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颇为汗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本人忝为其中一分子的文艺理论界总体上来看成绩平平。简单粗暴地说，文艺理论学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给人们的印象是仿佛置身古代说着古代的事，与当代文化生活并不相干；其二，是研究西方文论的学者，给人们的印象是仿佛置身外国说着外国的事，与中国文学实践毫无关系，如果发生了一些什么关系，那总是显得生吞活剥、生搬硬套，总是会发生“强制阐释”的事情；其三，是仍然坚持原创的一些学者，但是这些可敬的学者，其构建理论系统，不必说西方学人，就是在本土，得到普遍认可的程度也颇为有限。所以，尽管我们已经有些学者从事着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的研究，陈述着我们对文艺理论贡献的自我理解，不可否认我们的确在一些领域里面也有所推进，但基本上从大的方面来说，还是停留在自娱自乐阶段，也就是说，其影响范围没有超出汉语学界。

　　要是不怕别人责备我妄自菲薄，我还想指出，其实我们文艺理论从业人员在整个文学研究的鄙视链中可能位居下端。我个人感受到的学术鄙视链大概是这样的：古代文学研究者认为自己才是研究的正经学问，毕竟研究的对象是漫长的历史长河冲击后所保留的硕果，实际上西方一流大学的文学系传统上也还是研究他们自己的古典文学；何况能读懂古代文献不易，文字、音韵、训诂、历法、版本以及典章制度之类都是拦路虎。他们显然会鄙视现当代的学者没有学术门槛，无需深厚学养，历史短暂，与今天社会现实距离太近。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其实自有其骄傲的文化资本。他们的写作灵动鲜活，跟现当代作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实际上他们的文本也更像文学文本，即便他们能够挪用或者自制理论话语，也绝对没有沉闷冬烘的村学究气质，相反，这些话语能够成为展示他们批评才华的道具。他们最接地气，因此具有社会上广泛的知名度，以及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大的影响力。每年中文学科的研究生报考人数中，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考生都是遥遥领先，而在代表中国文学领域最高成就的鲁迅文学奖中，文学理论批评这一个奖项中，文学理论其实不过是批评的附庸，基本上充当可有可无的花瓶角色，历届获奖者大部分都不是出自大学的文艺学教研室。清人姚鼐有个著名的说法，做学问做得好的，应该是寻求义理、考据与辞章之间三者的统一。[1]假定古典文学在功能地位上有点接近考据，现当代文学接近辞章，那么文艺理论原本是更接近义理的，而本来义理才是最重要的。段玉裁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孰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2]可是，文艺理论学者大谈的义理对其他学者而言不过是凌空蹈虚，要么像蜘蛛吐丝一样，不过是闭门造车，要么就是跟着西方鹦鹉学舌，对火热的文学实践隔山打牛，而不能与当下中国语境发生对话关系，到头来不过是如同苏轼讽刺扬雄的那样，“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显之说。”[3]义理如果给人感觉是无理，那么它就不如考据踏实，也不如辞章华彩，占着高位之名而无其实，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尸位素餐，那就只好叨陪文学研究鄙视链的末座了。不妨再换一种比附。中国的文化生活中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关于思想与学术的区分。[4]就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如果说，承袭着乾嘉学派余风流韵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似乎占着学术一头，那么，现当代文学专家们就好像占着思想一头。[5]文艺理论学者两头落空，既隔绝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传统，看上去也缺乏思想的原创性，它的存在是否具有重要意义，似乎值得反思。

姚鼐（左）、段玉裁

　　文艺学的学科危机绝不是最近的事。大约十五年前，一位现当代前辈学者告诉我说，其实欧美的文学系并不存在文艺理论教研室这一类的建制。这意思换成陈晓明教授的用语，差不多就是说，我们这一行当的幸存，其意义不过是在替前苏联文学院系的制度模式守寡，[6]这个学科本身的存在必要性是可疑的。[7]文艺学缺乏自己专属的、稳定的地盘，常常沦落到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辩护的地步。若干年前，不少学者提出文艺学学科反思，并且提倡文化研究以开拓文艺学的新边疆，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所面临的窘境。

　　但是，文学研究如果缺乏理论基础，势必只是满足于经验描述状态，也就是满足于就事论事，顶多也就是日常经验的形式化，达不到普遍性和思辨的深度，也无法使得真正的原创性获得可见性与确定性。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理论可能是文学研究中是最有难度的领域。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文化共同体，如果缺乏缤纷璀璨的理论阳光的烛照映射，如果缺乏追求普遍性、系统性、客观性与逻辑合理性的理性知识的滋养培育，它的整体人文学科就无法登堂入室，进而得以预参世界学术潮流。就此而言，文学理论的表现，其实是整个人文学科总实力的缩影。理论构成了人文学科领域中任何专门系统研究的学术前提和知识基础，它处在知识金字塔尖的位置。翻开西方流行的文学理论教材，例如《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或者《布莱克威尔文学理论导论》(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介绍的文学理论重要人物绝大部分是西方一流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甚至人类学家，一些其主要身份是文学理论家的学者，其理论的发明大体上也是对一些重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挪用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之所谓人文学科，其问题意识、方法论基础、推论过程，甚至其功能与意义，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接续，而更多的是对西方人文学科的横向移植。在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里面，我们全方位落后于西方，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理工科正在逐渐拉近跟西方的距离，这也可以得到许多数据的证实。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我们人文学科的严重落后。[8]整整一百年前，青年陈寅恪对中国的人文学科、美术和工商业的未来发展曾经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预判。他的预判在我看来不幸而言中，因而值得我反复引用：“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而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9]确实，如今福布斯排行榜上已经不乏中国人的身影，中国实际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已经拥有完备而先进的工业体系，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但是，夸大一点说，今天中国在经济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多么巨大的贸易顺差，在人文学科方面就存在着多么巨大的贸易逆差。今人陈嘉映指出：“中国士大夫传统始终缺乏真正的理论兴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开始学习西方以来，各行各业都有能人，在技术性的领域里学习成绩尤其好，但理论创新方面却很弱，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领域是这样。按说，在历史理论、社会理论、人类学理论、政治理论等领域，基于中国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基于中国人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特殊经验，我们应当能有所贡献，但实际上，在这些领域中，中国人在理论建设方面一无作为……直到今天，中国人讲到理论，其范式还是阴阳五行那种类型，大而化之、闳大不经的一类。”[10]

　　对此事实的无视，其实容易推助我们学风的浮夸自大。要提升我们中国人文学科水平，要期待中国人文学科的原创性贡献，我们不能遵循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不能以大跃进的方式来策划或者经营学术，不该认真考虑采取何种方式可以弯道超车的技术线路，甚至也不是考虑如何强化中华外译的庞大计划(尽管我并不否认这一计划的积极意义)，所有这些方案要么是违背学术本身的规律的，要么只能起辅助作用。如果我们能运用清明的理性加以思考，就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们不该设置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假设：即只要我们主观上更努力，我们的人文学科的大师们就会纷纷横空出世，换句话说，我们假定自己已经具备了能够生产真正具有原创性人文学科成果的客观条件。相反，我们其实应该反思的是成就人文学科辉煌成果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或者限制我们取得学术进步的障碍在哪里。我们固然应该对未来有美好的期待，但是在思考应然之前，我们也许应该先考虑实然的情况，并对我们面临的不利条件做出有效的诊断。

　　回到前文，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原创性的不足，其原因不是当代文艺学学人比起其他领域的学人来说智商不够或者努力不够，它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人文学科的结构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最近几十年来才涌现出来的事情，而是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为先贤所察觉。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人文学科成绩不行，其原因是应试教育出现的题海大战摧毁了想象力与知识好奇心，是因为理工科思维的殖民，将量化考核标准(科研成果发表刊物的级别、影响因子、H指数、发文的数量、获奖的级别、项目经费的总量等等)推行到文科领域里来，是因为社会所允许的思考的自由度还不足以满足这个学科的需求，是因为许多学者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等等，这些分析可能都各有其道理，但是我想，最重要的症结还可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认识型与源于希腊的西方文化的认识型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11]而这一差异至今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思想与行动。早期希腊人拥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向度，即对事物的认识兴趣，这种认识是摆脱了实践需要的某种纯粹的认识，而对于理论的创造兴趣则是知识好奇心的集中体现。这里面我们谈论的理论，它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它指向的是普遍性，它不仅能够解释该领域中已然事实，而且能够预测该领域尚未发生的未然事实；它是去目的论的，也就是说，它是靠推论来完成自身的，而在研究之前，最后会导致何种结论是不确定的；它是价值中立的，也就是说，它只对事实的真伪负责，而不关心它是否满足人们的某种宗教的政治的或伦理的期待。希腊人这样的性情倾向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少数几位自然哲学家身上，而且可能为整个社会所共享。举例来说，古希腊悲剧其实就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类似作品，中国的戏剧总是弥漫着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道德气息，但是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却类似于物理定律，[12]而不同于中国悲剧中所预设的铁面无私的法官形象。根据陈嘉映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有着较强的理性态度，也就是讲求实际、讲求经验，这在根本上是反理论的。[13]我们中国人追求的是智慧，而非真理。

　　如果不爱理论这样的习性植根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是否我们就注定永远追赶无望？我们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实际上，虽然希腊人就开始有爱智的传统，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可能源于文艺复兴时期。[14]西方的人文学科发展至今，也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立志“师夷长技以制夷”，至今也不过才一百几十年的历史。虽然如此，我们在学习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处在国际领先水平，这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智商和创造力值得信赖；但是在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整个科学理论方面，我们跟西方的距离还十分遥远。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也许说明了我们对作为技术基础的科学理论本身还没有强烈兴趣，我们的认识型还没有完成根本的转型，我们还是处在一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智状态中。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对未来有谨慎乐观的理由：我们的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后就不准备关上，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越来越国际化的环境中：喷气式飞机与互联网使得今天的世界变得更像一个货真价实的地球村，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紧密：中国赴海外的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2017年已经突破60万人，同年海外归国人员也已经达到48万人，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大学并不在中国之外，事实上，有几所著名的西方大学就直接在中国设置校区。中国的文化正在进行一个缓慢的转型过程之中，它不同于西方，缺乏强烈的求真意志，但是，它也不同于它自己的过去，这样的一个转型并未达到一个稳定的成熟的状态，因此，对中国人文学科的未来，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期待。但是，承认我们的差距，了解我们认识型的缺失，也许是走向未来可能的辉煌的第一步。

　　[1]姚鼐：《述庵文抄序》，载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页。

　　[2]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载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504页。

　　[3]苏轼：《答谢民师书》，载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

　　[4]参见倪梁康《学术与思想：是否对立以及如何对立？》，载倪梁康《思想散论会意集》，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1页。

　　[5]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的思想水平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不怕得罪人地说，我认为总体上，该领域的思想水平总体上并没有大大超出西方的启蒙思想所达到的深度。

　　[6]“守寡”一说，我挪用自陈晓明教授某次开会发言，我以为他说得十分形象而幽默。

　　[7]我后来才了解到，其实西方大学也并没有他们的经典文学教研室，更不必说现代文学教研室了，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却又构成了他们的基础课程。

　　[8]关于这个方面，我在一篇小文中有所分析。参见拙文《文化政治之外的政治：重思法兰克福学派中国之旅》，《兰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9]此为吴宓所记载之陈寅恪的言论。参见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1917-192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3页。

　　[10]陈嘉映：《科学哲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11]关于这里提到的认识型(épistémè)，我借用自福柯的概念。作为某个长时段所有话语和知识的结构原则或存在条件，它可以理解为某种深层的精神秩序。此段相关内容的论述参见拙文《认识与智识：跨语境视阈下的艺术终结论》，载《乌合的思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51页。

　　[12]怀特海曾经在讨论古希腊悲剧时指出：“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事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载怀特海《科学与近代社会》，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

　　[13]陈嘉映：《科学哲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14]历史学家巴尔赞提到人文主义对后世的影响时说：“有谁能逃脱‘研究’呢？又有谁敢不提出确切的引文和时间，不参考以前的作品，不引证出处，不开列参考书目，或者不使用脚注这个表示坦诚的标记呢？”参见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稿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作者：朱国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委员，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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