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变革。现代化的历史创举，使生产力飞跃发展，生产关系发生巨变，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结构、思想文化结构重新组合。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实践必然推动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创造出一个繁荣、富强和文明的新时代的新中国。这个历史时期内，人才、知识、科技和资本将都起到极其重要的杠杆作用。

　　几千年来小生产宗法制的农耕社会将被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使命异常艰巨。只有实现了“三农”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崛起。通过现代化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会是一帆风顺和风平浪静的。中国人民必须冷峻面对“崛起”和“反崛起”、“变革”和“反变革”的严酷斗争。既要借鉴欧美的尖端科技和先进经验，更要立足于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应当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尊重和敬畏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恪守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建设工程非常必要，但人心的基础建设工程更为重要。现代化的社会培育着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社会是依靠现代化的人来实现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强化和优化共产党和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筑牢新时代心的长城；心系大众，改善民生；力倡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廉政爱民；严惩腐败，抑制两极分化；警惕权力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对理想和信仰的亵渎和消解，对人性、人格和人的思想灵魂的腐蚀和污染；消除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陋现象，逐步建构起一个健全和文明的社会。

　　大变革时代需要大变革的文艺。大变革的时代是催生和涌现文艺大家的时代。大变革时代的历史社会条件和现实生活语境，为文艺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富有时代感的新鲜的重大题材。有志向的文艺家应当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实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变革和社会实践中去，体验和表现新时代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创造出划时代和史诗般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

　　大叙事

　　大叙事和小叙事，两者都需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大叙事和小叙事。文艺创作通过“微小叙事”大量地反映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注处于社会下层和低层族群的生存状态，帮助他们分担艰难。大变革时代，更需要“宏大叙事”，通过“宏大叙事”表现关涉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和标志性事件，创造出反映历史发展进程的史诗般的精品力作。新中国成立前，有歌剧《白毛女》，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涌现出一批带有主流性质的宏大叙事，凸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如小说《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创业史》等。文艺工作者发扬现实主义光荣传统，创造出这些不朽的红色经典。改革开放后产生了《沉重的翅膀》《乔厂长上任记》《平凡的世界》等优秀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有《开国大典》《大决战三部曲》《长征》《亮剑》《血战湘江》《海棠依旧》等。

　　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普遍呵护和钟爱自身个体生活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散淡的无约无束的自由性，并不特别关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涉的社会事业和历史事件。西方后工业社会时兴走红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并非只是痴迷于语言王国中的“文字游戏”。这些学者也走出书斋，站在大众立场，反对宏大叙事。因为宏大叙事所表现的宏大事业和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利益关系或少有利益关系。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之所以反主流、反中心、反统一、反稳定，实质上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是个体公民和西方主流社会不协调的产物。当代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基本上处于前现代状态，繁荣的城市开始初步现代化，个别的发达地区开始呈现出后现代的表征。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当代中国的国情界定为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西方后工业社会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对基本上处于前工业社会的当代中国来说，存在着明显的历史错位和时代反差。后现代只能部分地适用于发展状态的中国。当代中国的历史结构好像美人鱼那样，有一个漂亮的脸庞，却拖着一条修长的尾巴，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已经显露出后现代的氛围，但工业化落后的广大农村尚处于前现代的滞后状态。后现代整体上不适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宜宣扬边缘化和碎片化，客观上不利于表现大变革时代的创造精神和英雄主义，有碍于产生表现正能量和主旋律作品。这种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文学主张，有助于专注和改善处于边缘和底层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如“新写实小说”，由于反映了处于社会下层族群的艰辛的生活困境，引起舆论的关注和大众的喜爱。与后现代主义的性质和功能相接近的解构主义一味地笼统地强调解构，也是不科学的。现代化伟业需要建构。诚然，只有解构应当解构的东西，才能建构应当建构的东西。为了建构才去解构。解构是手段，建构是目的，不应当把解构和建构对立起来。

　　处理好大叙事和小叙事的关系，需要解决一些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理论问题。

　　一是题材决定论和题材无差别论。题材决定论和题材无差别论，从学理上说都是偏颇的。题材决定论夸大题材内容的决定作用，轻视创作主体的才能和创造性；题材无差别论强调创作主体的才能和创造性，漠视题材的客观内容对形成作品主题思想的制约性。用题材决定论反对题材无差别论，或用题材无差别论反对题材决定论，肯定会造成主客体的相互分离和恶性膨胀，应当既唯物又辩证地理解和处理好创作题材和创作才能的相互关系。题材是有差别的。重大题材和一般题材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诉求的分量和强度是不同的。“个人悲欢”“杯水风波”“一地鸡毛”和关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前途的重大事件的意义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所谓“一粒米可以见出大千世界”、“露水珠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天才的文学家可以通过艺术概括能力“以小见大”“以少总多”，从对微观的客观对象的描写中反映出宏大的现实世界。富有才能的文学家通过对小题材的匠心刻画也可以创作出艺术精品，但主观扩大小题材的意义和价值毕意是有限度、有边界的。如果天才的文学家呕心沥血地打造重大题材，会使被描绘的对象中所蕴涵的客观思想更加凸显出来，加上主观的心灵世界的酿造、提升和情感的温暖加工，肯定会产生主观思想和客观思想最大力度和最大容量完美融合的精品力作。因此，新时代的文艺家应当把选择、表现和书写重大的历史变革题材，放在具有引领作用的核心位置。

　　二是歌颂和暴露的关系问题。歌颂和暴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歌颂和暴露作为对现实生活中的正面真实和负面真实的不同态度，表现出作家对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不同的情感评价。只要动机纯正和效果良好，文艺可以从正面歌颂真善美，也可从反面通过批判假恶丑的方式间接地肯定真善美。书写目的都是为了使人生和社会更加美好。从理论原则上说，人民掌权的国家，歌颂理应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旋。揭露黑暗，不要写得一团漆黑，使人灰心丧气，看不到光明；歌颂光明也不要流于粉饰太平，健全的社会拒绝奢靡。发展中国家理应大兴简约朴实之风，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的浮艳和虚华。历史大变革时期，既存在着现代化建设的赫赫实绩和凯歌行进英雄辈出的光明景象，也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令人担忧的社会危机。创造财富和积累资本的过程中，可能诱发对金钱的膜拜。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适度的强化和泛化，等价交换原则的刚柔相济的触角已经顽强地、无孔不入地伸展和侵染到人文领域和人的心灵世界，形成对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颠覆性冲击。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屈从利益原则，以致私欲膨胀，心中无魂，道德滑坡，信仰迷乱。漫长的宗法制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的遗风，依然濡染世风。权力拜物教和金钱物教的联手，滋生出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权色交易等腐败丑恶现象，孕育出一些“借改革以营私”，非法地掠夺和占有国家和人民财富的“特殊利益者”，几乎成为社会公害。具有责任感的文艺家应当高举起正义批判的旗帜，对资本的不合理和不合法的积累、生产、占有和分配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发掘和铲除一切龌龊现象得以产生和泛滥的土壤和条件，敢于诉讼和鞭笞破坏历史大变革的令人痛恨的势力和行为，坚守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功能，确保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胜利进军，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

　　三是宗法制和现代化。现代化取代宗法制的历史过程，最难解决的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的高度工业化的实现，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深刻的历史过程。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全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宗法制的农村公社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痕迹。由于几千年封建宗法制旧传统的影响，社会超稳定，发展滞后，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处于刀耕火种和天然未凿的原始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到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事业日趋渐好。大都会周边呈现出农业劳动的机械化和农业产品的产业化的一派可喜景象。具有工业生产性质的农业大棚普遍开花。归乡的农民工，由于参与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接受了现代化建设的洗礼、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试炼，提高了自身的现代意识，学会了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和交际方式。他们作为农业的创业者正在成为农耕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农业的机械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运动正在改变着农村的面貌。

　　宗法制农村生活是具有两面性的。乡土文学多半描绘了农耕生活的真善美，虽然掺杂着对工业污染农村的诅咒，表现宗法制社会的“生活静好”和“田园牧歌”。宗法制农业社会确实存在着绿色宜人的一面，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但对宗法制农村公社应当具有更加全面完整的体认。农耕社会无疑是具有双重性的，既有安逸、平和、悠闲、宁静、恬淡、舒适的一面，也有专制、黑暗、腐朽、封闭、狭隘、贫困、愚昧、凝固、落后的一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要通过农业变革，逐渐改变和消除宗法制农村公社的已经陈腐了的旧体制和旧环境，建设自由民主和繁荣富强的新农村。历史变革必然使农业的宗法制让位于农业的现代化。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铁律。处于历史大变革时代的明智的文艺家应当更加自觉地紧跟历史的脚步，不要痴迷于宗法制农业社会，把已经从整体上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随意加以美化、诗化和理想化，描写的过于和谐与美妙。 具有变革意识的文艺家的创作宗旨和书写立场应当坚定不移地站在社会进步和历史转折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人的惰性和历史保守主义、历史倒退主义，积极推动和促进农村的历史大变革。

　　大手笔

　　当代中国已经拥有大量平常的普通作家，书写大众群体的生活故事。大变革时代更需要富有强烈的变革意识，表现改造环境和变革世界的大手笔文艺家。他们是中国文化精英和中国精神的代表。大变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必然催生大手笔的文坛巨匠。当代中国需要涌现一批像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的伟大作家。产生大手笔的伟大作家需要经过一个自我砥励、自我培育的艰辛的学习过程。

　　一要学习人民。做新时代人民变革要求的代言人，表达人民的改变环境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潜入人民的内心世界,谙熟人民的心理期盼,发现和表现那些“人心所向”的东西。二要学习社会。经过长期的观察和体验，洞悉社会生活的律动，从新事物中发掘现实生活的走向，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捕捉和展示那些“大势所趋”的东西。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个洞察世界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做最敏感的社会神经，勇于探索和解析历史和人生的真谛，创造性地运用这把金钥匙打开疗救社会病灶的玄奥之门。

　　大手笔的文艺家应当是思想家。他们拥有伟大的人格、杰出的文化综合素质、崇高的伦理道德情操和天才的艺术表现功力，特别是应当拥有浓郁、深沉、强烈的变革意识。这种变革是从人文和社会两方面融合并进的。社会和人文是紧密相关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人；社会历史是人的社会历史。人的大变革和现代化也同时意味着从人文视阈对社会历史的大变革和现代化的推动；社会历史的大变革和现代化也意味着对人的大变革和现代化的促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手笔的文艺家同时扮演着协助实现人的大变革和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的双重角色。从人的现代化的视阈说，文艺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社会历史视阈说，文艺家是“人类历史的书记官”。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推动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当社会历史发展的书记官，表现历史变革的伟大实践，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而展示中国人民幸福和中国社会前进的美好前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陆贵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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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境界（陆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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