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有声艺评（2018年第2期）-《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2期纵览

      内容摘要：从战争殖民、经济扩张到数字网络建构的“地球村”，全球化不断升级形变，不但以高新科技手段促动着人类文化范式的重大转型，更以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传播的方式重写着全球交往的格局。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视域出发，结合传统审美境界与技术美学的双重视角，对VR技术生成的审美体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炼出“情深而文明”“齐物而逍遥”“达人而达己”等中华美学原则，倡导利用VR影像等高新科技活化华夏审美体验，积极加入到全球文化的生产之中，以传统审美的超越性精神，促进全球公共美学的生成与升级。

　　关 键 词：传统艺术境界　全球公共美学　VR虚拟现实

　　从战争殖民、经济扩张、文化传播，到数字网络建构的“地球村”，全球化浪潮移步换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交往和存在的方式。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大众文化的传播日益成为全球间往来互动的重要内容，一个全球公共文化与技术美学的时代正在来临。在这个文化美学的浪潮中，不断被数字技术刷新的视觉文化日益以其超越文字符号的民主性与消费性，成为人类社会经济交往与全球文化生成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在超级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相关技术的不断升级与推动下，虚拟现实(VR)日益成熟，成为了横扫信息科技、消费时尚、通讯传播、金融投资、影视创作等领域的新势力，广泛覆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全球性话语书写与意识形态建构的隐形凭借，其技术化的“光场”“造境”能力与传统的审美意境高度契合，这不但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生产与国际化传播的一个前瞻性的创新方向，也是中国以独特的文化资源参与全球公共文化审美建构的重要契机，更是中国文化以全球视域为参照，以技术整合传统与未来，实现当代转型，确立文化身份认同与文化价值自信的必然进路。

　　一、全球语境递变：文化地理学中的审美新视域

　　1. 虚拟即现实：VR等新技术促动文化范式转型

　　消费化的全球读图时代已经来临，视觉文化作为当代文化的典型形式重新书写了大众传播领域，而VR(Virtual Reality)技术作为CG技术(Computer Graphics)的升级版本，将会革命性地改写大众文化的基本样式，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数字技术引导的文化消费与技术赋权时代。

　　虚拟现实技术也称灵境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给使用者关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身临其境——它涉及计算机、多媒体、仿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技术，以及心理学、生理学和行为学等多领域的知识。虚拟现实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在80年代由美国VPL公司创建人拉尼尔(Jaron Lanier)正式提出。9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进步，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超级计算、互联网等技术，大型数据集合的声音和图像的实时动画制作成为可能，虚拟现实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被广泛运用于军事、航空航天、科技、商业、教育、医疗、娱乐、科研、设计等领域。现在所说的VR，一般指广义的虚拟现实技术，泛指各种革命性的视觉成像技术(Visual Revolution)，而狭义的VR概念必须具备浸入感(Immersion)、交互性(Interaction)和构想性(Imagination)这三个基本特征。与VR技术产生的仿真情境相比，传统电影成像的原理比较简单，仅仅借助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以静态图片的匀速运动就骗过大脑，VR技术则要全方位作用于人的感官和神经系统，使人在自然浸入中感受到立体的逼真。从理论上讲，VR技术不但打破了三维时空的限制，改变了日常生存的基本方式，拓展了生命感受的体验，为真实增加了新的维度和内容，而且能够帮助主体自由穿越在客观时空与虚拟时空之间。也许我们还对“虚拟”的现实有所怀疑和忌惮，但VR变革意味着全新的现实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它是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技术的不断推动下，人机互动的一种高级形式，它将彻底打破人与物、精神与物质二元的对立，也必将彻底改变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改变人类的生存空间、认知方式和思维的结构，它是人类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的革命性变革，是人类存在方式的一种量子跃进式的革命。VR影像已经开始从多个层面改变人类的感知和生存方式，使人类的生活日益呈现出高度智能化与审美化融合的趋势，正在引发人类文化范式的转型。当代文化这种“情境交融”的“场景”化转型，呼吁着一种对于人与世界关系、人与现实关系的全新的哲学认识和表达，呼吁着一种新的具有公共性和伦理建构功能的全球文化美学。面对这种技术转型带来的世界文化消费与传播的新走向，如何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并在反思与重建中发掘自身文化资源，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参与全球话语建构，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目前在VR技术领域的研发与市场推广都处在世界比较领先的位置，我们必须抓住机会，以文化情怀与美学温度，从根本上赋予这种技术以生长的核心能量和竞争的核心优势。

　　2. 消费即存在：大众文化传播重写全球交往格局

　　全球化最早是以殖民主义的暴力入侵启始的，西方早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战争与掠夺的方式，把全世界都强力纳入到了一个“西方化”的“现代性”进程之中。而当下消费社会的商品逻辑，又把全球纳入到了一个文化书写与意识形态竞争的阶段。商品经济和市场消费把文化创作变成了文化生产、把文化欣赏变成了文化消费，传统的文化形式正逐步被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形式所取代，资本市场以文学、音乐、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理解世界和空间的不同方式，“它们还创建了一个媒体环境和各种关系”，[1]不但电视成为“全球客厅”，资本的市场扩张和媒体技术持续地创造着新的世界文化共同体，但“大批量的大众文化有着自己特定的象征性的地理”。“大众的”，其潜台词就是“美国的”，全世界变得日益“麦当劳化”和“迪士尼化”，“资本主义作为文化系统、价值系统、社会规范系统和信仰系统，其特征更清晰地显露出来”。 [2]伴随资本主义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崛起，全球文化已经是“一种业已变化了的时间和空间的文化，是一种业已重构的历史地理学”。[3]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收购Oculus公司的公告中说，作为VR技术标志性产品的Oculus“有机会开发有史以来最具社交性的平台，改变我们工作、游戏和通信的方式”。[4]中国和美国目前是全世界接受和推广VR最积极的国家。著名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全球半年度VR/AR产值指南》预测，美国将以32亿美元成为2017年在VR /AR上支出最大的地区，紧接其后的是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的30亿美元和西欧的20亿美元。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的总支出将在2017—2019年期间超越美国。全球VR/AR产品和服务总支出或将从2017年的114亿美元猛增至2021年的2150亿美元。[5]VR技术是当下全球文化市场争夺的焦点领域，它必然要落实到商业模式的营销与文化内容的载体上。内容书写与美学风格构成了VR产品的基本材质与核心消费内容，因此蕴含着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的VR产品必然成为影响全球公共文化建构的一股先锋力量，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美学关系模仿社会权力关系，而且帮助再生产出社会权力关系”[6]，意识形态已经转化为“一朵文化的浪花拍打着经济的滩头岸边”。[7]在消费文化的趋势下，全球化的当代潮流已经变成了以大众文化书写世界的一种新型的隐藏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夹杂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文化地理学。在这种“文化地理”中，文化的情感性、审美性和伦理性逻辑被日益凸显。以独特的文化生产与审美风格标明自己的世界位置和文化身份，不但是摆脱“他者”身份、确立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更是为具有公共性和包容性的，能够被不同民族所分享的全球公共美学的建构贡献一份力量，是中国在当下语境中承担全球公共文化责任的重要表现。

　　二、重塑审美主体：“光场”“造境”激活传统审美意境

　　1. 从“想象性虚拟”到“浸入式真实”

　　VR技术以“光场”摄录和即时影像生成技术能够灵活迅速地创造故事化、互动化的“情境”，必将革新相关文化产品消费体验。以VR技术典型运用的电影为例，如果说早期电影理论中对电影审美的“白日梦”式类比，与弗洛伊德梦的解释、潜意识理论相互呼应，从某种程度上为观影行为粗略画出了一个心理路线图，那么拉康的“镜像阶段”和“三界”理论就更为具体有效地解释了观影的心理过程与影院运行的内在机制。但无论是“梦境”中暂时忘却现实的无意识畅游，还是在观影过程中通过电影这个特殊“镜子”发现并认出自己，观影的审美过程都是借助“想象”这一核心的心理中介才得以实现的。这一凭借想象确立主体的心理过程，也因之被拉康命名为“想象界”。正是在此意义上，麦茨说：“电影的特性，并不在于它可能再现想象界，而是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想象界，把它作为一个能指来构成的想象界。”[8]想象界的运作，是以想象为基本机制，通过主体与他者(影像故事)的想象性关系实现了对自我的“认识”与“误认”。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就是在想象界中被激活的自我，主体的存在就是“想象的产物”[9]。传统的影院审美是观影者们共同默认的社会集体仪式，固定的单向座椅与独自不语的静态行为框定了观影者的基本行为模式，观影作为集体式的梦幻过程为疲惫的现实生活开辟出一个想象性的心理空间，其中复杂的审美心理活动是内置于主体而发生作用和意义的，是虚拟式的自我成长与锻炼，是未被完成的自我想象与梦幻，它也许终结于幕起灯亮的时刻，也许将在长远的未来生活中被再度唤起，但观影中的审美只是一次启发和试练的模拟过程。未来的VR电影将超越固定的情节和情境设置，提供基于观众即兴选择的多重可能性，情节的展开将随着观众的互动性参与而即时生成，特别是还将包括观影参与者之间的群际互动，其观影环境将远远超越现在只能360度转动的VR影院，它必将提供适宜不同电影故事行动的灵活多元空间、充分的互动感与游戏感的场景，以及完全浸入式、创造性十足的集体即时互动式的群体性拟真化的审美体验。成熟的VR技术完全可以蒙蔽身体感官，在大脑中形成认同真实的现场体验，把传统影院安静的心理审美活动转成深刻自然浸入、趣味创造，并能够多重分享的积极审美实践，观影活动由静态的想象变成一种开放参与式的现场实践。这种积极的审美体验活动因其主动性、创造性、互动性、社交性和开放性而与主体的现实生存真正地关联了起来，并使之成为了现实真实的一部分。

观众体验VR电影

　　VR电影提供的这种互动式的审美体验状态，彻底颠覆了西方从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身心二分的“主体性美学”思维，体现出了胡塞尔提出的强调主客体对话的“主体间性”“交往主体性”的特点和海德格尔“共同的此在”的描述。但仔细体察就会发现，这种审美体验更加贴近中国传统意境说的审美理念，因为在VR技术制造出的特殊“幻境”中，审美主体由忘我的情感灌注，达成了“神与物游”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不是抽象的思维推理，而是情志身心的有机整体，“是实有的统一、存在的统一、生命的统一和价值的统一。所有这些复杂的统一体均可被交织成相互依存、本质相关和互利互惠的紧密整体”。[10]中山大学“人机互联”虚拟现实项目已经实现了审美主体在现实与四个虚构场景中的无缝对接，以及人与VR机器“互联”共创的审美境界，不但从科学实验层面、审美体验层面，也从哲学层面证明了VR技术“对人类的既有生活和观念构成挑战”[11]。但西方现象学理论把这种美学体验作为一种“纯粹意识”，其研究的旨趣在于渴望透过这种“纯粹意识”把握到物的本质，是一种抽象的目的论演绎，脱离了大众文化活生生的消费体验，中国传统境界论美学则主张一种“物我合一”，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整体感悟观，表现为一种流满生命活力和内在价值超越性的有温度有高度的审美，这与VR技术带来的浸入式审美有着更为本质的结构一致性。以传统境界论的审美观介入VR技术的内容生产与风格创造，必然是一个更具有文化创造性和市场消费性的审美方向。

　　2. 从“凝视”的“想象界”到“复数”的“新主体”

　　传统影院的审美过程以“凝视”为基本行为模式，以“想象”为主要心理机制，在封闭式主体的内心安静地展开、独自地盛放，而VR环境中的审美过程则是开放性主体在浸入式过程中，通过创造性探索，与复杂情境互动而生成的心理/身体行为，是深蕴审美情感的交互式实践活动。在传统的影院观影中，审美是一种以想象为中介的自我建构，是想象性地把自我与对象进行关系式的对照与关联，在对照中依据自我进行阐释、切割、接纳与拒绝，并在自我之内埋藏起了这些痕迹——对生命、生死等存在基本问题的态度，对自由、爱情、幸福、价值的社会认同的体认等。传统影院中，主体的审美认知既发生于主体内部(intrasubject)，也发生于主体之间(intersubject)，观影过程虽然是观影者自我建构的想象过程，主体也是在想象界中被激活的自我，但想象界的心理过程亦是主体误认自己和迷失于他者的异化过程。以电影“镜子”为参照的想象式认识与建构，基本上是在主体心理内部完成，从根源上说，只是主体在与他者想象性互动中生成的一个幻象。VR环境把传统观影过程中通过想象生成的主体转变成了“身体—媒介—主体”三位一体式的“复数”主体。在虚拟环境中，身体直接变成了媒介，人类的身体感官在虚拟现实中被激发出巨大的潜力，数字技术生成的情境故事建构了情理一体、身心同步的主体，同时创造了基于互动的崭新审美经验。这种经验因为极致的真实情境而更容易触及情感的迸发、心灵的互动，以及理性的升华。VR电影不是简单的景观震撼与游戏娱乐，它具有无限贴近人内心世界的潜力，可以激发多维情感、认知与理性的共振，达到一种极限共鸣的效果。在这种崭新的审美过程中，身体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既是初衷也是目标，既是游戏也是抵抗，既是审美也是消费，既是过程也是意义。VR电影带来的是一种积极开放的生产性审美经验，这种经验充满着自由意志，想象力充盈，创造力十足，既是感性直觉的积累升华，也是感性理性的深度融合。它不但轻松愉快，释放着主体内心常有的情感，还能够将人们更深层次地进行连接，带来具有挑战性的主体自由，主体集观赏者、创造者和传播者为一体，并在这多重身份的互文互动中成为与“境”和谐的审美主体，同时在被技术整合的即时性叙事和复杂性体验中向着一种主客体深度融合的模式，也即中国传统审美的“意境”生成。

　　中国传统的审美意境提倡一种积极开放式的生产性生命经验，它特别突出了审美主体细致、复杂、多维的生命感受，更把审美活动与自然外物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坚守“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强调“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合一，“物”与“我”徘徊互动、共情互生的审美理念，最终达到“忘我忘物”、“物我合一”、互为主体的生命境界。它不但提供了个体超越现实困境、实现生命理想的艺术化生存方案，也提供了多元融合、平等分享的绿色伦理逻辑与公共性内核，昭示出一种超越性的审美价值和全球化的文化新秩序。

　　三、创新社会量度：以技术重建传统美学的公共性价值

　　自古以来，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诉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儒生的奋斗目标。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就带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是一种“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化，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文化，开始就普遍地摆在一个大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12]这种传统的天下观虽然与全球化的世界观有所不同，却在内容生产的情感内涵取向、超越性价值机制与伦理性态度立场方面，为VR技术的现实落地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前瞻性的强大文化资源。在VR技术的内容生产层面，我们至少可以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从传统中提取其可供全球化传播的基因，为中国文化的当代化转型寻找切实的进路，为全球公共文化的建构提供独特的审美价值。

　　1.“情深而文明”：走出消费文化“超真实”的困境

　　在传统的审美境界论中，情感是其核心的环节，不但万物有情，而且“景以情合，情以景生”，正是情感连接了人与景，才形成了审美意境，达成了“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神与物游”的审美体验。这情不是普通的喜爱与亲近的心理倾向，更不是轻易生发的好感与欲望，而是真情、深情与至情，它天然纯粹，既来自自然人性，又符合人伦教化。汤显祖的至情论、袁枚的性灵论，还有李贽的童心说强调的都是真性情的关键作用。汤显祖特别强调“情”，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推崇情的自然与真挚，强调情的执着与坚守。《宋书•律历志上》：“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言明了在情志相合、情意相通中生命获得的超越性状态。同时情感不但是生命寄付的关系，更是促动人类艺术化地认识世界和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前提，《文心雕龙•原道》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古人认为万物自有天地之道，人能够靠自己的内心去感知这个世界。当内心有所感悟的时候就想表达，于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联累不穷”，才有了艺术表达，文化与文明也才成为可能，而这种自我与世界万物之间自然的情感互动与情感同一，最终形成了神与物游的审美意境。

　　这种审美意境因情真、情至而摆脱了功利主义的可能性，更是抵抗文化商品低俗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必然前提。在景观生产的时代，以鲍德里亚、尼尔•波兹曼、居伊•德波等代表的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娱乐性与意识形态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与批判性，他们尖锐指出，由“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13]它建构出了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真实”，把文化变成了“一堆甜蜜的言辞流泻”，变成了一种既定社会权力逻辑的装饰性修辞。“把‘人们’牢牢地置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商业与意识形态控制之下。”[14]VR技术所生产的“超级现实”和“超级景观”也被笼罩在这种技术主义的批判之中。VR技术必需依靠人文化的内涵与人性化的情感才能具有真正的社会价值，“情深”自然“文明”，传统审美以情感为内核的体验定位，不但是超越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偏见的路径，而且也与西方以人为本的普遍性诉求是内在一致的。

　　2. “齐物而逍遥”：发掘华夏美学超越性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审美境界，追求把关照人—宇宙的哲学情怀与创造生命的诗—艺术的灵感结合为一体，并在这种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感应与交互性涵融中观照自己与世界，达到“齐物”与“逍遥”的平等自由与酣畅快意，这是一种“最大范围和最高质量的精神民主”[15]，它并不如西方审美，或是容易走向抽象的演绎，或是容易倒向身体的放纵，而是将形而上学的教条转化为精神生活之道，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道德自省的超越性机制和一切能够为众生所分享的哲学。

　　庄子“齐物而逍遥”的“天人合一”主张，既是一种有生机的自然哲学观，亦涵育着道德努力的内在价值观与万物平等的价值本体论，呈现出人性独特的价值尊严与超越能力。方东美先生指出通过“逍遥”与“齐物”，“庄子展现给我们人类解放的真正道路”[16]，即第一，个人与价值的原则;第二，超越性的原则;第三，人与自然界相一致的自发自由原则。“他使我们极其清晰地看到迷失自我的盲目和如何重新获得真正的自我。”[17]与道家这种“忘我忘物”的“超然物外”式的超越性不同，儒家也开辟出了自己独特的进击入世型，强调责任义务的超越性可能。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特别强调了传统文化中的“心性精神”及“内在超越性”，向世界揭橥了中华文化“活的精神生命”与文化资源。这种对儒家精神的提炼，与梁漱溟、熊十力所强调的生命生活和美的同构性所提倡的“体用不二”的“生命生活美学”的精神一致，在看重生命实现与世俗经验的同时，又辅之以“良知”“灵明”“尽善尽美”的责任义务与道德一体的取向，强调了审美意识中涵融的道德理性和“超越性”价值。道家与儒家获得存在超越性的路径虽然不同，可用“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作比，正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所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又如徐复观所言：“儒家的乐，是来自义精仁熟。而仁义本身，即含有对人类不可解除的责任感，所以优与乐是同时存在的。但庄子之道，是艺术精神，要从一般忧乐中超越上去，以得至乐天乐，这便不同于夹带有责任感的仁义之乐。”[18]但这二者确无高下之分，都以自己独特的超越性为当下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生产提供了深具启发性的思路。近年来，面对着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和消费主义潮流，面对着大众文化过度的逐利主义与纵欲主义，全球兴起了“慢文化”思潮，比如挪威的慢电视、艺术慢电影，还有中国的慢综艺等，这些文化潮流都更加凸显了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品质与品位，更加强调了人作为追求意义的主体在消费式审美过程中的积极性介入与艺术化成长，引导着一种更为健康的情感释放与公共娱乐。传统文化中这种具有超越性的审美资源，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在科技文明和商业文明中“诗意的栖居”。 这也是VR技术以优质资源获得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核。

　　3.“达人而达己”：推动技术美学的全球化升级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全球化的交往中有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世界主义的文化潮流与消费主义的文化传播语境中更加体现为一种实在的文化生产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资源和价值理念。

　　客观看待中西方文化的资源武库，在现代社会契约精神之外，西方文化骨子里科学至上的文化气质、二元论的形上传统，以及线性进步的文化观念等，仍然是造成当下全球文化技术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异化自然人性的主要原因。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文化在民族独立自强、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刻板嫁接技术理性，在确立实践性与强化实用性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取舍进退失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情感内核与自我超越的宝贵精神资源，以至于造成了当下社会以金钱为主要标准的偏颇价值观念和缺乏诚信的巨大道德危机。而真正能够解决当下社会问题并获得文化自信与认同的办法，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中去寻找。除了自然朴素真挚的情感与内在的道德超越性诉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大立身理念，基本已经是一种被全世界共同认可的基本原则。这种以“同情”“同理”为内在机制的情感文化逻辑，是一种“高层次的伦理文化”，[19]它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互利互惠，而是深蕴着“利他精神”与“情感共振”的文化精神，是注重公共文化伦理与互通共进目标的道理理想，是建立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的独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增强、影像密度的加大，特别是VR技术在未来的广泛运用，必将把我们推向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中，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坍塌了。美学对于生活，不应该只是一种装饰关系，“应是伦理/美学的关系。美学的表面可能作为设计的外形。然而，其伦理/美学的内核，目标却是公正”。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视角。他指出，对审美结构及当代审美意识中的伦理/美学成分的验证，最终会导向对以美学命名的这个学科的挑战，我们必须以审美的伦理/美学维度去深入并纠正生活，并“促使其作为一种文化酵素而发生作用”，使文化产品不但能够“悦耳悦目”，更能“悦心悦意”和“悦志悦神”，从而建构一种公共的健康的文化审美与社会价值系统。[20]

　　马尔库塞说：“审美之维可以作为一种对自由社会的量度。”[21]在人类未来生存的数字化、智能化的景观社会中，在被高度科技化所催成的复杂性审美体验和全球化、消费化的过程中，传统美学精神中的积极因子将有可能被进一步升级为公正对待“异质性”的公共审美原则，并在世界公共文化的交流、融合与碰撞中不断调试，借助新技术条件充分激活个体的生命创造力，整合主体建构、生活实践、经济交往、文化传播等多重维度，推动社会公正和世界正义的策略性实现。乐观审慎地在文化生产与传播中自觉汲取传统艺术境界与审美精神的活力因子，在VR等高科技引领的全球文化实践中积极探寻并提取中国传统美学的公共性价值，以人文的尺度和公共的利益加持科技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方向，推动技术美学的全球化升级，使积极的传统文化力量成为“存在的牧羊人”与“人的看守者”，这不但是传统美学，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进路目标与方向。

　　*牛鸿英：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史静怡

      注释：

　　[1][英]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

　　[2][英]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0页。

　　[3][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6页。

　　[4]https://www.aliyun.com/zixun/content/2_6_35233.html

　　[5]http://www.vrzy.com/vr/83829.html

　　[6][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2版)，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5页。

　　[7][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8][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王志敏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9][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59页。

　　[10]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匡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11]http://www.vrsat.com/news/2997.html

　　[12]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11页。

　　[13][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

　　[14]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2版)，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4页。

　　[15]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页。

　　[16]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页。

　　[17]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页。

　　[1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19]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0][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

　　[2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