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特别策划“理论探索”专栏刊发如下2篇文章：

　　小说对生活世界的发现：以《下广东》为例(林岗)

　　新时代“红色经典”的创作及使命(范玉刚)

　　内容摘要：21世纪以来，“红色经典”已成为影视产业中的一个类型，是弘扬主旋律的一种主流文化产品。新时代“红色经典”再生产要有使命意识，着重在增强文化自信中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路径。“红色经典”再生产要尊重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尊重历史真实就是尊重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追求，这是“红色经典”再生产的伦理底线;追求艺术真实、注重审美创造和艺术表达能力，是“红色经典”再生产塑造英雄人物的价值尺度。

　　关 键 词：新时代 “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再生产　历史真实　艺术真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并非简单的历史判断及其时代变迁，而是政治判断和价值判断，它指向“强起来”的历史新纪元的肇端。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强起来”的诉求中，一定离不开文艺的繁荣兴盛和“软实力”的强力支撑。“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一定是体现国家主流价值导向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主导性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决定着文化的强盛。迈入风起云涌的新时代，在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中，如何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最根本的是要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兴盛，社会主义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当代文艺在攀登艺术高峰中不断经典化，以此才能夯实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红色经典”及其再生产是一座文化的富矿，它浸染着革命文化的基调、高扬着理想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讴歌时代英雄中询唤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指向，从而传达出时代的最强音。在后现代解构崇高、资本狂舞、技术狂欢的语境下，“红色经典”成为各种力量特别是资本围猎、发掘的对象，被视为可以带来无数商业利润的“IP”，由此滋生了一系列由“红色”变“粉色”的文艺乱象，某些“红色经典”再生产在臣服于资本力量中调侃英雄、消解精神、追逐感官娱乐化，有意识遮蔽“红色经典”原初的价值导向和精神的钙质，下坠为商业资本捞金的单纯“资源”。对此，有必要在多元文艺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彰显“红色经典”再生产的文化使命意识。

　　一、“红色经典”及其再生产的历史机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现实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无中生有的“天外来客”，而是有其传统根脉和现实来源，它传承了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高度契合于中国人民史诗般的奋斗实践，而凝结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追求在新时代指征着中国“强起来”的历史逻辑，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文明型崛起诉诸的“强起来”的表征不仅是硬实力(经济、科技、军事)的坚实，更是“软实力”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即精神的强大、文化的自信、道德的感召(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观)，而显现于文化的繁荣兴盛。以此为新时代的肇端，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正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表征着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文艺是时代的先声，文化兴国运兴，当代文艺的经典化是文化兴盛的表征，“红色经典”再生产是实现文艺经典化的途径之一。

　　“红色经典”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进程中一个类型，其生成和评价都离不开特定历史语境。“红色经典”的说法主要源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指那些引起广泛关注的经由革命文学“经典”改编，或者基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市场经济条件下，“红色经典”再生产在文化产业视野下既指切合时代特征的改编及其再创作，也包括IP授权基础上的衍生品开发等文化再生产。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一些商业资本为了规避意识形态风险，在市场上赚取商业利润，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为各方力量所瞩目的“红色文化资源”。经由大众文化配方和文化创意发掘，其文化生产如影视剧制作等主要借用或挪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发行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对其进行某种情趣的重述和切合时代意识的改写。事实上，原初的“红色经典”再生产是被当作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开发的，在此意义上，它不仅包括像《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旗谱》《小兵张嘎》《东方红》《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等作品的改编，还包括某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当代创作，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雪豹》《恰同学少年》等，其中很多再生产因尊重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达到了经典化水准，也有些则为大众和社会所诟病，甚至遭到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究其出场机缘，“红色经典”再生产多为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一定意义上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有意与无意的“合谋”与“抗争”的产物。在社会转型期，“拥有经济合法性的新中产阶级必然想在文化上获得话语权，在‘红色经典’改编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就是一条最有效最安全的路径。因而，‘红色经典’改编中的一系列冲突、困惑，就不单是文化事件，而是不同利益阶层的权力博弈”。[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再生产充满了各种权力的交织，已然形成一个权力场，这注定任何单一视角的阐释都是不完全的，对它的单纯肯定和否定都有其片面性，不论是“阵地战”还是“游击战”的策略，都有其有效性的界域和限度。经由各种力量博弈并走过初始阶段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已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旧貌换新颜。21世纪以来，“红色经典”成为影视产业中的一个类型，其内涵逐渐清晰，已成为以弘扬主旋律为主的一种主流文化产品。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界定，“红色经典”是指“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名著”，其所指不限于单纯的改编，而泛指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文艺创作，既包括对“十七年”期间那一批政治倾向鲜明、社会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舞台剧、电影的改编，也包括当下具有鲜明主旋律特征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生产。

　　在审美品位上，“红色经典”再生产既契合了新崛起的“大众”(新中产阶层)的审美品位诉求，也张扬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教化的价值观形塑，是多元主体力量的合力之作。因其“红色精神”的底色，而有着对理想信仰的高扬，对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礼赞，凸显和弘扬了“人民性”的美学追求，故而“人民”“祖国”“社会主义”是这些作品的主导词，崇高是这些作品追求的美学风格，因此对其评判要放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人民的文艺”来定位。它不仅关联于“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教化，发挥着巩固文化领导权的功能，更是关乎当下多元文化格局中，如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问题。因其广泛的涵摄性和辐射范围的广阔，它已成为市场条件下高扬理想信念、增强社会主流价值感召力的有效方式。“作为对中国革命史的‘正说’，它以文学的叙事和想象书写了共产党的伟大。再生产已不限于‘改编’，多是一种新的创作，通过弘扬理想和信仰重新焕发对大众的精神感召力，在赓续革命传统的正当性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进行话语生产和话语权的竞争，从而担当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成为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构文化领导权的一条有效路径。”[2]对此，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既要审视其出场的历史机缘及其复杂的文化境遇，在当下则更要正视其合法性的使命担当，把握其审美品位的流变。究其历史性叙述和价值指向而言，它既贯通于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当代文艺发展的“延安文艺道路”，也深化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文艺问题讲话中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进而有助于激发广大文艺家不断攀登文艺高峰，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经典化。就此而言，“红色经典”再生产的价值，不单是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内容资源，更是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有效传播和培育的主导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创新的一种有益探索。

　　二、“红色经典”再生产要坚持“人民性”价值导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指南。进入新时代，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文化是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引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引领。就其社会性而言，以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来凝聚人心、弥合社会转型期的某些裂痕、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激发全民族共同奋斗的意志，在赓续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契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中实现文化创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担负的历史文化使命。文艺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作为血染的风采和理想信念的高扬，“红色经典”再生产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有利于鼓舞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志，有利于在文艺精品追求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昔日辉煌的“红色经典”是一座文艺再生产的富矿，其中蕴蓄了一系列的革命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大别山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这些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展示需要熔铸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当代现实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正是“红色经典”再生产的现实基础和发挥作用的场域，是革命文化熔铸于当代现实的重要依据，这种精神和理想信念的追求甚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基调，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性力量展示。作为红色精神集中展示的“红色经典”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再生产是新时代我们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工作方式之一，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现实支撑点。

　　“红色经典”感染力的基础之一是历史逻辑的充分显现，它在文学叙事中遵循了历史发展逻辑，生动诠释了“中国人民为何选择共产党”和“共产党何以救中国”的历史信念，其高扬的共产主义信仰既是共产党人的自觉追求，也是中国人民认同的一种历史逻辑的展开。因此，凸显历史维度、尊重历史真实是“红色经典”再生产遵循的基本原则。原本生成于特定历史语境的“红色经典”再生产，既要尊重历史逻辑真实，再现特定历史环境的残酷性、严肃性，在生存底线一再退守中奋起抗争和义无反顾，从而成就革命大义的合理性;也要立足现实条件，在时代精神中展示真实的人性，生动诠释革命党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是在火热激情中闪现出人性的光辉，在眷顾和留恋“小我”中来成就“大我”的徘徊、不舍，而又毅然决然的坚定执着，由此触及到时代的精神巅峰，才能合理地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现实选择，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人情和舍生取义，是在深沉中国精神的传承中成就真实的自我，这是“红色经典”的精神底蕴，在真实人性和人情的普遍生成和传达中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为着最大多数民众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追求，这不仅是文艺的人民性彰显，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矢志不渝，这在“红色经典”中实现了完美的艺术再现，这种大爱的情怀和历史担当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红色经典”再生产不能背离这一基本价值取向，打着迎合市场的幌子，沉溺于所谓的“情色消费”，更不能玩弄戏谑“手撕鬼子”“裤裆藏雷”这种侮辱观众智商的把戏，尤其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及其新变种的伪装。说到底，尊重历史真实就是尊重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追求，这是“红色经典”再生产的伦理底线;反之，一旦缺失文艺的严肃性就不足以彰显出历史的真实性，“红色经典”再生产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

　　马克思主义文论历来重视文艺的历史维度，注重文艺作品所展示的总体历史倾向，强调以“美学的和历史观点”来评判文艺的价值，尤其是凸显文艺的历史属性(政治属性)，推崇在总体上能够反映社会思想倾向的文艺作品。基于对文艺作品历史维度的强调，在特定历史时期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下，一些党内的文论家如周扬强调作家“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3]甚至认为在塑造英雄人物时，“许多英雄的不重要的缺点在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忽略或应当忽略的”。[4]要求作品能够很好地显现出总体的历史倾向，以至于在很多“红色经典”中出现党性与艺术卓越性追求的某种脱节，降低了一些原本就很优秀的作品的艺术价值。事实上，只要尊重历史真实，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就完全可以做到党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而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在新时代，文化产业成为文艺生产和文化积累与价值传承的主导方式，艺术生产也越来越离不开市场，优秀的作品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只有经得起专家检验、人民检验和市场检验的作品，才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文艺创作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就显现为社会效益优先、双效统一的原则，那些能够充分体现人民性价值取向的作品，一定会在市场上有良好的口碑，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足够多的市场份额，在获得市场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了产品的社会效益。须知，文化产品只有在市场上被实实在在地消费了，才能真正产生文化影响力，其所传播的价值观才能发挥社会作用，实现教化人心、引领社会风俗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原本就拥趸“红色经典”的“50后”、“60后”自然会成为其再生产的铁杆粉丝，甚至会带动下一代追捧某些再生产的“红色经典”，如3D电影《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复排歌剧《白毛女》等都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其红色内容和一度沉寂的红色记忆，在市场化运作中被激活，点燃了大众的热情，再加上高科技的“炫酷”，完全可以俘获年轻一代消费者。在融媒体语境下，“红色经典”再生产可以依托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化身为超萌的“表情包”俘获90后、00后大众。在数字时代，“红色经典”再生产可以有多样化表现形态和传播方式，包括动画、短视频、VR/AR等的应用，但一定要在衍生品开发及其产业运作中传播“红色精神”及其主流社会价值观，塑造正向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有利于增强对革命史的深刻感知，自觉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卫士，使之活态化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使其守护的理想和价值在举手投足中入脑入心，在人生的历练和搏击长空中留下持久的“红色精神”烙印。

　　现实经验表明，历史真实是“红色经典”再生产流露党性倾向、彰显人民性价值取向的基石，任何背离历史真实的标签式和口号式的宣传、戏谑、调侃，都是对“红色精神”的嘲弄，是在价值上抽离“红色文化”的钙质，是对社会主义文化根基的破坏和威胁。一定意义上，“红色经典”再生产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核的阐释和再创造，是应对那些侵蚀民族文化内核的消费主义文化、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等思潮的有力武器，以其红色精神的高扬在文艺竞争中维护主流文化安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百花园中的丰盛水草。

　　三、“红色经典”再生产要有艺术的卓越性追求

　　新时代需要新文化的引领，需要以文艺塑造新人，需要发挥文艺引导社会风向的作用。“红色经典”再生产要实现经典化，就要立足当代艺术高原追求艺术的卓越性，尤其要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是时代精神的凝练和艺术表现的对象，“红色经典”塑造的一系列英雄形象曾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可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所借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红色经典”塑造的英雄群像，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其把目光投射到普通人身上的创作理念，在新时代仍有现实意义。在日益开放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红色经典”再生产要避免英雄形象的扁平化、人物性格的定型化，既要尊重历史真实，更要倾听时代的声音，要写出一个“真实的人”以及英雄的成长史。也就是说，塑造英雄人物要在一定长度内展开，需要展示社会环境和心理的变化，在足够的容量内刻画人物的“七情六欲”和家庭生活，恰恰是在此处见出真正的文艺功力和艺术表达能力的高低，因而成为再生产能否实现经典化的关键。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文化创造，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诗意栖居地，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全社会和全国人民的精神家园。作为契合时代特征的文化创造，它在价值诉求上沟通了人类普遍的精神追求，蕴蓄了追求自由解放的世界共同价值观，它早已融入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今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如果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底色，那么“红色经典”所彰显的红色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斑斓色彩的主色调，是社会主义文化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文化力量显现。“红色经典”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创造的深厚资源，是论证革命合法性、凝聚人心、增强感召力的思想资源之一，那种献身理想和信仰的革命精神与英雄主义情怀，仍是打动新时代文化消费者的质点。作为相当长时期内要讲述的文艺故事，它的叙述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参照革命尺度为自己定位，而革命也需要借助文艺力量来塑造、表述自己的形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更需要新文化的引领，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飘扬在世界舞台中央，彰显“红色”的价值追求，这自然离不开“红色经典”的助力与推动。文化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充满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充满信心，才能有坚守的定力、奋发的勇气、创新的活力;一个抛弃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难以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在文化生产中，“红色经典”再生产固然应偏于精神的“红色”，拥有了市场传播的合法性，但要真正成为经典，必然要在艺术的卓越性追求上下功夫，向民族史诗无限趋近。因此，追求艺术真实、注重审美创造和艺术表达能力，是“红色经典”再生产塑造英雄人物的价值尺度。特定历史环境及其封闭式的评价体系，使“红色经典”可能忽略或者不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但新时代文化观念的变化及其文化视野的开放性，要求再生产一定要写出鲜活真实生动的具体的人，而非某种抽象的符号。即使在特定历史时期，党内文论家周扬认为作家从自己的思想出发，也可以写正面人物的缺点：“正面人物不一定要去写他们的缺点，但从来没有说不可以写缺点，也可以写群众落后。”[5]这在思想解放、文化观念开放的新时代，我们更要清楚所谓党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的“阵地”意识，是在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在英雄人物的成长中、在丰富性格的刻画中、在作品自然流露的主导价值诉求中实现的，是在大众对文艺作品实实在在的消费中，在人心的俘获中实现的，这就是文艺的影响力，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发挥，新时代“红色经典”再生产的文化使命。

　　基于历史真实，追求艺术真实，“红色经典”再生产一定要明白英雄人物首先是“人”，但更要明白英雄人物之为英雄的超越性和特殊性，因此对其“烟火气”的刻画特别是情欲的展示要有“度”，在丰富人物形象和刻画英雄成长史中不能过分展览“情欲”，更不能过度稀释崇高精神的“钙质”，再生产要基于现实主义原则，以英雄主义为轴心展开，要回到社会生活的常识、常情、常德，使再生产无限趋近文艺的“诗史”结构(形成文艺经典化的内核)，以增强新时代人民的归属感、认同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在历史的长河中，就精神内核而言，“红色经典”通常具有一种现代文学的“诗史”结构，其再生产完全具备艺术经典化的可能。所谓文学叙述的“诗史”结构，如黑格尔所言：“它是一件与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的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为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6]革命实践是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伟大事迹，是历史进程的主旋律，“红色经典”因对这一“具体的事实来显示”而展现了“完整的世界”，其历史的厚重和民族精神的凝聚足以支撑起民族文学史诗的经典化。“红色经典”再生产若能创造出革命史叙述的“诗史”结构，以其价值诉求担负起社会主义文化引领新时代的使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在文艺竞争中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认同感，“红色经典”再生产就已经迈上了艺术经典化之途。

　　四、在审美创造中续写红色传奇

　　“红色经典”再生产能否实现艺术的经典化?既取决于对经典内容的文化阐释能力，也取决于艺术再创造的美学追求。“红色经典”孕育红色基因、传承红色价值，其可持续的影响离不开对消费者心灵的俘获，只有在市场消费中才能实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虽然“红色经典”再生产有着鲜明的市场效益吁求，但其底色和价值基调注定不能将其降低为规避意识形态审查的“挡箭牌”，其蕴含的强大基因和精神力量注定因戏谑笔法的“矮化、丑化”遭受市场抛弃。在健全市场体系下，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和市场效益相互促进，它显现于大众的文化认同与市场追捧的一致性，在大众的情感共鸣和市场的认同中实现口碑和票房的统一。复排歌剧《白毛女》、3D电影《智取威虎山》，是近年来“红色经典”再生产中引人瞩目的文化产品，成为在审美创造中续写红色传奇的成功范例。

　　其成功经验表明，再生产必须立足当下、回归特定历史语境，在带着时代体温中深刻阐发革命文化的“红色精神”，在悄无声息中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询唤，实现历史真实的再创造;同时，又要借助数字化技术应用和时尚化艺术表达方式，以精深的思想内涵、精湛的舞台演艺、精良的电影制作，俘获年轻大众的心灵，在艺术的卓越性追求中塑造喜儿、少剑波、杨子荣等人物形象。复排歌剧《白毛女》，不仅延续了当年创作集体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还以其用心和深刻领会使复排歌剧的舞台表演更精练。尤其注重在音乐、动作、舞台布景等方面开掘民族情感，特别是极具民俗韵味的红头绳、贴门神等，给年轻的大众留下深刻印象，震撼了他们的心灵，深化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价值理念，在深刻诠释社会矛盾中拉近了大众与特定时代的距离，增强了他们对革命意识的美学理解。3D电影《智取威虎山》重塑了记忆时光，使现实的视觉冲击与记忆中的感觉相互映衬，因是商业制作，而有着“林海雪原”的宏大场景展示、3D技术炫酷的视觉奇观、让子弹定格的特效画面等，更以203小分队穿梭林间的灵动滑雪，及其战士们的吃苦耐劳、艰苦卓绝的战斗意志来传承红色精神。在艺术审美表达上，以穿越来讲述故事契合了英雄传奇的现代再现，直指受众的心灵，因而再生产圆了年轻大众的梦，也悄然地传播了“解放军就是好”的价值观。一定意义上讲，审美是润滑政治领导权之轮，更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话语策略。审美以其非功利性包含着主体的极端的非中心化，使自我关注让位于感性的交流，在大众的情感共鸣和身心愉悦中悄然实现价值观的教化。有学者指出，“美学是道德意识形态通过情感和理智为了达到以自发的社会实践的面目重新出现所走的迂回道路。”[7]也就是说，只有在新时代与历史语境的视界融合中，“红色经典”再生产经由审美创造才能真正实现艺术经典化，成为当代艺术讴歌时代英雄、攀登艺术高峰的典范之作。

　　就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般实践，是当代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是“红色经典”塑造英雄群像的鲜活原型，是涂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红色基调的现实基础。进入新时代，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块热土不乏时代英雄，关键在于艺术发现和审美呈现，在于如何塑造具有时代高度的英雄人物和新时代文学。同样，面对革命史叙述，俄罗斯产生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经典，至今仍在激励着俄罗斯人民的英雄气概。2018年2月3日，俄罗斯空天军一架苏-25对地攻击机在叙利亚执行打击极端组织任务时，不幸被便携式防空导弹击中，飞行员在成功跳伞后落入敌占区，勇敢地用自动手枪向敌人开火，高呼着“为了战友!”而壮烈殉国。中国的大地上同样不乏英雄人物、英雄壮举，并渴望史诗般的文艺经典创造。经典之为经典，就是以其价值诉求不自觉地沁入心田滋生勇气和校正人生航向，使人不自觉地生出大无畏的勇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同暗夜的明灯指引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向着远方的地平线不断前行。新时代英雄辈出的中华民族，一定要在文艺创作上，特别是在红色文化富矿基础上的“红色经典”再生产中，攀登新时代的艺术高峰!

　　*本文为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项目“文化思潮与国家文化战略”研究的2018年度阶段性成果。

作者：范玉刚 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4期(总第31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吴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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