与现实的打磨中不断呈现多元发展趋势，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热点带给我们新思考和新方法。

　　1.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工程的深入发展，跨界（境）、跨文化音乐研究变得越来越丰富。如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第25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专题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复合簧管乐器’”，突出复合簧管乐器的社会文化含义，探讨“丝绸之路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节庆中的复合簧管乐器的表演、即兴与创作中的美学”。又如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丝绸之路音乐融合与创新研究”研讨会，围绕“中国音乐中的丝绸之路元素”“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统音乐及其相互交融”“西方音乐中的丝绸之路元素”“一带一路音乐的教育”“传播与创新”等话题展开讨论。作为“一带一路”的文化基因，“丝绸之路”音乐研究夯实了对“一带一路”的文化理解。这些学术活动与研究都说明，具有全球影响的区域文化研究，承载着中外音乐交流与传播的重要作用。

　　2. 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设

　　2018年“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学术探讨备受关注，尽管学者们对于“何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或者“何为中国的理论话语体系”还有不同表述方式，但这带有很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对“中国经验”的学术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立足本土文化建设是中国音乐学界认识自身音乐传统的表现，自2017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倡导举办“首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以来，该话题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2018年11月，在河南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音乐表演理论话语体系高峰论坛”上，针对“中国音乐表演流派、风格与系统”“中国音乐表演的历史与审美”“中外音乐表演理论比较”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同年12月在福建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高峰论坛”上，学者们分别就“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与对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的传承与传播”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学术活动有效推动了“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明确了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如项阳指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应把握本体话语、创作话语、表演话语、功能话语。”[3]中国音乐理论话语在学术实践中已有令人瞩目的成果，如李吉提教授撰文的《郭文景与大歌剧〈骆驼祥子〉》[4]采用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对歌剧音乐、乐器、剧情、台词、唱腔等环节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评论，彰显了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学术魅力与价值。

　　3. 传统音乐进课堂

　　在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语境下以及对“中华乐派”深入研讨的影响下，不少学者发表论著讨论了传统音乐如何在课堂中发挥更充分的作用这一问题，如和云峰《民族音乐教学与作曲人才培养刍议——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若干教学与实践为例》[5]、宋谨《民族音乐教研的新视点：族体变化与混生音乐》[6]、周青青的《针对作曲人才培养的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教学》[7]、杨民康的《审美、文化、学术：音乐认知和体验的三重境界——兼论文化多样性教育语境中的作曲与表演》[8]、褚历的《材料-方法-思想的作曲人才培养思路——兼论“中国民间音乐概论”课的分系教学》[9]，这些文章都围绕民族音乐创作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又如代百生的《中国钢琴作品的“目的式”教学运用》，提出中国钢琴作品教学与演奏的难点需要从“认识民族乐器”“了解戏曲曲韵”“熟悉地方音调与语言”“学习民族民俗风情”“接触与认识其他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入手攻破。

　　4. 文化认同研究

　　文化认同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学术话题。杨民康、周显宝、赵树峰、张应华、苗金海、魏琳琳、胡晓东、胡斌、杨殿斛、张林、杨曦帆等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均有涉足。2018年魏琳琳主编的《音乐与文化认同》[10]一书即是跨学科的结晶，论文集包括了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两个专业方向学者的圆桌论坛和彼此间富有启发性的对话，这是目前国内音乐学界在跨学科对话语境中产生的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从文化、族群身份认同视角出发，除了以某个民族为研究对象之外，更强调其人群、族群、阶层的社会心理作用，音乐的作用在于强化了本我族群音乐文化的特点以及本族群文化的自我实现；在这个语境中，音乐、民俗、信仰、族群、认同等话题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

　　5. 中外音乐交流

　　国际合作是学术发展的必然道路，学术研究以及艺术创作只有放在世界的语境中才会有鲜活的动力。“2018年第十一届上海当代音乐周”充分展示了中外音乐家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对本真人性的思考，以及对音乐——作为人类共同语言——的探索，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的并行昭示了音乐的发展方向。由哈佛大学音乐系主办的“中国当代音乐多维研究学术研讨会（2018）”在哈佛中心（上海）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曲家、理论学者围绕“传统与当代、继承与创新、分析与理论”等中国当代音乐的不同议题展开讨论。话题涉及了中西方音乐家对于传统的不同态度，“泛中国化现象”，民族与世界的关系等。

　　6. 中国音乐“走出去”研究

　　中国音乐如何走出去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话题，从过往经验看，中国是人口大国，音乐资源非常丰富，但在世界语境中，我们在音乐上却很难影响人们的审美品味。因此，必须吸纳创新意识，提出符合现实意义的创新性理论成果及实施对策。“走出去”的实现，不仅要有打动世界舞台的音乐，更要有能够研究如何才能走出去的学术视角。中国音乐“走出去”研究需要针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深度和全面的思考，一些传统的习惯性思维，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还需要更多反思。行动上的走出去需要在观念上以全球视野来看待传统音乐文化的同时，从应用性层面对传统音乐海外传播缺乏世界语境等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内蒙古艺术学院召开“全球视野下草原音乐的传承与交流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全球化视野下探讨草原音乐面向世界的传播，特别是以“安达组合”为例。议题包括“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与创新”“民族音乐传播的世界经验”“内蒙古音乐‘走出去’研究”“‘安达组合’研究”等。这种有针对性的探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相关理念，对“走出去”的具体实现具有参考意义。

　　三、音乐创作、表演、理论日益融通

　　2018年音乐学界发生了许多大事，这些事件对于音乐学学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些“事件”涉及面广，日益呈现出音乐创作、表演、理论三个环节的融通状态；一个新作品的出现，通常伴随着音乐评论的声音。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音乐学研究，尤其是音乐评论需要反思如何顺应时代引领潮流，关注现实社会，扩大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影响更多的听众。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当代中国音乐繁荣发展的40年。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音乐发展成为了学界重点关注的论题。明言撰文梳理了音乐学评论界的理论脉络，从“清除‘极左’和加强党的领导”“思想解放与批评观念更新”“音乐批评主体意识”，以及“民族主义音乐批评”“启蒙主义思潮”等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1]，对学术界反思过去40年学术建设的得失有所助益。另外，2018年也是中国研究生招生40周年。40年前，首批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为音乐学研究储备了大量后备军；研究生培养推动了音乐学发展，也拉开了中国音乐学现代化发展的序幕。

　　中青年学者是学术观念最活跃的群体，是学术创新的希望。随着近二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年轻人拥有了更多观察世界的机会，网络时代也使得年青一代在观念上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当前，中青年学者的声音开始更多的出现在学术界，如武汉音乐学院举办的“西方音乐学会第三届青年学者论坛”，涉及西方现代主义转向，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等话题。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第二届音乐学学术前沿中青年学者论坛”，意在为中青年学者提供学术平台，交流学术前沿理念，推动学术进步。中青年学者们的讨论针对20 世纪以来的人文思潮与音乐研究、音乐学前沿学术动态等话题展开。此外，中国音乐学院创立的“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立足于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和现当代音乐研究，其每年一次的会议在全国层面上越来越不可替代。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六届年会[12]、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二十届年会[13]、第十一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14]、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第十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15]、第七届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16]、亚太民族音乐学会2018年会暨中国—东盟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研讨会[17]、中央音乐学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中国当代音乐与音乐学研究论坛[18]等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带动着整个院校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的发展，也推动着中国音乐学事业的良好发展。

　　2018年，高厚永（1932-2018）、管建华（1953-2018）、周畅（1930-2018）三位前辈学者先后辞世。音乐学界对他们的学术功绩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高厚永先生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任教，是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和民族音乐学发展的重要倡导者。其在1980年发起的“首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成为民族音乐学进入中国的里程碑事件。另外，高先生在40年前作为首批研究生导师，培养了杜亚雄、沈洽等优秀学者，为中国音乐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管建华大力推动“东方音乐”的建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东方音乐类型的文化研究”；大量翻译西方音乐文化研究文献，从牛津大学引进《世界音乐丛书》并担任主编，推动东方音乐的学术研究，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语境中重新审视东方。管建华教授关注音乐教育理论，使当代教育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从以舞台为核心的审美教育转向以体验为核心的实践音乐教育；为了将理论诉诸实践，管建华出任“教育部高中艺术课程标准修订”召集人，在具体教学课程中将音乐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视域下来理解，侧重联系个人深层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体验，寻找课程的“文本”意义。这些努力对中国音乐学学术有着巨大贡献，唤起了人们对于音乐更加广阔的理解。张振涛提出：“管建华是一代学人中最富批判力的学者之一。”[19]周畅是厦门大学音乐学教授。项阳撰文《音乐学界的“周畅现象”与厦大模式》[20]，揭示了综合大学在音乐学教学中的独特之处。如厦门大学鼓励跨系学习，作者就先后去中文、历史、人类学、哲学等系选修，从而打下了宽广、扎实的人文功底。周畅教授还借助综合大学的跨学科优势，培养出众多优秀学生并在日后成为多所大学教学科研骨干，这被学界尊为“周畅现象”。“厦大模式”更接近于音乐学在海外高校的状态，这也说明，综合大学中的音乐学院在学科建设中不宜简单重复单列音乐学院的模式，而应当明确综合大学应有的办学理念。

　　四、音乐的多种存在方式

　　前文已述，音乐学是和音乐创作、表演共同建构起关于音乐的一切，出于对音乐全面理解的需要，音乐学不仅只关乎音乐的知识，“说音乐”“写音乐”“对于音乐的文化阐释”等，都是音乐的存在方式。

　　在实际的音乐活动中也是如此，音乐节已经不是单纯的音乐会，而是包括讲座、学术讨论等。如第十一届上海音乐周，其形式包括音乐会、讲座、论坛；内容涵盖演出、乐评、民间音乐展示等多元化内容。又如星海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钢琴作品研讨会”，作曲家和音乐学家共同参与了两场座谈会、十场讲座、六场音乐会、两场大师班。音乐理论研究已经深入到音乐活动的每一个环节。2018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的“赵季平音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仅讨论了赵季平的声乐、影视、器乐等音乐创作作品，还专设了为“赵季平音乐创作思想的中国文化内核和创作风格的传播与传承”的议题，希望能够从理论层面深度剖析赵季平的音乐创作思想。另外，音乐学界对于特定地区传统音乐创作发展的研究，以及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与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

　　谈起表演艺术研究，舞台表演作为音乐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缺少学理支撑，舞台表演则必然缺乏厚度，对音乐艺术的理解与把握就很有可能流于肤浅。从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涉及音乐表演技术、理论、评论的文章比较多，如彭丽媛的《我和喜儿》（点击查看原文）不仅回顾了作者当年扮演喜儿的经历，更是针对音乐、唱腔、表现力等环节进行了深入探讨，根据自己多年舞台经验提出的“捕捉时代感”“通过他人的眼睛看自己”等心得[21]，对于年轻艺术家的培养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二胡演奏家宋飞总结了少数民族音乐风格二胡作品演奏应该注意的问题，[22]包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少数民族生活、历史、习俗以及调式调性、旋法、音色、节奏的全面了解，对典型风格的吸收，如舞蹈性的表现，特定乐器的音色、音质、色彩等方面。

　　中国音乐的灵魂——民间传统音乐在过去的一年中得到了更多的重视，集中展演及其表演方式的研究是从音乐学角度学习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方式。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主题定位为“传承与变迁”，意在回眸半个世纪民族民间音乐的调研历程，分享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革后田野调研的经验和成果。“音乐周”含学术展演、学术研讨、学术典藏、英才扶持、走进殿堂、走进高校等系列综合内容，旨在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教学、研究、保护、传承、鉴赏、品评等提供鲜活的经典案例。

　　云南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中国传统暨民族民间歌唱方法研讨会”，讨论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歌唱方法，比较不同的歌唱类型，从学术层面关注民间音乐的“表演”，有助于从活态角度传承民族民间音乐。

　　五、总结与学术反思

　　2018年，音乐学更多关注被忽视的和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相较于归纳、总结出普遍规律的学术研究，今天的音乐学更关注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身体感受，包括通过对艺术家、乐人的理解反映历史的记忆和音乐的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个“小学科”，音乐学要在“新时代”获得新的发展理念和转型道路，需要更多关注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从而使小学科成为真正能够影响社会的大学问。

　　评价一个学科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标在于这个学科有没有建构完善的理论与方法体系。随着学术发展，理论与方法已逐渐成为音乐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理论与方法角度思考学理问题。2018年，赵书峰关于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新著在方法论层面上将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后现代、仪式、口述史、认同等人文话题相结合，这些带有学术新视野的研究丰富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从新视角、新方法角度推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23]。袁静芳的《乐种学的理论与方法》即是在30年前《乐种学构想》[24]一文的基础上，从更深的学理角度进行思考，提出乐种学研究的“物质构成”“形态特征”“体系研究”以及“模式分析法”等，将乐种学在方法论层面上进行了提升。[25]这就是学术的进步。

　　管建华指出：当下中国音乐的发展处于中国工业化音乐制度向音乐生态学制度的转型阶段，“当代人类社会出现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必然‘接通’世界文化，形成多元文化音乐的话语体系”。[26]在学者的“预言”下，2018年音乐学在贯通已有传统研究之外，继续朝着反思、跨学科、后现代理论等学术语境发展；在此学术背景下，对理论与方法的思考越来越多，学术研究更强调理念、学派、学说、研究思路、方法等环节，民族音乐学研究，音乐民族志写作的主体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音乐美学研究，现象学、阐释学、符号学等现代西方学术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谙熟；西方音乐史研究，越来越注重深入西方文化哲理；中国音乐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多的呈现出跨学科发展。

　　总体上看，跨学科发展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历史文献研究、音乐形态研究、跨学科前沿理论研究、音乐的文化研究等成为音乐学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学术研究中的学科意识越来越明显，学科意识不是简单的以学科为界，而是凸显了学术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机会到国外学习、访学，到海外从事田野工作、实地调查；有的学者站在更高的层面，把中国音乐置于世界语境之中，予以宏观的、整体的把握，从音乐论及整个社会、历史、制度的发展，这样的学术思路对于更全面理解中国音乐的道路与意义都是有益的。[27]2018年音乐学与音乐创作、表演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一些有影响力的院校这两年相继成立了相关高等研究院，从学科建设层面将三者予以高度融合。如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的“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等专业院校高等研究机构整合校内外资源，不断将理论研究与创作、舞台实践以及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内容予以贯通，并取得了较好成绩。

　　不可否认，问题与成就同在。急功近利的学术研究风气依然存在，基础性、学科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音乐学的独立视野和创作、表演之间关系的认识还需不断提升；思想性、反思性研究需要有更多的学术空间和关注，音乐学需要不断磨砺独立学术视野，对音乐的人文阐释是无法缺少的环节；应用性研究还有不断提升的空间；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需要学术界尽快呈现出自己的研究风格；跨学科发展尽管有一定进步，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对于音乐与社会、音乐与人、音乐与人的情感关系等研究都需要不同学科的支撑；作为“对音乐的文化阐释”的学科，音乐学的人文阐释是其服务于社会的；应该增强对流行音乐的学术研究，关注现实社会中人对音乐的需要，学术研究不能脱离现实；音乐学研究应更多关注音乐产业、音乐传播等，更多关注年轻人与音乐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音乐如何更好进入社会，对社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还需要我们更多关注音乐、文化与生态的内在关联；学术研究不仅要坐冷板凳，同时还要关注时代的声音，学术研究要与社会同步，反映真实的社会。

　　[1]　杨殿斛著，赵培波主编：《薪寂火传形往神存——杨殿斛音乐论文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

　　[2]　相关音乐民族志论文包括：《音乐民族志：音乐学研究的人类学路径——兼论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从方志集成到音乐民族志的历史进路》（《黄钟》2010年第1期），《当代中国音乐民族志的论题价值取向》（《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三分鼎足：当代中国音乐民族志概观——近三十年来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考察成果回顾和检视》（《音乐艺术》2012年第2期）等。

　　[3]　项阳：《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自觉、自信与自省》，《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1期，第6页。

　　[4]　李吉提：《郭文景与大歌剧〈骆驼祥子〉》，《人民音乐》2018年第2期。

　　[5]　和云峰：《民族音乐教学与作曲人才培养刍议——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若干教学与实践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6]　宋谨：《民族音乐教研的新视点：族体变化与混生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7]　周青青：《针对作曲人才培养的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教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8]　杨民康：《审美、文化、学术：音乐认知和体验的三重境界——兼论文化多样性教育语境中的作曲与表演》，《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9]　褚历：《材料-方法-思想的作曲人才培养思路——兼论“中国民间音乐概论”课的分系教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10]　魏琳琳：《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

　　[11]　明言：《“四十”与“十四”——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批评实践与学科建设回眸》，《人民音乐》2018年第9期。

　　[12]　会议在湖北五峰县举办，学者们围绕“‘一带一路’与民族音乐学”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13]　会议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涉及的议题包括：“一带一路”与传统音乐研究、“非遗”保护与传统音乐教育、传统音乐的当代应用研究、东北传统音乐研究暨区域音乐研究、传统音乐影像志及数字化实践与研究等话题。

　　[14]　会议在广州大学召开，主要围绕音乐“学科发展”“接受美学”“表演美学”“文化传播”“各美其美”“华夏之美”“欧美浪潮”“教育哲学”等相关主题进行学术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