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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美学重新交给哲学

——以彭富春《论大道》为例

　　在我国当代哲学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彭富春教授一向以追求思想的原创性著称。如何让汉语讲哲学，如何以哲学反思现实，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问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近作《论大道》中，他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将哲学定位为欲、技、道的游戏，进而对当代社会的享乐主义、技术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进行了理论反思，发人深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的末章，他由哲学推及到美学，将美称为欲、技、道游戏的显现，这为重新思考哲学与美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

　　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美学主要分布在三大学科。其中，哲学学科有美学，一般被称为哲学美学，侧重于对美和艺术进行哲学反思；文学和艺术学科有美学，分别被称为文艺美学和艺术美学，侧重于对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审美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和解释。从美学史看，美学虽然有种种的分类，但这门学科整体奠基于哲学，历史上重要的美学家往往首先是哲学家，美学思想只是其哲学思想的自然延伸。20世纪以降，西方哲学领域反本质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使关于美的哲学思考面临困境，美学则从对美的基本问题的理论关切，退变为对于文学艺术现象的描述性解释。同样，在我国，这种倾向也极为明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日益趋于实证，“思想家淡化，学问家凸显”成为人文科学领域的普遍症候。这中间，虽然不断有学者提出美学的复兴问题，但事实上，这一复兴主要体现在对文学艺术和文化、自然的现象描述，美学在基本理论层面则几乎毫无推进。这样，所谓美学的复兴，至多是审美现象性的复兴，而不是理论上的复兴。而美学学科由哲学美学和文学美学、艺术美学构成的一体两翼关系，则逐渐因哲学主导力的丧失而陷入分裂和碎片化的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读彭富春的《论大道》，作为美学研究者，应该有别样的滋味。该书首先从生活世界出发，相继对人的欲望本性、以技术为中心的器物和器具、以智慧为本位的大道（真理）进行了解析，认为人的生活世界是欲、技、道的游戏。以此为基础，在作者看来，在这由道、技、欲共构的生活世界之上，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维度，即美的维度。美一方面使生活世界显现为形象，并借此点亮世界；另一方面，美以其无利害的品质对功利化的现实形成超越。也就是说，在形象上显现，在价值上超越，是作者赋予美的基本特质，美也因此成为生活世界向理想之域的绽放形态，成为生活世界通达于理想世界的唤醒者和开启者，代表了人生在世的最高价值。

　　当然，世界借美的超越通达于理想，美也必然可以以其理想特质反向建构世界。就此而言，虽然作者只是在《论大道》的末章提及了美学，但却为从这一带有结论性质的论述出发，反向重构全书内容提供了可能。首先，与传统哲学在唯物和唯心之间做无谓的纠缠不同，作者搁置了对世界存在性状的本体论追问，直接将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观照对象。这种对现实直接介入的研究法，其理论基础是康德的认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似乎与美学无关。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美学早就冲出了传统情感论的框架，逐步向人日常性的直观经验放大。在此背景下，美就不仅仅是在真、善之间充当中介的角色，而是对人的认识活动具有奠基性，人们一般将这种审美对认识的先期置入称为“认识论的审美化”。当然，如果人的认识本身就是审美的，那么被人的认识能力建构的世界本身就是审美的世界。也就是说，彭富春在《论大道》的发端虽然以哲学话语谈生活世界，但它同样也是美学问题。其次，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成，作者在该著中拈出了三个关键词，即欲、技、道，并进而引出对身体、技术和真理问题的讨论。在他看来，欲望关乎身体，技术关乎器具。这中间，如果说欲望和技术是抽象的，身体和器具则是具象的、感性的，这意味着欲望和技术有着向美生成的顺畅路径。这也是当代美学将身体、技术、器具一并作为美学问题来讨论的原因。至于该书中提到的大道、真理或智慧，由于作者搁置了对世界的本体性追问，所谓的大道就永远不可能是大道本身，而只可能是一种具有审美性质的真理或智慧之光。易言之，它仍然是一个基于显现的美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最后，关于游戏。西方美学自席勒以来，游戏从未外在于美，而是作为审美自由的代名词存在。在此基础上，彭富春又赋予了游戏新的意义，即将它作为对欲望、技术和大道共在共生方式的形象表达。这种表达显然将三者的关系协同化、生命化、场域化了。也就是说，不仅欲、技、道三者均分有了审美自由，而且由此共构的场域也通达于审美自由。

　　至此，彭富春的《论大道》，看似是一个哲学文本，但事实上整篇内容同时属于美学。或者说，作者不仅以体系性的哲学论述为美的最后出场提供了背景，而且这一哲学体系本身就是审美化的。从这一“美学体系”的构成看，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视为美的存在论，把欲望、技术和真理性的大道视为美的三重呈现层级，而把感性视为美的基本规定，把无利害或超功利作为美之为美的灵魂。这种充分哲学化的美学体系，最大的价值就是深化、拓展了人们对美的认识，使这门极易陷于日常通俗之见的学科形成了对人现实审美实践的总体规定。

　　当然，说哲学化的美学不同于人的日常通俗之见，并不意味着它就不食人间烟火，无法直接面对现实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比如在《论大道》中，作者谈到“无原则批判”这一哲学方法论，意在搁置认识活动中的前置立场或先入之见，引人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这一方法，用日常语言讲就是实事求是，用美学语言讲就是强调审美直观。很显然，作者是以哲学的方式深化了对实事求是和审美直观的认识。同样，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也不是因沉溺于概念辨析而缺乏现实关怀，相反，他对大道、技术和欲望的哲学或美学分析，正是为了反省当代世界的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并对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浪潮提出批评。据此可以看出，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在烟火之外为人提供了观看烟火的更清晰视角。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缺乏价值关怀，而是在一般盲目性的关怀之上，为人提供更具普遍价值和建设性的关怀。

　　对美学而言同样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没有哲学素养，从来不妨碍他审美；甚至人愈是理性基础薄弱，反而愈是易于对审美对象全情投入。但是就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讲，如果没有哲学理论作为顶层设计并建立框架，那么它就永远是丛林性的，就永远无法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可以栖息的陆地。在当代，日益多元歧出的审美和艺术现象，亟待美学理论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美学的进步又需要哲学提供强大助力。在这种背景下，重新捋清从哲学到美学、再到文学艺术的知识谱系，让美学回归哲学本位，就成为这门学科走出假象化的复兴、并为社会作出真正贡献的关键所在。

　　在我国当代哲学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彭富春教授一向以追求思想的原创性著称。如何让汉语讲哲学，如何以哲学反思现实，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问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近作《论大道》中，他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将哲学定位为欲、技、道的游戏，进而对当代社会的享乐主义、技术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进行了理论反思，发人深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的末章，他由哲学推及到美学，将美称为欲、技、道游戏的显现，这为重新思考哲学与美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

　　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美学主要分布在三大学科。其中，哲学学科有美学，一般被称为哲学美学，侧重于对美和艺术进行哲学反思；文学和艺术学科有美学，分别被称为文艺美学和艺术美学，侧重于对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审美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和解释。从美学史看，美学虽然有种种的分类，但这门学科整体奠基于哲学，历史上重要的美学家往往首先是哲学家，美学思想只是其哲学思想的自然延伸。20世纪以降，西方哲学领域反本质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使关于美的哲学思考面临困境，美学则从对美的基本问题的理论关切，退变为对于文学艺术现象的描述性解释。同样，在我国，这种倾向也极为明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日益趋于实证，“思想家淡化，学问家凸显”成为人文科学领域的普遍症候。这中间，虽然不断有学者提出美学的复兴问题，但事实上，这一复兴主要体现在对文学艺术和文化、自然的现象描述，美学在基本理论层面则几乎毫无推进。这样，所谓美学的复兴，至多是审美现象性的复兴，而不是理论上的复兴。而美学学科由哲学美学和文学美学、艺术美学构成的一体两翼关系，则逐渐因哲学主导力的丧失而陷入分裂和碎片化的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读彭富春的《论大道》，作为美学研究者，应该有别样的滋味。该书首先从生活世界出发，相继对人的欲望本性、以技术为中心的器物和器具、以智慧为本位的大道（真理）进行了解析，认为人的生活世界是欲、技、道的游戏。以此为基础，在作者看来，在这由道、技、欲共构的生活世界之上，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维度，即美的维度。美一方面使生活世界显现为形象，并借此点亮世界；另一方面，美以其无利害的品质对功利化的现实形成超越。也就是说，在形象上显现，在价值上超越，是作者赋予美的基本特质，美也因此成为生活世界向理想之域的绽放形态，成为生活世界通达于理想世界的唤醒者和开启者，代表了人生在世的最高价值。

　　当然，世界借美的超越通达于理想，美也必然可以以其理想特质反向建构世界。就此而言，虽然作者只是在《论大道》的末章提及了美学，但却为从这一带有结论性质的论述出发，反向重构全书内容提供了可能。首先，与传统哲学在唯物和唯心之间做无谓的纠缠不同，作者搁置了对世界存在性状的本体论追问，直接将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观照对象。这种对现实直接介入的研究法，其理论基础是康德的认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似乎与美学无关。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美学早就冲出了传统情感论的框架，逐步向人日常性的直观经验放大。在此背景下，美就不仅仅是在真、善之间充当中介的角色，而是对人的认识活动具有奠基性，人们一般将这种审美对认识的先期置入称为“认识论的审美化”。当然，如果人的认识本身就是审美的，那么被人的认识能力建构的世界本身就是审美的世界。也就是说，彭富春在《论大道》的发端虽然以哲学话语谈生活世界，但它同样也是美学问题。其次，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成，作者在该著中拈出了三个关键词，即欲、技、道，并进而引出对身体、技术和真理问题的讨论。在他看来，欲望关乎身体，技术关乎器具。这中间，如果说欲望和技术是抽象的，身体和器具则是具象的、感性的，这意味着欲望和技术有着向美生成的顺畅路径。这也是当代美学将身体、技术、器具一并作为美学问题来讨论的原因。至于该书中提到的大道、真理或智慧，由于作者搁置了对世界的本体性追问，所谓的大道就永远不可能是大道本身，而只可能是一种具有审美性质的真理或智慧之光。易言之，它仍然是一个基于显现的美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最后，关于游戏。西方美学自席勒以来，游戏从未外在于美，而是作为审美自由的代名词存在。在此基础上，彭富春又赋予了游戏新的意义，即将它作为对欲望、技术和大道共在共生方式的形象表达。这种表达显然将三者的关系协同化、生命化、场域化了。也就是说，不仅欲、技、道三者均分有了审美自由，而且由此共构的场域也通达于审美自由。

　　至此，彭富春的《论大道》，看似是一个哲学文本，但事实上整篇内容同时属于美学。或者说，作者不仅以体系性的哲学论述为美的最后出场提供了背景，而且这一哲学体系本身就是审美化的。从这一“美学体系”的构成看，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视为美的存在论，把欲望、技术和真理性的大道视为美的三重呈现层级，而把感性视为美的基本规定，把无利害或超功利作为美之为美的灵魂。这种充分哲学化的美学体系，最大的价值就是深化、拓展了人们对美的认识，使这门极易陷于日常通俗之见的学科形成了对人现实审美实践的总体规定。

　　当然，说哲学化的美学不同于人的日常通俗之见，并不意味着它就不食人间烟火，无法直接面对现实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比如在《论大道》中，作者谈到“无原则批判”这一哲学方法论，意在搁置认识活动中的前置立场或先入之见，引人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这一方法，用日常语言讲就是实事求是，用美学语言讲就是强调审美直观。很显然，作者是以哲学的方式深化了对实事求是和审美直观的认识。同样，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也不是因沉溺于概念辨析而缺乏现实关怀，相反，他对大道、技术和欲望的哲学或美学分析，正是为了反省当代世界的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并对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浪潮提出批评。据此可以看出，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在烟火之外为人提供了观看烟火的更清晰视角。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缺乏价值关怀，而是在一般盲目性的关怀之上，为人提供更具普遍价值和建设性的关怀。

　　对美学而言同样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没有哲学素养，从来不妨碍他审美；甚至人愈是理性基础薄弱，反而愈是易于对审美对象全情投入。但是就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讲，如果没有哲学理论作为顶层设计并建立框架，那么它就永远是丛林性的，就永远无法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可以栖息的陆地。在当代，日益多元歧出的审美和艺术现象，亟待美学理论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美学的进步又需要哲学提供强大助力。在这种背景下，重新捋清从哲学到美学、再到文学艺术的知识谱系，让美学回归哲学本位，就成为这门学科走出假象化的复兴、并为社会作出真正贡献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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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成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美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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