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影响

2020-12-08

阅读：来源：中国作家网作者：朱志荣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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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古就有关于诗文的评论和小说戏曲的评点等，但是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一门系统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显然是受到了现代大学建制和课程设置的影响，尤其是在学术方法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念、“文学批评”观念和学术方法的影响，或者借鉴受到西方学术影响的日本学者的著作。“文学批评”这个术语本身是来自西方的，中国古代只有诗文评和小说戏曲点评，而且由于传统的成见，小说戏曲点评还不登大雅之堂。身处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先驱们借鉴西方是必然的。借鉴西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古代就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说法。我们今天总结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借鉴西方学术方法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推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立，是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在借鉴西方学术方法整理国故的社会思潮中，为适应现代大学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编撰的需要而诞生的，除了一些教授的留学背景、欧美文学著作、文学史著作和文学批评史著作的中译本面市外，作为与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有一定渊源的日本学术界的桥梁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是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西学东渐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到民国初年达到了高潮。最初由传教士带来西方学术思想，后来中国赴欧美和日本等地的留学生也陆续传播西方学术思想。教会大学和现代大学的兴起，也推动了西学东渐。1915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容闳的自传，书名为《西学东渐记》，此后“西学东渐”一词被广泛使用。西学东渐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文学观的改变。如王国维、梁启超在现代意义上开始重视小说和戏曲的研究，改变了以抒情性为主的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观念。1895年，严复在政论文章中介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译为《物种探原》）和他的进化论思想[1]（P16），又译述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进一步系统地介绍进化论思想。这同样是西学东渐的成果。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陈中凡（原名陈钟凡）1923年的《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和郑振铎1927年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都运用进化论的思想阐述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2]（P9-10）。郭绍虞也发表了两篇专文阐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这一进化论思想进而也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国文学批评演变概述”中，郭绍虞把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文学观念演进期、文学观念复古期和文学批评的完成期这三个阶段[3]（P2），从这三个阶段的名称上我们就能看到他的文学观念受到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其次是整理国故的时代潮流。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第一期第五号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在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国故，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包括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对文学的定义，都是受到了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修正和补充，胡适在1919年12月1日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又对整理国故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4]（P551）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 “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5]（P17）。用胡适在《先秦名学史》里的话说，就是力图“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6]（P10）。整理国故的时代背景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陈中凡后来在《自述》中说他在东南大学执教期间，反对学衡派的盲目复古，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7]（P4）。这一观念影响到了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这是他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一种体现。

　　第三，现代大学课程建设和教材编撰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的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和大学教材的编写体例，无疑受到了西方的影响。1904年1月，张之洞等人制定《奏定大学堂章程》，借鉴日本学制，分“文学科”等八科，“文学科”下又分“中国文学门”等九门，“中国文学门”中的主课包括“古文论文要言”等七门课。其中“古文论文要言”乃由教师自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论著选讲”讲义。1923年陈中凡在东南大学讲授“历代文评”课，就是“古文论文要言”课变化而来的。这乃是陈中凡最初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因。同样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因在大学任教而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研究。郭绍虞1927年开始在燕京大学执教，1928年《燕京大学本科课程一览》中，国文系“文学批评史”课程说明中有“注重在历史的叙述，说明其因果变迁之关系”；1936年《燕京大学一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说明中，则说“讲述中国文学思潮之演变”，这些都已经体现了西方学术意义上“史”的意识。而朱东润1931年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其中1931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提到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内容是“略述中国文学批评之源流变迁”，也体现了现代学术的历史意识。

　　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立基础

　　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引入，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基础。一些学者在参考近代西方关于“文学”“文学批评”等范畴界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学及批评的历史和资料，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性质和学科范围进行了界定。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的Literature的影响。中国古代也有“文学”概念，最初主要指“文献经典”。我们过去曾经认为不少汉语词汇是借鉴了日本的汉字翻译，而实际上，19世纪以来，我们自己曾经翻译了不少英语词汇。例如以“文学”一词翻译Literature等[8]（P250）。鲁迅所谓“文学”一词作为英文的译名是从“日本输入”的说法，并不准确[9]（P96）。但日本用汉字“文学”对译Literature的广泛使用，和日本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深入接受，也通过中国的留日学生和译著广泛地影响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19世纪西学传入中国，从用“文学”一词翻译Literature开始，“文学”则专指作为艺术的文学作品，即所谓偏于审美的纯文学，重在表情达意。胡适说：“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4]（P46）这里的显然是西方观念中的文学，彰显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地位。陈中凡在界定“文学”概念时，引用了美国学者亨德（Theodore W.Hunt，1844-1930）的定义：“文学者，藉想像、感情、及趣味以表现思想之文字也。”[10]（P5）他还受英国学者温切斯特（C.T.Winchester，1847-1920）《文学批评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3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感情、想象、思想、形式四要素的影响，提出：“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像、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10]（P5-6）由此可知，他对文学的定义是源自西方的，至少是中西揉合的。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说：“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11]（P127）这也同样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与研究。

　　在此文学观念影响下，先驱们还注意到中西方在“文学批评”意义的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并借鉴西方关于“文学批评”的界定，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含义作出界定。陈中凡参照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文学批评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中国文学批评著作，把文学批评的含义分为指正、赞美、判断、分类、鉴赏五个方面。朱东润在早期的油印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绪言》中界定“文学批评”时，列举隋唐书志到四库诗文评类，但他认为：“大率近人分类虽视古益精，而文学批评一语之成立，翻待至与西洋文学接触而后。”[12]（P465）

　　朱自清1947年在《燕京学报》发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的评论，认为郭绍虞的批评有着元批评的范式意义。朱自清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13]（P197）。艾·阿·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1929年至1930年在清华大学执教，对中国学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朱自清日记里多次提到读瑞恰慈的书，说明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受其影响。1937年至1939年，瑞恰慈的学生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来到北京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执教，与朱自清关系密切。燕卜荪更广泛地在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念。由此可见西方的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对文学批评史提出了明确的界定。他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启发，主张文学批评应包括文学裁判、批评理论和文学理论三个部分，分为批评的前提、进行、立场、方法、错误、批评、建设七个阶段[14]（P4-6），从而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体系。

　　西方对中国文学史批评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用西方的观念来阐释中国的文学批评问题和建构批评史写作的体例。朱自清给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写的书评里说当时学术界的情形，往往以西方的“文学批评”为范围“选择中国的问题”[13]（P197）。在书评里，朱自清还谈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两大困难，一是“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二是“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13]（P195-196）。这个新系统显然是借鉴了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理论观点来合理阐释中国的文学批评思想和资料。郭绍虞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学批评和西方文学批评加以比较，相互参证，例如他用“知识论”“直觉”来解释庄子，显然受到了西方观念的影响。罗根泽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时的章节分类，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方式，如“创作论”、“鉴赏论”的名称来自西方，“音律说”“文体类”的名称则取自中国。

　　文学批评在西方作为独立学科，区别于文学的传统由来已久，这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先驱们提供一定的借鉴，促进了文学批评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自序》里引用法国学者古尔芒（M.Rémy de Gourmont，1858-1915）的话，提出“文学批评史也已经不复是一串批评家的写真，而是批评的历史”[14]（P5）。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15]（P15）。这就在参证中西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特性。

　　受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先驱们明确了文学批评的范围和内容，扩大了文学批评的范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在元明一章中专设了“词曲评”，对朱权、沈德符、吕天成、徐渭、王骥德等人的思想做了评介，超出了中国传统“诗文评”的范围。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也专节涉及小说、戏曲评点。他用“主观化”“客观化”这种西方哲学词语来评价小说、评点戏曲。该书为金圣叹和李渔特设了一节《四三金圣叹论“才子”李笠翁说明小说戏曲家的“赋家之心”》[16]（P283），揭示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成就。“金圣叹和李笠翁，都有辟草莱的成绩。用历史方法来看，他们都是上承辞赋家的心法，而脱离了历来文人所守的孔门《诗》教。”[16]（P294-295）与此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相比，突破了诗文评的局限，对传统上不被重视的小说、戏曲及其评点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这些显然都是受到了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他自己也承认该书受到了西学的影响[16]（P300），具有中西参证的学术视野。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论述了戏曲和小说评点理论。涉及贯云石、周德清、乔吉、徐渭、臧懋循、沈德符、吕天成、王骥德等人的戏曲批评，更专章论述金人瑞、李渔等批评家的小说和戏曲理论。1933年《讲义下》中说：“法国有大戏曲家大仲马者，一日其子以戏曲作法之秘诀叩之，大仲马曰：易耳。戏剧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简短，而中间富于兴趣耳。其言与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有可以互相证明者。”[12]（P231）在《中国文学批评大纲》的其他部分，他还做了一定的中西比较。这些都表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借鉴了西方的文学批评，增加了小说和戏曲批评的内容。

　　三、中国文学批评史对西学的借鉴

　　所谓科学方法，当时就是指西方学术方法。把西方学术方法称为“科学方法”，这当然是方法的一种名称，但这本身也包含着褒扬的意思，而“系统化”则是指它最重要的优点。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们普遍都主张借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陈中凡192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简单粗率，但有开创之功，为后起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提供了范例，也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他提出了“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的观点[10]（P5），在中西文学参证的基础上，阐明中国文学的具体特点。其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著作，都注重中西互通，以科学、系统的学术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启并建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郭绍虞把中国文学史的阐释置于中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的交流与对话之中。他1920年1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记录杜威讲演稿》，在1920年《小说月报》号外上发表过《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对西方学术有所涉猎。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他在以西学为基础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教课编撰的教材，由于陈中凡先生率先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程并出版教材，所以郭绍虞说：“我只是一个跟随者，照他走过的路追随而已。”[17]（P405）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中，郭绍虞曾经回顾说：“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17]（P435）可见陈中凡等人所借鉴的科学方法深刻地影响到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也借鉴了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研究方法。书中强调“‘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16]（P300）。借鉴西方的科学方法研究学术，也是罗根泽当时明确的态度。罗根泽虽然外语水平不高，但并没有影响他对西方文学观念和历史观的重视和间接接受。由此可知，借鉴西方是当时的学术主流，在这种学术研究观念的支配下，西方的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也表现在用进化论的发展观来考察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中国自古不乏文学批评思想，如周秦时代就有“孔子删诗”的文学批评现象，刘勰《文心雕龙》、曹丕的《典论·论文》都具有鲜明的文学评论色彩，但是中国对批评理论历来重视不够。这些批评思想一直以来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混杂，零星不成系统，自身的不独立性影响了文学批评史的观念。与此不同，西方的文学批评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独特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历时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正是在西欧进化论和系统论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先驱们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展开反思。陈中凡受到了美国学者莫尔顿（R.G.Moulton）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的影响，1922年发表了《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一文，这里的“演进”说乃是对进化论文学观的发挥。这也影响到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历史意识。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强调了进化论的文学发展观，显然也是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他在第一章中提出“这固然不同欧西的文学批评一样，一时代有一时代所标榜的主义，而于各时代中似均可有明划的区分；然亦不能谓中国文学批评全没有其思想上的根据”[3]（P2）。郭绍虞由此提出中国的文学批评的三个发展阶段。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的发展上也作了独到的阐释。

　　在具体的批评方法应用方面，几位先驱们在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也表现出鲜明的西学影响。首先，英国学者森次巴力（George Edward Bateman Saintsbury，1845-1933，又译乔治·圣茨伯里）在《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中提出的批评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先驱们影响较大。陈中凡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受到了森次巴力的影响，他在序言中将森次巴力的文学批评方法分为12种，提出：“归纳、推理、判断三者，为一切批评之基础；历史的批评则又最适宜于研究。故本书于此编外，拟再用此四种方式，对于古今各派文艺，略事衡量。”[10]（P8）他本人并没有读过原著，而是转引的，但并不影响他对西方学术方法的接受。这种批评方法影响了陈中凡对批评对象、批评材料的选择，使得他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树立了典范。罗根泽受森次巴力的启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中综合了西方多种学说，把森次巴力《文学批评史》中的13种批评方法列入广义的文学批评中，认为这13种批评方法是不够的，“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14]（P4）。他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力图从中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体系。

　　四、日本学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创立的桥梁作用

　　中国现代学者借鉴西方学术方法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与研究，日本学术界作为桥梁是功不可没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在20世纪初是我们借鉴西方学术方法的楷模，先于我们作了种种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他们的研究既借鉴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又重视继承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其中的经验是值得中国学者仿效学习的。中国国内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很多是通过日本学术界而间接地受到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晚清社会积贫积弱、中国人备受歧视的社会背景下，日本学者古城贞吉、藤田丰八、盐谷温等人理性地认识到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历史影响和文化价值，认识到日本文化的根源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怀抱着感恩和敬畏之心，对中国古代文学加以研究，提倡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多元汲取，以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并认为这也是间接了解日本文学及其发展的需要。他们借鉴西方学术方法，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现代研究方面，作出了种种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中国现代学者的研究起到了先导作用。

　　从1894年到1895年，日本的汉文书院出版了一套《支那学》丛书，其中第四册包括了佐藤宽的《诗学》和长尾桢太郎的《古今诗变》，从书名就可以看到它们受到了西学的影响。曾经游历中国的古城贞吉1897年出版了《支那文学史》，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而且是第一次使用西方的“文学”观念阐释中国古代文学史，虽然在文学史的具体研究中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但是它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影响是深远的。铃木虎雄190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1916年在中国留学两年，1929年赴欧洲各国考察半年。从1908年底开始，铃木虎雄担任京都帝国大学的助教授，该校率先把文学、哲学和史学分开，使得铃木虎雄跳出传统汉学的束缚，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

　　日本现代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一方面学习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运用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方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许多学者在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念方面深受欧美学者的影响，用日语译介了大批欧美的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这使得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面貌焕然一新，引起了中国文学学者学习的兴趣，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懂日语的学者，也通过日本学者相关著作的中译本影响了中国文学专业的教授等。

　　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起着重要的作用。几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和教学的先驱都受到他的启发。中国的陈中凡、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等早期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著作时，就参考了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其他还有青木正儿1927年出版的《支那文艺论薮》（弘文堂）、儿岛献吉的《支那文学考》和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等著作也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中国文学批评史以西释中的经验教训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作为早期知识分子努力适应世界文学思潮的一种尝试，体现着多重的历史价值，需要辩证地看待。从90多年前开始，前辈学者们借鉴西方学术方法，中西参证地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披荆斩棘，多方探索和尝试，创立一个学科，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先驱们注重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与运用，是重要的尝试，不仅对中国传统学术作出了必要的补充，也为构建新的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也许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已经很平常了，但是在当年，这是需要才情和胆识的。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过程中，对西方学术方法的借鉴，也需要注意方法。通常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是相适应的，西方学术方法是在西方学术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是适应西方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对象的方法，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在借鉴它们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不完全适应的情形。一方面，人类的文学现象有其共同的特点，西方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研究方法有其先进性的一面，这也有利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很多内容与西方文学批评史又有着相当的差异性，而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需要扬弃。对于中西“英雄所见略同”的问题，可以相互参证，而对于中西异质的观点，对于中国古代的学者在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的独到见解，我们不能随意曲解，把它们简单地比附到西方的某一个主义、某一个思想中去，而忽视中国古代直觉体验的特点与西方认知逻辑下文学批评思想的差异性。

　　用西方文论的思想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资料，当然有个度的问题。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借鉴西方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以西释中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的情形。罗根泽在《学艺史的叙解方法》中重视中国学术和学术史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反对将中西思想“揉合”，以中国学术简单“附会”西方学术,反对把西方学术当作“判官”，而把中国学说当作“囚犯”[18]（P44）。王瑶也曾经反对以西方理论体系肢解中国文学批评史，反对削足适履。他在《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中指出，近代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者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套用西洋文艺理论观念分析中国文献资料，当“找不出系统的理论和观念来；于是就忽略了它在中国文论发展上的重要性,认为无关紧要地便一笔带过了”[19]（P93）。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先驱们很快就意识到生搬硬套的弊端，于是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纠正和调整。朱东润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初稿时，引用了英国文学批评家高斯（Edmund William Gosse，1849-1928，今译埃德蒙·威廉·戈斯）在《英文百科全书》中“判定文学上或艺术上美的对象之性质及价值之艺术”的“文学批评”定义，提到了盛世保列（George Edward Bateman Saintsbury，1845-1933，乔治·圣茨伯里）《文学批评史》中文学批评范围和对象的观点，这些在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里基本上删除了，1937年的第三稿删除了1933年的第二稿中多处引证的西方文学批评思想。《讲义》在论述司马迁时认为“《史记·屈原传》论离骚，推赜索隐，无愧于后世印象派之论者”[20]（P60），他还引用英国学者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又名翟理斯）《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观点阐述司空图的诗论。这些中西比较的内容，在后来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里也删除了，因为这些比附性的比较，难免会显得蹩脚，有些生搬硬套的痕迹。但尽管如此，西方文学批评思想对他这本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比较中阐释的方法存在于他的研究过程中。也有一些运用西方观念评述的内容，是讲义里没有而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里的。例如在研究唐代诗论时,他以“为艺术而艺术”评价殷璠、高仲武和司空图等人,而以“为人生而艺术”评价元结、白居易、元稹等人[12]（P100）。

　　在以西释中的过程中，要先弄清楚西方文艺理论的确切含义，再与中国原有的理论、资料相比较，在中西参证中建构科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则以西方文学批评观念观照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力求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具有现代性特质。他受美籍英国学者、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修辞学和英国文学教授温切斯特（Caleb Thomas Wincheste）《文学批评原理》中“文学四要素”（情感、想象、思想、形式）的影响，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思想进行分解，诚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中，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能被装进“四要素”的框里的，因而必须避免削足适履的错误，绝不能以西方理论体系来肢解中国文学批评史。在这方面，郭绍虞在1980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问题》中称颂叶嘉莹的《中国古典诗论集》“很能贯通中西文论之长，而自然融合”[21]（P539）。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科学方法，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得以建立，使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得以现代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国文学批评中与西方文学批评截然不同的思想，它们同样有着自身的价值。中西文学批评史方法的参证比较，无疑会有利于推动中西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发展。

　　那些不符合西方科学观念的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依然有着自己的特征和独特价值。由于中西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巨大差异，各自的利弊得失也是有着巨大差异的，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念只能作为参照，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作为是非标准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行高下优劣的评判。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成果，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鉴赏实践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曾经指导过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和实践，其中也包括一些中国古代学者的独特概括和总结，包括中国文学自身独特的现象。它们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系统是相通的，也体现了中国语言的独特性和中国社会背景的独特性，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对西方学术方法的借鉴不能取代传统有价值的学术方法。诸如对知人论世、通变观、文体论、义法论等方法的运用，诸如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重视，诸如范畴系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等，都值得我们重视。因此，我们不能邯郸学步，数典忘祖，学习了西方的一些方法，却把中国传统的优秀方法丢弃了。

　　总而言之，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等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先驱们，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在整理国故的时代潮流中，进入现代大学里担任教职，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在欧美国家留学和阅读欧美文学、文学批评史著作及其中译本，或者以日本作为桥梁，间接接受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借鉴西方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他们在中西比较、互证的过程中，基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需要，运用系统化的科学方法和进化论等历史意识，来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初步建构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系，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为后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他们在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和借鉴西方科学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值得我们继承和反思。

　　参考文献：

　　[1]严复集: 第 1 册.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2]郑振铎. 中国文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27.

　　[3]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4.

　　[4]胡适文集:2.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胡适文集:3.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胡适文集:6.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吴新雷. 学林清晖: 文学史家陈中凡.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马西尼.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 黄河清译.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9]鲁迅全集:6，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陈钟凡.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海: 中华书局，1927.

　　[11]朱自清全集: 第 6 卷.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12]朱东润.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校补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