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精神问题，并不都是艺术所要表现的,艺术表现的是那些关系到活着的意义、生命的尊严、个体价值、生死的焦虑等根本性的精神问题。叙事作品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的触及，决定了作品的生命感，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叙事作品中人物的生命能否有大格局、大气象，取决于人物遇到的精神问题是不是根本性的，取决于人物在面对精神问题时内在挣扎的经历和程度。

　　关 键 词：叙事艺术　经典作品　精神问题　生命自由

一

　　作品中的味道，是我阅读和观赏叙事作品时特别注意的。有的作品有味道，有的作品就没有味道。有味道的作品有内在张力，而没有味道的作品虽然用力，却没有那种深入、透彻的生命感觉。作品的味道与作品中的精神问题有关，与人物纠结什么、挣扎什么有关。

　　人活着会遇到很多精神问题，伦理的、情感的、物质的、欲望的，形形色色。我坚定地认为，所有这些精神问题，并不都是艺术所要表现的。艺术要表现的，是那些根本性的精神问题。根本性的精神问题给人带来的内在纠缠、迷茫、挣扎、选择、决绝等，才是艺术内在精神张力生成的源头。或者说，艺术的精神力量，源自艺术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的触及。

　　每一生命个体，不管什么出身，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处在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他们遇到的根本性精神问题大致相同，因为他们有一样的生命本质。那么，哪些精神问题才是根本性的？我们反观自身，审视一下自己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对这个问题都有答案。那些关系到活着的意义、生命的尊严、个体的价值、生死的焦虑的，就是人在现实中常常遇到的根本性精神问题。它们看似玄虚，不着边际，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存质量。如生命的尊严，你失去一次，就会屈辱一生。在群体中，你被强制和野蛮无端羞辱，或违心地献媚他者，你的内心会打下一个死结，永远无法解开，除非你不在意生命尊严或者是一个无耻的人。

　　叙事艺术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的触及，是融化在作品人物的生命之中。生命化的东西，就不能像哲学那样去辨识，也无法阐述清楚。我就曾对叙事艺术所触及的精神问题，特别是根本性的精神问题，试图梳理、表述，想让别人对我说的一目了然，从而在学理上证成我说的，可是我做出的任何一种概括都不完整、准确。对叙事艺术中的根本性精神问题进行任何概括、界定、抽象，必然徒劳无功。但我并不失去信心，因为面对具体作品时我的感觉在：人物纠结的精神问题是不是根本性的，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前段时间，我被维特根斯坦的人生态度所感动。他强调“对自己的责任”，强调理论的原创性。原创性理论，只能来自自己内部的觅得，是自己的的领悟、发现、认知。维特根斯坦给予我的启示是：相信自己的感觉。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作为一个文艺评论者，要想说明问题，还得结合作品，尤其是要以经典作品为案例，细细体会作品中人物的内在纠结，接近人性的真相，感受人性深处的复杂和混沌，发现哪些精神问题影响着作品的品质。我细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尔比的《在家在动物园》、毕希纳的《丹东之死》、塞林格的《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契诃夫的《吻》等，体会苔丝、葛利高里、安娜和彼得、丹东、弗朗西斯•麦康伯的生命困境，揣摩他们的内在状态，发现他们的精神痛点都与独立、自由、孤独、存在这些生命的大问题有关。其实每一个有生命感的人，不管处境好坏，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独立和自由驱力，都有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存在感。这独立和自由的内在驱力、孤独和存在的感觉，来自于人的现实与内心的断裂。独立和自由的向往一经冒出，便遭遇有形和无形力量的钳制，从而造成个体生命挣扎的孤独和存在的失落，这是有生命感觉的人无法逃脱的宿命。这是生命的大问题，这大问题决定了作品的生命感，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决定了人物的生命格局，决定了作品有无我说的那种味道。

二

　　书写根本性精神问题的作品，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只是“触及”，而不提供答案，也没有答案。这是因为，叙事艺术中的根本性精神问题隐于生命内部和人性深处，所以它是模糊的、不可言说的，我们只能去感受、体悟。或者说，它是一种生存状态，是困惑、纠结、挣扎、驱力搅在一起的复杂和混沌。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却有生命的确切感，创作者和接受者谁都能感觉到，谁又无法表达清楚。

　　对于接受者来说，他阅读和观赏作品时，被叙事带入对人物精神处境的体验，在体验中经受生命，触摸精神痛点，领悟精神症结，从而获得关于生命本质的启蒙。这种深度启蒙是从体验中获得，启蒙的发酵效果是在人的身体内部产生的，这就是作品的味道和精神力量。

《德伯家的苔丝》

　　最近重读《德伯家的苔丝》，发现苔丝虽然活在19世纪，可她的人生轨迹和精神痛点却引发我对当代人精神问题的联想。她几经起伏，经历了由单纯到复杂、自然到异化的精神演变过程。她的悲剧在于生命的每一个节点，都是由别人决定的，从来没有独立过。渴望拥有她的亚雷，把她作为纯洁象征的安玑，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形成合力改造她的天性。被重新塑造的她，不觉醒，才背负沉重罪感。时代道德完全融入苔丝的血液和灵魂中，让她自愿地承受罪感的折磨和惩罚。“失身不洁”就像石头一样，死沉沉地压着她。安玑向她示爱之后，她一直为自己不配安玑而痛苦，唯一的渴望，是安玑的原谅和接纳。她的痛苦和诉求非常清晰，却不内省，存在意识相当模糊。她永不消逝的美丽，对安玑的执著，对独立生命消失的迷蒙，把读者带入不可言说中。她的天赋丽质，她的健壮丰韵，尤其是她劳动时的从容，让任何一个读者，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为之心动，可是，当看到她无止无休地折磨自己时，觉得她又被一团雾气罩住，变得模糊，让读者意兴阑珊。哈代在创作《德伯家的苔丝》时有着高度自觉，大段大段地写苔丝的内心世界，好像钻进了苔丝的内部，全知全能，把苔丝写成实心人物，但最能表现苔丝人性深处状况的生活，如她与亚雷、安玑的真正私生活和切身感受，操持全视角的作者又不在现场，留下空白。可以想象，两个男人能置她于绝境，也能激活她的觉醒，给她以存在感，小说的叙事却在关键处终止或越过。哈代是不是通过叙事缺席，有意把精神问题留在读者体验的延伸之中？不管怎么说，只要细读这部小说，苔丝就会成为生命存在的启蒙资源。

　　还有一个人物和苔丝一样，让读者感到既清晰又模糊，他就是海明威的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麦康伯。以前我看重这部小说中的两点，一是它完成了麦康伯从软弱到勇敢的变化过程。弱者到强者的蜕变，有丧失尊严的耻辱，也有维护尊严的悲壮；二是人物间作用的张力，麦康伯的变化就是妻子玛戈和威尔逊蔑视、偷情的反作用的结果。当我思索叙事艺术中的精神问题时再读它，发现还有另外的读法。麦康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一瞬间，退缩自保，是合乎人天性的选择，软弱也是一种自由，而且是人性本原的自由，应和勇敢享有相同的尊严。而作为外界存在的玛戈和威尔逊，歧视、压制这种自由，扭曲这种天性。麦康伯按照他者规制的男人标准重新造就另一个自己，像打了鸡血似的挑战野牛，成为“勇敢的男人”，最后死于玛戈枪下。我设想，如果他活着，后来的他，肯定怀疑自己的“勇敢”，为自己的舍弃和妥协陷于迷惘，成为一个寝食难安的人。他消失了，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当一个生命违背自己的天性，按他者的要求去改变自己时，他的本真就不复存在。海明威崇尚冰山理论，把自己的叙事意图隐匿于海水里边，正如玛戈是失手误杀还是谋杀丈夫，真相留给读者自己去揣摩。海明威让我深刻体会到詹姆斯•伍德说过的一句话的分量，那句话是“空隙和实体具有同样的深度”。

　　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都是人性的问题，而且是人性深处的复杂问题。木心说：我憎恶人类，但我迷恋人性的深度。人性的深度是什么样的？估计没有人能够表述清楚，你得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命去体会和领悟。苔丝、麦康伯的价值，就在于他们让读者在经历生命过程中，感受人性深处，领悟生命的存在和尊严。

三

　　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只具有生命感的人才会遇到，与他是英雄还是平民百姓无关。现实中的人，不是每一个都有生命感，“生命感”对于现实中的人，是一种缘，有了“生命之缘”，才有那根敏感神经，对精神问题才有感觉，有反应，才纠缠不清。这和佛不度无缘之人一样，一个与佛无缘的人，他的金刚种子还没有发芽或者没有种下，他就悟不到佛法的精髓，感受不到佛光。艺术也是如此，也有缘分一说。一个人没有“艺术之缘”，他就感受不到艺术与生命的血肉关系，感受不到艺术的神圣，自然也无法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好的艺术。

　　优质的叙事作品只能出自有强烈生命感、并有足够内心自由的创作者之手。创作者的生命感和内心自由，最终决定作品的品质。在作品中，不管轻若微尘的小人物，还是左右历史进程的大人物，只有在他对生命的存在，对生命的苍凉和荒谬有感觉，并经受生命根本性问题的折磨时，他才活着，才有生命张力。

　　《在家在动物园》中的彼得和安娜，都是现代的普通人，一个温文尔雅，一个安静端庄，丈夫没有外遇，妻子没有第三者，日子过得平淡而美满。戏从这安逸、平和、舒适的家庭生活开始。安娜突然想作妖，要疯狂一次，这让彼得惊醒，意识到自己也处在压抑和绝望之中，也渴望突降一股龙卷风，摧毁他们现有的安宁。在家受到刺激的彼得来到动物园，又遇到孤独的杰瑞。杰瑞几近疯狂的坦露，激发了彼得反思与妻子的“扭曲、断裂和隔绝”的关系，从而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那种疏离本性的孤独。再看《丹东之死》中的丹东。他是法国大革命的功臣，国民公会代表，掌握生杀大权，曾把许多人送上断头台。就是这个风云一时的大人物，在享受革命果实时却质疑自己曾经投入热情和心血的革命，而迷茫于个体生命的消逝，认同妓女玛丽昂及时行乐的正当性。安娜、彼得和丹东，生活的时代不同，社会地位和处境也无法比拟，但他们遭遇的生存危机和精神问题却相当的一致，这与他们的身份标识、地位高低无关，只与他们的生命感和生命悟性有关。

《小说机杼》

　　作品中的人物不一定非得遭遇重大变故和挫折，亲临危机和绝望，才能触及根本性精神问题，可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小动荡小波折，就可能让他体验到现实与内心的断裂，质疑自己的存在，感悟生命的荒谬和悲凉。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吻》，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称这个小说对人物心灵质询的生动程度超过了别的作家，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又说只有像契诃夫那样的严肃观察者，才能写出《吻》中的那些细节。除了詹姆斯•伍德说的这些之外，这篇小说还是小人物在小事情中触动大问题的范例。

　　小说中的上尉亚包维奇，其貌不扬，站在军官堆里毫无光彩。有天他和同伴到驻地一个地主家参加舞会，别人在舞场上尽情狂欢，他却独自溜边，因为他从来没有跳过一次舞，胳膊也没有搂过一个上流女人的腰。他闲逛到一间幽暗的屋子，有个女人匆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到底来了！”然后抱着他的脖子热吻起来。随后，那女人发出微微惊叫，吻错人了。这种偶然如天际的一道彩虹，不期而至，转眼消逝，从此了无踪影。然而，它在亚包维奇身体里持续发酵，“一种生平从没经历过的新感觉”抓住了他，让他“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特想畅畅快快地放开自己，“由着自己的性儿大胆描摹她和他自己的幸福”。后来他忍不住和战友讲了那晚的事，想让他们分享快乐。他极想把那让他浑身燃烧的艳遇讲得绘声绘色，可是一分钟就讲完了，而且干干巴巴的。别人听了，不是认为他无聊，就是怀疑事情的真实性。他诅咒再也不和别人说这事。小说的最后两页意味深长。部队又来到那晚的驻地，他心神不安，想像着跟她重逢的情景。可是很晚了，地主家也没人来邀请他们。他坐卧不安，一个人来到河边。河水流得很急，发出咕咕声。奔流的水让他醒悟：那个亲吻的事，还有他的焦躁，他的希望和失望，和整个世界、整个生活一样，都是一个“不能理解的、没目的的玩笑”。他回到营房，屋子空了，战友们被地主请走。一刹那间，他心里腾起一股冲动，可是他立刻扑灭了它，上床睡了。上尉亚包维奇遇到的错吻是件多么小的事，小到一分钟就讲完了，可它在他灵魂中生成的荒谬和悲凉却是大事情。荒谬和悲凉饶不过任何人。

　　亚包维奇临水而悟。水是神圣之物，流逝的河水总给人以神示，让人彻悟。赫尔曼•黑塞的小说《悉达多》中的悉达多，也受惠于河水。悉达多成为富有者之后将所有财富抛弃，去寻找那个内心的自我。他来到河边，向船夫讲述自己的经历，船夫安静地倾听，悉达多为他的专注而感动。船夫告诉他：河水教会我如何倾听。成千上万的人都把河当作去路的障碍，只有几个才在过河时用心去谛听水声。悉达多留在了河边，成为一个摆渡者。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一生也是一条河，自己要做的，是静下心倾听这条河的声音。

四

　　一部叙事作品能否触及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还决定着这部作品的生命格局。生命格局是指作品中人物的生命气象，或者说，是指人物生命的格调和气势。在作品中，决定人物的生命能否拥有大格局、大气象、大气势，和他在什么情境下遇到什么样的精神问题有关，和他面对精神问题时的内在反应有关。

　　叙事作品的创作者，想让人物的生命有格局、有气象，那他首先必须让人物触及到生命中最敏感的问题，即生命的自由、尊严和苍凉。敏感的生命问题最终可以归结到个体的存在上。一个人活在人群中，最可怕的是合群，一切都和别人一样，自我迷失在人群中。所以，一个人从人群中独立出来，用自己的思想和创造来确立自己的存在，就成了最根本的生命问题。说这问题敏感，是因为在独立的过程中，个体要遭遇他者的压制。一旦受到压制，个体对自由就有了强烈的感觉和诉求，生命的尊严和苍凉感也随之在人的内心深处生成、涌动。压制个体的他者，是强大的社会存在，历史的当代的，政治的伦理的，有形的无形的，这些构成生命个体追求自由、维护尊严的背景，这个背景同时给予个体生命以压制和反制的动力。这里，我自然想到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作品中的葛利高里，生命格局很大。他是一个强悍的哥萨克人，驰骋顿河岸边，守护属于自己的安宁。作为顿河的儿子，他要为顿河左岸哥萨克人的平安生活尽一份力量；作为情人，他要和阿克西妮亚在一起，像一个男人那样呵护她，不管她是不是有夫之妇，爱她就是理由。葛利高里的追求遭遇了大革命和道德的制约，他陷入痛苦。痛苦中的葛利高里阴郁而高贵，因为他痛苦，有心绪，有意志，和别的哥萨克人相比，他强悍而又有精神光芒。他痛苦中的质疑、挣扎、无奈，都直接触及生命的自由和尊严。决定葛利高里生命格局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让他内心痛苦的都与个体的存在、自由有关；二是他遇到生命问题的现实背景。他内心挣扎与重大政治事件纠缠在一起，使他的精神痛点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性。他的内心诉求与他所处的现实断裂，是现实让他的精神之痛更重、更深入内心。

波兰电影《审问》剧照

　　有人会说，人物生命有大格局的作品，一定是大部头的，因为大部头的作品才有足够的叙事空间，才能充分展开人物的生命过程。人物的生命格局的确与他遇到根本性精神问题后挣扎的过程有关，但决定生命格局最关键的是人物为问题挣扎的程度。比如叙述人生劫难的波兰电影《审问》，影片把人的困惑、挣扎、崩溃表现得酣畅淋漓。女歌手托尼娅因为与一个被怀疑有叛国行为的官员交往而被捕入狱。她的身体遭受极其残酷的折磨，审讯者要她说谎，出卖别人，而经过恐惧、绝望之后，她有了一个想法：不说谎，不出卖别人，守住这个底线就维护住了自己的生命尊严。这是心理支撑，更是一个信念，信念使她变得有力量。我要说的还不只这个托尼娅，还有那个审问她的少尉警察，他被她的忍耐、信念击垮，最后开枪自杀。我们看他的眼神和情态，看他对托尼娅的压抑又释放的复杂感情，在托尼娅的肉身被无情摧残的同时，他自己的灵魂也遭遇拷问。拷问什么，影片没有表现，但那一定是直见性命的精神问题，不然他不会垮掉。他的内心挣扎与托尼娅的忍耐都有冲击力，如果从感染力的持久性上讲，他更有精神张力，他的生命格局更大。

五

　　叙事艺术中的精神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艺术中的人，不是“类”，不是“群”，而是个体。优秀叙事作品的创作者，不管他自觉与否，内心深处都笃信个体生命的自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然而在现实中，他笃信的生命意义被无情地扭曲、蹂躏、改造，这就是现实与内心的断裂。这种断裂谁也逃脱不掉，让人无奈和绝望，但它却孕育着文学和艺术。作家和艺术家在断裂中挣扎、纠结、体验、领悟，经过一番折腾，才能创作出好作品。好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用灵魂来创作的。叙事艺术中的精神问题，最终还是创作者自己的问题。

　　我必须说塞林格，必须说他的小说《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塞林格是用灵魂来写作的作家，《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是他用灵魂写作的范本。这是一篇短篇小说，虽然很短，但塞林格在《纽约客》两名编辑的帮助下改了一年，可以说是磨出来的。它讲述了二战退役青年西摩在与妻子度假时自杀的故事。西摩的自杀，是他痛苦中的理性选择。在战争中，从森林战场到集中营，亲历的残忍毁坏了他信奉的真理。在小说中，西摩在海滩、在浅海里陪那个小女孩儿做逮香蕉鱼的游戏时，脑子里转悠着香蕉鱼和西比尔两个寓言，这两个寓言隐喻着人的欲望和困境。他表面轻松、超然，内心却经历着痛苦挣扎，自杀只是他内心挣扎的一种结果。塞林格把西摩的灵魂样态隐藏在叙事的空白处，读者只能在空白处感受人物的灵魂。塞林格曾经建议一个写作的朋友：写“火”，不是把火写进字里，而是放在两个字“之间”。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内心的挣扎、波动，全在人物的行为、状态之下，由读者感悟出来，不是作者出来告诉读者“在这儿”。 小说的空白处才是塞林格小说的门道所在。塞林格写西摩，实际是在写自己。他在《西摩——序言》里明确说，西摩“并非西摩其人，而是，见鬼了，哎呀，一个与我自己很像的人”。塞林格也是一个退役老兵，他一直不敢直面战争留下的创伤，通过炼狱般的挣扎，最后能够正视自己的内心痛苦，也恰在这时，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毕希纳写《丹东之死》，其实也是在写自己的问题。在人权协会遭到破坏，会员一个个被捕，自己也被监视的情况下，他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历史让他陷入道德公意和个体欲望的纠结中，于是，他以质疑的笔触，贴着个体生命，写出《丹东之死》这部穿透历史和生命的戏剧。塞林格和毕希纳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个案，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布加斯基拍《审问》，都把自己的精神问题融入作品人物的生命中。一部优秀的叙事作品，是创作者的精神演练，其精神内核都与创作者的精神诉求有关，是创作者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创作者有足够的内心自由，他才能触及人性深处的复杂，才能用自己内在的生命运动，去生成作品人物的精神肌理。

　　这是叙事艺术的叙事伦理。创作者在叙事中遵循自己的内心需要，表达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这本来是作家和艺术家在叙事时的天然诉求，但今天却成为一种理想的叙事境界，这是叙事艺术的悲哀。遵循内心需要的叙事不是惟一的，但今天却是最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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