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当代中国舞蹈的五个关键词（冯双白）

2019-03-02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冯双白收藏

　　编者按：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年，我国文艺创作和评论继续繁荣发展。为回顾总结年度文艺发展状况，本刊约请多位文艺评论家从不同角度撰写了理论文章，展示文艺发展亮点、分析存在的问题、把握前沿趋势，将从本期开始陆续刊登。

　　内容摘要：本文用五个关键词描述了2018年中国当代舞蹈最主要的特征。关键词之一：回眸凝望。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舞蹈家协会《舞蹈》杂志创办60年、中国舞蹈荷花奖创办20周年等的纪念之年。回眸历史，成为年度的重大话题。关键词之二：创作有成。关注荷花奖评奖、全国舞蹈展演等重大活动，从中引发创作成绩与不足的论说。关键词之三：沃土生花。以中国舞协“深扎”的年度收获来观察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关键词之四：网络舞风。以“这！就是街舞”等网络综艺节目和中国舞蹈家协会“顶尖舞者进校园”引发的网络“病毒式”传播为例，分析了互联网对于舞蹈发展的影响。关键词之五：理性彰显。从年度理论文章中管窥当代舞蹈理性力量的成长。

　　关键词：回眸凝望　创作有成　沃土生花　网络舞风　理性彰显

　　2018年，是舞蹈创作的收获之年，是舞蹈理论批评的成长之年，也是文艺志愿服务的扩展之年。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等单位的舞蹈惠民演出，走进了四川德阳、重庆城口、宁夏固原、云南曲靖、安徽小岗村等地。2018年，还是“舞蹈美育”之年。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举办、已经坚持了12年之久的“新农村舞蹈美育工程”，荣获了中宣部颁发的“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这是一个经过广大民众推选出来的非常高的荣誉。在中宣部主持的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拍摄的大型政论专题片《必由之路》第六集《兴国之魂》中，甘肃酒泉的金淑梅老师被当做文化扶贫的典型报道。她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穿过风雨、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为农村孩子服务，是广大舞蹈美育老师中的杰出代表，其名字与阎肃、路遥、李雪健等并列！2018年春天，我带领美育服务小分队驱车四五个小时前往湖南通道看望土家族孩子，深深地被孩子们眼中流露出的渴望所震撼！2018年，各舞种（如全国中老年广场舞展演、国标舞者在国际比赛上捷报频传、广东河源的首届全国街舞创作作品展演），各种大型舞蹈活动（如芭蕾舞领域的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和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第五届中国秧歌节等）纷至沓来，好不热闹。2018年，是青年舞蹈人才吹响集结号而风起云涌之年。已经名头响亮的“中国舞蹈十二天”推出了《西游》《凉亭》《寂静之上》《无人之境》《遥遥南水》等新锐人才的作品。中国舞蹈家协会青年舞蹈人才培育计划则有《撞》《暗夜彩虹》《没有孤岛》《草民》《极简物理》《我什么都没说》等节目出现。2018北京舞蹈双周，在设计思路上用“教学周”“展演周”设置整个活动，教学周包括一个为期六天、非常国际化的导师教学“舞蹈营”；展演周则包括三个不同的演出平台：“焦点舞台”聚焦国内外舞团的大型节目，“另类平台”展示富于创新和实验性的国内外节目，“青年舞展”则专为青年舞蹈新锐的原创作品提供开放式平台。2018年，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国内改革运程的奔突前行，以及网络世界的风起云涌，新媒体领域的潮兴潮落，舞蹈领域也发生了一些意义颇为重大的事情，引发了一些深度的思考，产生了一些关键词。尽管我们无法在一篇简短的文字里全面细致地分析舞蹈事业的每个重要细节，却还是愿意为了过去的岁月和未来的道路，对舞蹈事业发展变化做出大致盘点。

《无人之境》

　　关键词之一：回眸凝望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8年，是中国舞蹈家协会《舞蹈》杂志创办60年的纪念之年。2018年，是中国舞蹈高等教育创办40周年的纪念之年，是中国舞蹈荷花奖创办20周年的纪念之年。许多纪念之年的重叠相加，不但为2018年平添了无数重量级砝码，更给这一年度的回顾极大地增添了思考的维度和力量。或者说2018年是一个舞蹈反思之年！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在改革开放40年之历史契机下，我们必须做的一些反思。笔者曾经在《当代舞史大变局》（点击查看）一文中特别指出，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大变革的40年，舞蹈观念之变印证开放时代之变革。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在社会政治思想观念领域，首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随之而来的，中国舞蹈艺术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观念变革。纵观40年，外来舞蹈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撞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大主题。“中国当代舞蹈经历了80年代初期舞蹈艺术基本特征的大辩论、80年代中期民族民间舞蹈是否可以面对当代社会保有生命力的大讨论、舞蹈美学意境论之探讨、90年代现代编舞技法研究思潮、传统舞蹈被外来舞蹈观念解构性突破的冲击、千禧年后对于传统舞蹈文化的再反思、当代中国舞蹈美学精神再思考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实事求是地说，所有这些带有强烈思辨性质的讨论，都源自于创作实践变革的渴求和呼声。或者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舞蹈艺术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本质上促进了人们舞蹈观念的更新和推进。”[1]

　　正是有了反思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语境，我们才可以从某些贯穿了历史纵轴线的事情里，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例如，40年里中国舞者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就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曾几何时，“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生命力怀疑论”甚嚣尘上，有人怀疑中国民间舞、民族舞在新世纪里有没有生命力，提出“中国古董应存入博物馆”。我在《当代舞史大变局》一文中指出：“时至今日，迭代交替、万象更新之后，人们在活力依存、舞台风光依旧的许多经典作品里，再次发现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巨大张力和活力！风靡大江南北的《踏歌》，舞出了汉唐盛世气象；意味悠长的《萋萋长亭》，道出了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无尽恨意；《扇舞丹青》和《黄土黄》色彩浓郁而意蕴绵远，《千手观音》和《水月洛神》立象清晰而耐人寻味……当北京舞蹈学院的古典舞剧目《粉•墨》在欧洲巡演受到长达几十分钟的热烈谢幕欢迎时，当上海戏剧学院的保留剧目《龙飞凤舞》在单纯的大鼓现场伴奏下以纯粹的肢体展示了中国古典舞美妙无穷的魅力时，人们恍然大悟——就是在那些提沉冲靠的舞动韵律里，就是在那形神兼备的本我美学精神里凝聚着。因此，40年的历史证明，大浪淘沙，真金留存。今天的当代舞者们，终于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旧是我们文化发展的生命源泉。这些作品，用肢体语言倾诉着什么是‘宅兹中国’——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我们的文化所归。”[2]

《粉·墨》

　　当反思的力量碰触到舞蹈创作领域时，人们发现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反思和盘点中国舞蹈创作成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舞蹈创作之变，辉耀全新时代之容貌。改革开放40年，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创作之路，是从十年“文革”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思和反抗开始的。“‘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几乎占据了所有舞蹈创作的内容——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艺主题的话。那一时期，任何舞者的创作思维都被牢牢禁锢在某种公式化的套路里，远离了时代生活的本质，远离了人性的光辉，远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高地，空洞的说教充斥在僵硬的肢体语言中。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社会面向世界的窗口，更搭建起艺术与真正时代生活体验和普通中国人生存命运之间的桥梁。”[3]笔者在《当代舞史大变局》中特别分析：“一个时代的艺术，如果说有了重大突破，那一定关乎艺术发展方向。40年来，中国舞蹈艺术的重大突破，特别体现在用极大的勇气，突破自我藩篱的隔阂，将艺术的触角探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大胆揭示人类丰富的心理世界，让人性的光辉照亮艰辛的生命旅程。如何走出‘小圈子’和‘象牙塔’，曾经是，当然目前还是中国当代舞蹈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其要害，是能否坚持深入现实生活，扎根人民，在深刻变化的火热时代生活中找到艺术生命的源泉。”[4]此外，40年里中国当代舞蹈人才辈出，对外舞蹈文化交流此起彼伏，舞蹈教育硕果累累，舞蹈理论广泛而深入，舞蹈名家纷纷著书立说。凡此种种，都让我们在反思中汲取继续奋勇攀登舞蹈艺术高峰的勇气和力量。

　　另外一个值得深入反思并从中获益匪浅的、带有事件级别和性质的大事情，是创刊于1958年的《舞蹈》杂志，历经风风雨雨，迎来了自己的甲子之轮。当中国文联大楼的文艺家展览馆内，中国舞蹈家协会和《舞蹈》杂志举办创刊60年纪念展览时，前往参观的每一个人都被震惊了——60年里，《舞蹈》先后举办了15个类别139个栏目，广泛反映了整个当代中国舞蹈的历史进程；60年里，《舞蹈》分别集中了九类带有主题性的争鸣文章，展现出不同时期舞蹈艺术理论的不同观点；60年里，《舞蹈》先后关注了一千八百余位人物，涉及了舞蹈表演艺术工作者和编导、理论家、评论家、教育家、文艺理论名家、其他艺术门类名家、舞台其他媒介的名家、普通舞蹈工作者、外国舞蹈名家等。展览还选取了其中三百二十余位人物，做成一面“人物墙”，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因为那正是历史的面孔。展览还按照年代时间顺序，在观众头顶上方的白色幔帐上，写下了60年来的八千余位杂志撰稿作者的姓名，其中不乏一些闪光的名字：欧阳予倩、季羡林、盖叫天、吴祖强、周贻白、苏叔阳、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有趣的是，1958 年《舞蹈》创刊第一期上刊登了一个开篇语，是号召全国舞蹈工作者深入农村厂矿部队营房 “改造自我”的激励之词。这让今天的读者平添了许多隔世之叹。然而，如果比照当下舞蹈家们的“深扎”，尽管时代的语境和文字的语义已然大不相同，但我们是不是能够在60年后的今天清晰地发现贯穿在一个甲子之间的艺术思想和舞蹈发展轨迹。60年来，每当《舞蹈》杂志改版或者发生重大出版事项之时，恰是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之时。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前身——中华舞蹈研究会，在1958 年创刊《舞蹈》，随着“文革”的开始，《舞蹈》于1966 年停刊；又随着这场浩劫的结束在1976 年复刊。其中的社会动荡轨迹，彰显如斯。纵观《舞蹈》杂志创办与停办、版面的变化，在时间坐标上似乎每十年左右要变化一次，其实背后都有历史脉动的催促和推动。为了这本《舞蹈》杂志，一辈又一辈的编辑们付出了巨大心血。也因此，当各类专业艺术刊物纷纷消失在这个电子媒体洪水般涌来的时代里，虽然筚路蓝缕，虽然举步维艰，甚至原本畅销的《舞蹈论丛》和《舞蹈艺术》都已经随风消逝了，《舞蹈》依然活着！它在2018年为自己庆生，也向人们证实了其存在的双重意义：首先，只有当主体能够穿越时空坚持自我生命时，长期坚守本身才具有超越凡尘的巨大意义；其次，当转瞬即逝的动作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可重现时，那些记载着人们彼时彼刻观察和思考的文字，就是一部具有永存价值的舞蹈史！

　　关键词之二：创作有成

　　首先， 2018年是一个对舞蹈创作而言值得盘点的年份。

　　2018年10月15日至17日，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评奖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州市广州大剧院举行。荷花奖，历来是舞界最高等级的评奖活动，分量重、影响大。当中国舞蹈家协会发出通知后，全国33个省级行政区报名参评的当代舞作品369个，现代舞作品141个。最终，33个当代舞作品和16个现代舞作品入围总决赛。当代舞领域的《与妻书》《运河船工》《黄河》获得“荷花奖”。现代舞作品《看不见的墙》《不眠夜》和《命运》获得同样的殊荣。从比例上看，本届荷花奖的当代舞作品，仅有8.9%作品杀入决赛，三个作品最终获奖。本届的现代舞评奖，有11.3%的作品冲进决赛阶段，同样是三个作品获胜。从题材来看，在参评决赛的47个作品中引人关注的现实题材作品有15个，约占参评决赛作品总数的32%。这些作品中，有八个来自艺术院校或师范院校的舞蹈系、舞蹈专业，有五个来自各地艺术院团，有两个来自私营性质的艺术公司。这些数字说明，在现当代舞蹈创作中，艺术院校或普通师范院校占据了主要力量。选择抒情题材的作品共有16个，占总数的34%，略高于现实题材。有趣的是，其中有九个作品来自艺术院团，六个作品来自艺术院校，一个来自综合性的自由团队。排在第三位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共有七个，约占总数的15%。其中有五个来自艺术院团，只有一个来自艺术院校。紧随这类题材之后的，是反映历史生活的作品，共有六个，约占总数的12%。其中四个来自艺术院团，两个来自艺术院校。仅有的三个非遗类的题材作品，全都来自艺术院校，由此可见，艺术院校在已经逐渐冷却了的非遗类创作领域，仍旧保持着某种难得的热度和题材粘合度。

　　对现实题材创作的热情以及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尊崇，使得本届荷花奖评奖收获了《与妻书》和《运河船工》。本届参评作品中，出现了两个同名为《与妻书》的双人舞，均取材于广州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牺牲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书信。最终广州著名青年舞蹈家汪冽的创作得到肯定。来自北京舞蹈学院反映大运河船工保护“五四运动”中女大学生同时得到革命火种力量的《运河船工》，是带有北京地域色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特别值得称赞的是街舞《黄河》的问世。由此，中国当代舞蹈艺术领域，钢琴协奏曲《黄河》已经衍生出了古典舞、民间舞、芭蕾舞、国标舞和街舞五个作品，基本横跨了所有的艺术舞种！尽管最后一个类型也涉及这个重大命题，街舞《黄河》仍旧获得了从普通百姓观众到政府各级领导的交口称赞。我们必须看到，参评作品涉及五大类题材，但是只有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斩获奖项，这也透露出荷花奖评奖的某种真切的导向。

《与妻书》

　　与此同理，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于2018年11月27日至29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举行。在报名参评的34部舞剧作品中，有12部进入终评，占比35.2%。其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与往届一旦入围上海决赛均获奖的惯例不同，有七部作品获得了上海决赛的资格。最终，《醒狮》《草原英雄小姐妹》《大禹》《井冈井冈》《花木兰》获得本届的“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称号。这五部作品，从题材和主题选择看，一个鲜明的标识是“英雄主义”。《醒狮》讲述广州三元里抗英的市民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说的是广为人知的蒙古族小英雄，《大禹》和《花木兰》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井冈井冈》则描绘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英雄。五部作品共同聚焦中华民族生活历史上的各色英雄，让人多少感叹尽管来的有些迟，但仍然还是让人热血沸腾，激情难抑。另外，从艺术收获上看，五部舞剧各有特长：在舞蹈编排上，均下了较大的功夫，有些场面和舞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醒狮》《花木兰》）；人物形象刻画可圈可点（如《大禹》）；心理空间营造手段突出（如《草原英雄小姐妹》）。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已经获奖的五部舞剧，没有一部完全让人满意。特别是在舞剧剧本创作、人物形象塑造、剧情结构设计等领域，均显示了某些不足。《醒狮》中女主人公的自我牺牲在全剧中显得并不合情合理；《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抗击风雪段落显得编排过于简单；《大禹》在根据评委意见删掉了现场人物的旁白之后，用字幕填补舞台时空转换，显得剧情断裂而艺术气息梗阻；《花木兰》因为编剧的思考不周而使得整个人物和剧情的设置上距离塑造“民族英雄”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井冈井冈》则更像是一部没有剧情的、由几个歌舞片段链接而成的舞蹈诗。问题是，舞蹈诗的体裁现在已经很少进入荷花奖舞剧评奖范围了。除此之外，获得本届荷花奖舞剧提名的《刘三姐》和《记忆深处》，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刘三姐》是国内第一部探索“轻喜剧”式编排演出风格的舞剧，对广西独特的歌仙文化做了大胆的舞蹈处理，可圈可点。取材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深处》，舞台空间处理奇特而富于心理特征，看点很多。纵观上述作品，我们还是要直截了当地指出，虽然近年来舞剧产量上中国仍旧世界第一，但是舞剧创作质量仍然没有本质提高，尽管奖项还在照颁。

　　2018年7月11日至21日，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在云南昆明举行。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专家评委在全国报送的671个舞蹈节目、37部舞剧舞蹈诗作品中，最终选出80个节目和五部舞剧参加展演，可谓一件规模大、热度高的盛事。这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第一个全国性舞蹈艺术活动，也是文化和旅游部组建后举办的第一次舞蹈展演活动。还是第一次将舞剧、舞蹈诗纳入到文化部举办的展演系列，对于全国舞剧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全国舞蹈展演的前身是创办于1980年的全国舞蹈比赛，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力。由于中央从严掌握评奖，压缩奖项和评奖数额的规定出台，从第十一届起，全国舞蹈从“比赛”改为“展演”。这是一个持续了近40年的舞蹈平台，为观众所熟知的《雀之灵》《无言的战友》《刀锋》等获奖作品就出自这一平台，杨丽萍、黄豆豆、赵明等一大批表演和编导人才也都活跃于此。

　　这一届展演中，小型舞蹈作品颇有亮点。如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创作演出的《活着》，一亮相就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称赞。以国标舞和现代舞结合的方式呈现叙利亚难民的生活，这在过去的全国舞蹈创作中十分罕见。我曾经对采访的记者称赞这个作品属于“脑洞大开”之作，在舞蹈创作千篇一律问题普遍存在的当下，仅这一崭新的探索就值得表扬。群舞《纸扇书生》、宁夏文化馆选送的群舞《守在村口的娘》、群舞《骑着马儿过草原》、双人舞《觉•妻书》等作品，也都各有新意。本届展演的另外一大特点，是一些基层的文化馆和文化工作队带来的节目，让人耳目一新。由云南马关县民族文化工作队选送的群舞《顶家女》，以浓郁的傣族风情和颇为新颖的编排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在所属的全国大型艺术展演活动中，专门设计了“一场一评”“一剧一评”的评论方式，成为从评奖向评论转型的正式方式之一。专家们在观看了演出后专门举办的研讨会上，与被评论的作品主创者直接面谈交流，从而倡导了一种真正“实话实说”的评论精神。

　　参加展演的舞剧《杜甫》《人•参》《家》《诺玛阿美》《天路》等，让云南的本地观众和全国各地专程前往观看的舞界人士得到了一次集中欣赏的机会。重庆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演绎的舞剧《杜甫》以精美的舞蹈编排而受瞩目；云南省红河州民族文化工作团演绎的舞剧《诺玛阿美》用浓郁的民族风情诉说了民族的迁徙历程；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舞剧《家》在整个展演中大受称赞，让经典名著在舞剧舞台上重新焕发出了时代的光彩。现实题材一直是舞蹈和舞剧创作的一个难点。由国家大剧院和吉林歌舞团联合出品的舞剧《天路》大胆迎战这一难点，令人生出敬意。

　　2018年的舞剧创作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三部同名舞剧《天路》在一个年度里连续上演。除去作为第12届全国舞蹈展演开幕舞剧的《天路》以外，另外两个分别来自铁路文工团和中央民族歌舞团。题材的撞车似乎偶然，其实反映了舞蹈工作者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现实题材艺术创作的积极响应。青藏铁路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如何用舞剧艺术形式表现好这个奇迹，三个舞剧都还需要付出努力。

中央民族歌舞团《天路》

　　请注意，我在本节的论述中，只用“创作有成”作为关键词，而没有用“丰收”“大成”“满载”这样的词。这是因为，通过评奖和比赛性质的展演活动，我们看到了舞蹈创作领域里进步的节奏和动能，然而，不得不说，当下的舞蹈创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值得警惕和深思。甚至，在当代舞领域，荷花奖参评作品在创作质量上存在“滑坡”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多种议论。我们敏感地发现，在部队文工团处于整编、取消编制和番号、人员大量遣散和流动而去的动荡年份里，军队舞蹈创作的有生力量进入了巨大分流与重新寻岗定位的阶段，致使荷花奖“当代舞”的创作受到了巨大冲击，因为部队舞蹈编导和表演力量原本是当代舞领域的最大生力军。这个原因是不容忽视和否认的。2018年，这个冲击显得格外明显，来的格外猛烈。然而，我们还是要明确地、不客气地指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创作现象没有从根本上扭转，雷同和抄袭模仿，仍然是摆在舞蹈编导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不从思想上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危害性，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说攀登舞蹈艺术创作高峰，就是当代舞创作的一般前景也实在堪忧。

　　关键词之三：沃土生花

　　近年来，中国舞蹈家协会大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创作活动，组织了一批年轻的编导力量，先后赴河北、海南、湖北、西藏、甘肃、内蒙等地采风，2018年可谓采风创作演出的收获之年。从2016年8月起，连续两年，“深扎”团队两次赴西藏，足迹遍布日喀则市江孜县、定日县扎西宗乡、拉孜县、仁布县，林芝市卡定沟、大柏树、米林县、拉萨市、山南市泽当镇、贡嘎县、扎囊县、琼结县等 14 个市、县，考察了堆谐、洛谐、甲谐、谐钦、卓舞、背鼓舞等多种类型的民俗舞蹈，创作了一批优质的藏族舞蹈作品，并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办了“天域舞风——原创西藏题材舞蹈作品展演”。2018年，《天域舞风》深入西藏做汇报演出，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市直面西藏观众和艺术界人士，受到了高度评价。大获好评的一些节目，如《青稞》《梦宣》《阿嘎人》《炫音鼓舞》等，给西藏人民带来无数欢乐和感动。这台晚会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了艺术创作需要巨大的组织行动力量，更说明艺术创作与深入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编导田露说：“正是藏族人民对青稞那种朴素而崇高的情感，滋养了我的思想，激发了我的灵感，舞蹈《青稞》的画面一帧帧在脑海中浮现，并且越来越清晰”；《梦宣》的编导丛帅帅说：“我与‘宣舞’的初次邂逅是在古格遗址红庙和白庙大殿上的壁画：公元1042年，古格王国迎请印度阿底峡大师传教，‘宣舞’作为礼仪舞在欢迎阿底峡大师的仪式上表演。第一次看到这幅壁画时，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藏族舞蹈的飒爽个性和憨厚风格，‘宣舞’的含蓄、典雅使其独树一帜。由此，我一步步向‘宣舞’的历史深处走去，创作过程当中常常犹如梦回那个古老的文明，这正是我将舞蹈命名为《梦宣》的缘起。”[5]这些作品，让西藏独特的民间舞链接到最新的当代舞台艺术空间，从最朴素的感悟出发，倾诉了人类最原本的情感诉求。

　　2018年，由中国文联和中国舞蹈家协会组织的内蒙古自治区采风创作团，在内蒙东部地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调研、观摩等系列活动。当年轻的专业舞者向民间艺人学习安代舞时、当大草原上最朴素的原生态长调感动了每一个采风者时，一些创作灵感勃然而发。年底来到之时，一台名为《蓝蓝的天空》的汇报演出在北京举行。《中国艺术报》记者乔燕冰这样说道，“以儿童视角抒写当代草原人民对美好生活憧憬的《小巴特尔与喜羊羊》，表现牧民奉献大爱养育自然灾害受困孤儿的《国家的孩子》，演绎人将生命交给马背、马将忠诚献给主人的《战马》，表现追寻鹿的足迹的鄂温克人也在追问未来的《寻鹿》，诠释游子思乡之情的《老家有座蒙古包》，回溯内蒙古人民生态、回归民间舞蹈的《希格希日——独树》，通过对老去的民间长调艺人的情感刻画呼吁非遗保护的《老雁》，描绘草原沙漠化呼唤环境与文化守护的《最后的牧歌》，以额尔古纳河流淌着的不老传说追寻精神图腾的群舞《额尔古纳河》，展现草原红色轻骑兵乌兰牧骑不变的坚持《在路上》，题材丰富、手段多样。”[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北京舞蹈学院王玫教授创作的《独树》，引发了观众的热议。编导没有将艺术聚焦在传统蒙族舞蹈风格的再现和改造上，而是大胆地、独树一帜地吸取现代舞编创理念，用多重变化的舞蹈主题动机，塑造了极富感染力的当代蒙古人形象。这个作品完全突破了以往的创作窠臼，成为晚会的一个最大亮点，也得到了中国文联主席铁凝的高度认可。

　　关键词之四：网络舞风

　　2018年，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国内改革运程的奔突前行，网络世界的风起云涌，新媒体领域的潮兴潮落，本年度的舞蹈领域也发生了一些意义颇为重大的事情。例如，从2018年初开始，优酷和爱奇艺两个网络平台，就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发动了以街舞真人秀为主要形式的“网络综艺”大战。优酷的“这！就是街舞”和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分别吸引收纳了超过六个亿的资金，各自设计和创意，精心打造擂台，使得2018年成为名副其实的“街舞年”。“这！就是街舞”吸引了数量非常庞大的、18至24岁的年轻网民关注，热点节目的关注度超过一亿人次，不仅女性用户形成极高的粉丝热度，在校大学生关注街舞热门话题也成为亮点。韩宇、亮亮、一德、杨文昊等善战又高扬“和平与友爱”的选手“炸”遍网络天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节目制作者一反某些真人秀节目“爆料”“毒蛇”类看点的炒作方式，而是在节目里体现出充分尊重街舞、尊重舞者本身的高尚品质，引领了网综艺术类节目的方向。

　　再如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承办的“顶尖舞者进校园”活动，遵循着传承文化、传递爱心的主题，在2018年11月启动，汇聚了一些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年轻舞者，分别在西安、上海、深圳、海南等地走进26所学校，与大约65500名学生当面互动，表演经典作品，传授舞蹈知识，讲解民族文化传统，每到一地，都引起轰动，约40万名学生通过校内及网络视频平台观看直播。这项活动还特别设计了传递爱心环节，用网络互连等手段，将大都市校园的孩子，与一些偏远地区贫困山区学校的孩子进行一对一帮扶结对。学生们在作文、绘画、手工艺品上写清自己的班级、姓名、邮箱和电话，以此当作信物，与贫困山区的学生建立联系，达成学生与学生一对一的陪伴式成长帮扶，前后共计帮扶结对贫困地区的26所学校，帮助贫困学生人数超过四万名，各种数据都有详细记录，以便接受社会查验和监督。

“顶尖舞者进校园”活动

　　与以往中国舞蹈家协会一般化的新闻通稿式一次性宣传方式不同，“顶尖舞者进校园”活动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利用活动现场的各种小花絮作为主要传播爆破点，精心策划组织趣味答题测试，建立明星粉丝群，扫码公众号、转发微博、微信朋友圈赠送纪念品等互动方式，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由年轻人自发自愿的转发，营销+口碑实现了“戴维斯双击”效应，呈现病毒式传播。其所产生的现象级传播，不仅霸屏各大主流媒体、门户网站、社交网站，更是在新浪微博、抖音等互联网大型平台中排名第一。从11月30日至12月7日活动结束，一周时间，活动现场花絮点击量破1.5亿，顶尖舞者进校园话题阅读量达3012.3万。最终实现十天时间全网阅读破两亿，全网视频播放量破八亿，新浪微博热搜榜第一，抖音热搜第一。“顶尖舞者进校园”成为中国舞蹈界第一个阅读和播放量累计破十亿的项目，也是中国文联第一个阅读和播放量累计破十亿的项目，作为现象级传播，已成为中国文联关于主动学习和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之五：理性彰显

　　2018年，舞蹈艺术的理性思考力量，得到相当程度的彰显，并且在理论阐述、批评思考和理论研讨会上得到证明。换言之，舞蹈界的理性力量正在迅速成长。

　　理性力量，首先体现在以授业解惑为目的的各种研修培训方面。如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中青年舞蹈编创人才高级研修班、中青年舞蹈理论评论人才培训班、首届舞蹈维权工作培训班、舞蹈评论与制作人才培养培训班、舞蹈舞台美术设计培训班、“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创作高级研修班、“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创作与教学高级研修班等。从这些理论培训所涉及的领域就可以看出，中国舞蹈家协会在组织力量方面的强大。理性力量，还体现在各种专题的理论研讨活动中，如昆舞传承发展15年座谈会、中国现当代舞蹈发展论坛、2018中国舞蹈高峰论坛暨“荷花奖”舞剧论坛、2018第三届“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长三角舞蹈发展联盟成立暨长三角舞蹈发展论坛、2018 非遗舞蹈进校园、舞蹈精品课程课例展示暨论坛、舞蹈叙事学理论研讨会、“筑梦新时代”亚太国际舞蹈教育研讨会、中国传统舞蹈发展论坛——传承与发展等。所有这些理论研讨会和论坛，都集中展示了近年来舞蹈理论力量的成长。2018年也由此可以看作是一个理性力量快速生长、涉猎范围越来越广、探讨越来越深入的年度。

　　关于舞剧的研讨，2018年可谓风风火火。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中，召开了舞剧理论的高峰论坛；在云南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上，一剧一评的组织方式展示了近年来中国评论界的坦诚和尖锐。

　　《舞蹈》杂志，作为当下中国舞蹈艺术事业最主要的平台，呈现了对于舞剧创作的某种深度思考。毛雅琛、向秀红撰写的《中国舞剧的地域图谱与文化表达》（见2018年第1期《舞蹈》）一文，梳理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舞剧创作与艺术院团所在地域的关系，有趣地指出了当代舞剧创作在题材选择上从“泛地域性”越来越趋向于“近地属性”的鲜明特征，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创作主体的“近地”优势、艺术院团在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使命担当、地方政府为文化品牌建设投入的热情与资金、舞蹈教育事业的普及、地方艺术院团在此基础上的建设高潮、面对精神文明建设时所谓“领导出思想、专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方式”等。作者认为：“纵观几十年来的地域舞剧作品，无论是‘泛地域性’的表达还是‘近地域性’的呈现，都能感受到中国舞蹈人对这方热土的深情凝望。事实上，打造以地域文化为主体的地域形象本身就昭示着文化主体地位的回归与自省，而在‘地域舞剧’中所显现出的经济反哺文化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文化自觉时代，地域舞剧创作既是身体的回归也是文化的回归。”[7]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的蓬勃兴起，一股向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再认识、再学习、再兴起的热潮传遍了大江南北。于此同时，在比较视域下，探讨东方文化艺术的学术性思路也越来越受到舞蹈学者们的关注。例如江东在本年度《舞蹈》杂志上发表的《用舞蹈艺术架设民心相通的桥梁——“一带一路”下的舞蹈事业畅想》一文，借鉴音乐学理论中的“世界民族音乐”概念和思考角度，对“世界民族舞蹈”视域下的中国当代“丝绸之路”舞蹈创作现象做了梳理和回顾。

　　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度里中国舞蹈理论的思考，常常借助国外舞蹈艺术名家和名作的观察而展开，呈现出“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景观，更何况被用做参照物的国外名家和名作，其本身就是不可复制、不可多得的美玉！例如，成立于1959年，总部位于海牙的荷兰舞蹈剧场，被看作是享誉全世界舞坛的当代芭蕾舞团，其顶级舞团的荣耀，得益于想要打破传统的荷兰国家芭蕾舞团风格、发掘舞蹈的新形式新想法的初衷，更得益于1975年起担任舞团艺术总监的基利安。在他的带领下，荷兰舞蹈剧场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艺术创新和探索的代名词，其作品往往被看作是当代芭蕾舞高质量高标准的代名词。2018年《舞蹈》杂志发表李锐的文章《〈心之所往〉的身体思辨——身体、空间、表达》，对荷兰舞蹈剧场一团访华演出带来的《心之所往》《藏身之处》和《挥别》三个作品进行了富于理论意义的分析和评价。该文指出，“带着吐纳式的能量和自内向外铺陈张力的戏剧身体，以彼此独立、却交织以组舞方式而成的《心之所往》……体现了整部作品乃至舞团身体力行的追求以及简洁清晰、寓意深刻的风格。就舞者身体而言，肌肉线条、关节部位有序或无序的联结，在作品中是被反复强调的，隐匿在身体背后的是一种整体的、异于文学的舞台整体‘戏剧追求’。”[8]

《心之所往》

　　每一个对中国舞蹈理论发展脉络和课题做过一些思考的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理论中，舞蹈的“文学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困惑舞蹈研究的课题。或许从事舞蹈创作实践的人并不太关心这个话题，他们往往执拗地仅仅从具体的舞蹈动作出发，一种中国式的“舞蹈思维”出发进入编舞的过程。然而，当中国舞蹈编导们坠入了某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定式之后，人们发现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等艺术创作最忌讳的现象，在我们的舞蹈创作中越来越严重。该文明确指出这个现象的文艺思潮性缘由：“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思潮遍布全球，并成为包含现代舞在内的众多艺术或艺术家争相将其作为各自创作的‘口号’时，形式主义则成为艺术创作的主流。对‘戏剧性’的追求就在这个复杂的时期里作为一种艺术追求逐渐被渗透于现代舞之中，这种‘渗透’的媒介是舞者的身体，它以肌肉与骨骼在空间中运行和变化来形成‘意味’。然而，摒弃了传统古典芭蕾的叙述手法以及‘哑剧’‘手势’等辅助，导致现代舞在戏剧性的追求上则相对困难”[9]。从理论上说，我们当然不能把舞台表演艺术的戏剧性与舞剧艺术的文学性简单地等同起来。然而，如何拯救这一状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舞蹈艺术作品的“文学性”问题，舞蹈动作的“表意性”问题，舞蹈动作领域之“意象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现实题材舞蹈创作问题，近年来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已经有编导开始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创作中给予特别多的探索。荷兰舞蹈剧场在自己的创作中表达出与我们的思考路径并不相同的东西——追求舞台的戏剧性，却并不从一般化的故事情节中得到答案，而是从身体语言自身奥秘出发，从身体文化的自身特性中呈现。上述文章指出：“《心之所往》舞者身体的戏剧性是隐匿的，编导将多组男女双人舞置于不同的房间内，从房间外的视角去审视房间内的不同男女关系。……从舞台下看，首先是舞台中间的房间空间，即空间中的空间；其次就是房间空间之上的影像空间。就舞者的肢体而言，伴随着镜头式的转换，处在不同空间的双人舞者，在彼此忽远忽近、接触分离的动作关系中，将彼此的隐匿情感和关系展示得一览无余。由此，双人舞者之间的情感关系在多重空间的建构和设定中，最终凸显出肢体形而下层面之上的戏剧追求”；“舞蹈的身体最具代表性和形象性。作为西方现代舞的代表舞团，NDT（即荷兰舞蹈剧场）的《藏身之处》无疑向我们传递了人类在空间中的诸多行为及身体思考，通过有限的身体，构建出处于多种空间样式中的身体样貌，这无疑对当下中国现代舞在身体与空间等方面的探索大有裨益。”[10]

《藏身之处》

　　与上述文化视角保持相同和类似的外国舞蹈作品评论文章，也显示了2018年舞蹈评论力量的成长。例如在《“心理芭蕾”〈罗丹〉：天才极尽是癫狂》一文中，范舟指出：“在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那里，女性的社会性别已经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标识，她们并不把‘女性’看作一个似乎永远是男性凝视下受害者角色的固定整体。相反，她们更愿意去探索主体性和欲望的各种可能性，不断为一种革命性女权主义强调欲望解放的潜力。或许，艾夫曼是站在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上的。比起‘我是一个女人’这种将性别身份突显在高处的表述，艾夫曼灌入‘卡米耶’的更像是‘我是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表达。”[11]又如闫桢桢在《方寸舞台与大千世界——记 2017 北京现代舞双周》一文中，用精准的思维和流畅而锐利的语言评价德国现代舞《莫扎特•安魂曲》：“在一个艺术形式不断翻新，唯恐缺少噱头的艺术品市场中，还肯放下自我表达的欲望，坚守对经典艺术的高度尊重，这种态度和谦逊本身就值得尊重。经历后现代与消费主义的双重洗礼之后，很多过往的‘经典’被重新估值，多元主义的滥觞也很容易轻易滑向自我标榜的那喀索斯情结，特别是现代舞这种本就内涵‘反叛’因素的艺术形式，‘自我’的彰显既是它的力量所在，也很容易趋向一种偏执。相比于那些不经理性反思、更像是噱头一样的对‘经典’的盲目调侃与戏仿，《莫扎特安魂曲》的创作态度实在值得赞赏。”[12]

　　这样的文化视角，我们也在介绍世界舞蹈文化的译文领域见到了回应和互证。刘晓真翻译了美国朱蒂•范•济莱（Judy Van Zile）的文章《崔成喜和她的时代》。崔承喜，一个名震中国当代舞坛的传奇人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典舞最初教材编创思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崔承喜都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舞蹈人出现的。在美国访学归来的刘晓真认为：“崔承喜作为中国同行熟悉的陌生人，在美国学者笔下，为我们展开了跌宕惊心的一生”[13]，济莱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我对崔承喜的早期研究中，总在努力理解她和她的舞蹈与复杂的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14]有两位研究朝鲜舞蹈的专家辛基旭（Shin Gi-wook）和米歇尔• 罗宾逊（MichaelRobinson）认为，“大量历史研究对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的描绘有误，把民族主义和殖民压迫、传统和现代的立场二元对立了。他们提出把这一时期看作是‘一个由殖民主义、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相互勾连、彼此影响的三角地带’。”这样的研究视角，打破了中国舞坛在介绍崔承喜时单纯的线性思维模式，揭示了一个复杂历史背景下综合了殖民统治、个性解放和文化寻根三种力量促使下最终留在大历史画卷里的、更加贴近真实生命和艺术历程的舞蹈家崔承喜。这篇译文，与其说是介绍了一位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如说是对比性地打开了西方舞蹈研究的一扇门窗，让我们更好地反思当下中国舞蹈理论研究的问题。刘晓真这一系列的其他译文，例如介绍德国现代舞的译文《现代舞在德国》，将深刻影响日本和中国现代舞发展的表现主义现代舞在德国的曲折历史命运，置放在德国自身的历史维度中加以考察，让我们第一次开始引申思考吴晓邦和戴爱莲的舞蹈轨迹与中国当代政治与文化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在美国访学而深感“学术研究的传递有序和教学的地域差异及多元维度”重要性的刘晓真，为此有心地翻译介绍那些从完全不同角度研究世界舞蹈文化的优秀文章，“通过其中的研究，来扩展对世界舞蹈的认识维度，同时也借此反身观验我们已有知识体系的漏洞和不足”。[15]

　　2018年过去了。但是，2018年作为一个颇有作为的舞蹈之年，留给我们的还有很多思考，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有不少问题还没有解决，有许多年轻的舞者正冲劲十足，也有一些老到的经验之谈让人警醒。由此出发，我们对2019年的舞蹈事业也有了新的期待。

　　[1]　冯双白：《当代舞史大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舞蹈发展一瞥》，《中国艺术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刊，2018年12月19日第1版。

　　[2]　冯双白：《当代舞史大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舞蹈发展一瞥》，《中国艺术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刊，2018年12月19日第1版。

　　[3]　冯双白：《当代舞史大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舞蹈发展一瞥》，《中国艺术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刊，2018年12月19日第1版。

　　[4]　同上。

　　[5]　本刊：《聆听大地呼唤，问路雪域圣洁——“天域舞风”原创西藏题材舞蹈作品展演》，《舞蹈》 2018年第1期。

　　[6]　乔燕冰：《舞出新时代中国舞蹈“蓝蓝的天空”》，《中国艺术报》，2018年12月14日第1版。

　　[7]　冯双白：《当代舞史大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舞蹈发展一瞥》，《中国艺术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刊，2018年12月19日第1版。

　　[8]　李锐：《〈心之所往〉的身体思辨——身体、看见、表达》，《舞蹈》2018年第1期，第44页。

　　[9]　李锐：《〈心之所往〉的身体思辨——身体、看见、表达》，《舞蹈》2018年第1期，第47页。

　　[10]　李锐：《〈心之所往〉的身体思辨——身体、看见、表达》，《舞蹈》2018年第1期，第46页。

　　[11]　范舟：《“心理芭蕾”〈罗丹〉：天才极尽是癫狂》，《舞蹈》2018年第1期，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