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进入新世纪，台湾青春电影逐步呈现流行态势，其独特的小清新风格成为观众与学界热议的话题。既有研究认为，台湾青春电影已初步发展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类型模式，但小清新风格的界定标准仍较为模糊，而越来越多对大陆青春片的批判也从侧面印证了对小清新电影这种成功范式研究的缺乏。本文从叙事主题和视听语言等视角分析，将“小清新”的美学特征总结为“小”格局视角下的主观表达和写意与写实并存的“清新”风格，并提出该类电影对青春成长母题的另类解读，即通过团圆结局来表达对青春遗憾的释然和对追寻个体身份认同的指导，从而对小清新风格进行了可操作的界定。当前尚不大成熟的大陆青春片需要解决视听语言与主旨内涵的割裂问题，才能充分借鉴台湾青春电影的成功经验，促进自身良性发展。

　　关 键 词：青春片 小清新 台湾 类型电影

　　青春电影是台湾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辉煌得益于这一题材的助力，但该题材也随着台湾电影在20世纪末的陷入低迷而式微。进入21世纪，以《蓝色大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为代表的影片再次掀起青春题材的热潮。这些影片凭借其独特的小清新风格，不仅在海峡两岸均获得较高的票房和良好的口碑，也吸引了大陆创作群体和产业的关注，近年大陆青春片的创作热潮与其不无关系。

　　与“新电影”运动时期的青春题材不同，新世纪的台湾青春电影逐渐展示出类型化的雏形。[1]而台湾青春类型片得到观众认可的核心标志则是小清新风格的确立，如校园元素的充分运用、影像画面的自然唯美以及简单明晰的叙事节奏等。[2]这一风格部分来源于日本文化对台湾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影片中关于纯爱和成长的主题以及唯美的视听语言，都与以岩井俊二为代表的日本青春电影极为相似。

　　本文以新世纪台湾青春片为研究对象，结合电影叙事学与视听风格的角度，试图梳理“小清新”的美学特征并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小清新”分为“小”与“清新”：“小”体现在影片的叙事层面，主要包括了个人化的叙事视角、个体化的矛盾冲突与个性化的情感表达;“清新”则表现为影片的视听风格，在场景表达和音乐使用方面兼顾了写实与表意。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新世纪台湾青春类型片所对成长母题的另类表述，并从类型电影与社会关系的角度阐释了这一类型——风格的组合在大陆同类电影创作中所遇到的可迁移性问题。

　　“小”格局视角下的主观表达

　　新世纪台湾青春片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电影，无论是在主题表达还是影像风格上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首先是从宏大叙事走向“小时代”情结的个人叙事：同样以青少年成长为叙事主题，后者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将个人成长糅进时代洪流，而新世纪小清新风格影片则放弃了历史的厚重感，转而着力于呈现一种“小”格局视角下的主观表达。当然，“小时代”情结下的青春电影常常存在时空断裂、历史感消退等局限以及消费主义的创作走向。[3]然而，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的艺术表达，其创作内容及创作形式也理应随时代变化而进一步发展。正是由于新世纪的台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民众对沉重的历史过往和繁杂的政治环境感到倦怠，更加关注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青春电影的小清新风格才在此环境下应运而生。

　　1. 个人化的叙事视角

　　小清新电影强调个人化的叙事视角，从主体立场来回望记忆中的青春故事。

　　从叙事结构而言，小清新电影多采用倒叙、插叙等方式，配合字幕中的时间线索与主人公旁白，展开对青春往事的追忆。2011年上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以下简称《那些年》)由男主角柯景腾准备出席女主角沈佳宜的婚礼为开场，随着插曲《永远不回头》的旋律出现“1994 彰化”的字幕以及男主角骑单车的场景，完成了从现实到过去的转场。2015年上映的《我的少女时代》(以下简称《少女时代》)采用了几乎同样的叙事结构，以女主角林真心的成年生活作为开场，通过一台老旧的收音机转场回到高中时期，由此展开一段青春恋情的讲述。两部影片都使用了大量旁白，在交代故事背景、介绍人物出场、推动情节发展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那些年》通过男主角的独白交代了1994年台湾发生的流行事件，还原了时代背景，同时引出了许博淳、阿和、老曹、沈佳宜、该边等重要角色的出场。“每个少女的青春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全校女生总是一起暗恋他，然后因为他的一个眼神傻笑一整天。”《少女时代》中林真心的内心独白，正是借主人公的个人视角来表达青春少女常见的暗恋情怀，才更能引起共鸣。

　　从镜头语言来看，小清新电影多采用主观镜头与运动镜头将视听叙事的视角严格地控制在主人公个体身上。例如，《少女时代》中男女主角第一次正面交谈发生在影音室，影片用第一视角呈现林真心眼前的场景：欧阳的照片、烟盒、打火机、踩在桌上的鞋子和握紧拳头的徐太宇;这种对主观视角的模拟营造出叙事上的紧张感，也为两人日后的关系变化埋下伏笔。《那些年》的运动镜头常见于教室内的人物群像场景，用横向或纵向的镜头移动将故事框定在教室后排的小格局之内，充分展现出影片个人化的叙事视角。

　　2. 个体化的矛盾冲突

　　小清新电影所呈现的主要矛盾集中于青年个体的内心成长，有意识地弱化了青年人与成人社会的对抗冲突。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剧照

　　校园作为青春片中常见的元素，不仅提供了故事发生的物理场景，也在主题陈述的层面上提供了主流权威的象征符号，特别是老师、教官和训导主任等长者形象，多以反面示人。虽然对于校园和长者的压迫性呈现在新电影运动时期就已经奠定，但新世纪的青春类型片有意识地弱化了这一元素在叙事中的重要性。《那些年》中共出现四位教师，其中三位与学生发生矛盾，但相关情节段落都不构成核心冲突;影片转折性的冲突出现在柯景腾举办格斗比赛后与沈佳宜的争吵，女生认为男生的行为很幼稚，而男生则认为女生不通情理。可以看出，新世纪青春片的核心叙事冲突来自男女个体在青春期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差异，而不再是青年个体与成人社会的对抗。《少女时代》中师生之间的矛盾似乎表现得更加强烈，特别是林真心在校庆大会上对训导主任的高压政策提出质疑和批判，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青春个体对成年主流文化规训的反叛。但这段情节同样并非影片的核心冲突：在这段五分钟的公开反叛之后，影片立即转入水球大赛、野外郊游等个人化视角表达下的轻松情节，消弭了师生对抗的紧张感，为男女主人公的交往提供增进感情的契机。

　　家庭作为青春期的重要外部力量，在小清新电影中也进行了淡化处理。大多数影片中的父母仅提供了个体身份和情感上的背景经历，而不直接和主要角色展开对立性的行动。例如，《少女时代》林真心的父母重男轻女，对女儿随意贬低，对儿子则关爱有加;《逆光飞翔》中女主角小洁的妈妈痴迷于网购，导致小洁被迫放弃自己的舞蹈梦想，辍学打零工补贴家用;《女朋友·男朋友》中林宝美的妈妈是夜市上的歌女，对女儿的生活不闻不问，最后一走了之。而《等一个人咖啡》《听见下雨的声音》等影片，甚至未出现与教师或家庭相关的形象，其叙事主题完全围绕青年人个体的朋辈生活与内心成长。

　　3. 个性化的情感表达

　　小清新电影常见奇观镜头和夸张特效的使用，以轻松搞笑的方式来呈现青春期独特的心理特征，展开个性化的情感表达。这在崇尚现实主义的新电影运动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例如，《等一个人咖啡》中的男主角阿拓会从喜欢的女生身后凭空变出烤香肠，随着男女主角感情关系的层层推进，这种无厘头的设定不仅不突兀，反而突显了主人公真挚而单纯的情感;《那些年》开头一段长达一分钟的课堂“打飞机”情节，通过运动镜头、奇观特效和幻想画面快节奏的交叉剪辑，配合背景音乐中的吉他与鼓点，对青春期男生的隐秘行为进行了夸张搞笑的正面处理，张扬了青春的个性;《少女时代》林真心带领同学与严苛的教导主任对抗获得成功后，在操场上水球大战的场景中，慢镜头画面配合快节奏音乐，表达青春个体的内心释放，此时林真心通过旁白对徐太宇所表露的真情，更能直抵人心。

　　综上所述，倒叙与插叙的叙事结构、旁白与字幕的大量使用和控制性镜头的充分展现，共同构成了影片个人化的叙事视角;故事情节对主流权威和成人社会的弱化表现，使得影片更加聚焦于个体化的矛盾冲突;奇观镜头和夸张特效的使用完成了影片个性化的情绪表达，从而强化了观影感受。由此体现出的“小”格局视角下的主观表达，成为小清新风格青春片的重要特征。

　　写意与写实共存的“清新”视听风格

　　脱离了宏大叙事的新世纪台湾青春片，对上世纪以“映像诗人”岩井俊二作品为代表的日本纯爱电影的影像风格有诸多借鉴。岩井俊二的代表作品画面柔和、色调明快、音乐优美，因而被誉为“诗电影”。[4]台湾小清新影片借鉴了这种浪漫的写意风格，经过多年本土化过程，发展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共存的“清新”风格。

　　1. 日常生活情节的写意化表达

　　在拍摄场景的选择上，新世纪台湾青春片注重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再现与还原。除了承载着故事主要情节的校园环境外，影片细腻呈现了男女主角生活的普通住宅、以书店和小吃店为代表的中小型店铺、城市街道以及颇具台湾本土特色的夜市等，这些都共同构成了小清新影片的大多数场景。但对于普通生活场景的还原并非遵从现实主义逻辑，而是采用了写意的视觉方式。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影片多使用中近景来表现日常生活的小空间，浅景深画面聚焦于人物主体，逆光拍摄所形成的低饱和度高调画面削弱了视觉反差，从而将人物与环境隔离，屏蔽了个体与社会之间可能发生的紧张关系，以此来突显人物内部情感或强调主人公之间的私密交流。

　　这种独特的日常生活段落以青春片常见的吵架桥段最为典型。在《听说》的一场夜戏中，女主角秧秧误会男主角天阔瞧不起自己，两人在夜市发生争执。影片采取了浅景深的画面，焦外虚化的店铺和人群构成了写意式的环境，视觉和心理的焦点都集中到两个主人公身上，深化了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焦虑感。在《听见下雨的声音》中，男主角阿伦在女朋友雨婕家门口坦白出轨，雨婕伤心落泪，前景淅沥的雨滴，背景随风摆动的树枝，连同掩盖阿伦道歉声音的插曲，共同营造出悲伤的情愫。可以看出，日常生活的写意化表达最终还是服务于矛盾冲突和情感表达的个体视角，是小清新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承担叙事功能的抒情音乐

　　实际上，“小清新”这个词原本是一种名为Indie Pop[5]的音乐类型。Indie是Independent的简写，Indie Pop即独立流行音乐，属于另类摇滚风格中的亚类型，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英国。这种类型的音乐曲风清爽，节奏轻快或舒缓，多以校园生活和爱情故事为主题，亦关注个体的成长体验。而当小清新风格延伸至电影艺术领域时，兼具叙事与抒情双重功能的电影原声也自然地成为该类影片的重要元素。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那些年》由原著作者兼电影导演九把刀作词，歌词与影片情节一一对应。柯景腾和曾经暗恋过沈佳宜的兄弟一起盛装出席她的婚礼，正是歌词中唱到的“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影片结尾，柯景腾在幻想中与沈佳宜亲吻，青春过往的岁月一幕幕回放，曾经深爱的女孩终究与自己错过，正如歌词所传递的“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旋律、歌词与影片情节水乳交融，将青春恋情的错失与遗憾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的其他原声也应时应景：男生们第一次看到沈佳宜扎起马尾时甜蜜舒缓的钢琴声，男女主角第一次外出游玩时的《孩子气》，大地震后柯景腾焦急地寻找电话信号时短促简洁的小提琴声……每一处都映衬着人物的情绪变化，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小清新电影原声具有较为鲜明的风格特征和影像功能：词作平实细腻，与故事情节高度契合，辅助叙事;旋律优美明快，编曲多用钢琴或弦乐表达情感。几乎每一部大热的青春片都对应着一首流行金曲，像《我的少女时代》与《小幸运》《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与《那些年》《不能说的秘密》与其同名主题曲等等。在类型相对成熟稳定的台湾青春片市场中，一首广为流传的主题曲已然成为小清新电影的标配。

　　用写意化的镜头语言来呈现日常生活场景，同时大量使用承载叙事功能的抒情性音乐，使得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小清新影片中实现共存。这一表现形式不仅构成了新世纪台湾青春片“清新”的美学特征，更从视听语言的层面对该类影片“小”格局的主观表达进行了有效的修正与补充。

　　结论与讨论

　　1. 青春成长母题的另一种可能

　　环顾世界各国的电影创作，美国的青春片在20世纪70年代已发展成为相对成熟稳定的类型影片，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为青春电影注入了新的风格，台湾青春电影在借鉴日本纯爱电影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小清新电影的美学特征与主题内涵，并且对青春片的成长母题进行了改写。

　　成熟的类型电影都必然承担消解某种社会性焦虑的文化功能。世界主流电影市场中的青春类型片多表达成年主流文化对青春亚文化的驯服，或者为青年人在成人化过程中遇到的压抑与挫折提供宣泄的出口。但新世纪台湾青春电影似乎并不承担类似的社会功能，杨德昌的现实主义与大岛渚的残酷青春都不是小清新影片的核心议题。在小清新风格的诠释下，青春成长变成一种遗憾的美：主人公相貌平平，成绩一般，与“好学生”的标准相去甚远，甚至天生残疾或家境落魄;但懵懂的爱情和亲密的友情还是会留下精彩的故事片段，曾经的一时冲动与细微的矛盾冲突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内心的成长而消散。小清新电影在极力渲染这种遗憾的美，以消解青春遗憾所带来的伤怀，引导观众以积极向上的姿态面对青春过往，从而获得个体身份认同方面的释然与慰藉。

　　这种对青春成长母题的另类解读，成为新世纪台湾青春片独有的主题内涵。因此，小清新电影也多以大团圆结局收尾：《少女时代》中的林真心在偶像刘德华演唱会的场外，与失散多年的徐太宇重逢;《等一个人咖啡》中的阿拓在游览非洲后再次回到咖啡店与思萤相见，黑帮老大暴哥与海产店老板重归于好，咖啡店老板娘亦走出情伤;《听说》中的天阔与秧秧有情人终成眷属，小明也获得参加奥运比赛的资格;《逆光飞翔》中的阿翔获得了录制钢琴唱片的机会，小洁也成为了大学舞蹈系的学生;即便是男女主角最终没有在一起的《那些年》，也要通过幻想的亲吻画面和主题曲的渲染，极力营造假定的团圆结局。类似的情节设定一方面迎合了观众的心理预期，另一方面也传递出对青春个体身份的探索与最终认同。

　　2. 小清新风格的跨地域迁移

　　在“残酷青春”的几乎同一时间，日本电影最早开发出小清新风格，台湾青春片则承袭了以岩井俊二为代表的日本纯爱电影，经过新世纪前十年的本土化过程，已呈现出相对成熟稳定的美学特征：小清新青春电影脱离了新电影时期的政治话语体系，由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微观的主观表达，通过个人化的叙事视角、个体化的矛盾冲突与个性化的情感表达，构建出独特的“小”格局叙事特征，为观众将自身置入主人公的角色情境提供了影像手段;视听语言则保留了日本纯爱电影的主要特征，通过对日常生活情节的写意化表达，以及对电影原声叙事与抒情双重功能的发掘，塑造出写实与写意共存的“清新”风格，在增强观众代入感的同时提升了视听享受;以校园爱情为载体的叙事主题，为青春成长故事设定团圆结局，传递出对青春遗憾的释然与缅怀，迎合了观众的心理预期，也渲染了青春成长的积极意义，实现了小清新风格从日本到台湾的成功迁移。

　　再看大陆青春电影。2013年的一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掀起了内地电影的青春热潮，随后，《匆匆那年》《左耳》《同桌的你》《栀子花开》等打着青春怀旧旗号的影片相继登上大荧幕。这些影片都对台湾青春电影的小清新风格展开了诸多借鉴甚至致敬，但除了主题曲的制作、柔光效果的使用和搞笑元素的植入，其整体效果与小清新的美学特征均相去甚远。

　　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层面来考察，大陆青春片对小清新风格的失败模仿亦具有电影美学之外的深层原因。小清新风格的核心在于对青春成长母题的另类解读，即对青春遗憾的释怀，青春电影为正在成长的台湾青年人提供了个体身份认同的积极指导。而大陆青春电影的主旨却更靠近美国青春片所表现出的主流文化对青年人的规训以及后者的抗争，但抗争的结果往往是以失败的妥协而收场：《致青春》中天真烂漫、任性顽皮的郑微，经历了毕业和情伤最终变成了刻板严肃、一丝不苟的职场女性;《匆匆那年》中的陈寻曾经为爱奋不顾身，最终却也向现实妥协;《同桌的你》中的林一和周小栀一起约定去美国留学却天各一方，美好的感情最终难成正果……这些影片以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为载体来展现生活的创伤、人物的成长甚至是时代的变迁，但程式化的情节线索、刻板化的场景还原和脸谱化的人物设定，都让观众难以产生共鸣，影像风格的生硬移植与叙事主旨的宏大深刻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割裂。

　　台湾青春电影小清新风格表现为“小”格局视角下的主观表达，代表个体与个性的“小”与代表社会深度和历史意识的“大”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而该类影片难以承载具有强烈批判性的宏大叙事主题。但大陆与台湾面临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城乡矛盾的激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分层的固化都对大陆青年人的生存发展造成了结构性障碍。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为代表的青春题材电影对人性的探讨以及对社会的批判即便过去多年仍具有深刻意义，而小清新影片对青春遗憾的抚慰功能和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引导，对于解决大陆青年的社会性焦虑无疑是杯水车薪的。因此，新世纪台湾小清新风格的青春片在迁移至大陆的过程中必须在主题和风格上进行更广泛的改写甚至颠覆，才能够促进大陆青春电影的良性发展。

　　*李 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小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艾超南

      注释：

　　[1]杜沛：《近期台湾青春片的主题与类型研究》，《当代电影》2014年6月1日。

　　[2]陈娟：《台湾新青春电影：类型的深化与影像构建》，《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6月10日。

　　[3]梁村：《“小时代”情结：台湾新青春电影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4]王晶：《论岩井俊二对新世纪台湾青春电影的影响》，《电影评介》2012年10月23日。

　　[5]维基百科关于Indie Pop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