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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一针见血地告诫我们：“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六年多过去了，勿庸讳言，文艺评论界这种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的错误倾向得到了匡正，但仍未绝迹，有时还顽强地表现出来，干扰着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持续繁荣和健康开展。

　　试举一例，在当下的影视艺术评论中，有的文章显然用的不是鲁迅先生当年就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枪法”，而是生吞活剥地从西方文论中搬来的“类型片”理论，并以此剪裁中国当下的电影电视剧作品，是此非彼、了了分明地把作品划分为这是“言情片”类型，那是“谍战剧”类型，那又是“青春偶像片”类型……每种类型又都有各自的一套关于人物关系设置、情节构思安排、悬念细节分布的章法套路。于是，拿这一套去评点、剪裁中国当下的电影电视剧。实践已经雄辩证明：这样的评论对创作产生的误导一是让创作者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人民，遁入西方“类型片”理论抽象出的章法套路的迷阵不能自拔，靠胡编乱造来适应那不合国情的章法套路，堕进同质化歧途，二是令创作者误把“类型片”当作创作的正途，一部“言情片”火了，便一窝蜂而上，大家争拍“言情片”，一部“谍战剧”火了，各地都编“谍战剧”，雷同化、单一化势在必然，百花齐放何能实现？

　　其实，这种用西方“类型片”理论来剪裁中国当今影视艺术审美实践的倾向，是完全有悖实事求是原则的。不是说，对西方“类型片”理论中那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不可以学习借鉴；而是说，应当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首先在“各美其美”——自信中国影视艺术审美的优秀历史传统和成功经验——的前提下，再去“美人之美”——学习借鉴西方影视艺术创作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进而实现“美美与共”——將中西互补，交融、整合、创新出“万有相通”的新艺术。这才是一条守正创新的繁荣发展之道。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影视艺术发展的历史，并非一部“类型片”的历史。百余年的中国电影的优秀历史传统，一是上世纪30、40年代之交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左翼文艺的进步电影传统，二是新中国诞生后以《女篮五号》《万水千山》《青春之歌》《永不消逝的电波》《早春二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为代表的共和国的人民电影传统，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新时代的以《人生》《天云山传奇》《野山》《人到中年》《焦裕禄》《横空出世》《我和我的祖国》等为代表的直面人生、开拓未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肇始于1958年、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起来的中国电视剧的历史，明明白白是一部不断高扬地方文化优势、实现地方文化资源最佳配置和创作生产力诸因素（编、导、演、美、音、摄、录）优化组合，努力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谁不知晓，北京曾以《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举起了“京派”大旗，上海曾以《上海一家人》《孽债》等举起过“海派”大旗，辽宁曾以《努尔哈尔》《篱笆·女人·狗》三部曲刮起过“东北风”，江苏曾靠《范仲淹》《秋白之死》等名人传记片扬起了“东南风”，而四川则以《死水微澜》《淘金记》《南行记》等打出了“巴蜀”大旗……这就是真真切切的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哪里是什么“类型片”的发展历史？

　　这就深刻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的影视评论必须从中国影视艺术发展的历史出发，而万勿用西方“类型片”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还是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深刻精准：“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

　　（作者：仲呈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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