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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建编译：《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续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本书精选西方艺术人类学论文11篇。作者集一时之盛，如雷蒙德·弗思、罗伯特·莱顿、霍华德·墨菲、纳尔逊·格雷本、范丹姆等人，皆为西方艺术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书中收录的哈塞尔伯格的《民族学艺术的研究方法》一文，连同众多学者的评议，凡8万余言，是西方艺术人类学史上的重要著述，颇具学术价值。其他文章亦皆经典。所选文章，一是集中于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如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艺术的定义、艺术的结构与能动性等；二是艺术人类学的前沿话题，如涵化、挪用、旅游艺术、后现代艺术民族志的书写等。本书对于国内艺术人类学界、艺术学界和美学界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录

　　李修建，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中国美学和艺术人类学，兼事学术翻译。出版专著《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中国审美意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合著《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艺术人类学》，译著《北欧神话：仙宫与诸神》、《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等多部。

序

[荷] 范丹姆  李修建 译

　　有些人能够以学术为职业，诚为一大幸事。不过，关注什么主题，涉猎哪些领域？在学术生涯中，确定研究范围至为重要，一旦选定，就需投入全幅精力，而无暇他顾。

　　扩而广之，我们在研究中会提出哪些问题，同样如此。亦或反之，是什么问题将我们带入研究之中。无论如何，问题意识都至为重要。为何会提出某些问题，而不提出其他问题？

　　一旦确立了问题，接下来需要考虑，要用哪些方法或路径解决这些问题。为何会选择此方法而不用彼方法？

　　因此，每个学者都会面对三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我要关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为什么我要提出那些问题？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研究方法是恰当的？

　　这三个问题貌似简单。

　　纵观科学史，学者们多在一个特定的“范式”中从事研究，“范式”是一种共享的心理框架，在特定的时间段和特定的研究传统中，通过优先对待某些主题、问题和方法来引导学术。在特定范式内工作的学者，往往意识不到这种知识框架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他们还以为他们所做的是“正常的学术”（“normal scholarship”）。

　　只有当一个研究领域受到新主题、新问题和新方法（所谓的“范式转换”）的冲击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直在一个特定的、受局限的框架中工作。研究中所说的“替代方案”（alternatives），以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学术可以在多个过程的不同层面进行选择，都强烈地表明了这点。

　　这些历史经验，可以鼓励每位学者对自己的研究作一反思。我的研究目标是什么，为何会选择这些目标——它们能满足怎样的更大目的？我是如何达成这些目标的？

　　阅读理论文本有助于进行深刻的学术自我反思。对一个学者来说，阅读理论著作可能好处多多，但无疑会促进并加深对研究意义的认知。

　　理论文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大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在抽象的层面上，以或此或彼的方式，关注我们如何进行学术研究。事实上，许多学者对学术研究的方法给以特别关注，而另一些人则更强调分析。

　　因此，理论文本与对具体细节的研究迥然有异，后者专注于收集并整理经验性数据，大多数艺术人类学研究即是如此。

　　理论文本可以激发读者思考他们自认为富有成效的治学方式。因此，每个学者在对自己的研究主题、问题和方法做出选择时，必须增强批评意识。如此以来，我们会对自己的研究特点，及其在更大的学术框架内的地位，更具自知之明。这反过来可以帮助我们以更为自觉和更为清晰的方式向同行阐述我们的方法和结论。

　　李修建博士和我有着相同的学术旨趣，我们都关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问题，这本书是他精心编选的又一部艺术人类学文集，我希望本书能够激发读者的学术思考，并对大家的学术事业带来助益。

《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续编》编后记

李修建

2018年8月7日

　　近年来，除了从事中国美学研究，我的泰半精力，放在学术翻译上。这个工作，费力不讨好，许多人不屑为，更多人不能为。个中甘苦，译者自知。之所以坚持不辍，是觉得有其价值。

　　艺术人类学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虽在学科体制中尚无一席之地，却也广受关注，研究者众多。不过，大家对于一些基础的理论问题，多是一知半解，尚处于摸索探求之中。这个时候，看看西方人是怎么想的，如何做的，对我们不无借鉴意义。

　　有赖众多学界师友的帮助，我于2016年编选《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出版之后，得到不少同道好评，首印很快售罄，旧书网上一度高价叫卖，好在已经再版。这本书，沿续上一本的思路，故名《续编》。

　　选文力求少而精，能够代表西方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所选11篇文章，其中6篇已发表于《民族艺术》等杂志。另有纳尔逊·格雷本先生的《第四世界的艺术品》一文，收入赵红梅等人译的《人类学与旅游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感谢赵红梅老师与格雷本先生慨允收入本书。原译文的参考文献空缺，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的刘桂荣师姐往返多次图书馆，帮我复印到这篇文章的原文，我对照原文补充了若干参考文献，并对部分译文略有润色或改动。奥地利学者哈塞尔伯格的《民族学艺术的研究方法》和澳大利亚学者霍华德·墨菲的《艺术人类学：定义、概念与方法》应是本读本中的重量级文章，涉及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理论问题，皆为首次译出。哈塞尔伯格的文章发表于1961年，较少受到英美学者关注，正文2万余字，后附25位学者的批评意见，达6万余字，总字数8万余字，这种治学方式为国内所无，颇值参考。

　　本书的作者，范丹姆和罗伯特·莱顿是老朋友，霍华德·墨菲、纳尔逊·格雷本和阿纳德·施耐德虽未谋面，却也互通邮件，不觉陌生，上一读本就收入了他们的多篇文章。玛利亚·克里斯蒂奇、格拉尔德·L.波丘斯等人，都痛快地赐予版权。尤其是老友范丹姆，身染恶疾，仍冒着北欧少见的酷暑，为本书作一精炼序言，其情可感。

　　所收文章，除3篇以外，其余8篇为我翻译或参译，译文中难免存在问题，作为编者和译者，我自然承担责任。

　　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注释格式做了统一。有的原文注释太过繁复，转换成脚注时非常麻烦，且不便阅读，因此，个别地方做了删节，特作说明。

　　我有幸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这里的学术氛围宽松而浓郁，鼓励学术研究，亦重视学术翻译，这本书，列入了我院的后期资助项目，得以顺利面世。当然，还要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的邓友女老师，与她合作数年，多本书经她之手出版，总是非常愉快。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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