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现代美学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和美学的人生精神，吸纳化合西方美学的理论滋养，初步发展创化了以审美艺术人生、真善美、物我有无出入相统一的大美情韵为聚焦的人生论美学思想。包括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等在内的一批中国现代重要美学(育)家，都是人生论美学思想最早的倡导者。梁启超的“趣味”美、朱光潜的“情趣”美、宗白华的“哲诗”美、丰子恺的“真率”美等，都是对人生论美学精神的生动诠释，既为人生论美学的理论建设拓展了重要的基础，也鲜明地体现了中华美学独特的精神韵致。

　　关键词：人生论美学 中华美学精神 大美

      中华文化和哲学具有浓郁的人生精神，关注现实，关怀生存，关爱生命。相比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论和科学论的主导地位，中华文化和哲学的根底就是人生论。这种源远流长的深厚传统，也深刻影响了中华美学的情趣韵致。如果说西方美学自古希腊以来就叩问“何为美”的问题，即关注美自身的本体性问题;那么中华美学自先秦以来就叩问“美何为”的问题，即关注美对于人的功用性和价值性问题。

　　一

　　中华古典美学有着丰富的人生美学思想和人生审美情韵，但没有自觉系统的理论建构。20世纪上半叶，包括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等在内的一批中国现代美学(育)家，可以说是人生论美学思想最早的倡导者。

丰子恺儿童漫画

　　人生论美学的核心命题是审美艺术人生的关系问题、真善美的关系问题、物我有无出入的关系问题。中国古典美学非常重视美善的关联，涵育了“大美不言”“尽善尽美”等思想学说，着重从人与自然、与他人的关系视阈，阐发美的伦理尺度。中国现代美学既传承了民族美学的精神，也吸纳了西方美学的滋养，将美善的两维关联拓展到真善美的三维关联。中国现代美学诸大家，都主张真善美的贯通，即不崇尚西方现代理论美学所崇扬的粹美或唯美，而是崇扬真善美贯通之大美。真善美贯通的大美观，奠定了中华美学的基本美论品格，这也是人生论美学的核心理论基石。这种美论，引领审美逸出自身的小天地，广涵艺术、自然、人生，要求审美主体超越一己的小情和生活的常情，追求诗性之美情，彰显了以远功利而入世的诗性超越旨趣为内核的、既执着深沉又高旷超逸的独特的民族美学精神。

　　二

　　“趣味”是梁启超美学精神的神髓。梁启超认为，趣味是内发情感和外受环境的“交媾”，是个体、众生、自然、宇宙的“迸合”，也是蕴溢“春意”的“美境”。他说：“问人类生活于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生活于趣味’”;“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1]梁启超主张“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他突破了中西美学和艺术思想中将趣味仅仅作为艺术范畴或审美范畴的界定，而拓展为一种广义的生命意趣，倡扬以趣味来创化和观审自然、艺术、人。他以“‘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无所为而为’主义”“生活的艺术化”“美术人”等范畴和命题，来阐发趣味之境和趣味之人。他提出“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2]这个“美术人”，实际上就是趣味的人。梁启超的趣味在根底上就是一种不执成败不计得失的不有之为的纯粹生命实践精神，也是一种内蕴责任、从心畅意、不着功利、超逸自在的人生论美学精神。趣味的实现，在梁启超这里，也就是一种生命的自由舒展，是知情意的和谐，是真善美的贯通，是美情的创化，也是创造与欣赏的统一。

王国维先生

　　梁启超和王国维、蔡元培并称中国现代美学三大开拓者和奠基人。梁启超的美学以趣味为核心范畴，他也是趣味精神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他的人生可以说是践履趣味精神的活生生的典范。他自己说，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不仅不觉得疲倦，还总是津津有味，兴会淋漓，顺利成功时有乐趣，曲折层累时也有乐趣，问学教人时有乐趣，写字种花时亦有乐趣。他总结自己的趣味哲学，就是“得做且做”，活泼愉快;而不是“得过且过”，烦闷苦痛。

王国维书法《兰亭集序》

　　梁启超的夫人卧病半年，他日日陪伴床榻，一面是“病人的呻吟”和“儿女的涕泪”，一面则择空集古诗词佳句，竟成二三百幅对联。他又让友人亲朋依自己所好拣择，再书之以赠。

　　梁启超的儿女个个成才，一门出了三个院士。他可以说是天底下最懂得也最擅长子女教育的父亲了，他贯彻的就是趣味教育的准则。他称呼孩子们“达达”“忠忠”“老白鼻”“小宝贝庄庄”“宝贝思顺”，算得上20世纪初年的萌父了。他的家书亲情浓挚，生动活泼，睿智机趣，境界高洁。如他1927年2月16日写给孩子们的信，就回答了长子思成提出的有用无用的问题，既指出只要人人发挥其长贡献于社会即为有用，又指出用有大用和小用之别，最后强调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实质上就是阐发了他所倡扬的趣味精神。对于孩子们的学业，梁启超既主张学有专精，又不赞成太过单调，鼓励子女在所学专业之外学点文学和人文学。生物学是当时新兴的学科，梁启超希望次女思庄修学此科，但思庄自己喜欢图书馆学，梁启超最终还是尊重了思庄自己的趣好。

梁启超与家人

　　中国文论讲“文如其人”“言为心声”，梁启超的美学文章也是他整个生命神韵和人格精神的生动写照。他以趣味言美，对艺对人，无不以此为赏。他独具只眼，誉杜甫为“情圣”，认为他的美在于“热肠”和“同情”;陶渊明的美并非追求“隐逸”，而在崇尚“自然”。而论屈原，梁启超赞赏他的美就在“All or nothing”的决绝。他批评中国女性文学，“大半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不无幽默地宣称“往后文学家描写女性，最要紧先把美人的健康恢复才好”。[3]

　　梁启超的趣味范畴，突破了囿于审美论或艺术论的单一视域，而将审美、艺术、人生相涵融。梁启超的趣味范畴，在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光潜、丰子恺的美学文章中都有大量运用。作为人生论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趣味在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创化中不容忽视，尤其是这一范畴对情的核心作用的肯定和对美情创化的弘扬，更是彰显了中华美学独特的美论取向和美趣神韵。

　　三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是“情趣”。他说，“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4]

朱光潜先生

　　朱光潜的情趣范畴直接受到了梁启超趣味范畴的影响。梁朱渊源颇深。这一点，朱光潜自己多有表述。他曾谈到，自己在“私塾里就酷爱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此书对他“启示一个新天地”“此后有好多年”，自己是“梁任公先生的热烈的崇拜者”;而且“就从饮冰室的启示”“开始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5]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以“无所为而为主义”亦即不有之为的精神来阐发趣味的范畴，并认为这种主义也就是“生活的艺术化”。30年代初，朱光潜在《谈美》中集中阐发了情趣的范畴和“人生的艺术化”的命题，认为科学活动(真)、伦理活动(善)、审美活动(美)在最高的层面上是统一的，都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创造与欣赏、看戏与演戏的统一。朱光潜和梁启超之间既有明显的相通之点，但朱光潜也有自己的发展和特点。如果说梁启超更重审美人生的伦理品格，强调提情为趣;那么朱光潜则更重审美人生的艺术情致，重视化情为趣。也可以说，梁启超的“趣味”精神更具崇高之美质，朱光潜的“情趣”精神则更著静柔之旷逸。梁启超是把“无为”转化为不有之“迸合”，朱光潜是把“无为”转化为去俗之“玩索”。

　　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著作，流播甚广，迄今都是学习美学的入门书。他的文章文字流畅，说理通透，通俗易懂。1925至1933年，朱光潜留学欧洲，在英法等国学习，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等初稿，都在欧洲期间完成。朱自清认为最能代表朱光潜美学特色的是“人生的艺术化”思想。朱自清在《〈谈美〉序》中说：“人生的艺术化”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他分人生为广狭两义：艺术虽与‘实际人生’有距离，与‘整个人生’却并无隔阂;‘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孟实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这样真善美便成了三位一体了”。[6]

　　朱光潜一生致力于美学的研究和译介，希望将美感的态度推到人生世相，秉承“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7]1924年，从港大回来的朱光潜，到春晖中学任教，他结识了一批性情相投的好友，尤其欣赏“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的丰子恺和“虽严肃，却不古板不干枯”的朱自清。十年浩劫中，朱光潜被抄家、挨批斗、关牛棚，但他在困境中仍孜孜问学，雅逸洒脱，践行了以情趣为宗旨的人生信条。

　　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写得平易晓畅，迄今仍是中国人了解学习西方美学最为经典的著作之一，但他最具影响、流播最广的美学著作则首推《谈美》。《谈美》写于1932年，被称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也被称为通俗版的“文艺心理学”。实际上，《谈美》就是把审美、艺术、人生串联起来，它的核心宗旨就是让当时的青年，以艺术的精神求人生的美化，即追求“人生的艺术化”。《谈美》正文共15篇，第一篇以人与古松的关系为例，分析了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三种态度，提出了何为美感的问题。接着逐篇切入艺术和审美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如距离、移情、快感、联想、想象、灵感、模仿、游戏等，最后终篇为“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将此命题总结阐发为“慢慢走，欣赏啊”的诗意情趣。这篇文笔优美的美学文章，写得深入浅出，机趣灵动，体现了作者很好的美学修养和高逸的品格胸怀，广为读者喜爱。也正是因为这篇美文，“人生的艺术化”逐渐定型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美学、艺术、文化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

　　宗白华的美学是中国现代美学“哲诗”精神的典范之一。他的美学文章，既是轻松自在的精神散步，又内蕴温暖深沉的诗情哲韵。

宗白华先生

　　朱光潜和宗白华并称中国现代美学的“双峰”。两位大师同年生同年逝，同沐古皖自然人文，同留学欧洲学习哲学和美学，晚年亦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都学问冠绝，质朴无华，真情真性。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生活的宗白华常常挎着一个装干粮的挎包，拿着一根竹手杖，挤公共汽车去听戏看展，有时夜深了没有回程车了，他便悠然步行回家。宗白华家里有一尊青玉佛头，他非常喜欢，置于案头，经常把玩，伴其一生。抗战中宗白华曾离家避难，仓促中不忘将佛头先埋入园中枣树下。佛头低眉瞑目，秀美慈祥，朋友们认为宗白华也有神似之韵，戏称之“佛头宗”。 宗白华才华横溢，年少成名，20世纪30年代就是中央大学的名教授，当时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但他从不恃才傲物，计较名利。50年代调到北京大学后，学校给他评了个三级教授，而他的学生都评上二级教授了。宗白华则风神洒脱，坦然处之。

　　宗白华的美学深味生命之诗情律动。他叩问“小己”和“宇宙”的关系，探研“小我”和“人类”情绪颤动的协和整饬。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范畴——生命情调。生命情调在他看来，就是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的核心，是“至动而有条理”“至动而有韵律”的矛盾和谐，是刚健清明、深邃幽旷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中”，既“是极度的紧张”，也“回旋着力量，满而不溢”。

　　宗白华的美学从艺术关照生命与宇宙，把四时万物、自然天地融通为一，意在提携“全世界的生命”“得其环中”而“超以象外”，能空、能舍，能深、能实，“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直抵生命的本原和宇宙的真体，超入美境，“给人生以‘深度’”。亦正因此，宗白华自豪地说：“我们任何一种生活都可以过，因为我们可以由自己给予它深沉永久的意义。”[8]

　　《歌德之人生启示》作于1932年。文章开篇，宗白华就提出了“人生是什么?人生的真相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目的是何?”[9]这四个“人生最重大、最中心”的问题。全文以歌德的人生为例，作出了生动深刻的诠释。歌德是宗白华最为推崇的伟大诗人之一，文章内蕴热烈激越的情感，又化绚烂为平静，引动象入秩序，文与诗交错，极富美意哲韵。

　　在早年作品《青年烦闷的解救法》《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中，宗白华就明确提出了“艺术的人生观”的问题，倡导“艺术的人生态度”和大众艺术教育。他的名篇《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等，均将审美、艺术与人生相关联。《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认为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唐人诗歌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铿锵慷慨的民族自信力。《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析了晋人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人格个性和美感神韵。《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则指出中国哲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即宇宙生生不已的节奏，而端庄流利的艺术就是其象征物，也是我们和生命、和宇宙对话的具体通道。宗白华在此文中说，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我们的“灵魂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丧尽了生活里旋律的美(盲动而无秩序)、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他惆怅而尖锐地叩问“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10]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是宗白华美学思想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他在引言中说：“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伴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11]在此文中，宗白华指出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方面，而意境恰是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的表征。研寻意境的特构，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自省。他认为，艺术意境从主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也是人类最高心灵的具体化、肉身化。艺术诗心映射着天地诗心，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中国的艺术意境传达着中国心灵的宇宙情调。

　　五

　　丰子恺被誉为“中国现代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12]他虽以漫画最负盛名，亦广涉音乐、书法、文学等领域，在画乐诗书中自如穿梭，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美学思想是以身说法，身体力行，且高度重视艺术教育的人生意义。

丰子恺先生

　　丰家祖居浙西石门。在私塾求学时，丰子恺就善描人像，有“小画家”盛名。后拜李叔同为师，深受影响，痴迷美术和音乐。1919年11月，他和姜丹书、周湘、欧阳予倩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这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美学组织。1920年4月，中华美育会会刊《美育》创办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美育学术刊物，丰子恺是编辑之一。

　　在《美育》创刊号上，丰子恺发表了《画家之生命》，提出画家之生命不在“表形”，其最要者乃“独立之趣味”。何谓趣味，丰子恺力主其要旨在“真率”。他以“成人”和“孩子”，分别指代实用的、功利的、虚伪的和艺术的、真率的、趣味的。他说：“童心，在大人就是一种‘趣味’。培养童心，就是涵养趣味。”[13]这个“童心”，是丰子恺对艺术精神和美感意趣的比喻，而不是真的要人做回小孩子。在丰子恺这里，“儿童”“顽童”“小人”各有所指。 “顽童”是少不更事，未失天真，他那颗美的“童心”尚未激活，因此需要艺术和美育。但“小人”就不同了，他是自甘沉沦的大人，是“或者为各种‘欲’所迷，或者为物质的困难所压迫”而钻进“世网”的“奴隶”，他们的精神世界是顺从、屈服、消沉、诈伪、险恶、卑怯、浅薄、残忍等种种非艺术的品性。“大人化”在丰子恺这里是个贬义词。他把艺术家比喻为“大儿童”，是用“真率”的“童心”来抵御“大人化”的“真艺术家”。 丰子恺强调，“真艺术家”即使不画一笔，不吟一字，不唱一句，他的人生也早已是伟大的艺术品，“其生活比有名的艺术家的生活更‘艺术’”。[14]

　　丰子恺的《从梅花说到美》《从梅花说到艺术》《新艺术》《艺术教育的原理》《童心的培养》《艺术与人生》等文，均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易读。抗战期间，他还写了《桂林艺术讲话》(之一、之二、之三)，力主“‘万物一体’是中华文化思想的大特色”，是“最高的艺术论”，而“中国是最艺术的国家”，我们“必须把艺术活用于生活中”，“美化人类的生活”。“最伟大的艺术家”，就是“以全人类为心的大人格者”。[15]这样的人，在神圣的抗战中，也必至仁有为。他说，美德和技术合成艺术;若误用技术，反而害人。这些思想，都体现了人生论美学家的共同原则，即不将美从鲜活的生活中割裂出去，不主张从理论到理论的封闭的美学路径，而是主张审美艺术人生的统一，倡扬真善美的贯通，引领物我有无出入之超拔。

　　*金雅：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韩宵宵

　　[1] 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饮冰室合集》第五册第三十八，中华书局，1979年。

　　[2] 梁启超：《美术与生活》，《饮冰室合集》第五册第三十九，中华书局，1979年。

　　[3]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合集》第四册第三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

　　[4] 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5] 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6] 朱自清：《〈谈美〉序》，《朱光潜全集》第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7] 朱光潜：《悼夏孟刚》，《朱光潜全集》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8] 宗白华：《歌德之人生启示》，《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9] 宗白华：《歌德之人生启示》，《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10] 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11]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12] [日]谷崎润一郎作，夏丏尊译《读〈缘缘堂随笔〉》：《丰子恺文集》第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13] 丰子恺：《关于儿童教育》，《丰子恺文集》第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14] 丰子恺：《艺术与艺术家》，《丰子恺文集》第4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15] 丰子恺：《桂林艺术讲话之一》，《丰子恺文集》第4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9期 总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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