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网络文艺”是当前文艺百花园中令人瞩目的生长性景观。在形态多样、活力充沛的艺术实践中，网络文艺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显著特点和基本特征，并越来越对当代中国文艺发展显现出一种辐射乃至引领的作用和意义。在新时代语境中，网络文艺创作因艺术生产方式的嬗变而带来了多元要素的深刻变迁与互动并标示出新的发展趋向；与之相应，网络文艺批评亦呈现出审美话语的范式演变。就艺术研究来说，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交汇、冲突、过渡中，分析和总结网络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新实践与新美学，不仅具有个案上的典型意义，还具有文艺美学乃至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上的普适价值。

　　关 键 词：新时代　网络文艺　艺术创作　艺术批评　范式

　　在当前中国文艺发展的总体格局中，网络文艺形态多样、实践丰富、活力充沛，是艺术研究须密切关注的重要对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1]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强调：“网络文艺充满活力，发展潜力巨大。”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2]2017年，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3]这些论述立足时代发展前沿，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内容，不仅提出了规范性的“网络文艺”概念和命名，还对促进其发展提出了提纲挈领的意见。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必然带来新的文化方位和文艺方位，而新时代语境中的网络文艺创作与批评相应地必然会面临新情势和新要求，也必然要呈现新格局和新气象。

一、网络文艺发展状况与基本特征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7 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72 亿，普及率达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9.1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达97.5%；在各类互联网应用的使用率和各类手机互联网应用的使用率方面，与网络文艺相关的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其网民规模分别达5.7892/5.4857、5.4809/5.1173、4.4161/4.0710、 3.7774/3.4352亿。[4]在制作量和播放量上，以网络剧为例，自2014“网络剧元年”以来，其创作生产呈现出一片火热的状况。据统计：2015、2016、2017年全网分别有379、349、296部作品上线；在数量稳中有降的情况下，年度前台播放量却呈线性上升的趋势，从2015 年的 274.4 亿，猛增至2016年的892.5亿，再 猛增至2017年的 1631.5 亿，三年间翻了六倍。[5]无疑，庞大的数量具有引发质变的足够动能。当然，就艺术研究来说，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尽可能有效地分析和把握网络文艺的内涵、外延与基本特征？

　　相比之下，识别网络文艺的不同表现形态比揭示其内涵容易得多：一是因为网络文艺牵涉到诸多方面与元素而纷繁复杂；二是由于网络文艺是一种新生事物且仍处于变化、发展之中，或者说，网络文艺的创新变化、融合发展仍在路上。但是，基于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媒介的特质及其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并依据一些典型文本所形成的特征和经验，我们仍可以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形式逻辑“种差+属”与辩证逻辑“实然+应然”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性地将其界定为：“受网络技术、新媒体和社会变迁作用与影响而秉赋互联网艺术思维，并以新型艺术生产方式表征时代生活、表达现代性体验和思想感情的审美艺术形式。”[6]其外延包括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综艺、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网络演出等不同表现形态，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互联网艺术思维”“新型艺术生产方式”“审美艺术”三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艺术思维。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网络文艺的创作生产自然离不开一般性的艺术思维，或者说，要遵循艺术思维的一般规律，但从艺术生产的全过程来作整体的观照，其思维方式已溢出一般艺术思维的表意框架。概括说来，它有四个方面的鲜明特点和表现。一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所有的网络文艺形态都是数字化的，且艺术与技术的思维融合渗透到创作、传播、接受和再生产等各个环节和层面。二是以互联网为媒介。和广播艺术、电影艺术、电视艺术等一样，网络文艺也是由其附丽的媒介而命名的。二十多年前，尼葛洛庞帝就曾预言：在“比特和原子”的关系中，“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以至于“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7]事实上，互联网媒介的特质及其所带来的深刻作用和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网络文艺创作、传播、接受等的方式和性质。三是以表征时代生活中的精神文化、网络气质和审美趣味、审美爱好等为显著标识。网络文艺本质上可视为一种大众文艺，在审美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的意义上，它还可视为表征时代生活的最新艺术形式。之所以“新”，不仅因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艺，还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换言之，网络文艺的兴起和繁盛契合了时代生活中精神季风的一些重要流变。借用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的话来说：艺术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它最先敏捷地感受到社会文化中“精神季风”的变化征兆。[8]而这些“变化征兆”往往蕴涵着种种集体无意识，创作者一旦表现了这些“集体无意识”，那就会像诗人一样，很有可能“为千万人道出了心声，为其时代意识观的变化说出了预言”。[9]事实上，从网络文艺当前所显现的活力、规模、成效、影响和潜能、前景等来看，反映时代精神风貌、引领社会发展潮流既是其艺术思维的必然趋向，还是其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内在动力。四是以参与、分享、互动和个性化为驱动。相比之下，互联网让人们充分表达、表现自我变得更加便捷、有效，同时，在艺术信息的交换、交流中，人们参与的想法、分享的意愿、互动的需求和个性化的满足也变得愈加强烈、实在。有学者在一篇关于二三线卫视收视率问题的文章中谈及网络剧与电视剧的关系、“先网后台”模式、广告营收等，还特别提到“电视”媒介与“互联网”媒介在思维方式上的显著差别：“互联网思维是一种用户体验至上的思维；电视人却仍然停留在‘受众思维’。可问题是，谁还是单向的信息‘接受者’？！谁还是围在一起看电视的那群‘众’呢？！”[10]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媒介的变迁正在带动上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的戏码，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参与、分享、互动和个性化”是网络文艺艺术思维的显著特点。事实上，恰是此一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使网络文艺获得了强大的成长动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二，新型艺术生产方式。从历时的维度看，相较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文化对印刷文化的超越，互联网文化语境中的网络文艺实践呈现出更剧烈、更深刻的嬗变，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艺术生产方式的嬗变。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艺术生产方式” 是一个活跃的、能动的要素。美国文艺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提出“文学生产方式”（literary mode of production）的 概 念，并就其理论规定阐述了两点：一是文学生产方式是把文学作品中不同因素统一起来，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机制[11]；二是任何文学生产方式中都包含和残留着以往几种生产方式的痕迹和“系统变异体”，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甚至可以包含着未来的因素，可以据此实现文学阅读中视点的游移。[12]在网络文艺实践中，“艺术生产方式”的这些特性更加突出。而所谓“新型”，其突出的变化和发展集中体现在新的艺术生产力与艺术生产关系，或艺术表现能力（包括技术、媒介、语言、修辞等）与审美转换之间关系的转变。总体说来，互联网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文化、改变着我们的审美化生存，比如，从一个借助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结构模式并经合理修订而搭建的“五要素”解释范型来审视，随着“媒介”的地位和作用由“工具”而“本体”，互联网“媒介”在美学、文化、技术、经济、政治、心理、哲学等多个维度呈现出丰富的面相和影响，而就“世界”“艺术家”“作品”“欣赏者”四个要素来说，其内涵、意义和功能等也更加明显地呈现出“实在世界-精神世界-虚拟世界”“模仿者-创造者-生产者”“可读文本-可写文本-开放文本”“受教育者-接受者-合作者”的历时性演化轨迹和变迁趋向。[13]具体说来，互联网带来了网络文艺从创作、作品、传播、营销、接受到再生产机制等各环节、各层面的一系列变化、调整，乃至再造，比如，在网络文艺实践中，像创作上某些题材类型的优先性、制作与接受中的同步交流与反馈、艺术信息流动中的多屏互动、“读者/听众/观众/接受者/受众”等的“用户”化[14]，以及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发展、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借鉴与杂糅，还有创作与消费、作品与产品之间鸿沟的消弭等，诸如此类的变化和特点无不表明网络文艺因其新型艺术生产方式而带来了区别于传统艺术形式的新经验和新特征。当然，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结构中，新兴网络文艺的不同表现形态与其相应的传统艺术形式（小说、电视剧、电影、电视综艺等）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且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双向影响、相互规定的动态关系：一方面，不论是在艺术原理、创作生产特性，还是在艺术语言、审美特征等方面，网络文艺都是一种对比性的存在，换言之，目前所有的网络文艺表现形态都有其孕育和生长的土壤、基础和温床，都有其与传统艺术形式剪不断的脐带、过滤不掉的基因；另一方面，网络文艺的生产和再生产范式（创作方式、接受方式、审美趣味等），因其令人瞩目的活力、成效、影响等而对传统艺术形式越来越具有渗透、辐射乃至同化、示范、引领的作用。这庶几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表明了网络文艺实践中新型艺术生产方式的艺术张力。

　　第三，审美艺术。从“观念”的维度来考量，如同苏轼诗歌所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当今时代，我们看“网络文艺”可以有多种角度和多种方式。事实上，经过近年来丰富多样的艺术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的、经由不同观念创作生产出来的网络文艺作品大大增加了，同时，随着生产范式的逐渐成型和自身特性的逐步彰显，网络文艺也经得起多种学科知识的解释介入，进而使得我们可以用多样的眼光来“复杂”地打量它，并从中概括出多样的艺术观念和美学观点。比如，网络文艺可以是艺术、文化，也可以是工业、商业，还可以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不一而足。在论及“电影”观念时，克里斯丁•麦茨认为： “电影（cinema）是一个内容范围广阔的专题，接近它的途径远不止于一种”，“人们通常称作‘电影’的东西，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种范围广阔而繁复的社会文化现象，一种毛斯意义上的‘总体社会事实’，有如人们所说，它包括有重要的经济与财力问题。它是一种涉及许多方面的整体。”[15]可以说，电影观念如此，网络文艺观念亦如是。然而，就性质和基本特征而言，既然是“文艺”，那么，不管是在艺术创作的逻辑起点上，还是在艺术批评的逻辑起点上，规定“网络文艺”的基本面和主轴是“审美艺术”，并同时兼顾文化、工业、商业、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面，而不是相反。事实上，来自艺术实践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均表明，为网络文艺的创作生产和未来发展确立此一美学定力或“定海神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价值影响。

　　无疑，随着艺术实践的发展，网络文艺的内涵、外延和基本特征免不了会有所变化和修订，就像电影艺术、电视艺术等一样，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和完善必然要经历时间的打磨和经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个发展方向上，它也许还会像20世纪初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白话文、新文学或新文化一样，是一种过渡性的、历史性的现象和形态，会随着 “互联网+文艺”的深度转型而使其一些基本特征和规律沉淀、凝结为未来文艺场域的基本要素。但就未来发展而论，在趋向成熟或再造新常态、缔结新共名的历程中，基于新时代语境中网络文艺实践面临的新情势和新要求，深入分析、总结其创作、批评上的新特点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甚至还可以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美学特征、内在结构、精神风貌和发展趋向等作出积极的回应，并为进一步的艺术实践拓展新视野、带来新活力。

二、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的“矢量合力模式”

　　在当前的艺术和审美活动中，互联网的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尽管难以作出泾渭分明的辨析，但大致可以逻辑地划分三种情形：一是一些传统艺术样式在传播、接受等方面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比如，书法、摄影、绘画、雕塑、建筑等；二是“互联网+”改变着一些传统艺术样式的创作、传播、接受、批评和再生产等机制，像电影、电视剧、电视综艺、文学、音乐等；三是在“网络文艺” 的总名下，诸种新兴的艺术表现形态呈现出新的艺术特征和特色。其中，不同于“+互联网”在“形式”上的影响，也不同于“互联网+” 的影响性力量，在网络文艺实践中，互联网的“重塑性”或“再造性”作用已深入到“内容” 或“质”的层面。那么，在新时代语境中，影响、制约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的要素有哪些？或者说，循着新时代文艺发展的价值引领和趋向，我们如何在问题意识、学理路径、发展走向等方面找到切近的观测点和分析其新经验、新特征的思维导图？

　　在学理上，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视阈中的“艺术生产”蕴涵着深刻的现代美学意义：它化解了艺术活动中创作与消费、作品与产品等之间的鸿沟，揭示了艺术活动中诸要素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强化了渗透于艺术活动全过程的、可贵的“生产性”：“不仅艺术传达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构思也具有生产性；不仅艺术创作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消费也具有生产性。”[16]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有经由这种“生产性”而带来的“能产性”（Productivity）。所谓“能产性”，安德烈•巴赞在分析好莱坞类型电影时指出：美国电影那最值得钦佩的不是这个或那个电影制作者的才能，而是“那个系统的天才，它那始终充满活力的传统的丰富多彩，以及当它遇到新因素时的那种能产性”。[17]即，隐含在一系列生产规范之下，能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将观众、生产者、产品等艺术生产诸要素有机整合起来并表征、传达社会心理和大众审美文化需求的创新能力。对于这种“生产性”和“能产性”，借用乔治•迪基的“艺术世界”观念，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在迪基看来，“艺术世界是若干系统的集合，它包括戏剧、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等。每一个系统都形成一种制度环境，赋予物品艺术地位的活动就在其中进行。”“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人，这批人包括艺术家（画家、作家、作曲家之类）、报纸记者、各种刊物上的批评家、艺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等，就是这些人，使艺术世界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并得以继续生存。”[18]其中，艺术世界的“制度”结构和在这个制度中活动着的“互相联系的人”是两个核心要素，或者说，关于艺术的一切判断、标准和活动都依赖这两个要素的交互作用而运转。进一步说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指出：在艺术领域，真正的艺术价值并不是直接由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而是由种种体制所创造的，换言之，作为一种内含力量、有生气、有潜力的存在，“艺术场”乃是一个“信仰”的生产空间，它不只是生产出特定的艺术作品，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种种体制来生产艺术观念、艺术信仰、艺术崇拜和价值观。[19]由此观之，在艺术生产中，不同时期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场域”会呈现不同的“生产性”和“能产性”，同时还会孕育、塑造与特定时代和文化需求相适应的艺术生产新范式。

　　就当前网络文艺的创作生产来说，一方面，它活力充沛、潜力巨大，特别是透过现实状况来审视和思考诸如ICT、IP、话题、类型、资本、大数据、多屏、媒介融合、移动互联、众筹、电商、衍生品、网生代、粉丝、用户、互动体验、娱乐、萌、快感等，以及生产传播、营销推广、接受评价等新概念、新元素和新型产业链各环节间的聚变循环、互动交融，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文艺创作生产是一片活力四射、繁荣兴旺的领域；另一方面，在新时代语境中，基于其在媒介性质、受众特征、题材选择、艺术表现、制作水准、生长态势、粉丝经济、审美趣味等方面所呈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以及它在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时代风尚、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深广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又是一片错综复杂、急需规范的领域。诚然，促进网络文艺发展涉及到诸多方面，比如，要“坚持‘重在建设和发展、管理、引导并重’的方针，实施网络文艺精品创作和传播计划，鼓励推出优秀网络原创作品”；“促进传统文艺与网络文艺创新性融合，鼓励作家艺术家积极运用网络创作传播优秀作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独特优势，把握传播规律，加强重点文艺网站建设，善于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载体，促进优秀作品多渠道传输、多平台展示、多终端推送”；“加强内容管理，创新管理方式，规范传播秩序，让正能量引领网络文艺发展”。[20]但具体就网络文艺的创作生产来说，诚如上文所述，随着互联网的作用、意义、价值等渗透到艺术生产的各环节、各层面，也随着新型的“艺术世界”“艺术场域”的逐渐形成，影响和制约其创作生产的要素也相应地发生了新的变化。简要说来，如果以艺术生产方式各环节和各层面的嬗变为经、以艺术世界和艺术场域诸因素的变化为纬，那么，我们可以在描述与规范、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意义上将影响、制约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的要素大致分为内部、外部两大方面，并尝试性地搭建一个“矢量合力模式”，并透过其间多元交织、复杂深刻的互动，可以进一步勾勒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由多种审美话语编织而成的精神地形图，以及那些不断更新的动力所标示的发展趋向。具体说来，主要有“主流价值审美化、技术制作精良化、题材选择类型化、艺术表现精致化、大众接受互动化、资本运作有序化、文化传统涵濡化、国际传播通约化”八个方面。图示如下：

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的“矢量合力模式”

　　当然，影响和制约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的要素不止这些，同时，在发展趋向上还存在与上述发展相左的情形，但惟其如此并由于这些要素和趋向占有某种意义上的主导性，因而，它们可视为网络文艺创作生产中的关键，并可预见，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规约着网络文艺乃至当代中国文艺的进一步发展。

三、网络文艺批评的新范式

　　在库恩的科学哲学中，所谓“范式”，是指“代表着一个特定的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21]而所谓范式的“嬗变”，即是意味着原有的一整套关于特定科学理论的概念、命题、方法、价值等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呈现出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历史过程。

　　就网络文艺批评来说，首先，在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上，诚如别林斯基所说：“批评总是要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现实的认识……说不上是艺术促成批评，或者是批评促成艺术，而是两者都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二者都是对于时代的认识，不过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是直感的认识。”[22]由此而论，如果说，网络文艺创作生产诸多方面的嬗变已经发生，那么，审美批评话语的演变相应地将成为必然，换言之，伴随着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的重构，网络文艺批评则急需建构。而就“建构”来说，以上“矢量合力模式”的八个主要趋向可视为观测网络文艺批评范式新变的基本点。其次，在新时代语境中，审美批评话语的建构或网络文艺批评新范式的确立，其意义内涵不限于学院派狭义的“批评学”，即是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阐述了“文艺精神论”“文艺传承论”“文艺创作论”“文艺传播论”“文艺批评论”“文艺产业论”“文艺管理论”“文艺人才论”“文艺价值论”“文艺创新论”等深刻、系统的文艺思想，就智慧的高瞻性、思维的辩证性、价值的实践性而言，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想对审美批评话语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导向是总体性的，且具有全方位的统筹性和渗透性。其三，在网络文艺创作与批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意义上，与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的“矢量合力模式”相呼应，在问题意识、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等层面，批评话语应着重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展现其甄别褒贬、引领示范的力量。特别是，如果说当代中国文艺曾突显了“宣传”的维度和“经济”的维度，那么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新型的网络文艺批评要自觉地高扬“价值”的维度。简要说来，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的误区。

　　一是窄化“主旋律”的误区。“主旋律”不是指表现红色历史、革命战争和英雄人物、时代楷模等的题材。事实上，它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反映社会主流价值的审美取向和趋向，因此，不论选取什么样的题材进行艺术创作，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和价值取向、趋向，就都可以体现、反映“主旋律”，就都可以奏响时代生活的“主旋律”乐章。特别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面对生活之树，我们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同时，“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23]

　　二是神话技术主义的误区。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技术上的进步就没有网络文艺，但技术实在无法格式化人们真切、丰富的经验和深邃、幽明的情感，遑论自现代以来不绝如缕的文化批判和反思中，像“异化”（马克思）、“工具理性”（韦伯）、“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仿像”（鲍德里亚）等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依然具有深刻的思想张力和启迪、警示作用。事实上，在审美现代性的维度，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一直有着“欢欣鼓舞”与“反思警醒”矛盾交织的态度。比如，莱温指出：“现代艺术是科学的。它建立在这样的一些信念之上：相信未来是一个技术时代，信仰进步和客观真理。它是实验性的：它的使命就是创造新的形式。从印象主义开始探索光学知识一直到现在，现代艺术共同分享了科学的方法和逻辑。”[24]但泰勒则说：“到了20世纪，工具理性的侵占变得无与伦比的明显，而且，我们发现，现代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反抗一个被技术统治的世界，反抗标准化，反抗社区的退化，反抗大众社会，反抗粗俗化。的确也有像未来主义那样的少数派，他们对技术采取了一种肯定的立场，想要赞颂技术的创造性的能量，但他们也在大规模的工业社会的实际后果中显示出来的被动性和丑陋面前惊骇不已。”[25]

　　三是“娱乐至死”的误区。“娱乐”诚然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但娱乐风潮的漫天飞舞，悦目不赏心，感性有余、理性不足，乃至钝化思想的敏锐、黯淡心灵的灯火，或在不知不觉中跌入布热津斯基式的“陷阱”——任凭消遣娱乐和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堆满我们的生活，并像婴儿一般含着发泄性娱乐、满足性游戏的“奶头”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之中，这必然会使人丧失弥足珍贵的思考能力。对此，诚如尼尔•波兹曼所尖锐警醒和批评的：“娱乐至死”，以至使文化成为赫胥黎式的滑稽戏，会如同使文化成为奥威尔式的监狱一样，让文化精神在一地鸡毛中枯萎、凋零。[26]

　　四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误区。艺术贵在创新，同时，在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时期，人们也需要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分享创作者个体的境遇、体验和感悟，进而共享对于现实世界和自我的理解、同情与希望，但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地只表现一己悲欢、杯水风波，显然就与艺术的初衷背道而驰，也与审美的意旨南辕北辙。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历史变化如此深刻，社会进步如此巨大，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此活跃，为文艺发展提供了无尽的矿藏。社会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大书，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27]

　　五是因循守旧的误区。网络文艺通常深受青年人的喜爱乃至追捧，同时，审美趣味、爱好的“代沟”或风格话语的“OUT”则常常尴尬地呈现在老一辈的面前。对此，后者不必也不能杞人忧天、一味保守地“向后看”或情绪化地愤慨“一代不如一代”。事实上，世异时移，变化亦宜，尽管我们恰巧生活在一个复杂纠结而又磅礴恣肆的时代，但终究历史绵延，生活继续，年轻辈自有年轻辈的爱好，后来者自有后来者的精彩。

　　六是资本逻辑的误区。无论是对网络文艺创作，还是对网络文艺批评来说，“资本”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商品拜物教及其资本逻辑的水银泻地会深深地伤害诚信、伦理、思想和艺术的价值、审美的理想，乃至与精神生产领域的艺术活动相敌对。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在有些作品中，“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28]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开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艺术与经济资本之间“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是明确的，种种急功近利、缘木求鱼的想法和“伐根而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的做法都是虚妄的，换言之，如果脱离了“为人生”的价值基准线，那么，形形色色的以“挣钱”为唯一目的的时尚、娱乐、电商、用户、收视率、点击率、流量，以及从生产传播、营销推广、传播接受到鉴赏批评等各环节的“金钱”渗透，都需要我们三思而后行，都需要我们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背反中张扬人文关怀的思想光束，以免网络文艺创作和网络批评在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舍本趋末的借口和夹击中陷入商品拜物教的泥淖。

　　七是消费中华传统文化的误区。在当前的网络文艺创作生产中，传统文化因其几千年文明积淀的优势和特色而成为资源开发的宝库，甚至成为培养优质IP的温床，但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掘、审美趣味和思维导向等方面，存在着假“后现代”之名戏说历史、虚化事实、淡化思想、稀释精神的情形。存在着“能指”与“所指”油水分离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网络小说、网络剧、网络电影等作品中，尽管它们贴有“穿越”“玄幻”“仙侠”“悬疑”等之类不同的标签，但对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消费”不可避免带来审美观念上的鱼龙混杂和良莠不分、艺术表现上的情景仿真和碎片拼贴、命运结局上的“先有输赢，后有对错”或“成王败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显然不能达到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反而使传统文化沦为了“娱乐”或“资本”这些表面光鲜的“蛋糕”上的酥皮。诚然，借用新兴的、富有活力和生长力的网络文艺来传承、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广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也是展现文化自信、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有效方式，但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就好像站在时间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愈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29]因此，在创作和批评中，“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30]这意味着，崇尚“真”“实”“新”“美”、树立正确历史观、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批评不可或缺的价值向度和引领。

　　八是迎合西方趣味的误区。在当代跨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中，网络文艺具有新的特点和优势，像一些武侠类网络小说目前就广受欧美读者的欢迎，但在创作生产、批评导向和国际竞争中迎合所谓的“西方趣味”或 “国际趣味”，既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意旨，也不符合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在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是古今一贯的理念；在西方美学和思想文化中，像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韦恩•布斯的“共导理论”和“倾听修辞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与“交往理性”，以及主体间性理论、复调理论等也都强调文化交流、审美趣味等的互补、互益，甚至在近二百年前，歌德就指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他强调：一方面，杰出的民族作家要直面民族历史中的“伟大事件”、抓住民族文化思想的“深刻处”，并在民族精神的渗透中激发对过去和现在的“同情共鸣”；另一方面，各民族文艺创作的“问题”不在于“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于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31]因此，在网络文艺的跨文化传播、国际竞争和批评导向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相反，“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32]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文艺”的深广发展，网络文艺在丰富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显著特点和基本特征，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和带动着当代中国文艺的整体转型和发展。在新时代语境中，就艺术实践来说，网络文艺正处在如火如荼、迅猛发展的阶段，且从其所显现的活力、规模、成效、影响、潜能、前景等来综合考量，它所具有的辐射乃至引领作用和意义将进一步释放、扩大；相应地，就艺术研究而言，鉴于创作中的新动因、批评中的新范式，考察网络文艺的新实践与新美学不仅具有个案上的典型意义，还具有学理上的价值，或者说，借助深入的学理性阐释和深描，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的阐释和深描，有关网络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深入思考有益于审美话语在“传统-现代”的交汇、冲突、过渡中改变某种“失语”或“理论空转”的尴尬、错位和焦虑，并激发、重建其美学阐释能力与活力，同时，也有益于在积极回应诸多“嬗变”的过程中丰富、完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乃至有别于传统而开启文艺美学的新视野、新维度。

　　*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价值论视阈中的电视剧艺术发展论》（16YTB019）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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