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批评，被一种巨大或莫名的迷茫所笼罩，既没有方向感，也缺乏有力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许多年。虽然文章照样发表，学术刊物照样出刊，但有影响、有力量、有创造性的著述凤毛麟角。维持这种局面的主要“学术杠杆”，是“项目”和各种评估“指标”在起作用。这是文学批评和研究界的现状，这种学术体制的问题日益显示出来，但仍然以惯性的方式滑行空转，并且是“学术生产”最强大的控制力量。这是学界没有言说的共同苦衷。文学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被提出，甚至有人用“危机”来概括。几十年过去之后，这种困境不仅没有缓解，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就在今年，作为批评中坚力量一代的丁帆说：“在许许多多混杂的批评观念当中，我们的批评者往往会目迷五色，失去了批评主体性的价值判断，徜徉在一种价值无序的批评言说之中，失去了自我价值的定位，这种现象表现在专业性的批评家——说白了就是‘学院派批评’已然进入了一个价值体系极为混乱的境地。不是因为批评家所持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不对（我反倒以为，批评观念和方法是可以多元对立而存在的，唯有批评的冲突，才能更好地建立起正常的文学批评结构体系），而是批评家在观念和方法的阐释之中表现出来的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混乱，严重地背离了批评的真理性原则。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大量的博士论文的生产线上，同样存在于许多‘学院派批评’教授们的论文制造流水线上。要解决这样的批评难题并非一日之功，因为这个文学批评的体制就决定了这样的批评观念和样式存在的合理性。”(1)青年批评家岳雯说：“回望这十年，我们的生命被文学批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在不同的文学会议上相遇，或唇枪舌剑，或秉烛夜谈；我们秉笔疾书，是深海采珠，也是为未来的文学史留下一份备忘。通过文学批评，我们想要召唤出更好的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寻找一个时代的根本性难题，并试图与之对话。有的时候，我们雄心勃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的时候，我们陷入间歇性虚无，不信任手中的文字能创造更好的世界。”(2)两代批评家，无论是丁帆批评的“学院批评家”的价值混乱，背离了文学批评的真理性原则，还是岳雯感同身受的迷茫与虚无感，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下文学批评面临的真实困境。这个困境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也是当下文学批评整体性的。我当然也概莫能外。我也试图找到一条能够缓释这一困惑的道路或方向，但一直不得要领。我们知道，从1980年代初开始，向西方学习业已成为宏大的时代潮流，西方繁复的文学观念和方法，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文学视野，也以镜像的方式清晰了我们的文学位置。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源于西方文学基础产生的西方文学理论，也遇到了他们自身的纠结或难题。因此，西方文学理论在阐释文学共通性问题的时候，确有明快和通透的一面，但是，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学，也总会有其特殊性。面对“特殊性”的时候，仅凭西方文学理论往往捉襟见肘词不达意。于是，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我经常向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方向张望，希望能够从他们从事的研究中汲取新的资源和方法。特别是身边一些优秀的古代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常常让我耳目一新深受启发。

　　古代文学研究者蒋寅是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的同事，也是多年好友。他的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诗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影响广泛地位甚高。他2012年和2019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诗学史》，就是他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这是一部专业性极强的宏大著述，两卷1500多页，150余万字。他从“反思与建构”，“学问与性情”的角度构建了《清代诗学史》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三卷正在研究和撰写中。我不是古代诗学的研究者，没有能力从知识的角度评价这部恢宏的著作。因此，这个“评论”只能是我阅读体会的另一个说法而已。还好蒋寅也曾说：“这部《清代诗学史》我更希望是写给不研究清代诗学乃至不研究古代文学的读者看的。希望他们通过书中引述的大量原文，可以约略窥见古典诗学的晚期，诗论家们如何谈论诗学、批评诗歌，不仅了解这些诗论家的想法，甚至能直观地感知他们的批评方法和言说方式。”(3)这不仅提示了我阅读和关注的视角，同时也是鼓起我“评论”勇气的一个理由。

　　一、知识考古学与对话关系

　　在我看来，《清代诗学史》（第一第、二卷）的主要贡献和特点有这样几方面：首先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蒋寅曾自述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准备写作的，第一卷写了10年，80多万字，已经出版；第二卷写了6年，70多万字；现在开始写第三卷。我把世界各地关于清代诗文批评的资料搜集起来，列出书目，慢慢阅读，差不多阅读了600多种诗话。很多书在过去是很难找到的，最近几年陆续被影印出版了。我想，这部巨大的《清代诗学史》，放在以前，凭借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很感谢这个时代，希望以这样一部新的学术作品来致谢这个新的时代。”在另一处他补充说：“清代出版了数量众多的诗学理论著作，但我们对此了解得非常之少。过去老辈学者说清诗话大约300多种，而我在1994年编成的目录已经收录了近800种，另外失传的还有500多种，现知传世书籍已有1000多种，失传的也有800多种。也就是说，在清代约270年间，出现了至少1800多种诗学理论著作，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为此我萌生了写一部《清代诗学史》的想法。”据我所知，多年来，蒋寅先后出版了《中国诗学研究的思路与实践》（1997）、《王渔洋事迹征略》（1999）、《王渔洋与康熙诗坛》（2000）、《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清诗话考》（2003）等。特别是《清诗话考》，著录存世诗话目录966种，又另编亡佚诗话目录503种，共1469种。他“以个人之力，积十多年之功”，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和宏大的学术抱负，是断难完成的。这些著作，蒋寅曾陆续相赠，是我经常阅读的书籍。作为同事和老朋友，我了解蒋寅始终不渝的读书和写作状态，每每想起，确实非常钦佩和感动。可以说《清代诗学史》确实是“做”出来的，蒋寅从最基础的诗话目录学编撰开始，基础资料了然于心之后再开始做研究性的工作。“知识考古学”不是对书籍和理论的描绘，而是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是在寻找散落于时间之外归于沉寂的印迹。或者说就是对话语的描述。因此，在方法论上，《清代诗学史》已经综合了中西不同的方法。这一点与蒋寅的学术训练和准备、自我期待有关。他曾表示，在撰写《清代诗学史》之初，就将目标瞄准了雷纳·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希望能写出一部反映中国17—20世纪初诗学发展的历史，目的是展现中国诗学在这近300年间的极度丰富和长足发展，为学界完整地认识古典诗学的面貌，进而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传统提供一个新的、更重要的是较为完整的参照。“比照弗·施莱格尔‘最好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历史’的说法，最好的诗学理论也就是诗学历史。的确，‘每门科学的完成往往无非是其历史性的哲学成果’，只有建立在诗学史的细致梳理之上的理论反思，才能完整而具体地呈现古典诗学的逻辑展开和层累式的演进过程。因此，我首先坚持展示历史的丰富性第一的原则，并认同圣伯夫的看法，‘历史太重逻辑便谈不上真实’。”(4)即便如此，任何一种历史著作，一定有史家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就是历史著作的逻辑构成，也就是他要将清代诗学构建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历史是史家的历史，历史著作犹如一个口袋，口袋里装了什么样的材料，便构成了什么样的历史。就像建设一座大厦，材料是一样的，但蓝图不一样，同样的材料建设起来的却不是同一个建筑。因此《清代诗学史》对文献材料和清代诗学话语的细致梳理中，将这一时代的诗学观念史、批评史、学术史熔于一炉，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下，对清初诗学的历史进程、时代特征和理论品格做了充分的论述。全书展现的丰富的诗学现象和理论内容，不仅有助于改变学界有关中国诗学的文化特征及理论品格的一些通说，更有助于反思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为建设本土化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和借鉴。它确实承担得起学界认为的清代诗学“过程史研究的佳范”(5)的赞誉。

　　第二点，是《清代诗学史》的对话关系。在“导论”中，作者概括了“清代诗学的时代特征”，这就是“清代诗学的两种倾向”“集前代诗学遗产之大成”和“清代诗学的地域意识”。这个时代特征，是全书逻辑构成的起点和基础。或者说，全书无论钩沉、呈现了多少材料，都是围绕这一时代特征展开的。在作者看来，清代一朝“已是日薄西山。在古典艺术的夕阳时代，作家们不是没有创作伟大的作品，但整体看来，我们感受不到古代文学勃发的生命力，一种暮气伴着垂老的时代笼罩在文学的上空，凄清的残夜，唯有文学批评闪烁着冷峻而睿智的光彩”。(6)这样的概括，是断语，也是在材料的基础上提炼出的思想知识。这个概括本身，已经隐含了作者的对话诉求。具体表现起码有两种对话对象：一是对诗学的反思：话语讲述的时代，是清代学者对明代诗学1662020.09的反思；讲述话语的时代，是作者站在当代对清诗学的反思。第一个方面，清代诗学对明代诗学的“三大流弊”做了清理和批评。这三大流弊就是模拟作风、门户之见和应酬习气。模拟之风是明代诗文创作中最显著也是最为人诟病的特征，自李梦阳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举世风靡。一代诗文创作笼罩在模仿抄袭为能事的拟古风气中。间有特立独行之士，不甘为风气所左右，也难以扭转举世同趋的潮流。但是，到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对明七子创作中的模拟之风都有严厉的批评。钱谦益抨击明代俗学，也归结于模拟之伪；顾炎武《日知录》中说：“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模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他由此发挥前人取法乎上，仅得乎其中的说法，说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这些激烈甚至愤慨的言辞，从根本上否定了模拟的合法性。但还是，蒋寅又不是彻底地否定明代模拟的“合理性”。他站在今天的立场说：“严格地说，模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段，只要承认文学史是一个文本序列的延续，像艾略特揭示的，任何一个新的文本都处于与旧有文本和既往传统的联系中，模拟就是不可避免的。前人因此也承认拟古是诗家的正当权利，尤其是在创作的初期阶段，模拟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在模拟与剽窃之间毕竟有的度，超过了限度就成为抄袭剽窃，就沦丧了创作的品格。明诗最让人不能容忍的实际是模拟过度以至到了剽窃的程度；另一方面，学习或模拟，应该是个“转益多师”的过程，如果对象有限，取资范围狭窄，其视野便可想而知。明前后七子的独宗盛唐，唯盛唐是拟，非但有剽窃之嫌，而且取径狭隘。更糟糕的是，这种袭而狭的作风不是源于一种艺术理想，而是出自门户之见，这是明人论诗的一大弊端。因此，清初的许多诗歌评论，都对明人的门户之见做了批判。作者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序曾断言：“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中的门户之争起于书院制度形成的宋代，书院讲学因有别于官学而自成统系，统系不一而有门户之争，至明代遂演成与政治势力相勾结的朋党之争，到清初犹然不熄。对模拟之风有强烈批判的黄宗羲，生平有两点可议之处，其中一点就是“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而同为清初三老的王夫之，生平最痛恨论诗文立门户。他不仅列举了明代最主要的门户，而且还考究了诗歌史上的门户源起。王夫之发现，门户之所以举世乐趋者，无非是迎合了才庸学陋者对方便法门的需求而已：入一家门户，便是求得一种活套，就可以按题目需要填砌，门户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捷径和熟套的代名词，也因此与饾饤、支借、桎梏等缺陷联系起来而与风雅、独创性、才情等艺术的基本理念失去关系；王夫之除了批判明人的门户之见外，还历数了明人“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其中“似乡塾师者”“似游食客者”，就是指应酬习气，这也是清初激烈批判的明诗弊端之一。批判模拟与应酬，主要是因为他们本质上的“伪”。作者援引毛际可的话说：“故有诗而今则无诗”，当然，“非无诗也，伪也。其病一在于模拟，一在于应酬。模拟者，取昔人之体貌以为诗，而已不与；应酬者，取他人之嚼服名誉以为诗，而己不与。”一个传达情感的优雅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交际功能越来越世俗化，成了交际的工具。清代诗学在批评明代诗学三大流弊的同时，也开创了这个时代创造、开放和自律的新诗学。比如钱谦益的“拨乱反正”的诗学；叶燮的“自律性”的文学史观；顾炎武“行已有耻”的伦理要求；王夫之对“抒情性”“意象化”的论述；黄宗羲的“创作主体”论；王渔洋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新格调论”；纪昀的“试律诗学”；袁枚的“性灵诗学”；姚鼐的“辞章之辨”与“义理之学”；等等。构成了清代诗学博大浩瀚的诗学世界。

　　清代诗学的发达，与清代学人敢于批判前人、特别是明代诗学的“三大流弊”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挑战和批判，是建构自己时代诗学的前提。更重要的是，清代诗学的创造者们，“无论是出仕新朝者还是持志守节者，对汉文化在民族斗争中的失败都是深感悲怆和痛苦的。对汉文化命运的关注超越了个人出处问题上的矛盾和犹疑，甚至克服了心理上的负罪感和屈辱感。在抗清斗争失败后，一种文化的救亡意识成为当时汉族士人的共同理念，亡国的痛苦和亡天下的恐惧化作深刻的历史批判和文化反思，明代的覆亡被归结于游谈心性、空疏不学的士风，学问被推崇到文化救亡的高度”。(7)他们期望通过“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说到底，“鉴往训今”还是与明代学人的家国情怀有关。

蒋寅

　　二、既是清代的也是当下的

　　清代学人强调“人的主体建设”。这可以从“情怀”和“操守”两个方面得以证实。在蒋寅看来，清代学术总体上是一个同感汉文化的堕落和对明代学风普遍失望的心态下发轫的，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经世倾向和反思意识。顾炎武与门人书曰：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167评论／“鉴往训今”与清代诗学的当代性／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这种经世倾向不仅造就了清代学术方法的征实精神，而且也培育了崇尚独创、追求完美的学风，其中顾炎武最为典型。他的《日知录》虽然有“率尔未确”的瑕疵而受到钱大昕的指责，但是，“亭林学术真髓实际在寓学问思辨于典礼制度的考据之中，在实证性的考据中阐明古今之变，治道之要，他的全部著述都贯通着古今之变的闳通见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8)也正是这种见识和胸襟成就了亭林学术的博大气象。才能够在改朝换代、汉文化沦亡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欲求和呼声。正是这一情怀，顾炎武提出“有益于天下”的文学主张。这个主张，是宋代理学家叶适的“为学而不接统绪，虽博无益也；为文而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也”的清代版。强调关注现实，力求诗文的“有用”，是清代学人情怀最感人的主张，也是他们“主体性”建设的主要方面。

　　与此有关的另一方面，是对个人“操守”的要求和自律。这个“操守”，既与个人道德要求有关，也与他们的诗学理论有关。其中顾炎武的“行己有耻”作为“性情”的道德底线最为醒目。“行己有耻”语出《论语·子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蒋寅认为，明末清初的诗坛。由于厌倦前后七子辈的泥古不化，诗人们在抨击“假盛唐”之余，都大力提倡“真诗”，对真的推崇和提倡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仔细分析起来，诗人们对“真诗”的强调，着眼点是不大相同的。明诗批判者一般都主张诗要表达真情实感和个性风貌，重点落在作品上。而顾炎武首先强调的是人要有真性情，重心落在主体上。这与顾炎武对伪的批判的与众不同是一致的。清初诗坛对伪的批判，大都惩于明人在风格上对唐人的模仿，着眼于艺术独创性问题；顾炎武对伪的批判则针对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贰臣诗人人格上的伪饰。他的“真诗”的观念，是从作者人格出发，经作品内容的审核，最后落实到诗歌风格的独创性。因此，对“操守”的维护，是顾炎武对“人的主体建设”的基础。这一点，对当作家、学者仍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我们为了表示不甘人后，一直在求新求变，表面看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忘了，旧的、过去的，并不是都应该遗弃的。我在一次关于创造文学“新人物”的场合，曾以1956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宗璞的《红豆》为例，表达了我们应该坚持一些不变的事物。我认为《组织部新来青年人》和《红豆》，未必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但他们是那个时代有难度的作品。这个难度就在于，王蒙和宗璞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家，他们真诚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能够真诚地表达自己对新时代的拥抱和追随；另一方面，他们也真诚地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表达他们对文学与生活的理解。他们希望能够处理好这两种关系。但是，这两种关系是难以处理好的。周扬都没有处理好。也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的王蒙和宗璞是让人感动的。他之所以让人感动，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青年还没有学会说谎，没有学会油滑。那个时代的作家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就是他们的诚恳和真诚。无论是王蒙笔下林震的“少不更事”，宗璞对爱情的一往情深，也包括柳青试图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努力，浩然试图描绘社会主义“艳阳天”的冲动。就他们创作的心态来说，他们做到了与生活建立的真诚关系。因此，我们在当下要塑造文学新人，创作出新时代的新人物，也要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面对生活的诚恳和诚实。

　　在《清代诗学史》中，蒋寅对“清初三老”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诗学成就做了充分的论述和肯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寅对他们全盘的肯定和接受。他说：“清初三老之学，虽同样博大精深，多所开辟，但也各有缺陷：梨洲之学不脱门户之见，这是讲学习气未泯，难得平心静气的缘故；亭林之学时有迂执不化之处，这是好古之笃，不切于今的弊病；至于船山之学，则不免有名士的浮夸气，常过于偏激而河汉其言，这大概与他不治考据之学，终欠沉实功夫有关。如果说光看《姜斋诗话》还不易察觉这一点，那么，通读他那三部评选，就会感觉其中大量充斥着明人式的悠谬大言，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王夫之，一个见识疏阔而又很自以为是的王夫之。”这一质疑和批评，不能说不尖锐，但蒋寅言之有据，也是他所坚持的学术操守的一种体现吧。

　　“鉴往训今”既是顾炎武诗学的方法和旨归，也是蒋寅做《清代诗学史》的方法和目的。当然，从资料做起，然后梳理清代诗学丰富的资源和成果，将一个时代的诗学理论整合并呈现出来，是作者学术成就的具体体现；但是，所有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无一不是指向当代的。所谓的以古为鉴，可知兴替；知往鉴今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蒋寅做《清代诗学史》，背后隐含的用意或意图，显然与当代中国的诗学问题遭遇的困境与问题有关。他是一个古代诗学的研究者，他是以专业的方式，也就是用他提炼和发现的古代诗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寻求建立中国本土文学批评理论的可能性。应该说，建立有中国1682020.09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批评，一直困扰着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我们也曾试图对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但是在蒋寅看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口号的提出，确实在学界产生很大反响，老中青各代学者都发表过不少论文，认为这是激活古代文论的生命力，甚至是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必要手段。但我对此不敢苟同，认为它是个伪命题，持同样看法的还有胡明、郭英德等先生。我们都知道，文学乃至艺术理论，都是同一定的创作经验相关的（对某种理想的鼓吹只是主张，不是理论），传统的文学、艺术理论，只要创作维持着传统形态，诸如书画、戏曲等，其理论就自然存活着，无须转换；创作早已枯萎的，像试帖诗、律赋及许多应用文体，其理论也便死亡，转换也激活不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个没有意义的命题，而且‘转换’一词更是个缺乏规定性、无法讨论的词语，根本就不适合用作学术概念。所以‘转换’了20年，既不清楚该怎么转换，也不知道转换了什么。我把自己研究古代诗学的系列论文命名为《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试图以今天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来检视古代文论，阐明古人的诗学言说，理解古代文论中概念和命题的一般含义和特定语境下的所指，使古代文论成为可以理解和价值估量的理论遗产，向我们开放，和我们对话。马克思说，只有明白了人体解剖，才能懂得猴体解剖，古代文论也要经过‘现代诠释’才能真正被理解。所以我不同意那种反对用西方文论来阐释、衡量中国古代文论或者说西方文学理论不适合中国文学经验的看法。还是老话，中西问题不是地域的问题而是古今的问题，如果硬要说当代文学理论中不包含中国文学经验的话，那就要问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有没有自己的独特经验，我们有没有尝试对此加以理论的总结和提炼？”(9)因此，《清代诗学史》的对话关系，除了与古代诗学理论，还有当代文学理论，或者说，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当代文学理论。

　　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我可能更多地着眼于“实用性”，或者说，在蒋寅对“清代诗学”的现代阐释中，对当代文学研究有怎样的具体价值，特别是应用价值。实事求是地说，我确实受益匪浅感触颇深。当代人说当代事，总难免各种局限。因此，也更进一步地理解了当年唐弢先生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和施蛰存先生的“当代事，不成史”的说法。当年出于对学科偏狭的理解，曾激烈地反对唐先生、施先生的言论，这显然是没有见识的表现。还有，当下关于文学的地域研究、女性文学研究等热门话题，事实上，清代学者都已经接触过。清代诗学的地域意识，“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贤前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以地域文学为对象的文学选本，也许是明清总集类数量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种群。而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又是诗歌，数量庞大的郡邑诗选和诗话，显示出强烈的以地域为视角和单位来搜集、遴选、编集、批评诗歌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是诗歌创作观念中区域性视野和创作实践中地域性特征的自然反应，也是我们研究清代诗学必须首先注意的重要问题”。(10)而且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六朝时代，那时已经注意到气质与风土的关系。还比如，对女性文学的重视，从八九十开始一直至今不衰。而且对女性文学重视的发动性力量，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东渐。其实在明代，随着明代社会意识的变革，士大夫阶层对女性的价值观悄然地发生了变化。不仅公然标榜女性美貌的价值，“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已被抛弃，才学和文艺教养作为提升女性品位的重要因素普遍受到重视。到了清代，王渔洋、袁枚等人对女性诗人的表彰，在诗坛早已是寻常事。甚至美国学者曼素恩也认为，进入康、乾盛世，一度处于女性文学中心位置的青楼文化一去不复返，同时士大夫家族的女性文学却活跃起来。她认为这与当时新的妇女典范的出现有关：朝廷和官僚虽然强调妇女的家庭责任，却并不排斥女性的文学写作。对于许多上层家庭来说，女性的文学才能与成就不仅不与儒家的伦理规范相冲突，甚至成为显示家族文化的标志。从而树立起一个以才、德为中心的新的女性典范。(11)现在的情况是，女性文学研究者，言必称西方女性文学理论。当然，明清时代对女性文学的倡导，不具有现代意识，其中也不可能隐含现代性的问题。但是，如果能够注意到明清时代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已经开始，女性文学研究可能会更具历史感，视野也会大不相同。

　　读《清代诗学史》，我更感慨的是蒋寅的学养。他博士论文做的是唐大历诗歌，开始研究唐代诗人；后转入清代诗学研究，先后出版过《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清诗话考》《清代文学论稿》《金陵生文学史论集》等，期间与傅璇琮先生合作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因做过《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蒋寅了解了古代文学的全貌，这是他的专业基础；而后专攻清代诗学，遂有了《清代诗学史》两卷。更重要的是，蒋169评论／“鉴往训今”与清代诗学的当代性／寅对古代诗学，尤其是清代诗学术业有专攻，能够以现代的眼光研究和阐释，与他的西学修养有很大的关系。他说，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很多新理论新知识出现。我认为，相比传统文学理论，这不是简单的中国和西方的问题，而是古代和当代的问题。因为每一种新的理论，都是针对旧有理论的不足而提出的新视角或新认知。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和研究模式。今天来看，多一种研究视角和模式，就不同程度地给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一些新变化，我觉得这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以文论研究为例，我是在研读中逐渐发现，中国古代文论中早就有很多后来在西方文论中出现的命题。如清代前期的诗论家就意识到“影响的焦虑”问题，只不过没有正式地归纳为一个命题，形成一套理论。又比如，20世纪初，研究“文选学”的李审言就写出用杜甫、韩愈诗来证实唐人精熟《文选》的著作《杜诗证选》《韩诗证选》，这是与后来西方文学理论中所谓影响研究、接受研究相通的很超前的一种研究方法。(12)他曾经写过一本《镜与灯：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书，书中说，文学不仅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民族文化的面影，反映了民族精神的成长；同时也像一盏灯，具有影响和辐射的功能，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古典文学在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文学仍是塑造一代代人的精神价值、美学趣味的重要载体。古典文学相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它更为纯粹。生活是复杂的，价值观的差异是巨大的，但是古典艺术所蕴含的形式之美、道德之善、表达之真，可以说各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是很多现代艺术无法比拟的。它给人类提供了一种与永恒的、高级的美感相联系的素质，所以阅读古典作品总会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这就是鉴往训今。也只有对中国古代诗学有深厚的基础，对清代诗学有数十年的专门研究，并且有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照比较，他才有可能完成这样一项规模巨大的工作。比如在《清代诗学史》的结构和叙述方面，他就借鉴了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原理》(13)，弗·施莱格尔的“最好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历史”的观念。说到底，一个有成就的大学者一定是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这是蒋寅多年的学术理想和巨大抱负。

　　清代学人的家国情怀和学术操守，敢于与历史巨匠对话甚至质疑和批评，治清代诗学却着眼于当下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既面对本土传统，也兼顾域外西学，这是蒋寅构建《清代诗学史》给我的深切感受和启发，尤其是面对当下学界的境界和学风，《清代诗学史》的典范意义更是重要无比。清代诗学浩渺无垠，《清代诗学史》亦气象万千，我的个人的点滴感悟体会实在难以表达其万一。未必正确的一点体会也只是向朋友表达我的敬意而已。现在，蒋寅这个宏大的工程已经完成大半，还有《清代诗学史》的第三卷尚未完成，我热切地期待能够早日读到这部曲终奏雅之作。

　　2020年7月12日于北京

　　注释：

　　（1）丁帆：《我需要什么样的“新批评”》，《文学报》2020年6月25日。

　　（2）岳雯：《批评的况味》，《文学报》2020年6月25日。

　　（3）蒋寅：《回望清代诗学的“史家”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23日。

　　（4）(12)杨雪：《蒋寅：以新成绩致谢新时代——著名学者蒋寅谈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人民政协报》2018年10月8日。

　　（5）汪勇豪：《过程史研究的佳范——蒋寅清代诗学研究述评》，《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03月01日。

　　（6）（7）（8）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第9页，第360页。

　　（9）孟繁华、蒋寅：《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1期。

　　（10）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11）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4页。

　　（13）蒋寅在一次访谈中说：“长久以来，韦勒克一直是我十分景仰的学者。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知道他是著名的《文学理论》的两个作者之一，但对我来说，他首先是《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作者，没有如此渊博的学识，他和沃伦不可能写出《文学理论》来。韦勒克的胸中装着整个欧洲近代文学批评，而我却只能涉猎中国的清代。但这不能成为妄自菲薄的理由，因为在清代的270年间，产生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甚至更多的诗论著作，现知起码有1800多部，现存逾1000种。”见杨雪：《蒋寅：以新成绩致谢新时代——著名学者蒋寅谈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人民政协报》2018年10月08日。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9期。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孟繁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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