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如何增强感染力

——访影视导演翟俊杰/杨静媛

　　翟俊杰简介 1941年生于河南开封;1958年参加工作，1959年参军，在西藏军区文工团当演员;1963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后入解放军报社当编辑，1976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文学部编剧，1982年进北京电影学院编导进修班学习。1986年，执导影片《血战台儿庄》，这是国内第一部首次表现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影片。1989年，中国电影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摄制组——《大决战》摄制组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奉命担任第五摄制组——“国民党统帅部”的导演。主要作品有电影《共和国不会忘记》《金沙水拍》《长征》《我的长征》《惊涛骇浪》《我的法兰西岁月》《一号目标》、电视剧《七战七捷》《西藏风云》《赵丹》《冰糖葫芦》等，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等。2005年12月，获国家人事部和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

　　经历是最好的创作素材

　　(杨静媛以下简称杨)翟导您好，您拍摄了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对革命、军事题材有独到的把握，这是否和您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关呢?

　　(翟俊杰以下简称翟)是的，有很大的关系。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抗日救亡演剧十队的成员，和《白毛女》的作曲之一马可是战友。我四岁时就会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我姑母19岁时也成为抗日救亡演剧队的成员。我二舅如果活着也一百多岁了，当年他打日本鬼子牺牲在太行山。在我拍《血战台儿庄》时，我脑子里面总想到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又非常熟悉的二舅，他当时拉人力车，临走的时候用木炭在门上写了“爹娘下辈子见”，就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后来才知道他牺牲了。我对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感情从小就很深，所以我在17岁的时候就当兵了。那是在西藏军区，原来是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就是江西永新人，和贺子珍大姐是老乡。我参加了1959年平息叛乱战役和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掩埋烈士、押送俘虏、站岗放哨我都干过。那个时候掩埋烈士没有棺材就用一件军用雨衣铺在地上，把烈士裹进去，然后把雨帽盖在脸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坑，两根粗毛绳，四位同志把烈士抬到挖好的地方掩埋，烈士就长眠在那儿了。当时有一位班长21岁就牺牲了，连媳妇也还没找。我当时的副连长徐永才在开战之前对我说：“兄弟，我告诉你，死了脸朝上，不死当‘皇上’，我要是牺牲了你就告诉你嫂子赶快改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给我印象太深了，我没有想到多少年后我做了电影导演，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我拍片子带来了很大的触动，这就是生活。我在战场上没有听过吼叫的，大伙把仇恨都压到枪膛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抽烟。开战之前真的有点紧张，我年纪比较小，当然想过，今天我要牺牲了我妈知道了怎么办?她难过不难过?可看看周围老兵一个个都镇定自如，觉得自己绝不能当“怂包”。实战时，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节约弹药，有效的杀伤敌人。哪有吼叫着端枪一通扫射?弹夹里才能压多少子弹?也不见换弹夹。当时我们都是瞄准敌人快速点射。感谢生活给我的经历，让我知道了战争是什么样的状态。在战场上，鲜血是像现在影视片里红墨水似的吗?不是。发乌，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褐黑色了。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哪有那么多的白绷带啊!用过之后洗一洗再放锅里煮一煮，拿出来再用，上面还有泛黄的血渍。鲜血时间长就变成黑的了。又如，现在有的电视里战争年代的衣服一个个像从服装厂刚刚拿出来的样子，倍儿新，女兵还有腮红、眼线，可能吗!为什么女同志在长征的时候把头发剃短?第一个是怕被敌人抓住的时候揪头发，第二是头发短省得梳头了，万一头部负伤了也好救治。女同志的皮肤不会这么白嫩细腻的，风吹日晒皮肤非常粗糙，头发可能是两个月没有洗过，甚至都生虱子了。我老说战争的形态和状态要真实，不真实的东西的艺术价值是荡然无存的。

翟俊杰17岁时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前

　　我觉得这些经历是生活对我的恩赐。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自豪，我是一个兵》。我看到一个摄影展里有一幅送别老战士退伍的照片，列车的窗口里外战友们互相抱着痛哭，我很理解他们。我当年在西藏冬天宿营的时候，就是把战友的棉被合起来用，你的铺在下面，我的盖在上面，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那边，互相抱着脚取暖，那种战友之情，只有经历了才知道。有一晚，我们在一个羊圈里宿营后突然不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分队长马万里说有情况。我们拿着枪搜索，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藏族老人拿着一把腰刀在那里，一问，他用藏语说他是这个村子里面的人，要义务为我们放哨。大雪天的，真感人。突然这老人不说藏语了，说起了四川话，然后把我们领到他的家里，说他是四川人，当年清朝大臣赵尔丰率领他们进藏镇守边关，但是边关没有镇守住，流落在这里，只有“金珠玛米”来了才真正的保卫住边疆了。这位老人所说的这些事情如果不深入生活，我们会知道吗?多么生动感人的生活素材啊!

　　拍长篇电视剧《西藏风云》的时候我离开西藏已经40多年了，我又带摄制团队重返高原。回忆起当年我在昌都地区的时候，战马惊了，我从马上摔下来，我的枪托都摔断了，子弹袋都摔开了，我一下子昏过去了。战友们抢救我，护送我继续行军。当时我无法骑马，战友们从老乡家借了一头毛驴，我就趴在上面，难忘啊!同甘苦共患难、同生死共患难的一帮好战友，我到现在也忘不了他们!这些东西都为我从事电影导演尤其是在拍八一电影制片厂战争军事电影题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您的作品有着浓郁的纪实风格，也融入了您的人生经历吧?

　　翟：我觉得纪实风格是一种叙事的风格。我特别注重作品的诗意化处理。前面说的是从军的经历，在艺术方面，我父亲当时是抗日救亡演剧队的成员，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和一批老一辈著名电影艺术家成了忘年交。比如说八一电影制片厂老电影艺术家黄宗江同志，你看他创作的《海魂》《柳堡的故事》《农奴》，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妹夫赵丹同志，他的妹妹黄宗英同志，还有谢晋同志、孙道临同志、张瑞芳同志，还有八一厂的田华大姐、严寄洲同志都是我的忘年交。他们见了我都叫我小翟，我觉得很亲切。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和老艺术家在一起听他们闲聊从来没有听过张家长李家短，都是说的电影艺术，听他们闲聊我都觉得是一个文艺小沙龙，是在读研究生。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赵丹是怎么塑造的林则徐，电影《天云山传奇》的艺术细节是怎么构思出来的。葛存壮也是我的老朋友、老大哥，我们合作过《我的法兰西岁月》。从1959年在西藏结识了宗江老师，如今已57年了，黄宗江的著作有20多种，我一本不少地珍存着。

　　现在什么“腕”啊，“小鲜肉”啊满天飞。于是之出了一本书叫《演员于是之》，人家也不说自己是什么表演艺术家，是什么腕，就说是一个演员，多么高洁的称呼!八一厂的老导演严寄洲的《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很值得关注，他拍了很多的好片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为了扩展视野(那时我刚刚40岁出头)，到北京电影学院编导进修班学习一年半，我把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费德里科·费里尼、德·西卡，法国的左岸派、安东尼奥尼，近代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奥利弗·斯通又研究一遍。我要接受新事物，光用固有的不行。另外，前苏联电影中能收集到的光碟我都在看，研究剪接点在什么地方，蒙太奇是怎么弄的。不管是军旅生涯，还是老艺术家的熏陶，专业的大学学习对我都非常重要。我上大学是在“文革”前上的，那个时候是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那时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不单研究影视，我还喜欢美术、音乐、摄影、文学、戏曲、曲艺等，几乎什么都喜欢。1962年，周总理号召部队文工团向祖国的传统曲艺学习，我就跟着京剧大师李万春先生学过《击鼓骂曹》《古城会》等。每天吊嗓，拉山膀、踢腿、下腰，然后是起霸、趟马、走边我全练过，我还和高元钧先生的弟子学了半年的山东快书，到现在还对十来个段子倒背如流。我和魏喜奎先生学过单弦“十三道辙”，这些东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养分。

　　我不单学，还要为部队服务，战士们喜欢什么我就来什么。在创作时把戏曲里面的虚实运用到电影里面就非常好。赣剧、山歌、豫剧、越剧、川剧等我都喜欢看，看完了以后我就琢磨，这是提高综合素质。我们家是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我四岁的时候祖父就教我学古文，当时我还没有桌子高，搬一个椅子，跪在上面趴到桌子上读边塞诗：“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是一幅何等生动形象的古代战争的画面啊，可那个时候我还不懂，我祖父教一句我学一句。《岳阳楼记》我到现在还倒背如流。这些东西何尝不对电影创作大有好处啊?书到用时方恨少，从事影视艺术别急着当明星赚大钱，要先打好基本功。

　　“创新、突破、超越”是拍好重大题材的根本

　　杨：能否请您谈一下重大革命题材创作的感悟呢?

　　翟：我是军人，拍摄重大革命题材、战争军事题材是我的责任。我的创作感悟归纳起来是这么几点：第一，热烈地拥抱生活。真正热烈地拥抱生活，不是走马观花，这太重要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第二，坚守中华文化。我发现中国的古典诗词里有很多电影的元素。本来电影是一个舶来品，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了短片《工厂大门》《火车进站》，在卡布其诺大咖啡馆放了一下，从此宣告电影诞生。我到法国去了两次，还专门在卡布其诺要了一杯咖啡，坐在那儿照了张相，怀怀旧。中国古典诗词里也有电影元素。“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不是典型的“叠化”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推、拉、摇、移、升”的运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四句短短的诗，像一个微型电影的分镜头剧本，画面、色调、光调，甚至似有若无的音乐，更有人物的情感等等，都在里面。棒不棒?因此，不要小看我们的中华文化。国外一些好的东西要大胆的借鉴吸收，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就是要本土化而不是化本土，比如谍战片，我们的谍战有最重要的一条，四个字：化敌为友。这是一种情操，用这种人格魅力去感染对方。我不赞成模仿好莱坞，我们要做中国民族特色很浓的谍战片，是本土化的，而不是化掉本土完全照搬，那是没有出路的。第三，学习新生事物，推进创作。影视艺术和数字特技的发展是同步的，过去很多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只能想象而不能体现出来，今天可以仰仗数字技术制作出来。但是技术运用要有一个度，它是为叙事和塑造人物服务的。如果离开了内容，一味追求数字特技，那就是苍白的“炫技”。在剧作阶段就要充分发挥想象力，考虑到可能仰仗数字特技制作出来的阶段，而不是等到拍完了以后加些“慢动作”、特效。为什么美国大片好看?有一个重要原因，技术运用不是炫技，而是为了叙事。这些都需要我们放开眼界，多学习新生事物。

翟俊杰（戴草帽者）在《金沙水拍》拍摄现场

　　市场是目前影片制作必须面对的问题，有时作品的艺术性和市场性会发生矛盾，您怎么看待这种矛盾呢?

　　这和大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咱们国家、咱们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大成绩，其中包括文艺创作，各个门类都出现了很多的优秀作品，受到人们的欢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其实也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在世界影坛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类型，像美国的《巴顿将军》《珍珠港》，前苏联的《解放》《攻克柏林》《莫斯科保卫战》等等都是人家的重大历史题材，但是有艺术化的表现。

翟俊杰在《长征》拍摄现场为饰演毛泽东的唐国强（左）说戏

　　影视作品要想有市场，第一要做到常拍常新，创作要坚持创新，突破、超越，概念化、模式化是不行的，现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想要突破就在于艺术创新。如果还是习惯于对某一段历史进行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面面俱到的阐释，这是不行的。比如一个剧本，大段平铺直叙的人物对白，史实上没错，但人家像听天书一样怎么会喜欢看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承载介绍党史、军史的责任，但如果只为学习党史、军史，那就去阅读史料翔实、具有权威性的教科书得了，何必花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拍一个不是电影的电影，不是电视剧的电视剧呢?而且，当前要特别注意主要的观影群体是广大青少年。我们不能搞一些低俗的东西吸引眼球，但需要进一步提高可看性。这个课题很重要，任重道远，需要我们深刻思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放眼世界影坛，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比如美国、前苏联、法国、意大利、日本，应该属于电影大国。就以二战题材来说，美国30年代的《魂断蓝桥》被认为是准军事题材，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那种强烈的反战色彩，使它成为军事题材电影的经典。前苏联的军事题材电影大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30年代比如《恰巴耶夫》(我们翻译过来叫《夏伯阳》)，还有《战舰波将金号》，杜甫仁科、普多夫金创立的蒙太奇理论到现在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材。第二个阶段是二战爆发后，刚开始没法拍电影了，文艺工作者都去了前线。战争稍微平稳了一些，又开始摄制电影了，诞生了《青年禁卫军》《区委书记》等一大批电影，其中有优秀作品，也有不少概念化的东西。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60年代，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战地浪漫曲》《第四十一》《解放》《伊万的童年》《士兵的颂歌》《女政委》等一批影片。到了第四个阶段，即70年代更有很大的发展。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像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影片里有女兵洗澡的情节，刚开始我们还有些同志认为是色情，主张剪掉。我看过导演阐述，为了拍女兵洗澡这场戏，他专门把女演员叫来，讲清楚意图是什么，就是希望把她们的行为、心灵乃至胴体都表现得那样美好，但万恶的法西斯战争却将其从地球上抹杀掉了。如果不是法西斯发动战争，她们可以恋爱，可以结婚，可以生小孩，可以做母亲。但是战争把她们都毁灭了，她们在奋起进行反抗中一个个倒下了。什么叫悲剧?把美好撕碎给人看就是悲剧。

　　第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拥有市场，也需要文艺评论发挥导向的作用。现在报刊、媒体上，就连手机上大量充斥的都是哪个明星的绯闻或是结婚花了多少钱这些东西。有很多的话题可以报道，有的媒体却把报道集中在这些方面了。我觉得，关注作品的文艺评论可以推动创作越来越好，这也才能培养一批能够欣赏真善美的一代代观众，这是至关重要的。现在的小年轻缺乏引导。有些低俗的影片，引来社会上一片吐槽，却又拿这个当卖点，这就形成一个怪圈了。怎么改善这种状况，一方面我们应该拿出好作品给广大观众来欣赏，另一方面观众也得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

电影《我的长征》，翟俊杰给姚晨说戏

　　杨：重大革命题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究竟如何展现呢?

　　翟：如果把影视作品大概归纳，无外乎五种题材：第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第二，先进模范人物题材;第三，古装历史题材;第四，战争军事题材;第五，所谓的现实生活题材。现在存在的问题，我也归纳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模式化、先进模范人物题材概念化、古装历史题材戏说化、战争军事题材娱乐化、现实题材低俗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体现思想性和艺术性，我觉得无外乎两方面：第一，坚守信念、理想、担当。第二，坚持创新、突破、超越。

　　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这个题材的剧本不少，但说老实话，能让人振奋的作品少，一般化的太多。就我个人而言，我曾经三拍长征，这是我的幸运。第一次，1994年的《金沙水拍》;第二次，1996年的《长征》(上下集);第三次，前些年的《我的长征》。刚才说理想、信念、担当，这不是空洞的说教和政治口号。长征精神、抗日精神、抗洪精神、抗震精神乃至两弹一星精神、女排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永远不会过时。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坚忍不拔、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吃苦耐劳、团结友爱等都概括在里面了。长征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人类体能极限的挑战和人类求生存的爆发力?雪山草地，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那不是麦当劳、肯德基、红烧肉吃饱了去的，是在饥寒交迫、装备低劣、枪林弹雨的情况下完成的，比如铁索桥，现在叫你吃饱喝足，身上吊着威亚也未必敢过，可是当年的红军硬是冲过去了，太神勇了!

　　我在我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注重创新、突破、超越这六个字。除了三拍长征，不管是《血战台儿庄》《大决战》《我的法兰西岁月》，还是现实军事题材的《惊涛骇浪》等等，我都自觉实践着这六个字。我三拍“长征”，每一次都如履薄冰，都像第一次拍。我现在看了一些重大题材剧本，感到头疼，千篇一律。一开始，硝烟滚滚、枪声阵阵，男声旁白：1928年怎么着怎么着。换一个剧本，枪声阵阵，硝烟弥漫，1938年怎么着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剧本，这次创点新，枪声阵阵，硝烟弥漫，深沉的男声旁白、“配以字幕”，1948年怎么着怎么着……

　　只有把作品做到好看才可以吸引人来观赏。现在影片质量参差不齐，特别需要舆论的导引。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逐渐被人淡忘了，只是到了一个节庆的时候，比如说电影多少周年了，向他们致敬才让他们亮相。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也和这些老艺术家一样，纪念性的亮相。一到节庆的时候，出一大批影片，为什么多数都不是精品力作。艺术想象哪里去了呢?一写先进模范人物，就是一个书记上山下乡。书记坐吉普车，在乡间的土路上走，尘土飞扬，土路旁边有一个老大爷正在土灶煮什么东西，烟熏火燎。书记下车了，走向锅台，揭开锅盖。特写：锅里头都是青菜、野菜，没什么油水。他可能还会说这样的话：这么多年了，对老百姓心里有愧啊!最后老大爷含泪目送书记，我们的好书记怎么到了影视作品里就如此地苍白、概念化呢?还有表现先进模范人物，最后都积劳成疾，下面的情节我们几乎都能猜到：吊瓶特写打点滴、躺那喘息着、夫人的安慰、最后大家拿着花圈送别、哭。生活中如此地感人，到了银幕上怎么就如此干瘪，原因何在呢?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长征题材是很棒的题材，全世界不可能再有第二次。长征是独一无二的，是个永恒的题材，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应该常拍常新。像《巴顿将军》也不是为了纪念多少周年而拍的，准备成熟了就推出来了。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平时就要集中力量来做，不要等纪念日时遍地开花，影片质量粗糙，也很难走向市场。

　　杨：您能否再谈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真实性与艺术虚构的关系?

　　翟：艺术创作需要虚构，没听说把史料捏到一块就是剧本的，如果是这样那还要作家干什么?把史料捏捏，一看人物的话都是从史料上面抄下来的，都没有错，不是个性化语言，那是艺术吗?艺术创作就算是真实的历史片也是需要创作的，包括美术作品画毛泽东，除了标准像以外，其他的比如毛泽东手里拿一个雨伞，也是要经过构思的。重大历史题材应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比如，毛泽东当年很穷，儿子毛岸英结婚时毛泽东送了一件棉大衣，他说：你们结婚了我没有东西送你们，送你们一件大衣，晚上压被子盖暖和，白天穿御寒。有人说是在西柏坡送的，有人说是在香山送的，我认为不要较真是在哪里送的了，就是一位父亲送给儿子一件大衣，能表现出毛泽东同志的艰苦朴素和父爱就好。

　　我的二舅当年打日本鬼子在太行山牺牲了，一说这个话题我就比较激动，家仇国恨，我是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在影视创作上，决不能把中华民族的苦难史、抗争史搞成游戏化的娱乐史!表现正义的战争是非常神圣的，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亵渎伟大的抗日战争，要怀有敬畏之情。对敌方不要丑化，我不赞成把日本鬼子表现成“八格牙路”化的小丑，不赞成拍《大决战》国民党方面的时候，蒋介石都是“娘希匹”。我们是“武松打虎”，不是“武松打老鼠”。要给子孙后代真正留下来英雄的形象，要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咱们经常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个高于生活就是说可以有一些艺术的创作或者是艺术的加工在里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或者是战争军事题材应该也是允许进行艺术虚构的，但要注意一点，这种艺术虚构一定要源于史实和生活的基础，要不然就是胡编乱造。比如手撕鬼子，不要说史实上有没有，在生活中你可能把人撕开吗?手榴弹扔到空中把飞机给炸了，裤裆里面藏一个手榴弹，那不成，那就成了抗日神剧，就恶俗了。这和在史实和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虚构完全是两码事。比如我拍《惊涛骇浪》，一个战士因为太劳累牺牲了。我设计了一个艺术细节：在他弥留之际，满是泥浆的胳膊上跳上了一只拇指大的小青蛙，鼓着肚子看他，这是诗意化。小青蛙出来之前是写实，小青蛙出现就变成了写意;小青蛙出来之前是叙事，小青蛙出来之后是浪漫的抒情，而且起到了一个极大的对比作用，一个这么一点儿的小青蛙还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而这么一条汉子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小战士看着小青蛙还笑笑，慢慢闭上眼睛，一股鲜血从嘴角慢慢流出来，好像还在说：小青蛙好好活着啊……这就像中国的传统戏曲的“紧拉慢唱”，内在节奏很紧，外在情景则把他牺牲之前这个时间拉慢了，从而表现出人民战士的情怀。《惊涛骇浪》大家都说好，评论家也说这个艺术细节好，这个就是生活啊，战士是在江岸上抗洪，这种环境往往就有青蛙、泥鳅、蚯蚓，如果是一只公鸡或是一只猫就不太可能了，抗洪的江岸怎么会出现这些动物呢?但一只青蛙是很真实的。

　　我拍电影《长征》，明明是惨烈的场景，我恰恰选择凄美、哀婉的《十送红军》作对比，因为惨烈的场景再配上激烈的音乐，北京话说这叫“顺拐”，不成。而惨烈的场景配上凄美哀婉的音乐与歌声，更能引起人们无尽的联想，这就是“声画对立”营造出的诗意化的艺术效果，我还把最后的词改了一下：“问一声亲人红军啊，此一去西征何时才回还。”回什么还啊?大部分红军战士都在长征不同的地段倒下了……很多东西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令人欣喜，但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征程中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杨：确实，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方面，我们首先要保持作品的客观真实性，但在表现手法上如何才能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呢?

　　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本来是好故事，传递了正能量。我希望加一个前置词就是艺术化地传递正能量，绝对不能干巴枯燥、标语口号、空洞说教。文学艺术最主要的是要塑造生动鲜活的典型人物形象，以影视来说中外都是如此，塑造好形象是至关重要的。要塑造出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就要真正深入生活，用我的话说就是热烈地拥抱生活，研究史料。比如说拍电影，现在有的作品对话太多了，有些电视剧化了，电影应该用造型讲话，通过个性塑造介绍历史的进程。比如说敌我双方的态势是怎么回事，这边怎么运动，那边怎么包抄，敌有多少师多少旅，要说这些东西，更要艺术化地表现出来，红军当年在饥寒交迫、装备低劣、枪林弹雨的险境下，居然在泸定桥光溜溜的铁索上硬是英勇顽强地冲过去了，这是何等的震撼人心?年轻的观众看了以后觉得共产党真了不起，红军真了不起，这就起到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作用了。背景、态势应该介绍，但要“以史掩人”，要塑造人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精彩的艺术细节越多，人物形象越鲜明，成功的机率越大。

　　文艺评论应引导创作者专注于作品

　　杨：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您怎么看文艺评论的作用呢?

　　翟：文艺创作没有文艺批评是不行的。对作品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很重要，全社会都要充分关注、支持文艺评论的开展。票房也好，点击率也好，收视率也好，这些应该重视，但是主要还是要看片子本身的品质。文艺评论应该引导创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作品上来。我觉得作为电影来说只有拿出过硬的作品才是硬道理，说别的都是白搭。说的再好，出不来好作品，愧对时代，愧对人民，这就是我的感想。比如，觉得只要出名的就是好的，才误导了有的地方甚至在争西门庆的家乡，这成何体统啊!你可以争包公的家乡，诸葛亮的故乡，西门庆这么一个人很光荣吗?还有某地弄一个山寨的狮身人面像，用这种东西吸人眼球，很荒唐啊，真正的中华文化在哪?现在有的创作者，先想怎么一夜成名赚大钱，其次才是作品本身，怎么得了?有的搞创作被很多杂念干扰，要打造城市名片，要提高知名度，要拉动旅游，要推销产品，本意无可厚非，但拍片就是把片子拍好，写小说的就要把小说写好，写散文的就要写的优美，搞音乐要让它动听，不要有那么多杂念。好的作品自然会流传。我老说娱乐没有错，人们辛勤的劳作一天，晚上回去看点影视作品，爱情爱情，缠绵缠绵，打斗打斗，惊险惊险，恐怖恐怖都不为过，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但是主流是什么?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娱乐至上，娱乐至死，娱乐是终极目的，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这值得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电影工作者深思。周总理在五六十年前就要求我们文艺创作要“寓教于乐”，我理解这个乐不是哈哈大笑的乐，而是寓教于艺术，让读者和观众在审美的过程中受到感染，收到预期效果。因此，搞艺术要集中精神，不要杂念很多，狠抓作品质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对于创作者而言，把作品搞好，这是唯一的。

　　另一方面，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音乐、歌剧、影视作品，都需要严肃的文艺评论，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这样的发声很重要，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受益。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也曾得到评论家的许多指点。我30年前有个电影作品《共和国不会忘记》，电影理论评论家于敏先生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松柏本孤直》，对这部影片进行了赞扬，也非常中恳地指出了不足，对我有很大启发。再如，电影评论家钟惦斐先生的文章鞭辟入里、敢讲真话，非常了不起，现在这种文章太少了。

　　访后跋语

　　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我供职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江西文联在赣州举办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在会议期间，有幸采访了出席会议的翟导。陪同翟导站在江西于都河畔，几座大桥飞架于都河上，连接出一座现代化城市。而1934年的10月，红军将士从这里搭浮桥渡江，开始了漫漫征程。过去的痕迹已难以找寻，我们只能在历史的时空中，与那些先烈们彼此凝望，望着静静流淌的于都河，听翟导讲述80年前的长征故事。在我与翟导漫步过程中，翟导还讲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革命故事和国内外影片的经典片段，他视野广阔、博学多才，他谦逊幽默、嗓音浑厚，他说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身在影坛，心忧天下。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有力的讲述了如何做好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以及如何做出更多的精品，说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他提到六个词：信念、理想、担当、创新、突破、超越，而所有的创作必须要深入生活、拥抱生活才能更好地坚守我们的中华文化。他所谈到的文学艺术创作经验和当今存在的问题，都值得评论家、艺术家进一步思考。回京之后，我跟翟导又通过微信及电话等多次联系，对于我不成熟的发问，他会亲切地回复“傻丫头”，一点没有大导演的派头，却在举手投足间展现出一个艺术家的胸襟和风范。

　　*杨静媛：《中国文艺评论》编辑

　　*责任编辑：吴江涛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2期 总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