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设计研究的变革与阵痛（李超德　朱琳　孟少妮）

2019-03-06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李超德　朱琳　孟少妮收藏

　　编者按：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年，我国文艺创作和评论继续繁荣发展。为回顾总结年度文艺发展状况，本刊约请多位文艺评论家从不同角度撰写了理论文章，展示文艺发展亮点、分析存在的问题、把握前沿趋势，将从本期开始陆续刊登。

　　内容摘要：文章分析了2018年度设计学界发生的重大事件，选取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以面临社会大变革和遭遇设计理论研究困境为前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加以梳理与总结。文章将个人的学术视角置身于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大背景之中，思考为什么设计界的前沿理论研究总体滞后于设计实践，强调设计理论界的知识更新迫在眉睫，需要努力突破旧的研究路径、面向设计未来，并对如何拓宽研究视野、建构新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2018年设计学　红点奖　东方设计学　设计扶贫

　　设计既是一项造福于人类、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又是涉及科学、技术、艺术的重要人文活动，设计研究所涵盖的内容、领域极其广泛。岁末年终，当我们提笔写这篇2018年设计研究盘点时，读到《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国“设计革命”正在到来》[1]，该文篇幅并不长，更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理论文章，却有一些观点催人思考，其中“中国特色的设计”和“设计革命的阵痛期”是该文核心。在经历了学习、模仿、借鉴、矛盾、交流、碰撞、自省后，中国设计和中国设计研究正以“中国特色的设计”面貌出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让人深思的、观念变革的阵痛期。尤其是设计界的前沿理论研究总体滞后于设计实践，设计学术界的知识更新迫在眉睫，急需突破旧的研究路径，真正面向设计未来拓宽研究视野、建构新的研究范式。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重要时间节点上，设计学界迫切需要对过往40年来设计事业的发展和设计研究作出系统性总结。2018年作为一个特殊的年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旧观念、新思想交织相向而行。2018年中国设计界和设计理论界所做的事情，恐怕难以用简短的篇幅和某种结论性的笔调加以概括。全年各类设计事件、设计活动、设计论坛、设计出版物纷繁复杂，有的虽然是小小的设计个案、单篇学术论著，却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为此，作者试图以个人的学术视角，剥离浮华的现象、抽丝剥茧、窥豹一斑，选取值得留在当代设计史中加以思考的事件、话题、理论进行提炼。

　　一、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40年设计学理论研究”成为热潮

　　如何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设计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在大设计范畴的意义上，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三个词汇：“设计研究”“设计学研究”“设计理论研究”。这正好反映了切入设计研究的三个不同视角。2018年，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标志，设计界掀起了一股总结和回顾“改革开放40年设计学理论研究”的热潮。

　　然而在当下，探讨复杂的设计问题仍需理清什么是设计学，什么是设计学科。艺术升为门类以后，设计学对于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意义重大。发展创意产业和设计作为推动全社会发展的国策已经成为推动新经济的引擎。由此也引发了设计学界、高校内部设计学科分类和学术评价的大讨论。特别是人们如何认识“设计学”，反映了不同人对于设计研究的认知。因此“设计学如何定义不是单纯的学术概念界定，它涉及到设计学的内涵与外延，最终涉及到设计学科如何进行学术评价”。“设计作为人类造物的创造性活动，虽然也有精神性的影响，赋予了人类思维领域创造活动的本质，它的第一要义却是功能性的。因此，思考设计学和设计学科如何定义，可以寻找到设计的‘术与学’如何进行学术评价的逻辑起点，便于我们从设计创作个体来理解设计的创造性本质。”[2]

　　在现有的学术视野中，对设计学和设计学科最具权威性的解读只有《中国高等学校设计学学科教程》[3]一书，此书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设计学学科分类的由来、设计学学科的演变与现状、设计学的学科属性，基本理清了现时对于设计学和学科所要关注的表层认识问题。但书中的许多解释都比较含混和笼统，采用了“折中主义”的描述，却没有对设计学如何定义、学理如何梳理给出答案。改革开放40年，设计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关于什么是设计学仍然含混不清，这也是我为何花费如此大的篇幅论述何为设计学的理由。

　　按照权威定义，现在认定的设计学，已经区别于以前的“艺术设计”和“设计艺术学”。新的设计学已经不单单是设计史学、设计理论和设计批评三大组成部分的结合，在新的定义下应该有更深的学科内涵和外延。以作者的理解，新的“设计学研究”必然包括设计史论和设计创作实践，而且主体已经从设计理论转向设计实践。设计学更不应该单单是设计理论与博士点建设，它必须要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来认识设计学所承载的研究内容。所以，设计学既有从人文思想领域进行总结的学术要求，又有实践领域设计活动、过程、产品、流行研究中的形式关注与探索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为基础、更为广泛、更为深厚的自信，是探讨中国设计话语权的核心，同时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设计力量。“美好的生活需求”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恰恰是给设计界提出的新要求。而“文化自信”则是在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如何运用物质产品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保证。

　　设计问题根本上讲是文化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涉及设计话语权问题，设计话语权的核心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可一强调文化自信，就故步自封，设计实践的表象背后是经济成长、技术支撑和科学发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科技领域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中国的日用生活产品设计也迅速攻城略地。尽管我们在某些领域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潮流或将席卷全球，但由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推进过程中遭遇西方国家的围堵，导致国际政治、经济风云诡谲。中国的设计教育也经历了借鉴——融合——探索自身设计文化融入现代设计的漫长过程，即使到了今天，有关设计教育、设计理论的建构仍然处于探索之中。中国设计产业大发展的道路还“路漫漫其修远兮”，熟悉国际设计现状的学者心里也非常清楚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真实差距，特别是全社会、全领域的智慧产业和西方存在重大差距，设计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所以，设计学术界急需盘点40年来设计学如何从工艺美术、图案学到现代设计，如何从观念、理论、学科发展的历程中梳理出中国设计40年的发展脉络，40年来有哪些重要学者和专家、在哪些重要阶段、有哪些重要成果值得总结？为此，2018年设计界、设计教育界活动频繁，从多视野、多维度回顾中国设计40年的设计研究成果，为的是为未来中国设计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由于设计行业和个人学术视角不同、设计专业内部归属不同，设计研究的视角各有侧重。2018年最值得瞩目的是中央美术学院为此举办的声势浩大的“中国设计40年”系列活动，有媒体报道称之为2018年设计业界之最。系列活动的重点是举办了“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遍邀设计界名流，畅谈中国改革开放40年设计的发展。此次系列活动举办的同时，出版了由刘波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文献选集》。该文集凝聚了刘波教授等编著者的学术思考，他们遍访设计名家，广泛筛选大量文献，以“开放与转型（1978～1992）”“探索与经验（1992～2008）”“反思与创新（2008～2017）”三大板块，全面回顾了近四十年来从已故的庞薰琹、雷圭元、冯纪忠、张仃、田自秉、诸葛铠到当今的常沙娜、张道一、柳冠中、王受之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设计专家、理论家的真知灼见，将四十年来设计学界有代表性文章悉数囊括在内。这可以说是设计理论界对于中国设计40年最为全面的总结。

　　谈及近四十年来设计界的大变革，范迪安在文集的首发前言中说道：“四十年来，中国设计在文化认知上的更新与提高是中国设计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的视野决定了设计的高度，文化的胸怀决定了设计的内涵，文化的理想决定了设计的品质。”“‘设计的现代转型是一种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设计方式和文化结构在内的设计整体的转型，它是设计体系的转变，是生活模式的转型，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8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带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层面的变革，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奠定了基础，从而带动设计整体结构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的步伐非常缓慢，但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结构调整，这种转型的节奏将会越来越快，设计现代化的呼声成为社会现代化的表征。”[4]他的这番言论，恰好说明了中国设计40年的深刻转变。为配合国内设计40年纪念活动的盛大举行，中国外文局、中央美术学院联合多家单位于2018年6月12日在法国巴黎柯明奈展厅举办了“中国设计四十年——传承与创新”主题展览暨中法设计论坛，将中国设计40年的影响传播到海外。

　　作为研究者个体研究成果，2018年各类论著、论文数不胜数。值得称赞的有曹小鸥研究中国设计40年的发展变迁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国现代设计思想》。这是近几年设计理论界关注现当代设计理论比较有深度的成果。正因为学术界普遍存在着“厚古薄今”的现象，忽视现当代设计理论研究，这部著作更显重要，引起了设计学界的关注和热议。

　　该书出版以后即刻掀起了热议的高潮，被媒体称之为一部现代设计思想史的扛鼎之作。为此在新书面市以前的2017年12月8日还举办了“中国设计理论发展百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生活、启蒙、变迁》新书首发式等活动。此著作针对改革开放以来设计界的学术思潮、实践活动、设计细节和设计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按照有关评论的说法：这部著作是一部关于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现当代设计发展的“问题史”研究。著者从设计启蒙入手，紧扣改革开放以来的“个人”“群体”以及“国家”三个方面的视觉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演变，由细微到整体，将中国设计艺术在这几个时期变迁的社会特殊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和分析，并就其“成”与“败”做出了相应的评价，为我们研究当代设计史提供了另一种思考问题的可能。

　　2018年设计界回顾、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设计经验和理论成果，努力在国家战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急剧变化中找准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设计学研究如何审时度势、突破重大理论问题的瓶颈，确实有着变革前的阵痛与迷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要做好中国设计，一方面需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和真实的设计现状，以及设计与人、环境、社会的关系，当今社会以及消费者的需求，进而深入探讨如何促进中国文化与设计潮流相结合，着力寻找属于中国的生活美学趣味与设计美学品格，思考具有中国特色设计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在全球境遇下探讨如何将中国文化价值上升到设计话语权的设计价值体现。同时，如何从设计态度、设计价值、设计立场等更深的设计理论问题入手，将所关注的设计问题从表层政策层面引向设计本质问题的深入研究，共同引领中国设计的未来发展之路，从而真正彰显中国设计和理论的话语权。

　　二、“东方设计学”研究更加深入

　　2018年“东方设计学研究”选题作为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推出，顺应了国家的大战略、经济的大发展，是多年来设计学界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信念、不断探索的必然产物。作为2018年设计学研究最具理论意义的事件，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东方设计学研究”最终尘埃落定，由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吴海燕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一举中标，成为2018年关注度最高、最重要的设计学大事件。该项研究直揭中国设计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构建中国设计学理论体系真正的原创理论研究。由此，设计理论界就“什么是东方设计学”“如何建立东方设计学的美学标准”“设计产品建立什么样的美学品格”展开了热烈讨论与深入思考。客观地讲，所有参与讨论的学者均有自身学术理论的闪光点，即便没有发声的学者，有的也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已经贡献了自己的学术智慧，为“东方设计学研究”提供了学术支撑。

项目开题论证会与会专家与课题组成员合影

　　关于“东方设计学”，上海交通大学周武忠教授曾经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组织了数届以“东方设计学”命名的论坛。虽然学界对于周武忠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但他的研究客观上丰富了“东方设计学研究”的内涵，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他曾在《再论东方设计——东方设计学的概念、内容及其研究意义》一文中，以系统方式对“东方设计”理念展开的设计实践活动进行了思考和阐释。周武忠认为“东方设计学是基于东方文化和东方哲学，结合中国传统造物的实践和理论积累，汲取现代设计的精华，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构建的一门具有历史积淀、文化传承和现代生命力的设计学科。其价值不仅在于增强文化自信，而且能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为创新设计、乡村振兴、文化复兴等提供新理念、新路径。”[5]

　　而吴海燕教授则关注在设计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归纳与总结，她领导的研究团队摒弃了单纯从文本到文本、概念到概念的研究，一直亲身参与设计实践，致力于做传统的活化和时尚化设计，为今天的“东方设计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强大的实践基础。或许她的研究和注重纯学理研究的学者有不同，但她所做的后期理论研究应该是鲜活的。

　　当然，讨论东方设计学还可以从多个维度去讨论。我们理解的东方设计学核心是文化话语权，是在设计活动与成果中倡导一种国家美学品格。所谓东方设计的美学品格实则上蕴含在设计产品当中，既契合于现代人生活，又摒弃了具象形态表达某种内在精神和意志的产品风格。随着“东方设计学研究”作为国家社科艺术学项目的重大招标项目被推出，这一话题已经超越了一般设计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经济高速发展已经为构建东方设计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基础。如果没有经济的成长，我们无法去谈构建东方设计学，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所谓构建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也是空话。正是有了空前的中西方文化大交流，有了空前强大的经济基础，从学者到设计师，都有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才使得谈论“东方设计学”成为可能。

　　但东方设计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设计样式民族化图形的具象拼贴与外显上。真正的东方设计学研究应该关乎到国家美学精神与品格的提升和认同，关乎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它既应有显性的标识，又应有隐含的要求，不仅是形式表象，更是反映自身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态度、文化立场和文化价值。而抽象的设计审美理想和设计哲学又必须要“术学并重”活化为现实产品，产品既要反映当今世界的设计潮流，又能够反映产品自身的内在文化精神。所以东方设计学研究应该是摒弃具象形态来表达某种内在精神和文化意志的产品追求，并从理论到实践总结归纳出东方设计应有的范式，这才是我们要的东方设计学研究，才是这个时代的东方设计哲学。

　　当然，人们或许会疑惑东方设计学是否可以认为就是中国设计学？传统的东方设计在继承、创造上如何展现出现代设计气息？提出东方概念，让人联想到文化地理学，在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环境、科学创新背景下，“东方”的阐述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相对性的特征。比如，如何使东方设计学区别于日本的设计？日本设计师中无论是建筑师安藤忠雄、隈研吾，产品设计师深泽直人，还是平面设计师原研哉，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寂静、禅意、空灵境界，以及舒缓的美学意蕴与意境都是哲学性的。他们的设计都代表着当代日本设计的质朴、自然、理性、细腻等极简主义风格，他们的设计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东方的？如果是，那么对于东方概念的指向性就具有一定的争议。从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批量化生产、包豪斯、乌尔姆到高技术主义时代的现代主义设计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设计师们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改变。“少即是多”作为功能主义设计审美贯穿现代主义设计乃至高技派设计，并以“极简主义设计”的面目出现。现代设计倡导的“质朴”“简洁”“实用”又上升为哲学意义上的“少”和禅宗意味的“少”，这对于构建东方设计学的审美理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东方设计学研究”当然也会涉及设计教育，它应该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引发我们这一代设计教育工作者、设计师的思考。首先，我们的设计院校针对设计师人才的培养，通常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人手、人才、人物。面对不同的培养目标，应该有相对应的学校、教育体系来支撑。对应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又引申出设计匠人、设计艺人、设计哲人。其次，杰出的设计人才应该是设计哲人。为什么市场上许多产品没有内涵，说明设计产品缺乏设计主张、文化立场和文化关照。同时，设计师有了自己的文化主张，又如何将设计观念务实化？其三，设计工作者的文化自觉，成为构建东方设计学的内在动力，为设计实践提供了内在驱动力的基础。

　　三、关于“红点奖”的争论与反思

　　2018年设计界重要的话题事件要数由“红点奖”引发的新闻事件。2018年4月份，德国工业设计“红点奖”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柳冠中在一次访谈中直言“红点奖是商业机构来骗中国人钱来了”，而成为2018年度重大的设计新闻事件，引爆网路平台的热议。继而激发设计教育界、设计界掀起一波又一波持续的讨论。

　　被公认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威望的设计大奖之一红点奖（Red Dot Award）源自德国，迄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个时期以来已成为全球工业设计发展趋势的风向标，并被设计界誉为“工业设计界的奥斯卡”。据红点奖官网显示，中国是参加红点概念奖投入作品最多的地区（约点 51%）。而美、日、英等国获奖作品十分有限。设计业内人士分析，西方国家各自拥有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设计大奖，如美国的IDEA、日本的 G-Mark、英国的 D&AD等，因此这些国家参与红点奖比较少。[6]随着“红点奖”相关奖项落户中国，由此对于红点奖设立的出发点、目标，引起公众怀疑。

　　2018年4月13日，“工业设计师”微信主页将“柳冠中：红点奖是骗中国人钱！和红点官方回应：都是自愿的！”的帖子推送以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柳冠中被誉为“中国工业设计之父”，是国内德高望重的学术带头人。他认为，红点奖、IF奖等设计大奖中有中国的获奖产品并不能证明中国设计正在崛起，中国设计上的进步也不需要用红点奖去承认，即使不参加红点奖，中国设计也依然进步了。而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红点奖多了就说明中国已经进入到世界设计的领先行列了，因为红点奖、IF奖全都是商业机构在操作。柳冠中教授认为，评奖的目的是评方向，不清楚这一点只能怪中国人自己。政府给外国奖项特殊的优惠政策，抬高这些奖项的价值，体现出一些中国人总认为外国人的东西更强的心态。的确，外国人有先进的地方，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国格。面对红点奖之类的奖项，中国设计界应当保持平常心，没有必要去针锋相对，参展参评一切照常。评奖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引导大家把好的东西落实到生产中去，大量评奖却没有人关注设计作品的落地，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7]原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辛向阳从红点奖的社会作用、商业行为、参赛需求、参赛过程和市场行为五方面呼吁人们能正确理性地看待红点奖，应该学会深度反思自身。[8]从红点奖的设立到红点奖的争议再到红点奖的评估，针对我国设计学界目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正确思考什么大奖能够代表中国设计的最高水平，具备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设计竞赛如何设置，评比规则的行业公信力如何体现。

　　我们应该承认“红点奖”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设计大奖，客观上为中国工业设计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对“红点奖”尤其是红点概念奖的过度包装，加上中国大陆获奖院校及企业对其过誉式的宣传，出现了许多怪现象。综合许多设计学者的观点，首先是“红点奖”奖项的模糊宣传。红点奖有三大类别，产品设计奖、传达设计奖和设计概念奖，而每个奖项又分为三个等级。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产品设计奖，评选标准严苛，获奖难度最大，每年获奖率1%左右。而我们泛称的“红点奖”其实是获奖类别中的低级别奖项。如官网回应中提到，2018“红点奖”获奖率高达26%，数量实在有点多。[9]其次，“红点奖”参赛费用昂贵。从报名到参加评审再到复审和展览，每一环都要支付费用。短短数年竟然让红点奖的经济收益翻倍增长，成为主办方重要经济收入来源。其三，“红点奖”在中国的影响力问题。目前，中国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奖项，推动了“红点奖”的三项大奖设计学术影响力提升。特别是国内设计教育规模巨大而带来的就业压力，导致设计院校在校生希望通过获奖证明自己的设计水平，增加就业砝码。2018年“红点奖”引起的新闻舆论事件已经成为过去，但由此引发的思考仍然在继续。

　　四、从“设计扶贫”到新农村建设中的“新乡村主义”

　　2018年，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部署要求，更好发挥工业设计在提升产品品质、助力产业扶贫方面的作用，切实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设计扶贫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底，面向贫困地区提供不少于1000件产品设计方案，开展不少于3000人次设计培训，组织不少于50次设计师走进贫困地区访问活动，实施不少于50个乡村风貌或公共设施改观设计方案，建成并免费开放千万数量级原创设计素材数据库，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扶贫路径。[10]

　　“设计扶贫”从提出到2018年成为设计热点，大致包括三个层次的工作。1.通过会议、展览、论坛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了理念，探讨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设计应如何介入乡村，并提出了设计扶贫的近期目标。2.根据相关设计行业现状，厘清设计如何精准扶贫脱贫，分析设计与扶贫项目对接的可行性；3.以设计系统为载体，从大数据、可持续设计和设计教育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思考与分析，探讨有效的设计扶贫的策略与方法。如今大面积的“设计扶贫”工作仍在起步中，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等机构和院校在陕西、四川、贵州、广东等地所实施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设计实践个案样本。

　　作为2018年设计学研究的重大理论事件，2018年11月24日举办的“2018ADCS第十二届亚洲设计文化学会国际研究发表大会”可以说为“设计扶贫”作了强有力的设计理论背书。会议以“设计文化与地域”为主题，在“设计助力地域发展沙龙”环节，来自日本千叶大学的宫崎清教授发表了题为“意匠=感动力”的演讲，为我们诉说了20世纪日本经济腾飞过程中遭遇到我们今天同样遭遇的乡村空洞化。他从明治时代学界前辈将西方外来词语“design”译成“意匠”说起，讲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成长导致日本乡村躯壳化，再说到都市化时代传统文化、生活价值如何重塑，让我们联想到设计界肩负的“设计扶贫”的重任。

　　围绕“设计扶贫”，什么样的设计是有价值的？作为一名广为人知的文化学者，宫崎先生作出自己的回答。宫崎先生早年教授设计史，关注设计文化研究，1970年代开始长期致力于日本现代“造乡运动”，他的演讲围绕着“一元的发达史观”和“多元的发达史观”，进而提出了工业化时代“绝对的价值观”和“相对的价值观” 问题。宫崎清的“造乡运动”表面上看是为传承传统文化、振兴地方经济，深层次看是直截工业化社会的痛点，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由此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与思考，特别是在当前非遗保护政策的导引下，如何让非遗活在当下、走进现代生活遭遇瓶颈和难题的情况下，不断有人提及宫崎清的“造乡运动”和后来的“生活工艺运动”以及“有机农业运动”，期望从中受到启发。上海交通大学周武忠所著的《新乡村主义——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11]一书也似乎是对宫崎清四五十年前所做的事情的呼应，虽然晚了一点，但意义重大。全书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是对相关理论和概念的阐述；第二是对国内外乡村建设的介绍，溯源“新乡村主义”理论；第三是“新乡村主义”的具体实践。新乡村主义理论提出以后，对于乡村景观设计、乡村手工艺、乡村文创均有借鉴意义，因此可以将周武忠在乡村规划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新乡村主义”理解为一种设计观，客观上对环境设计理论是重要的补充。

　　由此我们想到台湾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林磐耸先生积极推动的“设计翻转、地方创生”运动。据说“地方创生”的概念由日本首相于2014年首先提出，林先生又加入了新的内容，共性问题都是有感于工业社会大量年轻人涌向都市，促使乡村空洞化，希望通过设计的介入，找出各地乡村文化的DNA，透过文创设计、加值创造新产业，以吸引年轻人返乡，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带动人口增长，为台湾地方经济创生。

黑土陶产业扶贫

　　而我们的“设计扶贫”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强调“精准扶贫”，开始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综合分析数据库，搭建设计扶贫对接服务平台，组织好设计扶贫帮扶对接项目。特别是连接设计类院校、设计师和设计企业等社会各类设计资源，面向贫困地区设计需求提供业务分析、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信息咨询、招商引智等服务，以提升贫困地区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为导向，实现包括业务帮扶、技术资金扶贫、信息成果扶贫等设计帮扶指标，当前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利用大数据的精准扶贫模式势在必行。运用大数据分析实施精准扶贫的设计与应用，可以有效提升识别贫困的精准化，从而匹配贫困自然资源环境与旅游扶贫、贫困村落产业现状与产品扶贫、贫困人口生活条件与帮扶对象等三个扶贫项目。

　　中国从事“设计扶贫”工作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何实现扶贫措施的可持续性？不仅要从国家政策层面给予确定，更需要从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视角下规划好未来的可持续设计。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造福于民众伟大的设计实践。将设计扶贫的切入点从“人的需求”上升到了“社会性需求”层面，强调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责任设计，改善现实生活中社会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和人类社会整体的可持续性发展需求，真正实现社会性设计介入设计精准脱贫目标。在不损害设计行为和方式的生态平衡理念下，以再生和可循环利用设计为前提，与绿色设计、生态设计、低碳设计等设计理念相契合。将可持续设计理念有效的介入设计扶贫策略，通过分析市场性设计和社会性设计的贫困问题，完善 “设计扶贫”才是全面可持续设计发展之路，真正的“新乡村主义”的理想才可能实现。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2018年度的理论成果、设计事件、热点话题，更加明确在当今“大数据”“可持续”时代推动下设计学研究的大变革，理清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困惑，进一步倡导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设计理论，倡导设计态度与设计责任相统一，提炼新时代将“人的需求”提升到“社会性需求”的设计哲学，完善正确的设计目标与设计价值观。

　　[1]　钱科雷：《中国“设计革命”正在到来》，王会聪译，《环球时报》2018年12月7日第6版，转译美国《财富》杂志12月6日文章，原题《中国设计师能迎头赶上吗？》。

　　[2]　李超德：《设计学如何定义及设计教育刍议》，见刘波主编：《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文献选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454页。

　　[3]　中国高等学校设计学学科教程研究组著：《中国高等学校设计学学科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4]　刘波主编：《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文献选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

　　[5]　周武忠：《中国设计学：更“东方”才能更“世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4月7日第8版。

　　[6]　参阅许江、顾平：《德国红点设计概念奖影射下的中国工业设计教育》，《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2期。

　　[7]　《柳冠中：红点奖是骗中国人钱！红点奖官方回应：都是自愿的！》，《工业设计师》公众号2018年4月13日。

　　[8]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被骗？说说红点奖——辛向阳教授》，《求是设计会》公众号2018年4月18日。

　　[9]　《受追捧的红点设计奖为何争议不断？》，腾讯•大苏网，2018年5月11日，https://js.qq.com/a/20180511/015582.htm

　　[10]　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设计扶贫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2018年8月13日，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146562/n1146650/c6404659/content.html

　　[11]　周武忠：《新乡村主义——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年。

　　作者：李超德　朱琳　孟少妮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