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总第7期)

　　特别策划·把脉2016年春节档电影

　　市场正在推动电影业的供给侧改革/尹鸿

　　中国电影的繁华景象与深层矛盾/张思涛

　　中国电影急需整体性升级换代/饶曙光

　　同质化、技术反智与拜金主义/杨俊蕾

　　超越影像：中国电影的文化景观/周星

　　在“常规电影”中锻造春节档/李道新

　　精耕细作的影片才会有高回报/周黎明

　　春节电影“新民俗”的文化意义/左衡

　　金融资本进军电影产业的利与害/刘嘉

　　2016年春节档电影票房再次井喷乃至“发飙”，助力中国电影市场单月票房再次超越北美。春节档所创造的票房新高，不仅代表了中国电影创造力的有效提升，也在细分贺岁档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市场空间，凸显出中国电影市场的极大潜力，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所谓的“天花板”。春节档的这种标志性、示范性作用，使得中国电影人面对即将到来的2017年，很大程度上淡化乃至消除了过去“大限将至”的纠结、忧虑乃至恐惧。

　　毫无疑问，中国电影正在产生的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及其效应，在春节档得到了相当充分和集中的体现和表现。硬件设施层面(包括三四线城市电影院、银幕数以及新的传播渠道)的增长，拓展了市场的空间和容量;创作群体的更新换代和“新力量”的崛起已然成为主导，打破了以往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三大导演的“三国演义”局面;“90后”观影习惯的养成和小镇青年的崛起，促成了新的观众群体和年轻化的审美趣味。这种新的结构性变化和发展，使得贺岁片、春节档在市场层面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市场最重要的现象，而且在文化层面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

　　新的市场空间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再次带动了“合家欢”的观影方式，成为春节期间影院的一道独特景观。春节期间阖家观影，并且是看国产电影，形成了一个新的春节文化现象，正在或将会形成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新民俗”，而且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新常态。在这个背景下不难发现，今年的春节档依然是喜剧电影的天下，春节当天上映的三部影片(《美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澳门风云3》)对外营销时，均主打喜剧元素，并且接连创造票房奇迹，也折射出当前喜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独一无二的支配性地位。喜剧电影大卖的背后有着比较复杂的社会和审美心理：一方面是集体性社会心理的转移，即现在大多数观众进影院看电影主要是社交娱乐需求占据主导地位，包括现在年轻观众释放生活压力、情感压力，以及各种心理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喜剧电影也是产业化以来，中国电影运作较为成熟的类型，加之中国春节固有的喜庆文化氛围，喜剧电影在春节档的营销策略与合家欢的观影主题有着天然的契合度。但就品质而言，今年春节档的电影与笔者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方面是在制作上没有达到合家欢的特质，另一方面是个别影片社交娱乐和资本逐利的诉求压制甚至淹没了电影的艺术审美品格。

　　严格意义上讲，今年春节档的“合家欢”现象是产生在影院层面，从影片本身的质素来看，还有着较为明显的偏差。春节当天上映的三部电影中，《美人鱼》和《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呈现了当前中国电影较高的技术水准，但在创意、故事、叙事结构层面上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瑕疵，尚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合家欢电影。“阖家观影”涵盖了全年龄段观众，尤其需要照顾到以儿童为主的未成年人，这也是“合家欢”电影的中心诉求。但是，三部电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受众偏离，《美人鱼》中的暴力场景(本片在美国上映时被定为R级)，《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妖精的造型和恐怖桥段，《澳门风云3》中的赌博和监狱场景，这些未经筛选和甄别的内容，并不适宜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观看。同时，从“欢”的定位来看，三部电影的喜剧效果均不理想。《美人鱼》和《澳门风云3》宣传期间以喜剧为类型定位，观众以特定导演风格和系列品牌效应为期待，但实际呈现上，前者虽然有着积极的环保主题，故事却依然薄弱，影片暴力场景的展示破坏了以人物表演为核心的喜剧节奏，二者产生了天然的撕裂。《澳门风云3》无休止地贩卖港片情愫，无章法的桥段拼凑已经跌破喜剧的下线，仅依靠明星阵容和品牌效应大肆消耗春节档期票房资源，其结果已经是难以为继。因此，从整体效果上来看，当前的春节档是高品牌效应的电影与具有市场潜力空间的档期相契合的结果，其内容距离“合家欢”水准还有一定距离。真正合家欢的标杆产生于春节后——迪斯尼动画片《疯狂动物城》在上映初期排片受到挤压的情况下依然成功逆袭，在普通档期打破中国动画电影票房纪录。该片无论从技术、故事、情怀等各方面都代表了迪斯尼乃至世界商业动画当前的最高水准，之所以能够在逆境中创造记录，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合家欢特性和品质。

　　尽管近年《狼图腾》《美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影片在不同层面上有效提升了贺岁片的品质和春节档的口碑，但诸如《澳门风云3》等电影现象的存在，也让中国电影不得不面对强烈的质疑。《澳门风云3》所代表的电影界“抢钱”现象并非个案，最近《叶问3》资本介入票房，以及金融资本及其影视产品金融化和证券化带给电影的冲击等问题，也引发了资本博弈与电影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本来，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择手段地追逐最大化利益和利润，但对于电影而言，还是应有一个道德底线，毕竟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商品，不仅仅具有商业价值，还应该具有社会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资本及其所有者或许只看重电影的市场逻辑、商业逻辑，但包括电影导演在内的所有电影创作者在尊重电影的市场逻辑、商业逻辑的基础上，应该尊重电影的艺术逻辑、艺术规律，应有起码的艺术诚意、文化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电影经济也应是道德经济，电影产业也应是道德产业，进一步而言，中国电影应当是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电影优秀传统的精神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中国早期电影曾经经历过极其激烈的商业竞争，完全是自生自灭，没有来自政府的任何支持，即便如此，早期中国电影人仍然坚持“良心主义”，主张电影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可以说，早期电影的“良心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渗透在电影人血液和骨子里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事实上，无论是电影本身反映的内容问题，还是各种电影现象呈现出的市场问题，都是整体性的社会状态的折射。我们也很欣慰地看到，当下中国主流电影有着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多数电影人坚守着基本的商业伦理和道德底线，但是也不容否认，有个别人已经触犯了道德底线和红线，将电影创作、艺术追求，通通让位于商业利益，这可能会降低全社会对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进而影响到中国电影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电影必须在内容生产，特别是整体性传播过程中具备向上向善的力量，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推动整体性社会状态的改善和改良。

　　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电影仍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没有有效化解，新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过去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严峻地考验着中国电影人的智慧和应变能力，特别是大量非专业资本、非产业资本以不计成本的方式进入电影业，已经在某些环节和领域形成了资本任性和狂欢，严重地挑战着中国电影市场的秩序和环境。如果不加以有效规范和管控，很有可能给中国电影造成前所未有的致命威胁，将全体电影人经过多年努力和奋斗好不容易盼来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笔者一直在呼吁降低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以此创造缓冲空间来集中精力提高电影的质量和品质，但在各路近乎于疯狂的资本的推动下，这成为了一种奢望。资本，尤其是非专业资本，或许根本不会考虑中国电影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这有可能给中国电影造成发展失控的风险和危险，我们必须提前有所警惕和防范。

　　众所周知，供给侧改革是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虽然当前中国电影面临的不是下行压力的问题，但资本任性狂欢以及无端干预创作也对中国电影提出了需要在供给侧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和深度，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变化的多样化需求，增强中国电影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延伸、延长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机遇期”的要求。尽管社交化、娱乐性需求大大压过了艺术化、审美性需求，成为大多数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走进电影院的主要行为动机和心理动机，但电影作为内容生产，不能仅仅满足于观众的社交化、娱乐性需求，而应该进一步有效满足观众的精神性需求、情感性需求、审美性需求。这不仅仅是中国电影的商业伦理，也应是中国电影的叙事伦理。

　　从供给侧角度看，由于历史以及中国电影规模化、工业化、集约化短板问题，品牌效应相对疲弱，续集电影和系列电影生产对中国电影来说无疑是稀缺资源。由于文化准备、艺术准备、工业准备、创意准备不足，以及缺乏对原有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和开发，造成了品牌的变形乃至断裂，近期的《澳门风云3》和《爱情麻辣烫2》就是典型品牌延续失败的案例，没有有效实现应有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最优化。供给侧改革不仅仅要助推电影票房创新高，更要助推中国电影去库存、补短板，助推中国电影整体性升级换代。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我们应当大力推进制度性建设，促成和保障电影的文化精神品格。可以预见，中国将会在我们过去视为“大限”的2017年超越北美电影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但我们不能仅仅要有票房指标、经济指标的超越，还得要有艺术指标、文化指标的提升，尤其要在国际传播当中进一步有效地拓展，才能助推中国电影有序地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与虚耗市场资源相对应的，像《喜马拉雅天梯》《山河故人》《师父》这类影片在主流院线中虽然无法大卖，但依然有着特定的观众群体。笔者在观看徐皓峰的《箭士柳白猿》时发现小厅的上座率能达到80%，但影院排片异常少，尤其春节档的排片给多样性电影提供的生存空间更小。如果差异化市场体系建设方面能有所推进，影院拿出一个厅来做差异性的放映，整体放映市场的生态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可以预见未来不久影院供需平衡会发生变化，当影院银幕数达到4至4.5万块的时候，就有可能超过观众跟观影人次票房的增长，打破当下的平衡状态，届时再进行结构性调整就会有很大难度。我们应该前瞻性地推进供给侧改革，从创作层面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不仅满足人们的娱乐性需求，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必须全力、全面有效推进差异化市场体系建设，让差异化、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特别是偏小众的文艺片，偏小众的少数民族电影、戏曲电影、儿童电影、农村题材电影、现实主义电影，都能有良性的出口和渠道，都能有效对接自己的目标观众群体，从而实现良性的循环。只有这样，中国电影的生态才会更加优化，中国电影发展的可持续性才会增强，中国电影的战略机遇期才会有效延长，中国电影才会实现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有序转变。

　　中国电影面临的另外一个风险就是整个业界缺乏一个有效沟通和交流的机制和平台，不仅难以达成基本共识，甚至难以达成有限共识。这无疑给中国电影理论评论界提出了更艰巨的课题。无论如何，中国电影理论评论界应该进一步有效发挥中国电影智慧、智库、智囊的作用，推动整个电影业界达成一种基本共识：不管中国电影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办法不断有效化解。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电影将会出现很多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无论是在实践论层面，还是在认识论层面，都对我们提出了新的巨大的挑战。无论如何，我们不仅要看到问题的存在，更要看到问题存在和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策略和方法。只要我们不失掉自信心，勇于直面问题和矛盾，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去寻找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不断提升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国电影的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

　　作者：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研究员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 总第7期

　　责任编辑：史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