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人生的地理坐标和我恰好相反，他从重庆去到成都，而我这个成都人却在重庆生活。当年梁平离开重庆并不情愿，有几分愤懑，几分失落。这有他的《陋室铭》为证：“四十五年，背井离乡。一二三步，单走独唱。有诗文在，无安生床。原燕鲁宫所，现老子作坊。怕不速之客，好几口黄汤。夜来摘星星、揽月亮，无官场堵清心，无红袖添乱忙。是重庆崽儿，就敢作敢当。却原来，天要我爽。”

　　但是梁平终究是梁平，这个“重庆崽儿”很快就挥去烦恼，进入角色，在锦城活出精彩，“爽”起来了。他到成都是去接诗人杨牧的棒，担任《星星》诗刊主编。《星星》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刊，在诗坛享有威望，地不分南北，粉丝很多。我担任过多年《星星》的编委，虽是挂名，也引以为荣。

　　1979年，《星星》的复刊号上有这样的编者告白：“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梁平到成都的时候，社会已经变化了，诗歌在社会上的位置也已经变化了，第三颗星星已经黯然失色。在一个没有诗意的时代，如何提高一家诗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梁平的压力可想而知。

　　梁平拒绝以“低保”为目标，他使出浑身解数，要闯出新路。他成功了。《星星》继续带给人们诗意，发出那特有的明亮光芒。现在的《星星》变为了旬刊，一个月出刊三次：原创、理论、散文诗各占一旬，获得广泛的点赞。

　　梁平也是一位诗评家，这是一种必然。一家大刊的主编，如果没有理论思考的能力，他的刊物肯定就是没有方向的，也是没有深度的。随风飘的刊物没有魅力。读读梁平的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吧，一位睿智的评论家就站在你的面前了。他接触各色写诗的人，参加各样诗歌活动，观察各种诗歌现象，这种和诗人、诗坛的“零距离”就形成梁平评论的基本特色：接地气，在场感。

　　这可不是天上飞的“空军”，这是百米冲刺的地上部队。梁平对诗的脂粉气、铜臭气和娱乐化的批评，对名头很大、种类繁多的诗奖的剖析，对纸上的诗和网上的诗的关注，都十分准确。梁平对诗人自爱自重、保持内心纯净的呼吁，对诗人在“回暖”的热闹里保持冷静与清醒的提醒，说明他的眼光实在犀利。他认为，诗歌不应该成为噱头，炒作诗歌是对诗的伤害，不是社会生了病，就是诗歌自己生了病。同时他坚信：只要血是热的，诗就不会死去。这些言论多么珍贵啊！

　　诗论一般有两种：学者的和诗人的，前者如朱光潜的《诗论》，后者如艾青的《诗论》，两部《诗论》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基石。梁平是诗人论诗。他的诗论不屑于在概念上绕圈子，摆出一些洋人的语录来吓唬读者。他不是在诗外谈理论，而是钻进诗内去谈诗。他用的是诗的语言，抽象里有具象，理论里有美感，令人喜欢阅读，令人亲近。

　　然而，在诗人梁平面前，诗刊编辑的智慧，诗评家的光彩，统统被遮蔽了。因为，谈起梁平，他的诗的气场更大。梁平从高中开始写诗，但是走上诗坛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诗歌辉煌的年代，名叫新时期诗歌。构成新时期诗歌的诗人，在已成名者中有艾青、穆旦那样的“归来者”群和臧克家、冯至那样的资深诗人群；在年轻人中则有北岛、舒婷那样的朦胧诗人群和雷抒雁、叶延滨那样的“新来者”诗人群。梁平属于“新来者”。

　　梁平出的诗集很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拨动诗的琴弦，梁平已经出版了多部诗集，有《山风流，人风流》，有我写序的《拒绝温柔》，有《梁平诗选》和《巴与蜀：两个二重奏》，有作为第一个外国诗人写波兰的诗集《琥珀色的波兰》，这个集子在波兰被翻译成《近远近》出版。细细数来，还有《诗意什邡》《巴蜀新童谣100首》《家谱》，等等。他的诗是都市生活的韵律，是一个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是一个中国人的深层反思。见到梁平，第一眼印象是仪表堂堂，男人气概。接触久了，又会感觉到他的细腻秀气的内涵。他的诗也正是这样：大气，然而又内蕴着一股秀美。诗人叶延滨评价说：他的诗歌有一种精神上的高贵感，带有很深的文化含量和历史智慧。这是中肯之论。

　　梁平诗歌的最大特点是诗人关注时代、表达历史的能力。他是思想者、担当者。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和我的另一个朋友黄亚洲很相像。他的诗歌世界里没有个人秘史，风花雪月，有的是对于大生活的爱恋，对于大时代的倾心。他总是快捷地对现实事件作出诗的反应，在汶川大地震第二天，他的长诗《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就已经现身于报刊上了。

　　梁平一再告白：诗一定要与社会有瓜葛。他说：“我是希望我的诗歌与社会息息相关，与生命息息相关，与我们身边的人息息相关，成为现代社会的真实版本。”[1]这正是当年的“新来者”们的审美取向。从大地汲取力量，自然就会强壮健康。在中国诗坛上，许多“新来者”获得了更为长久的艺术生命，这正是他们为什么能够“长寿”的秘密。

　　三十多年的创作道路见证了梁平是多面手。他写抒情诗，又写巴蜀童谣；他写短章，又写长诗。在中国诗坛，梁平以善于驾驭长诗著称。他的长诗博大、厚重、视野开阔，文化韵味浓郁。长诗《重庆书》是一部有影响之作。在一千三百多个诗行中，诗人穿行了几千年的重庆：历史的重庆、人文的重庆。诗人迈进了重庆背后的世界——生命、价值、希望、现实。《重庆书》的丰厚与深刻、令人击节赞赏。可以说，《重庆书》非梁平莫属。他生于这座浸润着巴文化的古城。当他远去成都，从锦官之城回望家乡，有那么多咀嚼，有那么多回味，有那么多漫步，有那么多反思。写作的空间，写作的契机，就自然出现了。长诗《三星堆之门》也是一种必然。从巴到蜀，以巴观蜀，神秘的三星堆就跳入了梁平的笔端。中国诗歌对于三星堆的长篇书写，梁平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诗人高洪波说起《汶川故事》，给予了这样的评判：“悲痛与温情交替，宏大与微末纵横，以文化纵深视野，展现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现实和历史。”[2]

　　我以为，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3500行的《三十年河东》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作品，它已经再版。这首长诗由序诗《东方大国：五千年与三十年》起笔，到跋歌《中国阳光》结尾，七个乐章，气势恢弘，从诗的精神高度全方位地展现了改革开放30年里中国的巨变。而诗人梁平似小泽征尔，挥动指挥棒，举重若轻，潇洒自如，调动诗句，完成了这个宏大的主题。

　　中国诗歌不乏长诗，像《木兰诗》《长恨歌》这样的篇章一直流传不衰。新诗也继承了这一传统。长诗往往增加一位诗人的影响力和在诗歌史上的位置。如果没有《火把》，没有《他死在第二次》，没有《吹号者》，艾青的分量就会有所改变吧，至少就不能称为“太阳与火把的歌手”了。但是，长诗要求于诗人的更多：丰厚的文化积淀，博大的知识结构，以及多样的人生历练。当过知青、公社党委书记、国家公务员、刊物总编的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梁平正够资格。

　　一首长诗的成败密码是它的构架：诗的前与后、重与轻、密与疏、张与弛的布局。梁平的长诗在这一点上是突出的。在时间的长河里，他自由自在地游泳，以各种姿态前行，探寻时间中的人和事，惬意极了。

　　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一些人，当他在诗歌界担任什么报什么刊的负责人的时候，就有许多赞誉。发表一点东西，就被吹得不行。甚至没有东西也被捧上了天。金钱、女人也主动投怀送抱。然而，一旦退下，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了。真是中国式的悲剧!梁平却不是这种人。他有实力，他是中国诗人的实力派。现在只主编《青年作家》，不再兼任《星星》诗刊主编了，但梁平还是梁平——当代有魅力的诗人梁平。

　　梁平到成都以后，自己也说有了两个故乡，他在演双城记。我不由得想起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这是糟得不能再糟的时代；这是一个明智的岁月，这是一个愚昧的岁月；这是一个信心百倍的时期，这是一个疑虑重重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大家都在升天堂，大家都在下地狱。”《双城记》的这段开头和中国当下的时代有些相像。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又是一个正在转型中的复杂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改革与混乱共生，崇高与卑鄙并存，廉洁与腐败同在。在这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多么需要诗歌啊！

　　梁平在重庆期间，我们是朋友。当他在宦途中顺利发展时，当他在生活里失利时，我们都是哥们儿，是全天候的朋友。我很珍惜这份情谊。在他去成都以后，我们的交往很少了，不过彼此是心灵相通的。对于诗歌,对于诗坛的是是非非，我们几乎总是持有一致的看法。“人情似纸番番薄，世事如弈局局新”。在当下的功利社会风气里，友情是贵如金的。

　　在梁平的诸多头衔里，有一个是“一级作家”，这和我有点关系。作为重庆市文联主席，我任重庆市文学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的副主任。那年开会时，任文化局长的主任出差，评委会由我主持。正是在那次评审中，担任《红岩》杂志主编的梁平被评为一级作家。他的条件是足够的，我也是铁面评委。记得他通过以后我连电话也没有给他打一个，他也似乎没有给我什么电话。友谊归友谊，公事归公事。这是那些年来重庆市第一次评一级作家。我很为他高兴，也很为拥有这样的朋友自豪。

　　但是，对于梁平，我也一直有一个遗憾藏之于心。我担任过多届鲁迅文学奖以及鲁奖的前身全国文学奖的评委，梁平却至今和这个权威的、不是什么老板或地区出钱消遣的大奖失之交臂。虽然梁平本人并不在乎，我却一直内疚。凭实力，凭影响，似乎不应该这样吧！

　　《梁平诗歌研究》选入的评论，从不同视角打量了诗人梁平。这对于欣赏梁平，研究梁平，都是有价值的。过去曾经出版过一本《梁平诗歌评论集》，也是我写的序。《梁平研究》比前一本更丰富。我想说的是，对梁平的研究显然还不够，作为当代优秀的诗人、评论家、编辑家，他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对象。梁平还在发展，评论应当跟上他的步伐。

　　是为序。

　　[1]　梁平：《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2]　梁平：《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33页。

　　作者：吕进 单位：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2期(总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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