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长篇小说《河套母亲》以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叙写了内蒙古西部河套平原婆媳二人1930-1980年代的曲折经历，反映了河套地区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作者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没有回避中共在领导河套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曾出现过的“左”的失误和所造成的危害，并以同样真诚的态度，讲述了广大中共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为抵制、纠正这种失误而进行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成功塑造了白三女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郝玉润、石六子等颇具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唱响了一曲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伟大精神的颂歌。

　　关 键 词：李廷舫 《河套母亲》 现实主义 中国故事 白三女　　

       与某些作家简单摹仿西方小说技巧、讲述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故事不同，李廷舫的长篇小说《河套母亲》 (中国作家协会2014年重点扶持项目，远方出版社2015年版。)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叙写了内蒙古西部河套平原的农妇白三女及儿媳郝玉润1930—1980年代经历过的曲折动人故事，真实反映了河套地区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精神，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作品。

　　现实主义的要义，正如恩格斯当年所指出的，是“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1]即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采用生活本身的样式反映生活;而对于小说、戏剧一类叙事文学，则“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这同他1958年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其精神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理想就在前方”的论述，则是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而提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看似简单，但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我国当代文学在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生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大体说来，“文革”前和“文革”中创作的作品，往往盲目听从既定的结论，并由此出发去预设框架，图解政策，仿佛新中国的广大农村始终艳阳当空，农民脚下永远是金光大道。读者从中看不到党在农村工作中曾发生过的“左”的失误和教训，因而对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新时期以来，随着我们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新认识，一些作品又走向另一极端，夸大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失误，过度渲染阴暗面。极少数作家则完全无视我国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的步伐，无视广大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精神面貌与旧社会不可同日而语这些铁的事实，将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描绘成西方人想象中的肮脏、恐怖、丑恶、混乱、荒诞的世界。

　　与上述两类作品不同，《河套母亲》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叙写并揭示生活的本质。小说告诉人们，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直至粉碎“四人帮”后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河套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猪肉烩菜，光景不赖”“玻璃窗子砖瓦房，花花被子垒半墙”……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河套母亲》没有回避中共在领导河套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因经验不足而出现的“左”的失误，诸如，1957年的“反右派”， 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讲述这些失误的同时，没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是“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讲述了广大中共党员、干部和群众为纠正这些失误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和取得的良好效果。中共高级干部王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石三圪旦“监督劳动改造”后，村民们认定他是好人，从不把他当敌人对待，生产队长李金栋还常常把他当队干部使用;1964年开展的“四清”运动后期，被打成“四不清”干部而遭“清算”的李金栋、宋栓小、孙虎子、宋鲜鲜，又被群众选举为大、小队干部;“文革”中城里来的“红卫兵”揪斗白三女时，李金栋带领村民高呼“坚决依靠贫下中农”“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口号，将其劝退;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石贵元、于成达、王兴、刘子静等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都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由于作者客观、完整、深刻地讲述发生在河套地区的这些真实的中国故事，所以，我们阅读这部小说，丝毫感受不到对中共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悲观情绪，不会产生什么幻灭感和失落感，而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受到极大鼓舞，获取政治思想上的正能量。

　　《河套母亲》还叙写了当年中共领导河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早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这里便秘密建立了刘子静任书记的中共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农运、学运和兵运。1939年，傅作义将军率部进驻河套，邀请共产党人参加部队政治工作，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打赢了突袭包头、会战绥西、光复五原对日作战的“三战三捷”。1940年，蒋介石委任“中统”头目张钦为绥远省国民党党部书记，张钦率一伙特务来河套后，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地下，英勇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并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博得了人民群众的赞扬，提升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一些过去“只知道顺着垅沟刨食、不管这党那党”的庄稼人，仅凭被国民党抓捕的“共党分子”“全是好人”这一直观印象，悟出“共产党就是好人党”，于是甘冒风险去救助共产党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石贵元在被押送途中逃脱后，跑到黄河畔一个蒙古族牧人家躲避，在牧民精心照料下养好枪伤，奔赴延安;特务们向农妇宋鲜鲜打听他们正在追捕的“共党分子”于成达的去向时，宋鲜鲜故意将其指向相反的方向;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中共党员高子华，被一个走夜路的羊倌看到，羊倌设法打听到高家住址，赶去报信，并帮高家将烈士遗骸运回家乡安葬……读者从中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前河套地区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国民党反动派牢牢控制了政权、军权，共产党明显处于弱势，但由于共产党人的言行深得民心，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而国民党反动派则人心丧尽，必然垮台。

　　这部小说在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斗争时，同样没有回避某些不美好的东西，这不仅表现为作品生动形象地勾画了叛徒赵老大、麻汝才贪生怕死、卖友求荣的丑恶嘴脸，而且表现为个别领导人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对同志的伤害和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老共产党员刘子静只因为同新来的领导在统战工作中存在意见分歧，就被秘密开除出党。但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以同样真诚的态度，讲述了中共党组织为纠正这一错误而进行的努力和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中共党员高子华、石贵元在会上据理力争，为刘子静辩护。刘子静被开除出党后，不改初心，继续严守党的秘密，并尽其所能地去做有利于党的事业的事，终于在1956年被批准重新入党。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又正式发文称“刘子静同志的党龄从1926年算起”。读者从中再次看到，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能力，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受舶来的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影响，一些人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笔抹煞，“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一语，被说成是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祸根。其影响所及，有的作家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在作品中调侃崇高，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美化日本侵略者、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河套母亲》这部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弘扬伟大的中国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更显得难能可贵。

　　所谓典型环境，即指环绕人物并促使人物行动的具体环境和时代风貌的统一。人们思想性格的形成，虽然与其先天基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受后天环境的影响所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河套母亲》中的白三女、郝玉润等人物的性格之所以真实可信，其原因在于作品为其典型性格的形成，提供了典型环境。作为小土地出租者的白三女、郝玉润和作为贫农的石六子，以及作为土改工作组组长的曹明，若按照过去流行的“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简单阶级分析方法，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与其阶级身份不相符合。但作者这样写了，并取得了成功。究其原因，在于作者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去揭示生活的本质，而不是从属于简单的教条。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我们过去对于这段经典论述的理解和阐述常常是简单和片面的，总是忽略“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一切”二字，又将社会关系等同于生产关系，亦即阶级关系，由此导致人物性格刻画中的简单化，“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事实上，马克思所说“一切社会关系”中，除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外，还包括父(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同乡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等。这种种社会关系，都在影响着人的思想、性格。白三女、郝玉润的阶级成分虽为“小土地出租者”，但她们却有着勤劳、俭朴、乐于助人、宽厚诚信、见义勇为等高尚品德。这与她们受长期生活的环境——河套农村醇厚民风的熏陶关系极大。河套地区原是蒙古人的牧场，小说告诉读者，“牧民的蒙古包从不锁门，游牧者骑马来了，不管谁的蒙古包，弯腰进入，自管吃喝，从未听说有谁顺手牵羊，偷走什么”。早年来到河套开荒种地的农民，又大都是从晋西北、陕北过来的“走西口”人，大家都经历过磨难，知道彼此的难处，苦难中都接受过别人的帮助，也都知道并习惯了接济他人。他们来河套后，又学习和沿袭了蒙古族牧民忠厚、朴实、诚信等美德，于是便“在这近乎蛮荒、缺少文明建设的土地上，形成了醇厚朴实的民风”。河套地区这种醇朴民风，润物无声地感化和引导着白三女、郝玉润等河套儿女的思想和行动。除此而外，白三女与儿媳郝玉润还有其独特生活环境。她们经历了白三女的独生子、郝玉润的丈夫石贵元因“共党分子”被抓以及此事给她家带来的种种灾难，心头种下仇恨的种子。而同她家有亲戚关系的刘子静也因“共党”嫌疑遭逮捕;被白三女认做“干儿”的“医官”王兴也因“共党”嫌疑遭追捕。用白三女的话说，“反正咱一家人都和共产党钩挂上了，摘也摘不开，咱还不如把自个儿也当成共产党。”基于这种想法，婆媳二人才不顾个人安危，成功地掩藏了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共产党员于成达，白三女后来又奋不顾身地追捕潜伏特务张忠乙，并在石憨憨配合下将其擒获。区长曹明教条主义地认为只有翻身贫农赵存女才有可能抓特务，而“地主分子”白三女则不会有此义举。他的这种误判，除了由于他错误地将白三女当做“地主分子”，还因为他未看到白三女与赵存女因经历不同而形成了具有较大差异的思想和性格。

　　《河套母亲》中的石六子，是作品中又一极具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同古华《芙蓉镇》中名为贫农、实为流氓无产者的王秋赦相比，石六子的形象更为丰满。作者不但写他忘恩负义地一再陷害白三女一家的卑劣行径，而且为其恶劣品性的形成提供了恰当的环境。他幼年丧母，父亲给他娶了个后妈，后妈对他残酷虐待。恶劣的成长环境，使他心理变态，怀疑、敌视一切人。他10岁那年流浪到河套，被远房本家叔父石三领回家。白三女总觉得他不靠谱，干活偷懒，鬼鬼祟祟，“好像心里揣着个见不得人的账本”。更糟糕的是，石六子受村里汤二拉拢，将这个好吃懒做、非嫖即赌、声名狼藉的单身汉当作可信赖的长辈、指点迷津的精神导师，在其唆使下，趁土改、“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之机，一次次地陷害白三女及其儿媳郝玉润。恩格斯曾赞赏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6]石六子由一个贫农的儿子堕落为地地道道的流氓无产者，同汤二灌输给他的流氓文化关系极大。曹明只看到石六子“根红苗正”，而对流氓文化对其腐蚀作用却视而不见，以至用错了人，做错了事。此类教训，在从土改到“文革”农村开展的历次运动中，并非鲜见。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将“地、富、反、坏、右”全部“摘帽”，考察干部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过分看重家庭出身，而重在其现实表现。这正是在总结了过去经验教训基础上做出的英明决策。石六子这一形象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就在于它形象地显示出曹明等人顽固坚持的“唯成分”论的荒谬性。

　　《河套母亲》还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质朴细腻的笔触，书写了河套地区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描绘出一幅幅特色鲜明的风景画、风俗画、生活画，构成了一幅河套农村生活的长卷，散发出田园诗般的魅力，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河套母亲》在艺术形式方面，没有玩“先锋”，刻意去“打碎时空”“打碎故事”“打碎人物”，而是继承《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等革命现实主义精品力作的写法，通过精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个性化的语言，去塑造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讲述生动感人的中国故事，抒写河套儿女、特别是河套女性的美好心灵，唱响了一曲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颂歌。

　　[1] [德]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3页。

　　[2] [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3页。

　　[3] 《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转引自十四院校编写组《文学理论基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57页。

　　[4]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5] [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6]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38页。

　　*刘志中：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刘文斌：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陶璐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2期 总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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