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和国产片质量的提升赢得了全球的敬意，不仅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地位日益稳固，而且国产影片不时在国际电影节的评比中斩获大奖，中国电影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国电影产业在规模和数量上不可小觑，中国电影技术及其制作能力也今非昔比，与国际高端不相上下。但在大发展中一些顽疾性或者根本性的问题也越发地被遮蔽，不仅中国电影没有建构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甚至如有的学者所说，更没有建构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特别是能够彰显“软力量”的中国电影文化依然走在途中，结果是全球文化舞台上中国形象的塑造依旧模糊，[1]缺乏清晰的价值所指，凸显的只是能指的狂欢，呈现的是票房和口碑的错位。如在中国大陆市场票房骄人的《人在囧途之泰囧》《心花路放》《捉妖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九层妖塔》《寻龙诀》《美人鱼》(33.72亿元)等，在“走出去”中特别是在欧美主流市场依然陷入尴尬。从中国文化及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这种尴尬不惟中国电影所独有，很多艺术门类在海外传播中都有此遭遇，这种境遇深刻揭示出中国电影生态的不健康和电影产业发展体系的不完备，甚至可以说正是中国文艺生态的不健全导致了某些艺术类型的“野蛮”生长和价值失序与艺术追求的混乱，使得当代中国文艺在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中，难以彰显出博大精深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气派，而局限于顾此失彼的某个奖项的追逐中，难以形成具有中华美学底蕴和现代性艺术追求的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以电影发展为例，在创意经济时代，电影不单纯是一门艺术，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有着广泛影响力和创造经济价值的产业，并越来越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作为产业它不仅有着前期的策划、编剧、导演，包括IP的积累和储备，中间的拍摄、制片和院线传播，更有着后期产品营销及其衍生品的开发，甚至由此延伸为不断拓展的庞大产业链。因而，作为一个被观照的对象，它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产生整体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一位电影的解读者对一部影片的精读与揭秘，不会止步于影片自身，而是会将一部影片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之中，以发现其中的意识形态‘秘密’”。[2]究其对艺术本体的超越性而言，毫无疑问，电影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最有效的传播载体，它在悄无声息中不断地影响着大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而往往被寄予超越艺术自身的诸多功能，如好莱坞电影被视作美国外交领域的形象大使，而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和美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究其本质而言，如阿尔都塞所言，人是意识形态教化的产物。作为艺术公共性的彰显，电影是意识形态传播的最佳载体，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对人的询唤功能，它既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建构价值，也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消解作用。可以说，艺术既是时代思想解放的先声，也是某种社会传统价值的守护者，甚至成为某种“剩余文化”的载体。虽然究其现实性而言，艺术虽然是一种精神性追求，但其生成、传播及其消费离不开一系列载体，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艺术的影响和价值的传播都离不开一定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一定要进入市场。在商业娱乐大片盛行的当下，作为文艺片的《百鸟朝凤》的排片遭遇不禁令人唏嘘，这虽不是文艺片、实验探索片的首次遭遇，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对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思考。

　　市场条件下，所谓文化影响力是文艺在市场中被大众实实在在地消费形成的，它不是在口号和宣传中滋生的，多元文艺存在共生格局又不缺失主流文艺形态及其价值引导，才是一个健全的文艺生态。在文艺发展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文艺方针，更是文艺繁荣的标志，一种健康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应该是有理、有情、有信、有意的文化，也就是说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满足多元化的大众消费需求，才能形成文艺的繁荣格局，而文化繁荣表征的恰是一个社会肌体的身心健康。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和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流行时代，大众不仅需要娱乐身心的流行性商业大片，也需要能够提升精气神的具有使命担当的主旋律影片，更需要代表一个民族艺术想象力、精神创造力和价值守护的文艺片，不同类型的艺术形态都在文艺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份额，才会形成健康良好的文艺生态。

　　近期因“千金一跪”而被推到风口浪尖的《百鸟朝凤》，引发了文艺批评界和社会的强烈关注。作为文艺片《百鸟朝凤》展示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向问题，它以传统手艺“唢呐吹奏”作为历史镜像，以艺术的方式来反思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说到底它是对一种文化价值的守护。虽然从艺术本体来讲它有着剧情的“老套”和艺术表达上的“瑕疵”，在情感诉求上是小众的，但上映21天的《百鸟朝凤》票房已然超过7000万的事实，表明文艺片同样有着细分市场和特定消费者，关键是要有传播渠道和平台。《百鸟朝凤》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代表吴天明的遗作，完成于2012年，该片讲述了以唢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式在现代社会的困境，影片意在表明随着时代变迁哪些价值是要传承的，哪些价值是要与时俱进的，其言中之意乃是对民族文化及其价值的思考。虽然就电影艺术表达本身而言，该片简单质朴到“平庸”，甚至说乏善可陈。但影片所传达的价值诉求不能不令人敬重，该片的“乌托邦想象”不能不令人充满敬意和充溢悲悼之情，“怀旧”的噱头难掩真诚的悲悯，这就是影片对社会伦理价值的高扬。该片票房的“翻身”脱不出方励的“千金一跪”，作为电影的“营销事件”无疑是成功的，结果令人欣慰，但这一举止本身是令人心酸和需要反思的。

　　《百鸟朝凤》是一部有着文化情怀的文艺片，在娱乐大片盛行的市场经济时代，它自然受到主流商业大片的排挤和院线经理们的冷落，在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中，这一“事件”折射的是当下文艺发展的生态问题。文化发展需要尊重艺术规律、遵循市场规则，但市场不是万能的。面对市场失灵现象，需要有对不同于娱乐的艺术(包括有着特定价值诉求的主旋律和高雅艺术对卓越性的追求)的保护性机制，才能建构良好生态的文艺发展格局。以电影而言，健康的电影市场是开放的高度市场化的，但它不会为着市场而市场，而是能够使所有类型的影片都有面向市场大众的机会(即最低的市场份额)，通过发挥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建构更加完善开放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就健全文艺生态而言：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影片，如文艺片、政治性强的主旋律影片、实验性的探索影片等，应该由国家或者社会组织(如国家艺术基金等)给予保护性扶持，使其有机会进入市场。但必须明确这种保护性支持不是保护“事件”，而是保护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想象力和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教化，也就是关注电影艺术本体的艺术创新及其民族精神价值的诉求，在激励其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不断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进而在全球化舞台上讲一个“好”的中国故事，以其艺术性和主流价值建构与传播托起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地。

　　当下社会对主旋律的理解往往是片面的、单一的，主旋律似乎成了宏大叙事、虚假宣教口号标语满天飞的“代名词”，正是人们的这种“偏见”遮蔽了作品本身的价值。《百鸟朝凤》的遭遇表明，非娱乐性的影片不是没有观众，问题是使好影片与民间渴望的观影激情如何有效对接，这是需要包括平台、渠道、终端等一系列中介来实现的。在文化大发展的今天，这些基础性的、中介性的环节要进入政府工作的视野，政府要着力营造健全文艺生态环境，并完善商业文化对高雅艺术和实验艺术等的反哺机制。

　　艺术的繁荣是时代开放的表征。艺术是表明立场还是参与或者介入现实生活?如何处理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是不可绕过的，也是一些有思想和艺术追求的作品要直面的。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时代，商业娱乐的时尚文化成为大众消费的主流产品，那么在一个健全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同样要有精英文艺、民间世俗文艺的细分市场，更要有作为国家主导文化显现形态的主旋律文艺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它们之于人和社会的作用不同，但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存的界域，在根本上它们都不应偏离或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说不同形态的文化在价值上并不相互冲突和抵牾，反而因为满足了不同大众群体的诉求而有利于弥合社会的裂痕。

　　事实上，正是一个国家健全的文化体系和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文化的发展繁荣，以及对文化产业根基的培育和产业链的延伸。实践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强大不仅表现在浮出水面的大型商业文化企业，更在于整个民族文化所蕴含的创新力。在全球文化竞争和博弈中，美国文化实力之强不单是商业性的大众娱乐文化，还有着对高雅文化及其探索性的艺术追求(如格莱美奖、托尼奖、普利策奖等的激励)，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对实验艺术(文艺片等)的一套有效保护机制。近年来，中国影视产业发展迅猛，也崛起了一些有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文化企业，但是提升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依然任重道远。2010年国产电影海外销售高峰达到35亿元，此后持续下降，直到2013年开始止跌，2014年电影海外销售收入18.7亿元，2015年海外销售收入27.7亿元。这表明随着文化产业规模数量的扩张，亟需提升文化产业的质量和效益，这预示着提质增效是“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词，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是其诉求目标，而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则重在提升内容产业的比重。2014年国产影片降到618部(从2013年的745部)，票房达296.4亿元;2015年国产故事片686部，电影票房为440.69亿元。其中国产片票房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以较大优势保持了国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电视剧2014年降到15983集(从2012年高峰的27156集)。这表征着中国影视产业正处在从外在式的增量扩张向内涵式的提质转型升级，这是由影视大国迈向影视强国的必由之路。处于由“外在式的增量”增长向“内生性的包容性”增长的提升阶段，亟需在完善艺术的社会性保护机制中纠偏市场失灵行为，不断健全文艺发展生态。

　　艺术市场表明，真正能够满足文化消费需求的不是产品的数量，而是产品的质量;能够激发消费者持续文化消费需求的不是供给侧数量，而是产品的供给质量(有效供给)。所谓提质增效不仅需要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发展活力，需要不断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更需要健全文化生态，这就愈加凸显了完善市场条件下艺术保护机制的重要性。这既取决于艺术生产上游的解放思想，更需要下游市场开放度的提升及其公平竞争，为高雅艺术创作、实验艺术探索，以及主旋律文艺留有一定的市场空间，以文化艺术的本体发展及其艺术想象力、创造力的激发为诉求，而不是追逐于所谓的票房和点击率。

　　近年来国内迅猛崛起的资本力量，不仅推动中国大陆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且其运作能力和电影金融产品的创新在电影产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万达集团以230亿人民币收购了美国传奇影业公司，其出品的《魔兽》在5天时间内票房将近10亿。一定意义上，中国电影业的繁荣是资本的兴风作浪，是资本和技术的狂舞。天生带着血腥的资本是逐利而来的，这助长了中国文化产业中娱乐至死的倾向，于是乎院线布局的不均衡、文化产业界外资本的快进快出、玩的就是心跳的心态、流水线式的剧本生产、题材的单一、风格的“小”化(《小时代》系列的流行)，电影本体及其专业化创作的“边缘化”，使得坚持艺术追求的电影人徒唤奈何!这是电影的繁荣还是资本的表演?资本不仅使影视界的兼并重组风起云涌，还推动了不同媒介之间和跨产业的融合，并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据统计，当下线上售票高达九成，技术平台的便利性为电影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基础。虽然说中国电影产业中资本体系基本完备，但大量资金主要集中于生产制作和营销等环节，滋生了用金融衍生品透支电影价值的现象，这种票房的豪赌——揭示出行业外的资本感兴趣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获取溢出效益，其实是一种透支性的利益贴补。资本运作频繁皆为利来，却不是为了做强内容，更不关乎艺术本体的创新，在根本上是资本和技术的狂舞。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刺激消费的“痛点”，在此境遇下，任何能够刺激大众神经的话题都有可能成为营销性事件。如小鲜肉“吴亦凡事件”的发酵和舆论传播，不正是因为缺失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有效引导和道德批判，而已然为资本、经纪公司、粉丝经济、影视公司、品牌商等“制造”为消费噱头，其全然“去道德化”地获得粉丝“言辞支持”就不足为怪了。

　　文艺不仅要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文化市场健全中满足大众的欣赏趣味，还要发挥文艺评论的作用积极引领和提升大众欣赏水平，在有效的和优质的文化消费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在文化消费中实现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惟此才能发挥文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助跑作用，通过不断健全文艺生态来夯实“文化强国战略”的基石。

　　从国际市场上来看，每个国家即便是电影强国如法国、韩国等，都有其对本土电影的保护性措施，以纠偏市场过于追逐利润的失灵行为，从而关注文艺作为文化产品的公共性问题。《百鸟朝凤》的逆袭成功，凸显了文艺片的生存艰难，和文艺市场中失灵行为的存在，以及艺术创作保护机制的不健全。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文艺片也是处境尴尬，但它们在市场运作中不断完善保护性机制，从而使文艺片不断获得商业片的“反哺”，而在电影市场中出现一片丰盛的“水草”。健全文艺保护机制，纠偏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层面政府有所为，需要社会层面非营利组织有眼光和人文情怀。只有实现对文艺发展的主流价值引导，不断完善艺术保护性机制才能使艺术探索和特定类型创作不会跌落市场的“悬崖”，在市场竞争中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和丰富平台，健全文艺发展生态，迎来的才是当代文艺发展的繁荣。互联网环境下，网络文学、网剧、微电影、大电影越来越平民化，越来越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一部分，也就是艺术越来越走进大众，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艺术创作、传播和消费方式的改变，这既给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艺术精品的涌现带来了困难。从而愈加凸显内容为王的深刻性和紧迫性，不断加剧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产业的自觉性，成为影视产业健全发展的自觉诉求。当前，中国电影的银幕数将近4万块(可谓增速迅猛)，几乎与美国相当。在数量和规模扩张的同时，业界和学界开始呼吁关注内容品质的改善。提升电影产业的质量就必须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即尊重文化及其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尊重大众消费层次的多元化，追求电影产业的中长期价值，坚持内容为王的制胜原则，在满足大众差异化的需求基础上提高大众的精神文化素养及其审美修养。

　　回到影片《百鸟朝凤》，它以民间艺术的兴衰为视角，展现了一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文化变迁镜像，沉思了乡村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命运，并对这种无可奈何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无论有着多少不堪，毋庸置疑的是影片难掩吴天明导演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这在娱乐至死的文化市场环境下，是照亮文艺发展的“灯火”，它应该在市场上被尽可能多的人消费，它可能给一些人“不快”，也可能在一些人眼里“不新潮、不时尚”，但它是真诚的有良知的文化人的一种价值守护。有此，足矣。这表明在泛娱乐化中仍有一部分人在用心支撑着中国文化的基线，使中国人的灵魂不至于太肤浅和裸露!

　　*范玉刚：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责任编辑：吴江涛

　　[1]张宗伟：《当下中国电影的美学困境》，《当代电影》2016年2期。

　　[2]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前言部分，第4页。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7期 总第10期

　　延伸阅读：

　　顾春芳：电影《百鸟朝凤》的当代意义

　　王廷信：民族传统艺术困境的影像呈现

　　裴亚莉：论吴天明电影的“道德”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