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求是》杂志2019年第12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章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美学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围绕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深入论述，以期引发学界的进一步探讨和思考。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古代美学思想当作遗产，从文献、从美学发展史的角度加以阐释；另一种是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当作资源，用于中国美学理论的建构。把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作为资源与作为遗产之间是有区别的，当然也是有联系的。我们需要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资源建构当代美学理论，也需要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作为遗产忠实地加以整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作为资源使用的时候，要重视它的遗产价值，要回归历史语境。当我们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作为遗产使用的时候，也要重视它的资源价值，通过取舍和转换进行理论建构。无论是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还是中国美学理论研究，都面临史论结合的问题。对于中国美学思想史来说，中国美学理论是基础；对于中国美学理论来说，中国美学思想史是背景。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要还原其历史语境，以还原为主，建构为辅。研究中国美学理论则是重视其当代价值，以建构为主，还原为辅。

　　一

　　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美学理论，但一定要以美学理论为基础。我们要依托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整体背景，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加以整合。古代美学思想资源，有益于当代美学理论的建构。而建构的方法，也影响着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撰写中国美学思想史的作者，在脑子里要有成熟的酝酿，对中国古代美学理论要有系统的理解，而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深化和丰富学者对中国古代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者，心中应当有一个清晰的中国美学理论框架，才能鉴别中国美学思想史中的史料，懂得它们的美学价值所在。中国传统的“我注六经”的方法和“六经注我”的方法需要统一，只能有所偏向，而不能偏废。

　　我们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需要对历史上影响美学思想史发展的诸种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揭示出变迁、转型的内在规律，关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启蒙者和集大成者，重视美学思想的端倪和发展脉络，其中尤其要重视时代特征对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美学思想史不是简单、直线地向前发展的，其中有迂回、有曲折，有高峰、有低谷，要警惕线性进化论式的美学思想史观。那些哪怕是孤立的、缺乏源流但有价值的创新见解，也应该给予重视。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并不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简单的肢解和整合，而是既要寻求它的内在逻辑，又要尊重历史语境和客观事实。

　　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的视角可以是多元的，但诸种视角各有利弊。偏重于研究专人专书的美学思想史，和偏重于艺术门类专题的美学思想史，以及单纯以朝代划分的美学思想史等都是有利有弊的。我们只能在突出史的脉络的基础上，兼顾其他角度进行美学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先秦是萌芽期，汉魏晋到唐是发展变化期，宋金元是转型期，明清则是丰富总结期。从先秦到清代，美学思想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也有不断变化和不断丰富的内容。社会背景在拓展，审美实践在拓展，人们的思考也在拓展。因此，中国美学思想的演进过程，是一个动态展开的过程。比如说对于魏晋时代，我们要重视各民族的多元融合，外来文化的融入与交流。我们通常说宋金元是转型期，那么它到底是怎么转型的？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解释，需要以审美意识的实际和美学思想的实际为根据。而在绘画美学方面，宋代则有馆阁体、文人画和民间画等审美意识方面的区别，这同样反映在美学思想中。另外，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还要重视精英与民间、雅与俗等关系的互动。

　　二

　　中国美学思想史有自身的品格和气质。我们对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要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和学科界限，既不要守旧，也不要泛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对美学学科的理解，要重视学科本身的特征。我们研究美学问题，涉及美学与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关系，适度地借鉴哲学史、文论史和艺术理论史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各自的侧重点是明显的。美学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关系也很密切，但更要重视美学的内部规律，不要被相关学科，如伦理学和宗教学所同化。我们可以运用文史哲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视美学与政治和道德等领域的相关性，可以拓展美学学科，但不能模糊和泛化美学学科的界限，否则客观上就消解了美学学科。前些年曾经流行的审美文化史研究，把美学研究放到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可以拓宽中国美学思想史的视野，但其中有些审美文化研究，只有文化，而没有审美，值得我们警惕。

　　中国古代丰富的美学思想，是千百年来审美实践的总结。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缺乏一个现代形态，需要我们加以概括和整理，用于指导当下的审美实践。论可以从史出，关键不要观念先行，要重视史料中所呈现的发展规律。美学思想史的撰写更讲究客观性，“史”的汉字就是从手持中，中即是正的意思，对人物的取舍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要重视真相和可信度，力求把美学思想史写成信史。美学思想史研究可以突破已有的模式和规范做多元的尝试，但还是需要有一个规范。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中，概念、范畴和命题很重要，我们要重视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演变史。从现代学术规范看，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确实有含义不确定、很难领悟和把握的一面，但是我们应当积极面对，充分顾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学理特点。中国古代的概念和范畴的运用，是可以跨学科的。诸如气、气韵、风骨等，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运用，我们不能严格地界定出它的学科归属。而命题是后人在前人的思想中加以概括总结的，并且形成了一个传统，如“不平则鸣”等。中国古代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不像西方那样严密和确定，但是内容非常丰富，还具有模糊性和灵活多变的特点，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深入探讨和借鉴的内容。

　　三

　　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科学的态度，认真梳理其思想脉络，充分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和理论精髓。同时也要批判借鉴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与中国古代美学相比，西方美学特别是西方现代美学有更为系统的学术形态和学科意识，体现着现代学术规范。因此，进行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美学理论研究，批判借鉴西方美学的思想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漠视西方现代学术体系是一种鸵鸟行为。我们应该在批判借鉴西方美学范式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美学的具体实际，归纳出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在现代语境下更广泛地被理解和接受。我们要看到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具有可接轨的基础，要寻求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普遍性，包括它可以被其他文明接受的可能性，最终建构一个世界美学的学术共同体。

　　但是，中西审美实践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即使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内容，概括和归纳的角度与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美学的模式。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不能以西方美学为准绳，进入求同弃异的误区。西方汉学家是在西方视角的观照下进行研究的，他们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探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不能迷信汉学家，更不能将中国美学思想当成西方美学理论的注脚。对于世界美学思想史的整体来说，中国美学思想史虽然是特定地域的美学思想史，是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但是西方美学思想史也同样是地域美学思想史，同样是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我们不能用西方美学思想史以偏概全，抹杀其他地域的美学思想史。全球各地文明中的美学思想应当多元互补，世界美学思想史不是全盘西化的美学思想史，我们要重视世界各国、各传统文明中的美学思想的差异性和丰富性。

　　当下的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有它的现代性问题。无论中西，古代都没有专门的美学思想史，也没有专门的美学理论著作。所谓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史是我们站在现代美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和遗产进行归纳和整理的成果，是与现实需求相统一的现代性阐释，因而完全没有学科的立场和当代意识是不可能的。尊重历史事实与体现当代意识是有机统一的。美学思想史家对美学学科的理解要坚持客观性与主导性的统一，彰显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独特性。如何利用现代性眼光审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是当下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关键。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需要尊重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本身的准确内涵，借助现代汉语合理阐释和重构古代美学思想史，而不是简单的借题发挥。我们现在讲重构，重在强调在建设过程当中体现时代的高度，使其理论形态能够与时俱进。中国美学思想史的撰写者，不仅要对中国美学思想史有宏观、整体的把握，还要有微观、具体的研究，体现当下中国美学思想中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最新成就。撰写者要具有前瞻性，要站在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前沿，并与美学思想史的研究群体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美学理论的建构是以美学思想史为基础的，美学思想史的积淀，是美学理论形成的资源。撰写中国美学思想史，准确理解和合理发掘其现代价值，是构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重要方面。

　　（作者：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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