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作品通常被认为有三个特性：一是描写的真实性，二是形象的典型性，三是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但这是从创作维度来思考问题的，假如一个作品达到了这些要求，是不是就能够得到读者的肯定，读者就能产生共鸣呢?这就要从接受角度来思考问题，要得到读者或者观众认同，靠什么?作品的艺术性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但只有艺术性还不够，如果要得到大众的呼应，有一点是必须的，就是这个作品很好地传达了时代精神，也就是说作者搭准了时代的脉搏。

　　纵观当代文艺作品，能够在读者和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无一不是这样的作品，比如“文革”结束以后，百废待兴，这时候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精神世界是充实和饱满的，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新时期文艺的代表作，如《平凡的世界》《人生》《灵与肉》《天云山传奇》《今夜有暴风雪》《蹉跎岁月》《心灵史》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在苦难岁月中孕育的理想主义情怀，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社会结构和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时候要解决的是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是发展观。从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有些理论问题需要有说服力的解释。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需要解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冲突的问题，“阶段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总的目标没有变，最终是要达到共同富裕的，但一下子就实现这个目标并不现实，那就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式，然后带动其他人富裕，这样一来，最终的目标和结果没有改变，只是方法和时间变了。

　　二是财富观。长期以来，国人对金钱的看法是认为它是不洁的，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愿意谈，也不屑于谈。人们也不注重财富的积累，因为都是公家、集体的财物，不需要个人来考虑，集体都会替你安排好。但要推动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对财富的追求，就不可能激发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那么，首先要从理论上找到支撑。马克思·韦伯的著作解决了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人类对财富的追逐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它把财富和人类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提出一个非常实在的理由，财富的另一个词 “金钱”也开始了它的“去污化”历程。

　　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以后，人们心里的欲望被激发出来，骨子里的经商基因也被激活，全社会爆发出对财富的渴望，随之而来的就是原先推崇的价值理念被搁置，理想主义情怀被放逐，这时候，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阶层里面弥漫着一种精神“失落”的情绪。

　　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有两部作品很好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某种精神特质。一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二是贾平凹的《废都》。前一部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所谓的“零度写作”，没有掺杂更多创作者的主观色彩，是对生活原生态的描摹。作品聚焦于一个单位职工小林的日常生活，那些端茶倒水，非常琐碎的东西被搬上了台面，并进行细致地展示，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对崇高美学的消解，是对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呈现。后者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一般认为它在精神层面上是不振作的，但实际上是作者对那个时代精神的捕捉，它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和争鸣，是因为触及到了某些根源性的东西。

　　到了新世纪，市场经济变得常态化，似乎没有更多人在此问题上进行纠缠和争执了。社会各阶层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财富积累，中产阶级的数量开始快速膨胀，人们的消费热情也随之高涨。随之而来的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传统的纸质阅读方式被颠覆，短小的、断片似的网络阅读成为主流，有些根据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步写作的网络作品引起巨大反响。

　　这时候，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却没有大作品来体现，或者说一时还没有出现“高峰”之作。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改革创新”和“和平发展”，一个是对内的，一个是对外的，但很难说有哪部作品真正反映了这个时代精神，并且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一个高峰。相反，有的作品局部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精神特质，受到不少年青人追捧，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等。

　　我们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这个社会的逻辑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实用主义精神，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延续下来的。二是商业逻辑主导的，就是信用体系的建立，这是商业社会的立身之本。不管是市场交易，还是人际交往，它必须是建立在信用体系的确立上面，否则生意没法做，人际关系也不会牢固，这是社会转型进步的一面。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实际上是小圈子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关系网络，并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开放性要求。现代社会要求靠制度来约束大家的行为，而不是靠亲情、血缘等伦理和情感因素。当然，它也使这个社会更加理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三是消费主义逻辑，这又跟传统社会区别开来，我们传统的观念是勤俭节约，那是农业社会，或者前工业社会的特征，那时候，产品不丰富，家庭基本没有财富积累，因此，大家靠节约来过日子。但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带来的是产品过剩，我们现在的表述就是要“供给侧改革”，就是产品太多，要靠更精细化的，更高端的产品来吸引人。如果老是不更新，不更换，那社会的财富就不会流通，因此，会鼓励消费，国内消费了不够，还要到国外去消费，以“消费促生产”。这样一来，高端的、时尚的，甚至奢侈品的消费也是合理的，那些坚持传统观念的人则被认为是保守的、落伍的。

　　这三点在《小时代》里面有所反映，而且可以说表现得很直接，没有什么掩饰，这也是我觉得《小时代》反映了这个时代某种思想倾向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小时代》是什么时代，有评论家总结，它是和宏大叙事对应的时代，它是商业时代中由消费文化主导的，倡导个人价值实现的社会。在这个小时代中，自我变得太大了，而时代却变小了。[1]第二个原因，它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不论是小说，还是改编后的电影，都有大量的受众，光是电影就改编了四部，前两部的票房加起来就达到了10亿。三是已经有评论家认为它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言作品，[2]就是虽然大家有点不情愿，但却承认还没有别的作品对当下的时代有更准确的命名。

　　但为什么说它是局部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呢?

　　首先，作者捕捉到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精神特质，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它在文艺作品里面呈现出来，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其次，我们暂且不讨论作品中呈现的精神特质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因为它就在那里，轻易否定也是不客观的。至于，它是不是准确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这可以讨论，不同的话语体系会有不同的结论。

　　但为什么要强调“局部”呢?因为它是“捕捉”，还没有真正“把握”时代精神，“捕捉”是反映论，是靠创作者的敏感来实现的，而“把握”是在“捕捉”的基础上，在“反映论”的基础上，进行真正的创作，这里面包含着艺术家强大的思想力，不仅是靠作家的敏感把时代精神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当然这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他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审视它、甄别它，至少要有自己的态度!而这恰恰是《小时代》缺失的，郭敬明没有针对这样的精神特质表现出足够强大的批判力，它只是呈现，而没有反思、审视、批判。因此，它可以作为分析这个时代症候的一个样本，却无法作为一部艺术作品而被不断地在审美范畴内讨论。因为艺术作品需要把社会现象用美学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步它没有实现。

　　恩格斯提出的优秀戏剧作品的标准是，“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反映一定的历史内容，同时具有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性与生动性”[3]，任何时代都应被遵循，也就是真正优秀的作品要达到思想和审美的双重高度，这一点《小时代》显然没有做到，因此这样的作品是有时间性的，是属于当下的，逃脱不了自身被消费的目的，很快就会被新的时代大潮推远，甚至淹没。别林斯基在《美学中的艺术与现实问题》中的一句话表明了艺术家面对现实应有的态度，他说，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如果一篇作品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发自时代主导思想的主观动机，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哀号和热情的赞美，既不是问题的提出也不是问题的答案，那么这篇作品便是死的。这句话应该是对这个时代的创作者最清醒的提醒!

　　[1] 黄平：《专家谈小时代：展现了这个时代深层的精神秘密》，《辽宁日报》2014年3月11日。

　　[2] 陈实、罗宏、谭运长：《文艺评论的所为与所不为》，《粤海风》2016年第1期。

　　[3]　[德]恩格斯：《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

　　＊陆绍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韩宵宵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　总第14期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总第14期）目录

　　尹鸿：《我不是潘金莲》不是个圆圈，那是面镜子

　　周晓风：现实主义精神与新世纪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