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话剧艺术出现了红红火火的创作势头，优秀的原创作品不断涌现，舞台上体现出多样化的艺术追求。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作品有生活，没思考;有内容，没思想;有人物，没形象;有乐趣，没意义。这些问题直接妨碍着话剧艺术质量的提高。值得欣慰的是，话剧艺术家们没有被名利、金钱捆住手脚，而是以“文化自觉”的责任心和“文化自信”的创作热情，以及为繁荣中华民族戏剧的使命感孜孜不倦地埋头耕耘，使话剧舞台开出了一朵朵鲜艳的艺术之花，出现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之作。

　　关 键 词：话剧发展 精品创作 人才培养

      近年来，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政策的指导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国家艺术基金的有效扶持下，话剧创作出现了红红火火的势头，原创作品多，舞台演出多。但创作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能忽视，具体地说，有些作品有生活，没思考;有内容，没思想;有人物，没形象;有乐趣，没意义。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妨碍话剧艺术质量的提高。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使话剧创作更健康地发展，真正体现“艺术”的追求，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在此，笔者结合近年的话剧创作，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有思考，作品才会有思想闪光

　　话剧创作缺少好作品，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相比之下，主观原因更多一些，当然客观原因也不能小觑。

　　从主观方面说，一是有的剧作家为了赶工，或者多挣稿费，不去认真地深入生活，创作上也是东拼西凑地“凑合”，只凭着以前的生活积累“硬编”，把创作当成“任务”来完成，“交活儿”就是目的;二是有的作家有生活积累，创作上也很努力，只因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对生活缺乏思考，抓不住生活本质，就出现了“有内容，没思想”的现象。那么，如何在风云复杂的生活中发现问题，在剧作中展现出“闪光”的思想，这是一个作家的生活积累、理论修养、知识储备以及拥抱生活的激情所决定的。从2016年出现的几部话剧作品可以说明这一点，如《去往何处》《一诺千金》《玩家》《家事》等。

话剧《一诺千金》剧照

　　《去往何处》[1]是一部有思想力度的作品，剧作家抓住生活本质进行思考，写出了熟悉中的陌生化，让人们在不经意间感到触目惊心。比如，当“一真堂”生产的中药“再生丸”因为药材被污染而停产，“一真堂”也面临关门时，作为“一真堂”的传人童书鸿感到苦恼不堪。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环境的恶劣，是那些“当官的”不作为，是那些药农为了赚钱而滥施农药造成的。可副县长易卓恒却反问他：“如果你是个君子，当初你一门心思要发展你的一真堂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呢?如果想了，你为什么第一时间找我这个当副县长的大舅子帮忙呢?难道你不是想着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吗?难道你不是想着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顺利地达到你的目的吗?”易卓恒的话戳到了童书鸿的痛处，让他无言以对。他一味地指责别人，从没有想到这其中也有自己的责任，更让他想不通的是自己对“一真堂”的“贡献”——“我发展了一真堂，让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再生丸率领着一真堂，成为了知名的医药品牌，达到了历史发展的巅峰”，怎么就在自己的手里“关门”了呢?是母亲的话解答了他的困惑——“一真堂普救含灵之苦，生生不息120年，今天，不到十年的工夫你就关门了，是人祸!我说的不是别的，是你!你的心不

　　安静，给一真堂开错了方子，破坏了一真堂的平衡。你那个药材基地一下子把再生丸开发出二十几种保健药，满世界地招摇，名气是大得很啦，可这名气底下呢?是空的!”“一真堂”的宗旨是“为了治病，不是卖药赚钱”。母亲的话就像是一盆冰水浇醒了童书鸿那懵懂的头脑。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想发展“一真堂”的善良愿望却成为了关闭“一真堂”的根本原因，他半生的辛劳得到的却是“南辕北辙”的结果。

　　该剧在深挖社会问题根源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集体无意识对整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如阿娴母亲，她只想着为女儿治病，希望医生用好药，她也知道用农药、化肥种出的药材是制不出好药来的。可她却说，为她女儿治病的“再生丸”的药材“不是她种的”，她为了多挣钱只能这样做，内心没有丝毫的愧疚与不安。这些摆在眼前的事实想想都令人可怕。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人们常常习惯于指责别人，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鲁迅先生在评价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罪恶”中考问出“洁白”来，那么，《去往何处》恰恰是从“洁白”中考问出“罪恶”来。它让我们警醒，更让我们反思。它提示我们：在雾霾围绕着的现实世界中，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停一停盲目而匆忙的脚步，扪心自问：我该去往何处?!

　　正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诚实”与“守信”的问题，我们才感到大连话剧团演出的《一诺千金》[2]是多么可贵。该剧讲述亲情与恩情、友情与承诺的问题，在信仰危机的现实中给人们提出了另一种思考。剧中的周海燕之所以令人敬佩，就在于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哪怕为此付出终身的代价，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与幸福，也无怨无悔，因为她的心灵是洁净的，精神是充实的。在有些人看来，周海燕可能有些傻。然而，正是她的“傻”显示出了一种人性的崇高，也反衬出那些“识时务”的“聪明人”的卑微与渺小。

话剧《玩家》剧照

　　值得人们玩味的话剧是《玩家》[3]，该剧针对当下社会上出现的“信誉”丢失、价值观念混乱的现象，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为当代人敲响了警钟。剧中通过老一辈收藏家靳伯安和年轻一代收藏家齐放等人物的描写，在揭示真与假、人与物的关系过程中，展示他们的人生理念、价值观念、为人之本，处世之道，让观众看到了人间正气与人格品质。该剧的结尾，靳伯安愤怒地砸碎了三个元青花瓶子，破灭了一些人想靠倒卖假古董发财的梦想，那情景不仅令剧中人“吃惊”，也大大地出乎观众的意料，使他们的情感受到了震动。

话剧《家事》剧照

　　而《家事》[4]则抓住今天普遍存在的孩子教育问题，从家庭琐事中开掘出了艺术的美。剧中写得最鲜活、最能体现青春活力的，是三个孩子的情感变化，尤其是他们处于困惑之时的那次“聊天”，不仅披露了三个孩子——莉莉、雷雷和小美的内心情感，也写出了他们对生活道路选择的关切，以及他们对理想追求的渴望。剧中的雷雷和小美是“宅男”“宅女”，生活没有目标，人生没有理想追求，对什么都“无所谓”“没兴趣”，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对父母的话只当“耳旁风”，一切都我行我素。可是，当他们敞开心扉，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样子。雷雷对爷爷说：“爷爷，我不想啃老，其实我早就烦透自己了!黑白颠倒，浑浑噩噩，晚上老失眠，我只能靠打游戏麻痹自己的神经了。每天也想着出去应聘，但又不敢面对现实。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快乐，只有焦虑、抑郁……”。而小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心想着“出名”，为参加“选秀”刻意地“改造”自己，甚至不惜“糟蹋”自己的名誉，为在报纸头条上“露脸”，竟以“未婚先孕”来吸引人们的眼球。但出人意料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看上去缺少“管教”的孩子，对自己却有着清醒的认识：“爷爷，我知道什么是廉耻，我知道人要活得有尊严，我去参加选秀就是想引起所有人对我的关注，寻找一点儿存在感。爷爷，我错了!”尤其是当他们俩听了莉莉谈去青海支教的体会时，谈贫困地区的孩子的纯洁、真诚，对知识的渴望时，就如一缕阳光照进了他们的思想，为他们的心灵开启了一扇窗户。雷雷说，“莉莉，听了你的话，我好像不那么烦恼了呢!”莉莉劝他发挥美术特长去搞设计，孩子们一定喜欢。小美鼓励雷雷做一个新时代的“创客”，她也想去体验一下，为雷雷搞设计做模特儿。看到三个孩子的转变，不仅洪老爷子一家高兴，连剧场里的观众也无比兴奋。可是，这样的效果却不是“批评”“指责”甚至“打骂”能够得到的。洪老爷子对儿子洪钢说，“不要老给孩子讲经验，你说再多也不如让他摔一跤，每个人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会少。”

　　虽然这些戏有的也并非完美无缺，但作家对生活的捕捉，对现实的思考，让鲜活的生活跃然纸上，让鲜明的思想在作品中“闪光”，却是这些戏吸引观众的真正原因。

　　二、有形象，剧作在舞台才能站住脚

　　近年来，以历史和现实中真人真事为题材创作的戏剧不少，但写得成功的并不多，有的是陈列人物的模范事迹，有的则是写人物一生的“流水账”，写不出形象，缺少感动观众的激情。可是，同样是写历史名人和现实人物，为什么《董必武》和《麻醉师》能被观众认可?这样看来，主要的问题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也就是说，一部作品光写人的事迹还不够，重要的是要运用艺术的思维把“人物”变为“形象”，写出人物的人格与精神气质。

话剧《董必武》剧照

　　《董必武》[5]突出的特点是编剧没有用编年史的方法写人物的生活历史，而是非常智慧地从董老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截取他一生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即1947年董必武在上海周公馆时期与国民党反动派一段斗智斗勇的惊心动魄的经历来写，集中力量深入开掘，既节省了笔墨，又突出了人物性格与奋斗精神。其二，是以动人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与高风亮节。董必武作为一位老革命家，却自称“补丁”“龙套”，有着博大的胸襟、过人的胆识与舌战群敌的智慧。戏一开场就把董老置于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副官林水生带领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中共上海办事处，剪断电话线，抢走发报机，还强迫办事处人员进行身份登记和财产登记。就在双方举枪对峙，流血事件一触即发之时，董必武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人们面前。面对敌人的蛮横无理，他首先以“理”压倒了敌人的气势——“你们想干什么?!想把这儿变成战场?你们想过没有，这儿真闹出事来，第一个下不了台的是谁呀?是你们的蒋总司令!整个社会——包括国民党内许多有识之士，都会责问国军怎么对他们总司令请来的客人如此刀枪侍候呢?国际舆论肯定要谴责你们，那会弄得老蒋先生很没有面子;更重要的是，民主人士要抗议，人心思安的全国老百姓不会答应，这个责任，你们一个人长三个脑袋恐怕也负担不起吧?”一听这话，凶神恶煞的敌人自感理亏，都乖乖地放下了枪。董老乘势与林水生拉起了老乡的关系，非常大度地“请”他吃饭，实际是“将”了他一军，使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看法。而这次“见面”也为日后的“送情报”“转移黄金”等情节埋下了伏笔。经过编导演的共同创作，董必武的形象便成功地“立”在了舞台上。

话剧《麻醉师》剧照

　　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壮大，需要整个民族全体成员的无私奉献，需要崇高精神的引领，缺少了这些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文艺作品肩负着鼓荡民族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重任，但它不同于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它是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承载着感人的事迹，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在这方面，《麻醉师》[6]无疑是佼佼者。该剧描写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陈绍洋在工作中无私奉献、治病救人的动人事迹。其成功之处在于把英模人物的事迹提升到艺术层面来表现，既不“拔高”，也不“回避”，而是写出了“普通”中的“不平凡”。比如，陈绍洋平时在医院里总是像个“救火队员”似的，马不停蹄地奔跑着救治病人，后来发现他患了肝癌，家人和医院领导都劝他安心治病。可是他却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得知自己的病已是肝癌晚期时，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他想利用有限的生命，为患者多做些贡献。当他在病中听到那些希望他做手术的病人的呼唤时，他又像一个战士一样勇敢地站起来，准备奔赴工作岗位。可妻子罗云和女儿陈潇潇却不同意——“你也是一个病人呀!医院里那么多麻醉科医生，有必要非得你去吗?”问得陈绍洋一愣，他停顿了一下说，“我现在是个病人，但我还是个医生。医生的本分就是抢救生命。”“我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我的生命就属于患者!”这掷地有声的回答，犹如生命的“宣言”，不仅“震惊”了妻子、女儿，使她们一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也“震动”了观众的心灵。该剧能够吸引观众还在于敢于直面社会现实，大胆地揭露矛盾，直击社会上出现的“送红包”和药商推销次品药等“不正之风”问题，把陈绍洋等人置身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在“名”与“利”的风口浪尖上去考验，突破了一些描写英模人物的戏不敢接触社会矛盾、极力回避矛盾的做法，为人物的人格成长提供了“典型环境”，通过他处理矛盾的方法和对不正之风的态度，突出他的思想境界，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人物形象的可信度。

　　武警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创作演出的原创话剧《在路上》[7]突出的特点是：把熟悉的故事写出了新意，把历史事件艺术化，把普通人的生活性格化。剧中写活了“小人物”的真实情感，写出了“普通人”的“大境界”。剧中以红军团长龙华英和国民党团长李忠明为代表，他们在北伐时期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亲如兄弟，“四一二”之后因为人生观念和理想追求不同而分道扬镳，成为战场上的敌人，为此，他们一直在争论。该剧不回避矛盾，直面人生，争辩、考问，直击心灵，让灵魂颤抖，让思想绽放火花，让人性增添正气，让真理闪耀光芒。两人在困龙山一场戏中的针锋相对的辩论，你死我活的争斗，写得有声有色，热烈饱满，激动人心。该剧在展示两种思想的交锋，两种人生观念比拼的过程中，塑造了两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三、有探索，艺术创作才能鲜活

　　艺术贵在创新，不创新就不可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2016年话剧舞台上出现很多剧作，从剧本创作到舞台演出都费了很大力气，却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创作观念陈旧，在内容上和表现形式上都没有什么亮点，人物性格不鲜明，作品也缺乏新鲜感。在这方面，小剧场话剧《催眠》《罗刹国》《谋杀电视机》等的演出却给观众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话剧《催眠》剧照

　　《催眠》[8]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内容进行开掘。剧中描写部队某排长因长期失眠来找心理医生治病——“催眠”，而来医院深入生活的女作家对此也非常有兴趣。就在心理医生和作家一步一步深入“分析”某排长的“失眠”原因时，观众发现，不只是某排长的“失眠”是因“心理疾病”引起，作家和医生也存在着相似的“心理疾病”。该剧把医学上的病理学知识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从心理学的角度开掘人性与道德问题，从人物的内心隐秘之处寻找人物的病态根源——精神问题，使观众在新奇之中触摸到了人物心灵的脉搏。

话剧《罗刹国》剧照

　　《罗刹国》[9]以一个虚无缥缈的罗刹国故事讲述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揭露了那种以丑为美，以假为真的行为逻辑对人类健康肌体的侵害。该剧的出新之处在于舞台呈现，导演以肢体语言为主，融入传统艺术的表演手法，用假面与动作相结合的形式，表现角色内心的复杂心理，既合情合理，又完整统一。不仅比较好地表达了该剧的主题，而且增强了该剧的舞台艺术表现力。

　　《谋杀电视机》[10]是一出“平行时空cult剧”。大卫是一个以毒舌著称的文化杂志记者，常常以犀利的笔墨把当代流行电视文化批得体无完肤，自命为商业电视巨头MSG集团的天敌。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两个不速之客飞哥和鸡仔砸了他的电视机，并自称是来自一个叫“谋杀电视机”的组织。不可思议的是，大卫竟然也加入了他们，闯入一户户公寓砸电视机。他们以为，砸烂电视机就可以阻止电视流行文化商业化对人们的伤害。殊不知，他们的行为正是商业电视巨头们策划的，为电视流行文化商业化所做的一场“真人秀”的广告。他们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卷入了一场危害这个世界的更大的阴谋中。这样的结果，令观众感到惊愕。

　　在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之际，有两台民营话剧社团的演出值得特别关注，一是中国戏曲学院一诺戏剧工作室演出的《皆大欢喜》[11];一是西安的黑芝麻戏剧工作室在北京青年戏剧节上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2]。两剧均以莎士比亚剧作为底本，在演出形式上大胆创新，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表演特点，以中国文化元素解读、演绎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中国戏剧的风格特点;以中国化的语言表现外国人的情感，以戏曲化的表演风格演绎莎剧的故事，演出和谐完整，体现了莎剧的意蕴与主旨。

　　四、有趣味，作品才能“寓教于乐”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把那种“搞笑剧”说成“喜剧”。其实，喜剧是有其独特品格的，它的语言，情节安排，矛盾设置，人物性格的构造，都有独特的章法。绝不是靠着在舞台上说两句俏皮话，抖个小包袱，或者无厘头的搞怪、挠痒痒，在舞台上“撒狗血”，自行污秽，或污损他人，比如拿着残障人开玩笑。这些都不是喜剧，充其量只是“低级的”搞笑剧。这样的戏虽会产生一些“乐趣”，却没有多少意义可言。在这方面，《独自温暖》和《他口袋里的石头》的演出值得关注。

话剧《独自温暖》剧照

　　《独自温暖》[13]的喜剧效果是通过人物性格的碰撞所产生的喜剧火花来实现的。戏是从老妇人与儿子的矛盾开始的。老妇人是一个性格又“硌”又“怪”的人，她有知识文化，旅居国外多年，人生阅历丰富，随时随地训斥儿子，对儿子给她找的司机也不信任。可是，司机老楚却以他的为人，把这位刁钻古怪的老太婆给“震”住了。然而他既不是一味地迎合老妇人，也不是事事与她对抗，而是以他处世的方式方法，解决了老妇人的很多难题，让她从心里感到服气。机智的语言，幽默的表达，讽刺中包裹着善良，依赖中潜伏着怀疑。每句话的背后都蕴藏着人物的复杂心理，体现着不同的性格特征。而那些个性化台词的“碰撞”与“交锋”，产生了一个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包袱”，让观众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话剧《他口袋里的石头》剧照

　　《他口袋里的石头》[14]无论是内容和舞台形式都是对喜剧艺术的一种探索。该剧描写被好莱坞大片占领的爱尔兰小镇，人们在追求希望和寻找归属感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桩桩意想不到的悲喜剧。舞台上只有两个演员，他们要运用声音、形体等技巧在剧中扮演15个不同的角色。每当演员在台上对角色进行快速转换，以及通过惟妙惟肖的表演产生层出不穷的包袱时，现场观众都发出了不断的笑声。

　　同样，根据丁西林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几个小戏排演而成的《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15]和寰宇梦享文化传媒公司演出的《一些契诃夫的小戏》[16]，虽然剧作的内容已时过境迁，但依然受到今天观众的喜爱，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五、有培育，话剧创作才会有收获

　　话剧是舶来品，它在中国能够生根、开花、结果，是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们用心培育与悉心呵护的结果。但不知从何时起，心急的人们越来越不重视话剧事业的培育工作，只想“摘桃子”，都不想“栽树”。剧院不养剧作家，抓创作的人也是急功近利，想着立竿见影。在有些人看来，创作不就像喂鸡吗?给你一把玉米，你就得下一个蛋……然而，一部关注人类精神生活的艺术创作，哪能像鸡下蛋那么容易?即使鸡下蛋不也得有一个孕育的过程吗?如此“逼迫”，剧作家哪里还能够静下心来潜心创作?

　　中国话剧是从校园发展起来的，今天要发展话剧，也应该从校园抓起，培养观众，发现人才。从这一点说，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中国校园戏剧节”，以及北京、上海、武汉、沈阳、吉林、广州、重庆、广西、陕西等地举办的大学生戏剧展演，可谓话剧发展的长远大计。

湘剧《书香天下》剧照

　　从2016年“中国校园戏剧节”演出剧目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可喜现象。其一，剧目优秀，演出完整，体现出校园戏剧创作演出水平的整体提高。如舞剧《秋菊传奇》[17]描写海南地区一位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刘秋菊，在1927年革命处在低潮时，机智勇敢，坚持斗争，在乡亲们支援下，与神枪手林茂松共同歼敌的斗争故事。演出以优美的舞蹈形式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和英雄故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湘剧《书香天下》[18]描写湖南的女书文化的深刻意蕴——以孝为先，自强不息，展示了湘味乡情的鲜明地域特色，曲调优美，给观众以美的艺术享受。话剧《尘埃落定》[19]由阿莱同名小说改编，突出了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人物性格鲜明，表演有激情。其二、开拓创新，努力寻找能够发挥校园戏剧创作活力的新形式。如《不要担忧》[20]以事实报道剧的形式，描写几个大学生深入安徽山区一所小学采风，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与学习状况，体现着年轻学子关注现实、思考人生的责任意识。肢体剧《1971》[21]，以大量肢体语言表达人物情感，演出流畅且具有美感。音乐剧《元培校长》[22]把中国传统音乐和摇滚乐相融合，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与艺术实验。《王阳明》[23]以王阳明被贬贵州，谪居龙场的一段生活为主线，讲述了王阳明宦海沉浮的坎坷经历，以及他主张“知行合一”，坚守立言、立功、立德的人生信念。其三，表演上凸显校园戏剧的优势，呈现出一种青春、纯粹、淳朴、灵动的艺术特点，体现着校园戏剧鲜活的艺术生命力。这一特点，是所有本届校园戏剧节演出剧目所共有的，即使那些在创作上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剧目，其表演也很有光彩。如话剧《生死场》[24]中扮演二里半的演员王承忠的表演，话剧《九儿》[25]中扮演罗汉的演员甄众的表演，《为你绽放》[26]中扮演莉莉的演员李芝舟的表演，都具有一种青春、淳朴的美。还有《秋菊传奇》《书香天下》和《九儿》中那些配角演员的表演更是令笔者惊叹。即使是一些专业艺术院团，恐怕也难寻这么整齐的配角演员。

　　在这方面，北京市东城区文委开展的“东城故事”原创剧目展演也具有突出的亮点。东城区努力打造“戏剧东城”的品牌，以状写北京人的新生活、新风貌、新精神为主要内容，并把民间艺术“非遗”项目与话剧结合起来，大力扶持民营剧团，调动他们的创作积极性，2016年收获了10台原创剧目。其中艺术质量比较好的有《将军里》《竹韵新声》《炒肝》等。这些戏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我想，有生活的底蕴在，就不愁艺术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活动“平台”，民营社团的年轻人的创作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使年轻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得到了舞台实践的锻炼机会。

　　由此我还想到赤峰市政府对话剧团建设的扶持与支持，他们发挥表演艺术家宋国锋的创作才能，建团才几年就来北京演出了《热土》这样颇受观众喜欢的话剧。相比之下，有的省市不是把话剧团搞散了，就是常年演不出一个像样的话剧。话剧的成长需要热心的艺术家的实干，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而培育人才的工作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刘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陶璐

      注释：

　　[1]《去往何处》：编剧蒲逊、唐栋，导演王筱頔，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演出。

　　[2]《一诺千金》：编剧杨锦峰，总导演王晓鹰，导演刘丹、王剑男。

　　[3]《玩家》：编剧刘一达，导演任鸣，北京人艺演出。

　　[4]《家事》：编剧孙大逵，导演房蔚，山东省话剧院演出。

　　[5]《董必武》：编剧赵瑞泰，导演黄定山，武汉人艺演出。

　　[6]《麻醉师》：编剧唐栋、蒲逊，导演傅勇凡，西安话剧院演出。

　　[7]《在路上》：编剧张晓宇，导演殷弘毅。

　　[8]《催眠》：原著马晓丽，改编、导演张福元，北京人艺演出。

　　[9]《罗刹国》：编剧黄维若，导演赵淼，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

　　[10]《谋杀电视机》：编剧导演庄一，中电联合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厚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哲腾(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11]《皆大欢喜》：导演余凤霞、陈涛。

　　[12]《罗密欧与朱丽叶》：导演李垚。

　　[13]《独自温暖》：编剧冯丽，导演王延松，北京市演出公司出品。

　　[14]《他口袋里的石头》：编剧(爱尔兰)玛丽•琼斯，导演范崇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

　　[15]《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北京人艺演出。

　　[16]《一些契诃夫的小戏》：独幕剧。

　　[17]《秋菊传奇》：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演出。

　　[18]《书香天下》：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演出。

　　[19]《尘埃落定》：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演出。

　　[20]《不要担忧》：上海戏剧学院演出。

　　[21]《1971》：根据莫言《蛙》改编，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演出。

　　[22]《元培校长》：北京大学演出。

　　[23]《王阳明》：贵州师范大学话剧团演出。

　　[24]《生死场》：上饶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演出。

　　[25]《九儿》：山东艺术学院演出。

　　[26]《为你绽放》：星海音乐学院音乐与戏剧学院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