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先声 ——回眸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李朝全）

2018-12-29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李朝全收藏

　　编者按：10月15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前瞻”暨《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同志对《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作出重要批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本刊名誉主编仲呈祥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本刊主编庞井君主持会议。哲学家张世英、评弹理论家吴宗锡、摄影家袁毅平、话剧艺术家蓝天野、画家周韶华、美学家刘纲纪、文艺美学家胡经之、文艺理论家王元骧、文艺理论家陆贵山、音乐家傅庚辰、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剧作家郭启宏、影视导演翟俊杰等发来寄语和祝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本刊顾问邵大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次炤、张德祥，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心峰，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夏燕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研究所所长金浩等出席会议并研讨。会议成果将在本刊陆续刊发。

时代的先声

——回眸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

李朝全

　　内容摘要：本文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取得的成就给予客观评价，分析了40年文学的品格特点、发展阶段、代表性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及思潮，总结了文学发展经验和基本规律。

　　关键词：改革开放　中国文学　文学思潮　人民性

　　文学是时代的先声和先导。改革开放文学的起点早于通常认为的改革开放的开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在1977年至1978年，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等为标志，作为时代的先声与先导，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大闸。40年来，文学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传承发展、借鉴吸纳，与时代同前行、与社会共进步，和国家同命运、和人民共呼吸，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等特征，取得了多方面的杰出成就。

　　一、改革开放文学的基本品格

　　1. 思想解放

　　1978年5月，全国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在1979年10月底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祝词，对“文革”十年文艺战线的错误路线进行了纠正，提出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不要横加干涉，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解决。[1]此后，在历任中央领导的讲话中，都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对文艺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重申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文艺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再到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唯一途径，把人民群众作为文艺创作的鉴赏主体、表现主体和服务对象。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道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这一系列的针对文艺工作的理论主张和指导方针、原则，为我国文艺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条件和思想基础，也塑造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追求思想解放、创新创造的基本品格。

　　在改革开放之前，党和政府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主要依靠政治运动和行政命令来推动文艺前行。改革开放后，转变为注重抓导向、抓引导，通过举办培训班研修班研讨会座谈会、评奖评选评论和扶持优秀作家作品创作项目、资助文学对外译介传播等途径，以物质和精神鼓励为主，纠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一种阶级斗争工具的片面论调，重视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文艺创作上提倡百花齐放，文艺评论上提倡百家争鸣，提倡讲道理、说真话，激浊扬清、褒优贬劣。文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重新赋予文学创作和评论以充分的自由，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毫无疑问，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第一大特点就是思想解放，各种文学思潮日趋活跃，不断交锋碰撞，文学观念不断更新，文学创新成为自觉追求，广大作家评论家努力展现鲜明个性，寻求艺术突破，造就了时代主旋律高昂响亮、艺术样式精彩纷呈，各民族文学共同繁荣，文学创作多样化、文学评论多元化共存的突出特点。

　　当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347名增加到目前的11708名；省级会员超过9万名；地市级作协会员近16万人；我国各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作家管理体制出现多种形式，专业制作家积极改进，作家签约制、合同制、项目制逐步推开，作家队伍活力增强。隐性文学写作者总数在千万人以上。“文革”期间文学报刊几乎全部停刊，改革开放后，不少文学报刊陆续复刊或创刊，一些文学报刊不断扩版扩刊，全国各级各类文学报刊的总数在3000种左右，每年发表的文学作品数十万篇。与此同时，各地陆续恢复或创建文艺出版社，使文艺类出版社总数达三十多家，全国五百八十多家出版社多半出版有文学作品，每年出版各种文学作品超过20000种。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中心向笔者提供的数据，2016年全国出版的文学类图书多达54502种，其中小说7072种、诗歌3623种、散文5328种、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传记）937种、儿童文学八千二百四十二多种；2017年出版文学类图书56790种，其中诗歌5114种、小说9002种、报告文学（含纪实、传记）1515种、散文6040种、儿童文学10004种；2018年1月至11月出版诗歌4295种、小说7148种、报告文学（含纪实、传记）1232种、散文4712种、儿童文学9161种。网络文学经过20年的发展，目前全国共有五百多家专业文学网站（频道），各层次写作者超过1300万人，其中相对稳定的签约作者约68万人，日均更新量超过2亿字，一年推出约10万部原创网络小说。

　　2. 以人为本

　　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中，人的重新觉醒、人的重新发现和人的再启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主题。文学必须回到人本身成为普遍的自觉意识。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重新确认和确立。文学必须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40年文学特别注重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源泉，接受艺术滋养，实现艺术创造，注重贴近群众生活，表现人民忧乐，反映人民心声，因此也深受人民大众欢迎，可谓是人民立场、人民性鲜明的文学。40年文学同时特别强调创作者——作家评论家的创作主体地位，强调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与激情、能力与活力。尊重创作者，尊重艺术，尊重劳动，尊重创造。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文学几乎占据了大众文化生活的一半天地，文学轰动效应持续持久。在那样一个文学黄金时期，从朦胧诗到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大量的作品人们都耳熟能详，产生了巨大而良好的社会效果。根据《“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出版研究》中援引自1949年至1966年的《全国新书目》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图书总目1951—2011》中的数据，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17年期间共出版长篇小说383种，其中有139种是重版书（1949年前初版的59种；“十七年”出版的80种）。该著作所指长篇小说是指10万字以上的单行本。[2]到了1990年代以后，大陆每年出版的原创长篇小说在400至1000部左右。据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2017年出版新版当代小说7350种；2018年1月至11月出版新版当代小说5740种。不少小说发行量在五万册以上，更有一些超级畅销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草房子》等，销量超过数百万册。网络文学用户超过3.5亿，国内40家主要文学网站提供的作品数量高达一千四百余万种，大批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动漫、游戏等，创造了巨额的利润。青春文学、类型小说、小小说、手机文学等也广受拥趸。诗歌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报刊发表的诗歌在六万至七万首，思想和艺术质量较高。全国单旧体诗词作者即超过100万人。每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在2000篇左右，出版的报告文学图书在1000部左右。四大国家级文学奖项中，茅盾文学奖设立于1981年，迄今已评选九届，共有43部作品获奖；鲁迅文学奖设立于1997年，迄今已评选七届，共有264篇（部）作品获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设立于1981年，迄今已评选11届，共有748篇（部）作品获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设立于1986年，迄今已评选11届，共有214篇（部）作品获奖。所有这些文学作品都在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文学最大的成就是让文学得到了回归，回到文学自身，回到了人性、人学的基点。譬如，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表现个体、自我的生命存在形态，哲理性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探究男女之爱、母女之爱，令人动容。而像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林斤澜《矮凳桥风情》、徐则臣《如果大雪封门》、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采用个性鲜明的风格，通过典型人物及典型生存环境，观照人的普遍生存处境，表现人性的中短篇小说，在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中可谓俯拾皆是。李佩甫的《等等灵魂》《生命册》等探析生与死、得与失、快与慢，思考快速前行时代人们的精神灵魂成长问题，体现出深远的忧思。陈彦的《主角》《装台》聚焦小人物的生存处境，烛照大历史的变迁。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刘震云、格非、刘恒等一大批优秀作家的创作，更是深切关注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有人提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母题和主题是反封建；[3]还有人认为，40年文学的主题是思想启蒙、文明与愚昧的冲突。[4]在笔者看来，最近40年文学的基本主题是社会和人的现代化，是中国人如何摆脱沉重的历史因袭，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并推动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

　　3. 现实主义的回归

　　改革开放40年文学高度重视现实题材，重视贴近时代，关注社会，直面民生，反映现实，表现生活，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广大作家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文学与现实血肉相连，关系密切，注意传承中华民族文以载道、文学参与生活改造社会的传统，恢复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作家大都具备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注重在创作中反映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表现改革开放时代人的日常生活，表现人道主义，体现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精神，发现与重塑民族灵魂，显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回归的特征。40年来最优秀的作家，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譬如，张平的长篇小说新作《重新生活》是一部独特的反腐题材作品，创作的角度非常新颖，选取的是一个被双规以后的市委书记，他给自己的家人特别是给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姐姐一家带来的灾难性遭遇，借以反映腐败的恶劣社会影响。延门市市委书记魏宏刚被双规，这是小说的开篇揭开的场景，紧接着，他那像母亲一样的姐姐魏宏枝一家就受到了牵连，生活轨迹从此改变。小说严峻地提出，腐败公然成为一种文化，腐败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官场的腐败，也有学校教育的腐败，还有医疗上的腐败，比如医院的过度医疗，学校的这种高考工厂式的教育方式，还有像城市管理拆迁过程中的暴力拆迁，种种的腐败，种种的权钱交易……腐败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肌理，令人触目惊心，急需引起疗治的注意。作家的笔锋非常尖锐，对这些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都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和鞭笞，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品格。王安忆、迟子建、铁凝、阿来、周大新、王跃文、刘亮程、徐贵祥、柳建伟、阎连科等大量作家都出版有现实主义的精品力作。

　　在纪实文学领域，从徐迟、黄宗英、理由、张锲、陈祖芬、袁厚春等，到何建明、王宏甲、李鸣生、杨黎光、张胜友、黄传会、赵瑜、徐剑、杨晓升、白描、李春雷、李朝全等，都陆续创作出版了一大批关注现实，塑造出彩中国人、讲述精彩中国事的现实主义佳作，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4. 注重作品的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作家普遍增强了自律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注意面对读者写作，认真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影响。作家能够及时顺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的变化，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创作取向，坚持弘扬时代主旋律，参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市场经济深刻影响，作家作品、文学报刊出版社等直面市场以后，带来的利是提高了作家直面读者的自觉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促进了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影视化，使创作与读者紧密勾连，与生活和时代紧密勾连；弊是严肃文学、纯文学，新潮探索实验性文体和文本生存空间狭促，趋于艰难。

　　改革开放文学更加注重面向国内国外两方面的读者，拓展两个市场的资源。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外文译本大约有2000种。对外译介作品中有一部分是由中国政府、出版社及民间组织支持出版的，还有不少得到了中国一些翻译工程的资助。外国有一批翻译家、汉学家、评论家、学者等对中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陆续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作品。目前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英、法、德、荷、意、西等欧洲语种和日语的改革开放40年文学外译图书超过1000种，中国有作品被译介成西方文字的当代作家超过230位。当然，国家图书馆的外文藏书还不够全面。

　　从翻译作品语种和数量上看，当代一批实力派中青年作家占据主体地位。其中，莫言小说的外文译本是最多的，超过100种。其主要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几乎都已有外文译本。他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与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出版了他的《生死疲劳》《红高粱》等作品的瑞典文版、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了其十几部作品的英文本、法国汉学家杜特莱翻译了他多部小说的法文本关系很大。苏童、余华、王安忆、王蒙、北岛、多多等的外译作品品种亦较多。从翻译语种上看，改革开放文学已有多个外译语种，其中以日文、法文、英文、德文、荷兰文等居多，罗马尼亚文、瑞典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和韩文等有相当数量。其他语种译本较少或几乎空缺。从译介作品的文体上看，最多的是小说，占到总数的2/3以上。其中，长中短篇分布比较均匀。其他体裁除诗歌有相当数量外，外译作品数量都不多。如纪实（报告文学）、散文、戏剧等，一般只有几十部。从译作出版日期上考察，呈逐年迅速递增态势。如国家图书馆收藏外译本1980年代出版的有147部，1990年代出版的有230部，2000年以来超过500部。可见，1978年以来，外国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和重视度在不断攀升。从译者上看，法国的陈安多(Chen-Andro)、弗朗索瓦•纳乌尔（Françoise Naour）、克劳德•佩恩(Claude Payen)、希尔维尔•让蒂尔(Sylvie Gentil)、诺埃尔与李丽昂•杜特莱（Noël et Liliane Dutrait）、安吉尔•皮诺、伊莎贝尔•哈布(Angel Pino et Isabelle Rabut)、安妮•居里安(Annie Curien)、Emmanuelle Péchenart、Geneviève Imbot-Bichet、Véronique Jaquet-Woillez，德文译者Karin Hasselblatt，瑞典文译者Göran Malmqvist，荷兰文译者Rint Sybesma，英文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日文译者饭塚容、吉田富夫等，都翻译了多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从出版商上看，法国阿尔菲利普•皮基耶(Arles Philippe Picquier)、阿尔南行(Actes sud)、巴黎奥利维尔门槛(Seuil)、中国蓝、巴黎黎明（Editions de l’Aube）、弗拉马里昂（Flammarion）等出版社，德国柏林人与世界（Volk und Welt），荷兰阿姆斯特丹Meulenhoff，日本东京德间书店、东方书店，美国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等出版社，都出版了不少中国文学译作。

　　近年来，网络文学对外翻译增长迅猛，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版权输出。目前，平均每天有超过一部的网络文学被译介到韩国、日本、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专门翻译连载中国网络文学的“武侠世界”英文网站在欧美拥有数十万的读者。

　　与此同时，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在国际上深受肯定和好评，摘取了许多重要奖项。莫言2012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2016年摘得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2015年摘得雨果奖。余华、莫言、刘震云、毕飞宇获得过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余华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Bottari Lattes文学奖，余华、迟子建获得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贾平凹获得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张炜获得美国总统亚太裔顾问委员会杰出成就奖，刘震云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毕飞宇获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吉狄马加获得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波兰雅尼茨基文学奖，巴金、冰心、张洁、王蒙、莫言、苏童、周勍、姜戎等作家也获得过如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曼布克亚洲文学奖等。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与福克纳并肩”；莫言《丰乳肥臀》《酒国》等多部作品的法语译者、普罗旺斯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诺埃尔•杜特莱说：“我相信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成员们没有颁错这个奖项。莫言的作品让任何人都为之动容。”[5]

　　大批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等艺术形式。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2014年中国电影总产量为758部，到2017年时达到970部。制作完成并获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2016年共有334部、14912集；2017年共有314部、13470集。而这些电影电视剧中，据估算有50%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网络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纸质图书6942部，改编电影累计1195部，改编电视剧1232部，改编游戏605部，改编动漫712部。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已经广泛拓展到其他艺术和传播领域，成为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基础性内容。

　　5. 重视文学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在迎击西方大量涌入的文学思潮的同时，中国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嬗变、更递与变革一直在进行之中。文学观念创新、主题创新、思想创新、艺术创新成为普遍的自觉追求。而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兴传媒的深远影响，使文学载体、文体样式、内容形式等实现了诸多创新或变革。文学对新媒体的适应，就评论领域而言，出现了媒体批评、酷评坐大，大众批评和学院批评分野的局面。创作上，网络、博客、手机文学等新样式勃发，悬疑推理、玄幻奇幻、穿越历史、仙侠武侠等类型小说文体涌现。受影视双刃剑影响，利与害并存——影视极大地推动了文学传播，扩大了文学影响，提升了作家知名度；同时文学创作的影视化倾向，过于强调和突出情节推进节奏、矛盾冲突戏剧性场面、人物对话，削弱了人物性格表现、心理描写等文学性特征。

　　改革开放40年文学许多作品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具备自觉的审美追求，赋予作品浓烈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或者运用诗意叙事、散文化叙事，致力于创造跨越文体边界的杂交式文体。有些作家在创作上开始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艺术风格，如巴金《随想录》式的凝练晓畅、令人回味不尽的倾诉，铁凝作品的温婉清新、意蕴隽永，贾平凹的富有文言韵味的典雅语言，莫言激情汹涌、天马行空的叙事，苏童散发着醇厚历史意蕴的文字，阿来《尘埃落定》令人迷醉的诗意语言，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简朴反复的故事讲述……

　　二、改革开放文学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文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978—1991年

　　文学创作出现了井喷，出现了文学大爆炸的轰动效应期。文学基本上还是围绕着意识形态、围绕着时政运转。文学战线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沿承了建国十七年文学文以载道、积极改造社会的传统，坚持并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面向世界文学大潮并接受其深刻影响，各种文学现象、思潮、流派此起彼伏，名家名作迭出。文学强调凸显个性，表现出新的价值取向、人格魅力和时代气息。

　　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巴金《随想录》，李凖《黄河东流去》，古华《芙蓉镇》，王蒙《活动变人形》，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张炜《古船》，张承志《心灵史》，铁凝《玫瑰门》，汪曾祺短篇小说，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等。主要流派如：新问题小说（包括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大墙文学）、朦胧诗、知青文学、寻根小说（含以邓友梅、陈建功等为代表的京味小说）、改革文学、先锋小说等。

　　2. 第二阶段：1992—1999年

　　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处于受市场化、全球化和多媒体信息化深刻影响期。文学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等文学、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出现了去中心化、多元化特征；文学不再占据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作家创作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注重历史的和文化的视角，语言更加鲜活灵动。作家簇生现象突出：“陕军东征”“湘军崛起”“中原作家群”等成为标志性事件。一些创作出现私语化倾向，对社会现实关注不足。文学缺乏对社会的自觉担当，缺乏精神力量，进入无法命名的无主潮时代。文学从以作者为中心进入到以读者为中心，创作者、出版者面向读者创作出版文学作品，适应或迎合市场需要的意识增强。与市场、资本、都市结合的欲望化写作、个人化写作（包括女性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相当盛行。

　　代表性作家作品如：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莫言《丰乳肥臀》，贾平凹《废都》，余华、苏童等人的小说，余秋雨《文化苦旅》等。主要流派如：新写实小说（原生态文学）、后现代小说、新乡土小说、历史文化大散文等。

　　3. 第三阶段：2000年以降

　　新世纪我国逐渐步入信息化、电子化时代，网络文学勃兴、电子文学崛起，文学实现新转型，写作队伍空前壮大，写作、发表自由及空间空前拓展，传播、互动空前便捷和深入。文学走向开放、走向世界，进入了一个承认并包容差异的时代。文学创新受到极大鼓励和支持，创作者的价值观念、人文理想、审美意识等有进一步多元化、多样化的倾向。受文学电子化深刻影响，作家成分、文学形态、文学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等都产生了重大变革。跨文体、超文体“越境”写作盛行。文学语言的自觉、叙述的自觉大为加强。多数文学作品注意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表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下，文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三贴近”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张扬民族化特点，保持了比较健康的发展态势。同时，在新传媒条件下，以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为代表的文化写作受到追捧。

　　代表性作家作品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刘慈欣的《三体》、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陈彦的《主角》、韩寒《三重门》、郭敬明《幻城》、姜戎《狼图腾》等。主要流派如：类型小说勃兴，包括奇幻、悬疑、侦破、恐怖、新武侠、新言情、无厘头搞笑、动物小说，打工文学、底层叙事、青春文学、“80后”写作、网络小说、博客、手机文学、科幻文学等此起彼伏，以读者为导向的文学概念盛行。

　　三、改革开放文学的经验与启示

　　1. 40年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

　　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贯彻、落实是文学发展繁荣的思想基础和重要保证。要正确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两创”原则，大力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正确处理好政策原则性与灵动性的关系，坚持以正面倡导和引导为主的策略，提倡艺术民主学术民主，坚持宽容和包容的准则，允许并支持多元多样共存的文学生态的不断发展，对文学创作不横加干涉，扶持少数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发展。

　　作家评论家比翼齐飞，是文学事业的人才资源，是文学发展的基础，加强和扩大创作队伍建设是文学繁荣的首务。要创造和提供各种条件，帮助作家提高艺术素养、文化学养、品德修养和生活滋养，开拓艺术创作的生活资源、艺术资源和精神资源，积极扶植中青年作家队伍；综合运用激励机制、扶持机制、工作机制等，推动优秀作品的生产。

　　创新是文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调动创作者的创造激情和热情、能力与活力，推动艺术探索，促进文学创作的思想创新和艺术创新。新时代呼唤新文学，人民呼唤创新的文学。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文学，才能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多变、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学要自觉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大众化与艺术化的关系，以及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关系。文学要积极面向读者，适应或驾驭市场，解决好文学市场化、商品化与保持艺术品位的矛盾。文学要不断更新观念，主动适应或利用新媒体和文学电子化，适应文学阅读纸质与电子并存，适应浅阅读、休闲式阅读、读者主动参与式阅读等大众阅读的新变化新特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

　　文学创作的发展始终都要有有效的文学评论相伴随。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评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科学健康说理，紧密结合文学创作的实践发展，追踪潮流走向，剖析作家作品，对作家创作、读者审美总体上产生了引导作用和积极影响。要继续致力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评价体系，更好、更高效地发挥评论的作用，倡导在场的、及物的、剜烂苹果式的批评，真正发挥文艺评论激浊扬清、褒优贬劣的功能，要区分商业化炒作与严肃学术活动之间的界线，纠正文艺评论的各种不良倾向。

　　生活永远大于文学，鲜活、有温度、有筋骨、有生命力的作品大都来自于生活。贴近社会现实和群众生活的作品总是深受大众欢迎和喜爱。要倡导作家更主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写作，深入群众生活，深入人民的心灵情感世界，更多地描写和表现改革开放时代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2. 40年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优秀作家成长和优秀作品诞生、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是文学最基本的母题，人民群众生活是文学创作唯一的源泉。作家要从时代实际、人民生活中找寻和汲取创作素材题材、内容主题、诗情画意、艺术语言。文学始终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是文学实现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创作导向。表现和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积极性、能动性的充分调动与发挥，是文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文学生态优化是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落实，艺术民主思想解放氛围的营建和保持，包容并蓄的文化生态，都为作家创造了充足的创作自由，为文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土壤。

　　中华民族传统文学和文化是文学创作基础性的精神资源和艺术资源，对传统资源必须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文学要注重传承传统，从民族文学、文化传统以及民间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传承中华审美体系。必须坚持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写作，对外来文学、文化必须去糟粕、存精髓、洋为中用，根据中国国情和文学创作的实际，借鉴吸收外国优秀文学、文化精华，用以推动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进步。

　　[1]　参见中国作家协会编：《邓小平论文学艺术》，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86-187页。

　　[2]　张文红：《“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出版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3]　参见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4]　参见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5]　人民日报驻外记者温宪、刘军国、崔悦、黄培昭、黄发红、丁大伟、刘仲华、谢亚宏、刘歌报道：《他还是中国的莫言》，《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3日第3版。

　　作者：李朝全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2期(总第39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专题：改革开放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