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会林简介：193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高校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首任院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承担国家级、省部级“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及各种横向科研项目十余项。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影视文化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与对策研究”等。发表文化领域著作、文章约620万字；与绍武合作创作电影、电视、话剧、小说、报告文学等约320万字；编辑或主编出版书籍约1540万字；共约2480万字。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得2011年教育部颁发的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特等奖，中国大学出版社第二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北京市“师德榜样”等多项奖励。从上世纪80年代倡导“中国影视民族化”到新世纪提出“第三极文化”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创建“北国剧社”、90年代创立“大学生电影节”到新世纪创办“看中国”项目，始终坚持知行合一、践行学术的大艺术教育理念，彰显中国文化自信，体现了对于民族、国家、时代的担当精神。

　　一、家国情怀与治学之路

　　杨卓凡（以下简称“杨”）：黄先生，了解了您的学术历程，深感“家国情怀”贯穿始终，希望您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来谈谈您的“家国情怀”。我们都知道您的祖籍在“隔河两宰相，十里五状元”的江西吉安，高祖父黄赞汤先后出任过河南巡抚、河道总督、广东巡抚，是清翰林殿阁大学士。您祖母是清代四朝元老、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的孙女。出身耕读世家想必幼蒙庭训，可否从您儿时讲起呢？

　　黄会林（以下简称“黄”）：虽然出生在耕读世家，但童年的基本功打得不够扎实。我1934年2月在天津出生，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颠沛流离中度过。6岁随母亲移居上海，但很快与母亲分开辗转在亲友家生活。10岁被祖母接回天津，11岁到北平念书，后又随父亲搬迁南方，14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读书，15岁回沪进入培明女中读书。新中国成立后，16岁插班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童年本该是读书长知识的时期，但因为当时的国情以及家庭变故，我一直在天津、上海、苏州、北京之间辗转迁徙，未能扎实深造。

　　身在沦陷区，任人宰割的生活以及家庭变故所带来的苦难记忆是很深刻的。10岁之后我和哥哥随父亲、继母生活在一起，饱受虐待，少小就萌生了离家的念头。16岁那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我幸运地被批准入伍，指导员问我为什么要参军，我说：“为了保家卫国，也为了离开现在的家。”我的原名“慧麟”因为笔画太多被指导员改为“会林”。

　　杨：先生少年从戎，立过战功。追随先生这些年，越是熟悉您，越难以想象这样儒雅的女先生曾经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名“炮兵”，同时也越发可以理解您一路披荆斩棘、艰难创学、勇毅笃行的精神品格。之前听闻先生讲述战场上的故事，更加理解先生心底那份对战友的怀念以及对时光的珍惜。贯穿您治学理念中的家国情怀是不是可以从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说起？

　　黄：每每想起我的战友在身边一个个倒下，就越发坚信生命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要替他们好好活下去，以“后死者”之身实现战友们未尽的遗志。

　　1950年12月从北师大附中入伍后，我被分配到华北防空军司令部炮兵处作战科当标图员，1952年随志愿军入朝，在高炮部队政治处当宣传员。入朝后，我们每天都要上阵地，九死一生是对战场经历的准确描述，美军的炮弹一次次在身边炸开弹坑，被炮弹炸裂的泥土石块四处飞溅，隐蔽在弹坑中都以为自己真的要“抗美援朝”了（牺牲在朝鲜）。我所在的高炮团从入朝第一天开始，一直打到停战回国。我们团经历过许多艰难恶战，其中有一次是保卫清川江大桥。清川江大桥是志愿军前线补给运输的大动脉，如果清川江大桥被炸，就意味着前方将失去补给……这次鏖战持续了七天七夜，敌人对清川江大桥发动了猛烈进攻，美军出动上千架次轰炸机投弹、俯冲、扫射，高炮部队立即对空开火。战场上一分钟都耽误不得，120斤重的弹药箱也得扛起来就走，送上阵地，弹片打在头盔上嘣嘣作响……尽管最后我们成功地保卫了清川江大桥，击落了许多架美军轰炸机。但最让人难过的是目睹身边的战友血肉横飞，昨日还在一起战斗，今夕便已天人两隔，我们亲手掩埋了上百位战友的遗体。清川江战役结束后，我团评出了100位“人民功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我们颁发了银质军功章，我是这100位“人民功臣”中唯一的女战士。这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使命，我要带着百位烈士的遗志活下去。战友们的牺牲，让我在接下来的生命里每一分钟都不敢懈怠，活着的意义就是要为国家和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尽可能多做一些奉献。

图1 1952年黄会林作为志愿军在朝鲜前线

　　杨：先生19岁从战场归来，日后一步步成为今日桃李遍天下的教育家，我国影视学科的领军人物，以及提出影视民族化、“第三极文化”理论的文化大家。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您如何与北师大结缘，又如何开启了您的学术之路？

　　黄：从朝鲜归来，可以有几个选择，进入文工团、从事文职工作，或者继续读书。我毅然选择了上学读书。1954年我作为插班生考入了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在那里结识了绍武同志，就是我如今的老伴。绍武是烈士遗孤，8岁随母参加八路军。1942年在日寇发动的大扫荡中母亲抱着绍武在日军追赶下跳下了太行山悬崖，母亲牺牲了，绍武活了下来。此后绍武随部队转战各地，参加了太原战役、南下南京、武汉，进军大西南，驻守石家庄。1952年绍武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后来，我和绍武双双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初入国家高等学府，心中充满憧憬与兴奋。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先生在开学典礼上对我们语重心长的教导，而坐在下面的我，却在为见到这位著名的大学者并亲耳聆听他的讲话兴奋不已。在这里，有幸遇到钟敬文、彭慧、穆木天、刘盼遂、王古鲁、文怀沙、谭丕模、启功、王汝弼、俞敏、陆宗达、徐士年、萧璋、郭预衡等许多知名教授，他们亲自授课，让我们如饮甘泉醴酪，如蒙醍醐灌顶。我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海洋里欢畅遨游，痴迷沉醉，希望通过学习而振兴祖国。

　　三年时光如白驹过隙，绍武与我商量毕业后一起支援边疆，去广阔天地大干一场。没想到1958年经学校安排我们二人先后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绍武去了政教系，我留在了中文系。讲台上下，绝非一夕可成。从1958年到1978年，我在北师大中文系当了20年助教才转为讲师。“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当时的北师大名师云集，我作为青年教师在那段时间有幸得到了多位恩师的教导和帮扶。在最困难的“文革”时期，造反派组织了一个“牛鬼蛇神改造班”进行劳动改造，班里成员包括黄药眠师、钟敬文师、俞敏师、启功师等，我是班里辈分最小的改造对象。日日割草锄地播种劳作，未曾想当年共患难的岁月，竟让我和仰慕的恩师们结下了深厚的忘年情谊。俞敏师在“改造”期间，虽然身处逆境，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却依然泰然自若，不仅安详如昔，而且不断以风趣的语言鼓励大家，谈古今、讲故事、说笑话、论方言、解俗语。十年浩劫之后，我们重回教学科研岗位，每当遇到语言学方面的难题，便会立刻请教俞敏师。1995年，我与绍武应邀撰写长文悼念夏衍公仙逝，起笔时深觉“哲人长逝，唯余德馨”分量欠重，经俞师指点，改为“千载德馨”才得以提升。作为启功先生的学生，切身感受到先生循循善诱的教诲和孜孜不倦的研学。20世纪60年代初，我和绍武深感自身文化底蕴欠缺，请求启先生带领去故宫参观学习。当时启先生的境况不好，但却欣然答应。启先生自带窝头领着我和绍武在故宫整整考察了一天，我们心里深感受益无穷。

1956年，黄会林（左）与绍武的结婚照

　　20世纪60年代初识唐弢师，70年代在“四人帮”肆虐的岁月，我曾有幸多次悄然入唐弢师府上受教。唐弢师要求学生做学问必须重视第一手资料，特地为我提要求、开书目、检查笔记、解疑答惑。如今随便翻开一本当时的笔记，便录有25种杂志、275篇文章。我收藏了唐弢师亲自开列的刊物名称，并以“正”“反”“中”标记它们的性质。绍武热爱文学创作，自1972年初试文笔，秘密创作描写陈毅同志赣南三年艰苦“游击”生涯的《梅岭记》（后改名《梅岭星火》），期间得到了唐弢师的重要指导，他审读我们幼稚的习作，一次又一次以工整的笔迹写下长篇指导信件。1978年唐弢师一手提携，默默将《梅岭星火》修改本传递给影坛宗师夏衍公。

　　在《梅岭星火》创作期间，由于当时夏公没有秘书，于是主动承担起夏衍先生的一些文秘工作，又发现中国文坛当时没有一本研究夏衍的专著，于是开启了夏衍研究。1978年以后，先后发表了《夏衍年表》《夏衍戏剧研究资料》《夏衍研究资料》《夏衍剧作集（一、二、三）》《夏衍传》《夏衍电影剧作集》，创作了反映革命家夏衍生平的电视专题片《冲寒松柏》《窃火者之歌》等，同时还先后发表了一批研究夏衍的论文，共计二百四十余万字。

　　创作方面，在夏公的鼓励和指导下，我辅助绍武先后完成了话剧《故都春晓》、以及之后的电影文学剧本《彭德怀在西线》、电视剧《南国烽烟》、长篇小说《骄子传》（80万字）、《母亲三部曲》（30万字）、《红军家族（前传）》（80万字）等，就这样，绍武和我走上了文学、戏剧、影视创作道路。

　　从1950年到1980年，从16岁到46岁，近三十载光阴，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可以说是和祖国共命运。也让我的身份从一名女战士转变为一名人民教师，并开启了之后的戏剧影视教学、研究与创作方向。

　　二、从北师大影视学科创立到一流学科建设

　　杨：我们知道您受命恢复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创办了艺术与传媒学院，创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学科创办，筚路蓝缕，可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北师大艺术学科的创办过程。

　　黄：1958年留校后，我被分配到现代文学教研室，与“鲁、郭、茅、巴、老、曹”相伴20年，之后又因为辅助绍武文学艺术创作，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中文系开展教学改革，由于教研室安排的教学重点逐渐转向戏剧，在课堂教学中尝试改革，期末考试可以做考卷，也可以提交剧本，鼓励大家学术与创作并进。之后，我和绍武带学生搞创作、自导自演原创剧本，引起了话剧界关注。1986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海、北京同时开幕。中国剧协看了我们的小戏后非常意外，遂邀请我们出演一个片段，学生们却说：“要演我们就演全本！”我和绍武于是去剧协请求，终得应允。但真要在国际戏剧节上表演完整全剧，需从长计议。策划、管理、经费、人力、资源协调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接踵而至，于是创办一个剧社的想法诞生了。1928年田汉先生创办了南国社，被当时报刊宣称“中国有话剧当自‘南国’始”。“仰慕田汉老，追忆南国社”，加之身在北京，遂将北师大的剧社命名为“北国剧社”。没有想到后来北国剧社被誉为新时期中国高校戏剧的“第一举旗手”，一直到今日，33年来始终活跃在各大舞台上，滋润着广大学子的心灵。

　　1986年1月10日，寒风彻骨，我们在北师大旧主楼8层会议室召开了北国剧社成立大会。那晚顶着凛冽严寒来了很多中国戏剧界大艺术家，包括吴雪、刘厚生、吴祖光、苏民、丁扬中、李汉飞等“大家”。著名艺术家黄宗江来晚了，推开门惊诧道：“剧协今天在这里召开主席团会议吗？”剧社的创办与成长得到了很多“大家”的关注，时任中国剧协主席的曹禺先生为北国剧社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成为一代代“北国人”的座右铭。创办剧社，我们要求进入北国剧社的同学“学演戏、学做人”，严格要求每一位社员不能挂科、不能破坏剧场卫生、不能衣衫褴褛、不能说脏话，否则一律开除。当同学们期末考试结束，正值寒冬腊月，北国剧社排练却如火如荼。我们和这些留校的同学们在排练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之夜。1986年3月，北国剧社在总政排练厅首演，曹禺先生观后说：“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随后，北国剧社在中国话剧最高殿堂——首都剧场连演五场《第十二夜》《雅典的泰门》。《第十二夜》全部由女生反串出演，《雅典的泰门》全部由男生出演，可谓首创。时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部长王蒙、中国剧协主席曹禺，以及国内外嘉宾亲临观戏，见证莎士比亚的“东方面孔”。国内外各大媒体包括《China Daily》《欧洲时报》《美国中报》《香港晶报》纷纷以“中国女大学生创造的第十二夜”“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黄会林（左）向大家展示曹禺给北国剧社的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

　　1987年1月，北师大中文系正式建立戏剧影视教研室，我担任教研室主任。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经国家教委批准率先开设了影视教育专业，他们力邀我加盟。那时，各个高校都还没有影视专业，他们是第一个，对我挺有吸引力。我就跟学校提交了请调报告，校长方福康教授说咱们也申请一个就是了。1992年，国家教委高教、艺教、师范、直属四个司联合下达批文，我们创建了北师大影视教育专业。当时，学校问我是建在中文系好，还是建在艺术系好？现在看来，那是关键的一步，我们把影视专业建在了艺术系。当时的艺术系五年没招本科生了，只有音乐专业，“一个半”硕士（一个全职的和一个在职的）。我们五位教师和在读的六位硕士生一起“出走”，在辅仁校区另立艺术系，由我担任系主任。

　　当时北师大的艺术学科基本从零重建，首先找办公教学场地，我们在辅仁校区一个废弃的化学药品仓库小院落了脚。几间房间四面漏风，房顶漏雨，最现代化的电器是一部电话机，其他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我们从无到有设立课程、编写教材、制章定典。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定下了三个重点，首先抓教学，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第二，搞科研，没有科研学科无法提升；第三，与实践相结合，包括创办大学生电影节。为了突出自家特色，我们把培养“头脑型、复合性”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区别于输送影视专业技艺人才的专业学校。1993年北师大被批准设立了全国综合大学第一个“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位授权点；1994年招收了首届影视教育专业本科生；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影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有了影视学科全部覆盖的两个硕士学位点，被誉为“三年三大步”，当时其他影视专业院校说我们做了一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在学科建设中，首创“中国影视民族化”理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首次刊登关于影视学科的文章，卷首语认为“影视学科的建立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

　　由于是新生事物，刚开始时十分艰难，本校的师资队伍不够，便整合国内顶级师资和专家来上课；没有教材，便整合校内外专业人士编写教材。正是在一步步的实践中，在教学的同时对中国影视及其教育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而这三年三大步也正是我们对中国影视及其教育问题深刻认识的一个印证。

　　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香港慈善家田家炳先生。1998年我随郑君里副校长赴香港拜访田家炳先生，充分感受了他成功的事业和社会各界对他由衷的尊敬。在田先生返乡之际，我们去广东与他相会，争取善款兴建艺术楼。1999年，我们在简陋的辅仁校区、简陋的艺术系迎接田先生一行的考察。田先生起先不打算捐赠北师大，其一因为我们在“天子脚下”，其二田先生善款向来捐助教育，从未捐助艺术学科。但经过仔细考察、耐心询问，田先生对我们四处漏雨的简陋办公室感到震惊，切身感受到“天子脚下有穷人”；聆听我们专门创作的歌曲《梦想的田庄》甚为感动，更在调研中达成共识，认为艺术教育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于是田先生当下决定为北师大艺术教育捐建艺术楼。此后，我和绍武及几位系领导前往各地高校考察艺术学科教学建筑，最后与设计师共同商量，我们要建一座最适合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科的教学楼，有教室、演播厅、专业的剧场、琴房、录音棚、美术设计教室、书法教室、舞蹈专业训练室、雕塑车间……开工前，我们与建筑商一砖一瓦、一米一尺讨价还价，以尽可能高效使用田先生的每一分善款。开工后，我与绍武每日戴着安全帽到施工现场，以不辜负老人家一片拳拳之心。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田家炳艺术书院”大楼落成，成为国内高校全科系全功能的综合艺术大楼，每天在这里进出的师生数以千计。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在田家炳大楼正式成立。田家炳艺术书院成为学院的栖身之所，更为学院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各学科的发展取得了成果，为社会输送了大批艺术与传媒人才，其中戏剧影视学已被国家评为全国“双一流”学科及“A+”学科，算是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田家炳先生与黄会林先生在当时艺术系的办公室合影

　　杨：北京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科2017年被教育部评为“一流学科”，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排名中高居A+榜首，从1992年创办至今不到30年，可否请您结合这二十余载的经历谈谈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黄：就影视学科来说，每一个脚步几乎都是一次飞跃，其中艰辛坎坷自不必言说。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为学科构建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理念，即“一个目标、两个翅膀、三根支柱、四个特色”：

　　“一个目标”是指培养影视教育、研究、创作等复合型人才，教育目标要背靠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注重培养高文化水准、扎实理论基础与专业技能、符合社会需求、具有健全知识结构的人才；“两个翅膀”指艺术与传媒双翼飞翔，发挥北师大艺术学传统学科优势，加强传媒专业前沿教育，提升国际影响力。“三个支柱”指教学、科研与实践。教学是高校第一任务，科研是提升学科发展实力与教学能力的重要基础，实践是影视学科所需要的独特环节；“四个特色”指的是整合建制、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实践品牌。

　　学科发展除了要有自己的目标和特色，更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决心和信心。成功取决于努力和认真，无论教书育人、学科建设都要认认真真地去做。就拿申报教育部学科评估这件事来说，2016年6月的一天，当时主要负责申报材料准备工作的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王宜文教授来我家里说：“老师，恳请您出山主持申报工作。” 2008年我已卸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一职，2009年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2010年创立了北师大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当天，我给所在研究院的几位同事打电话，告知这次申报对于北师大戏剧与影视学科意义重大，艺术与传媒学院的老师们已经连续奋战了一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但评估还需要完成一些重要的总结和案例，时间紧迫，需要研究院同事们参与进来、协助完成。当时的情况是：校领导会对所有参评学科的材料进行评估，并且协调和优化资源，以确保参评学科的绝对优势地位。其实在宜文来找我之前，校领导曾深夜来电，提出让我考虑带着所有材料转回文学院，联合文学院师生及成果进行申报，确保北师大文学专业进入一流学科前列。我不假思索回答校领导：北师大戏剧影视学科从零开始发展到今天，我相信我们有实力有信心再来冲一次，我要和这个学科一起面对教育部的学科评估。我和团队经过十余天连续奋战，包括统筹此事的王宜文教授、具体执行的樊启鹏副教授、罗军副教授、刘江凯副教授等，还有已经离开艺术与传媒学院担任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的张洪忠教授更是带着成果加入申报团队，大家从早8点至晚12点不舍昼夜扎根17楼（我们把我所在的研究院昵称为17楼），直到董奇校长第三次审阅申报材料后说同意申报，我们提着的心才终于放下一些。其间，在带领团队咬紧牙关三易其稿的时候，我曾头晕目眩要从椅子上滑下去，当时怕乱了“军心”，我让学生悄悄给我打开另外一间会议室休息，同事不放心请来校医，当时测体温已高烧39°C。毕竟岁数摆在这儿，虽已是老朽一枚，但求不负师大，不负影视学科。

　　我一直坚信“1+1>2”，北师大影视学科自1992年创立到2002年建院，再到2016年被教育部评为“一流学科”，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排名中高居A+榜首，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几代师大人、所有师生一起拼搏的成果。双一流、A+的评估结果出来后，绍武彻夜难眠，建议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系召开总结大会，由胡智锋院长、时任党委书记的于丹教授、影视系主任田卉群教授主持，全系教师共同在场总结梳理，我和绍武也到会参加。希望北师大影视学科在所获成果面前梳理总结：白手起家、学科从零开始到今天所获成就的奋斗过程，深度剖析当前现状与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奋斗方向与发展目标。我和绍武毕竟已是“85后”的年纪，未来还是掌握在年轻一代的身上。还是那句话，只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和信心并且认真踏实地去做事，就离成功不远了。

　　三、“大学生电影节”与我国电影文化建设

　　杨：1993年您创办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如今已经走过26个年头。请您谈谈创办大学生电影节的初衷。

黄会林先生在第13届大学生电影节上公布大影节“小飞虎”奖杯

　　黄：严格意义上来讲，大学生电影节的创办者不是我一个人。大学生电影节是我和几位青年教师共同发起的。大学生电影节的主人永远姓大，名学生。1992年我们创建北师大影视学科时提出三根支柱“教学、科研、实践”，在影视学科教学逐渐走向正规、提出影视民族化学术理念的同时，我们开始探索影视教育本该具有的独特培养环节——实践。从北国剧社到大学生电影节，我始终认为大学教育的使命应该培养“知行合一”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实践来印证所学理论与知识的价值意义。每每回望早期中国电影的鼎盛，再相较当时电影院落寞、录像厅却风靡境外电影的文化现状，我们满怀对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学术理想与判断，认为应该通过某种途径为中国本土电影发声。在双重思考之下，我们决定以举办电影节的形式来实现我们的理想情怀。

　　首先，希望能够通过电影节这样一座桥梁，将大学生群体与中国电影联系起来，呼吁大学生走进电影院，同时让中国电影走进大学校园；其次，作为高等学府影视学科阵营的一支力量，希望能为当时的中国电影出把力；再次，希望将北京乃至全国所有高校大学生联合起来，打造一个电影节品牌。于是，我们在组织影片观摩活动之外，还组织了包括评奖、座谈会、见面会等一系列活动。而且大学生电影节一定是要由“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这个机制沿袭至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执行机构各部门从部长到部员都由在读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评委四分之三是大学生。

　　办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四处找经费拉赞助，不知吃了多少闭门羹。一次偶然机会我去北师大出版社争取经费时，遇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谈起了此事，她说可以试一试帮帮我们。结果这位女士真的为我们拉来了15万元的赞助，首届大学生电影节的赞助商是台湾的“营多”方便面。有了启动资金便立即开始筹备，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四处请嘉宾，协调电影局，骑着三轮车取送电影拷贝，手绘海报和横幅……第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就这样在1993年的春天开幕了。

　　之后连续几年筹资困难，但我们既然认定这是一件颇具意义的事情，就一定要办下去，钱多大办，钱少小办，没钱也要办，甚至自掏腰包也要让它办下去！电影节就这样一次次“强行起飞”了。1995年，第三届大学生电影节提出了“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12字宗旨，确立了有别于其他政府性、社会性电影节的生存基础和文化面貌，也成就了20年来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独树一帜的品牌立意，更因此得到了学界、业界的高度认可与强烈反响。

　　杨：大学生电影节对于推动我国电影文化建设发挥了哪些作用？

　　黄：第一，大学生电影节是中国电影的加油站。1993年，为促进学科发展，我们提出“中国电影民族化”，同一时期创办大学生电影节，为中国本土电影站台，切实践行中国电影民族化学术理念，树立文化自信。大学生电影节致力于挖掘时代电影人，鼓励本土电影创作。1992年，张建亚导演凭借《三毛从军记》获得第一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后现代风格与技法给观众带来惊喜，通过大学生电影节也证明了这种风格是可以获得广大受众认可的。1997年霍建起导演的《赢家》获得第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处女座奖，此后《蓝色爱情》《暖》《秋之白华》分别获得第八届、第十一届、第十八届最佳故事片奖，对他的鼓励也是很大的。张扬凭借《爱情麻辣烫》在第五届大学生电影节拿到他的第一个最佳导演奖……无论导演、演员，还是其他岗位的电影人，无论所谓的大导演还是新生力量，都比较看重大学生电影节这一平台，在这里获得奖项可以说明他们得到了广大青年群体的喜爱和认可。

《三毛从军记》剧照

　　第二，大学生电影节培养了中国电影核心受众。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本土电影的低谷期，相比而言，香港电影、好莱坞电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覆盖了内地各线城市的电影院和录像厅。值此，大学生电影节将大量中国本土电影引进大学校园，号召大学生看中国电影，从北京高校扩展到全国高校，逐渐形成了品牌影响力，并通过评奖机制形成了大学生与中国本土电影、中国电影人的紧密联系，在互动过程中培养了中国电影的核心观众群。

　　第三，大学生电影节引领社会积极的审美观、价值观与文化观。“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是大学生电影节的立身之本，26年来所形成的社会公信力与文化品位有口皆碑。今年报送大学生电影节的影片共313部，突围初评的有34部，从青年评审入围的影片中可以洞见当代青年人的审美风潮，同时也可以发现青年群体审美取向所存在的一定问题。终评评委包括10位全国各高校青年专家，学生评委包括博士、硕士、本科生30位。可以说大学生电影节的评委会构成，兼具专业性、文化性与青年性，通过评奖、学术研讨、放映等活动，树立真善美，辨别假恶丑，引领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向上的文化观、健康的审美观，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文化风向。事实证明，大学生们的文化担当与文化责任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可以培养的。

　　第四，大学生电影节培育了一批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人才。学术品位是12字宗旨的中坚部分。除了评奖环节渗透了专业的学术品位，大学生电影节从创办开始就非常重视学术研讨与学术观影活动。在大学生电影节的论坛和学术放映中，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的中坚力量与新生力量。在这里，大批的电影评论人才得到了锻炼，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可以说，26年来，国内大部分具有影响力的电影理论家、批评家都曾经在大学生电影节的平台上释放过学术才华，在这里注入了学术的力量。

　　第五，大学生电影节培育了一批电影从业人才。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执行机构各部门均由研究生和本科生构成。在大学生电影节筹备过程中，学生们不仅要走出课堂参加社会实践，完成千头万绪的事务性工作，还要与一线影视机构进行沟通与对接，同时要在工作中快速处理各种问题，进行专业性的判断与决策。学生们的组织能力与执行能力得到了有力锻炼，为他们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里走出了一批青年电影从业人员，包括：工夫影业合伙人朱墨、腾讯影业副总裁陈洪伟、电影制作人蔡元、央华时代创始人王可然、央视海外传播中心统筹规划部主任陈礼东……可以说，大学生电影节举办26年来培养了一批影视从业人员。

　　杨：作为创始人，您对大学生电影节的期望有哪些？

　　黄：大学生电影节走过的26载，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科发展的26年，大学生电影节的发展与北师大影视艺术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首先，期望大学生电影节继续坚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基础目标，践行“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理念，为影视学科教学、科研提供扎实、开阔、国际性的实践平台。其次，期望大学生电影节保持“大学生看、大学生办、大学生评”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在各环节设置上要坚持“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文化定位，发挥专业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中国电影发挥助力作用。

2019年第二十六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式

　　四、“第三极文化” 理论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杨：您在2009年78岁高龄时提出了“第三极文化”理论，您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是什么？

　　黄：中国文化拥有无可比拟的世界贡献，但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日渐式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全球化的影响，以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情趣被西方文化覆盖，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渐行渐远。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重视自身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加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为此，我们提出“第三极文化”这一学术理念。

　　“第三极文化”并非站在沙文主义阵营，而是对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理论思考。我们认为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的，其中最主流的、影响力最大的有三极，包括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19世纪，欧洲文化影响力最大，依靠它先进的生产力与殖民主义走向世界，出现了很多弘扬人道主义作品、留下了很多不朽的文化经典。20世纪，世界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美国文化伴随着垄断经济席卷全球，强调个人价值、崇尚自由民主、讲求理性与实用。这两种文明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都造成了一定的人类灾害。在这样的梳理当中，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于是提出了“第三极文化”。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有独立的传统，强大的基因，还有绵长的生命力，可以承担起当今时代的文化重任。理解“第三极文化”理论内涵离不开三个关键性时间数据。第一个是5000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人类文明从产生后就没有中断的只有中国。中国制度、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从古至今在世界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5000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第三极文化”的发展根基。第二个是180年，从鸦片战争至今已有18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了浴血奋战、积贫积弱的漫长岁月，并历练出具有自身定力的文化内涵，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一极，这一层内涵可以理解为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第三个数据是70年，新中国成立70年，道路艰难但发展飞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内涵。

　　“第三极文化”第一层含义，首先是在中国文化历经5000年、180年、70年不同时期历练发展中可以被发扬的精华部分，这些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文化范畴的“极”。而这一“极”一定是长期发展、被普遍认同、自觉认可、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第二层含义是指在继承和发扬中国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加以观照。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互相借鉴，互相影响，共同构成灿烂的人类文化图景，构成一极。

　　杨：我们发现，无论“第三极文化”的提出背景，还是内涵架构，都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战略性理论创建。从2009年提出至今，近些年您对“第三极文化”的拓展，又有哪些思考和期望？

　　黄：2009年我们从中华文明5000年、180年、70年发展进程中提出“第三极文化”时赋予其第一层内涵，即中国文化传承至今富有生命力的几个特征，概括而言分为四点：第一，充分尊重和维护人的价值之人文精神；第二，标举“君子为上”的道德品格、精神气节，指向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第三，强调个人对世界、国家、民族的道义担当，即家国情怀；第四，崇尚“和合”的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

　　近些年，我们提出了“第三极文化”的另外两层内涵。第一层新增内涵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等世界文化精华的借鉴与吸收，博取“他山之石”，萃取文明精华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习近平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从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到当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积累和发展了新中国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并将深刻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因此，我们认为，“第三极文化”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道路发展中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内涵。第二层新增内涵强调总结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红色革命文化经验，以及新中国发展至今的国家建设经验。这些内容和马克思主义既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更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百年来中国革命经验的历史总结和新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其他文化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图景。

　　如果提到对“第三极文化”理论的期待，我想还是要不断结合“第三极文化”的四个特质来发展这一概念。第一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根植于中华文明5000年文化传统，第二是与时俱进，第三是倡导文化多元，第四是追求“知行合一”实践性。“第三极文化”要不断吐故纳新、返本开新，尊重文化多元与差异，主张“和而不同”。“第三极文化”的提出目标是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归根结底是影响、引导“人”如何认识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第三极文化”可以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

　　杨：我们知道先生于2010年79岁高龄时创办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初衷即是发展“第三极文化”，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那么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您和您的团队目前在做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切实成效？

　　黄：2010年11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共同组建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我出任院长。希望能够有效整合高校、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方方面面的优势资源，通过开展扎实的学术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创作、跨文化传播实践，把中国文化有力推向世界，为构建世界多元文化贡献力量。我院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看”“问”“论”“研”“刊”“创”“会”七个字。

　　“看”指的是“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以下简称“看中国”），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品牌项目，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时给予“看中国”重要肯定。2011年项目还叫“看北京”，2013年升级为“看中国”，截至目前已经举办八届，邀请到来自世界五大洲55国508名青年落地中国24省市创作了507部作品，获得了一百余项国际性奖项。2019年度“看中国”正在进行中，还会有来自40个国家100位外国青年到中国10省市进行文化体验和短纪录片创作。“看中国”的核心概念是邀请外国青年用影像讲述中国故事，并传播于世界。如今“看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国外不少电影节、知名高校中享誉盛名，很多外国青年进入大学第一天就向往着参加“看中国”项目并以此为荣。中美电影节连续四年为“看中国”颁发了金天使最佳系列微电影奖；全球二十余国家重要青年电影节、高校特设“看中国”展映单元；每年“看中国”启动仪式、颁奖典礼、闭幕展映都受到国内外学界业界、各国驻华使领馆的高度重视，业已成为大家翘首期盼的年度盛会。

黄会林先生2017年亲赴河南挂壁公路指导“看中国”项目，与以色列师生沟通选题

　　“问”是指“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数据调研。这项工作自2011年启动已经连续开展九年，形成了约18万字的调研报告，出版《银皮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八册，受到国家广电总局、北京广电局高度评价，认为我们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评估方面的空白，提供了独家样本资料，提出了前瞻性学术观点，具有重要的行业参考和学术研究价值。

　　“论”是指一年两次关于“第三极文化”走向世界的学术研讨会。一次“请进来”，一次“走出去”。每年11月最后一个周五举行“第三极文化”论坛，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主题，从多学科进行主旨演讲和讨论。每年9月最后一周赴海外与相关高校机构共同主办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论坛，自2012年陆续赴美国、法国、俄罗斯、瑞典、英国、希腊等国开展研讨，相关研究成果已集结出版八册《第三极文化论丛》。

　　“研”是指围绕基础研究立项目、建平台、出成果。自2011年建院以来，已获得包括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在内的各类课题；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申报《中华文化学术体系与传播话语体系的战略建构及多元实践》，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科交叉建设重点项目，联合开展了多项重要学术活动，努力将之建设成为面向学科前沿和政府决策的复合型交叉平台；研究院以现有课题和平台为基础，不断形成高水平阶段性学术成果和政府咨询报告，以“知行合一”的精神，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推出优秀成果。

　　“刊”是指英文学术期刊。2013年6月，研究院和德国Springer科技传媒集团就联合出版英文学术期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简称ICCC）签署了合作协议。该刊是目前国际唯一关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英文学术期刊，由我担任主编，编委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南非、新加坡、丹麦、瑞典、瑞士、比利时、日本等17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研究院负责编辑工作，至今已出版16期。

　　“创”是指研究院的创作项目，包括长篇小说、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及VR体验项目等。绍武与我完成了一部8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军家族（前传）》，作为向党的十八大献礼，希望可以给当代中国一个精神坐标，希望把作品中的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传承下去。

　　“会”是指会林文化基金。这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公益基金，旨在推动以“第三极文化”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基金设立的“会林文化奖”，每年经过推选、投票、评审，最终评审出中外各一位为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外人士，每人获奖金30万元人民币。

　　总之，提出“第三极文化”，始于我与绍武近些年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思考，也是我们两名“85后”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之期。我们希望它既可以在学术空间上加以深化，又可以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尽管它刚刚起步，但我们希望也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一份学术理想。

　　访后跋语：

　　作为先生的弟子，此次应《中国文艺评论》之邀，受命对黄会林先生进行了几次访谈，对其家国情怀与学术思想进行了梳理，其间也包括平日所闻所见先生工作与治学的点滴记录，大致归纳了四个方面，以期给读者一个相对清晰且概括的描述。

　　近些年跟随先生求学、工作，耳濡目染先生创事业、做学问、带学生的精神品质，直接见证了先生的奉献精神，小到对学生的厚爱提携，对学校学科发展的倾心付出，大到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殚精竭虑。先生的老伴绍武老师曾说：“你们先生最可贵之处是她的人性。”只有走近她、了解她毕生对事业和国家的奉献，才更能理解这份高贵的人性之美。如今已85岁高龄的黄先生，还坚持授课、上班、写作、批阅文章、召集各种会议，处理事无巨细的工作，为协调资源亲自奔波各机构单位。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名女兵，到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科、北国剧社、艺术与传媒学院，以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从提出“中国影视民族化理论”到“第三极文化”学术构想，先生可谓是中国高等文化教育的一面先锋旗帜。初入“黄门”的弟子都会得到先生一句期愿“你们未来一定要超过我”，作为弟子，深觉此生无法超越先生，但求快速成长，努力帮先生分担一些。

　　作者：杨卓凡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7期(总第46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陈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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