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本是生物遗传学的概念,其功能在于控制生物之性状如高矮、肤色等,其特点在于具有遗传性,所以又叫“遗传基因”。对于中华美学思想而言,命题既能控制其性状,又能使其一代代遗传于后世。基于此,借用“基因”这一概念来阐释“命题”对于中华美学的功能作用、价值意义,是非常合适的。所谓“命题”,通常是指具有判断性的短句或短语,如“游于艺”“充实之谓美”“澄怀味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文以载道”“文,心学也”等,都是中华美学史上的著名命题。命题之所以是中华美学的核心基因,可从三方面诠释。
制约中华美学性质内涵
命题是古人表述美学思想的常用方式。作为语言简明的短句、短语,命题非常适合用于思想观点的表达。将思考成熟的美学观念凝缩为言简意赅的命题,是中国古人用语尚简的语言习惯。运用命题表达美学思想,命题成为理论家美学思想的凝聚。凝聚着美学思想的命题,对古代美学之性质内涵必然具有制约性作用。
以孔子美学为例,“游于艺”“兴于诗”“思无邪”“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绘事后素”等命题构成了其美学的核心内容,孔子美学的核心思想也就凝聚在这些命题之中。这些命题表明,孔子美学既强调诗乐艺术有为于社会的实用功能:“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事父事君”;又强调艺术的娱乐审美功能:“游于艺”“可以兴”。既重“文质”双美,又重“美善”兼具。艺术既应以“无邪”为本,又应以中和为美,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些命题既体现了孔子美学之基本内涵,也体现了孔子美学重实用、求中和之性质特征。若撇开这些命题,孔子美学的性质内涵便不复存在。
命题之所以对孔子美学之性质内涵具有制约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命题是孔子美学思想之凝聚。美学史上其他理论家如老子、庄子、刘勰、郭熙、苏轼、徐渭、金圣叹、李渔、刘熙载等人,其美学之性质内涵莫不与命题密切相关。从宏观角度看,儒、道诸家美学之建构也离不开命题的提出和运用,命题对于儒、道诸家美学之性质内涵同样具有制约作用。
构成中华美学核心内容
中华美学以乐舞书画诗文小说戏曲等艺术理论为主体。在古代各体艺术理论中,命题都是核心内容。以诗歌美学为例,“诗言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命题构成了先秦诗歌美学的核心内容。“诗无达诂”“吟咏情性”“化下刺上”“主文谲谏”“发乎情民之性”“止乎礼义”等命题体现了汉代诗歌美学的核心思想。“诗缘情而绮靡”“感物吟志”“文已尽而意有余”“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等命题是六朝诗歌美学的思想精华。“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境生象外”“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可以意冥,难以言状”“思与境偕”“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道亦在妙悟”“诗有别材,非关书”“诗有别趣,非关理”“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等命题凝聚了唐宋诗歌美学之精髓。明清诗学亦然。
再如音乐美学。先秦理论家提出了“尽善尽美”“与民同乐”“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美善相乐”“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乐之务在于和心”等命题。《乐记》作为古代音乐美学的集大成著作提出了大量经典命题,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乐者,通伦理者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等。这些命题是古代音乐美学的核心内容,对于中华音乐美学理论之建构具有举足轻重之作用。
此外,古代书画散文小说戏曲等美学理论的构建也都离不开命题,命题的大量提出和运用,使这些理论思想也成为中华美学之核心基因。
承载中华美学历史发展
生物基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遗传性,命题作为中华美学之核心基因也具有这一特点。如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这一命题后,历代理论家都有所运用和发挥,提出了众多相关命题,使“发愤著书”说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拓展和深化。如刘勰以“发愤以表志”“发愤以托志”评论作家,韩愈提出“不平则鸣”之论,欧阳修以“穷而后工”论诗,李贽指出作家“不愤不作”“《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金圣叹强调“怨毒著书”是《水浒传》的创作原因,张竹坡评《金瓶梅》是“悲愤呜咽,而作秽言以泄其愤”,蒲松龄自言《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等等。可见“发愤著书”这一命题在中华美学史上一直处于不断传承、发展、深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其基本思想为后人所接受继承,另一方面其内涵不断得以拓展、深化。“发愤著书”本为创作论命题,刘勰将其运用到批评领域,韩愈强调“不平”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欧阳修申明“穷”是诗“工”之因,李贽指出“愤”是创作动力,金圣叹的“怨毒”说强调“发愤著书”的批判性,张竹坡的“泄愤”说侧重于著书的感情宣泄功能等。
“发愤著书”说的发展历程表明,命题不但具有基因的遗传性特点,而且具有在发展过程中使其思想内涵不断丰富、拓展、深化之特点。这一特点在中华美学思想中普遍存在,如绘画美学之“心师造化”说、“以形写神”说,诗文美学之“文尽意余”说、“文以载道”说等自其提出后,都为后人所反复解读、阐释、运用、拓展、深化。基因的历史传承性使命题成为美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中华美学的核心思想、理论精髓、民族特点等由此得以存活、发扬。
深化中华美学命题研究
命题虽为中华美学之核心基因,却一直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一直处于严重缺失状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研究成果不足。命题几乎是当下古代美学研究的“盲区”,虽然偶尔能看到几篇相关文章,如《入兴贵闲——关于审美创造心态的一个重要命题》《“心哉美矣”——〈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浅析“澄怀味象”画论命题之内涵与意义》等,但与难以胜数的美学命题相比,显得尤为微弱衰萎。美学命题在思想内涵、语言特点、构成模式、功能作用等方面都独具特征,彰显着中华美学的深刻思想、民族特色和独特魅力,迄今仍没有一本对其展开系统研究的专著。
其二,研究范围狭窄。命题研究的零星文章大多都关注于古代美学的常见命题,如“以意逆志”“诗无达诂”“发愤著书”“文以载道”等诗文美学命题,或“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心师造化”等绘画美学命题,或“意在笔先”“以书自娱”等书法美学命题,大量的美学命题仍鲜有问津。这一现象表明此片广阔沃土仍亟待开发。
其三,自觉研究意识不强。在一些文章中虽然能看到命题概念的使用,如“‘诗可以怨’这一理论命题潜藏着春秋诗学的特殊意味”;有的文章就是以命题为题,如《从“文以载道”到“文以自娱”》;有的论著则以命题为章节标题,如《中国小说美学》主要章节的标题就是命题,但这些成果并不意味着对命题研究的自觉,因为这些研究并未从命题的立场出发,也不是把研究对象看作命题,因此并不能体现出自觉的命题研究意识。缺乏对美学命题价值意义的深刻认识,正是影响中华美学研究深入展开的一个严重障碍。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来源:豆瓣读书)
(作者:吴建民,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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