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艺术学理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认真总结既往，坚持守正创新，朝着学理化、规范化学科发展目标不断探索、持续深化。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热烈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总背景下，回顾和总结艺术理论和艺术学学科的不平凡历程，它的变革、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深层关联成为该学科最重要主题。有关艺术史理论尤其是“一般艺术史”的探讨，则成为该学科另一焦点所在。

　　一、艺术理论

　　2018年，艺术学理论在许多层面都体现了一个新的共性追求：守正出新。学界开始普遍正视影响学科立足的本质性问题，即学科的学理性与规范性问题，并努力通过深入而扎实的研究来解决问题。同时，学界重视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学建设、发展的历史经验、事实，在历史的镜鉴中，进一步明确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发展方向。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主题：砥砺前行，致敬时代

　　艺术学在升级为门类学科之前，有一个加速发展期。正是改革开放，为艺术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核心的、强劲的动力。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社会各界纷纷以此为节点，对自身进行历史的回顾与总结。艺术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关于“新时期”以来学科发展道路的整理与回顾，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艺术学理论在过去四十年中形成的学科基本特征，即本土性与现代性交汇、理论与实践结合等等。

　　王一川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刻地解放了中国各个艺术门类和中国艺术学学科。与中国艺术门类潮的经历相应,中国艺术学学科经历学科恢复与重建、学科开放与发展、学科升“门”及学科门类开垦与耕耘等时段。当前中国艺术学学科门类面临一系列差异化困扰，使得艺术学学科门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学科门类景观。王廷信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围绕人的价值的发现和个性解放的追寻而展开的。一批致力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学者从本土理论出发对人的主题做出回应；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立场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发声也成为建构改革开放40年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力量。对于人的主题的重视需要在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的旨向中重新思考。

　　（二）学科史研究：接续传统，展望未来

　　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学的本土经验和学科特性，并就所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法与路径，在此基础上校定21世纪中国艺术学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当前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中国艺术研究院于12月举办“艺术学的中国经验：2018艺术学与美学全国论坛”，就艺术学的中国问题和经验进行深入对话。围绕“中国艺术学科发展史上的经验与得失”“中国艺术学科发展的西方参照”和“学科困境与解决方法”三个议题，来自全国各地40多位专家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大家认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以艺术理论研究的国家机构和身份召集业内专家学者，适时总结中国艺术学百年来形成的现代传统与经验特征，并就所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法与路径，这些工作既具有极强的学术针对性，又负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深入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自20世纪初期起，王国维、宗白华等前辈学人尝试引入艺术学科，到2011年艺术学升级为学科门类，中国艺术学在百年进程中历经引进、积累、构建和学科化等阶段，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其中多个学术机构都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18年，学界不约而同地回顾梳理自身的学术传统。

美学家宗白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学与美学论坛”，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学传统”为主题，邀请2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梳理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由王朝闻、张庚、杨荫浏、冯其庸、李希凡、陆梅林等一大批成就卓著、影响赫赫的学者专家所确立的学术特色和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大家认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理论风格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学理特征与深远的学科影响，正在于前辈学人立足新中国文化建设，坚持人民文艺立场，在继承延安文艺精神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学术方法，最终形成了理论联系实践、史论研究相结合、注重学科布局与规划等开放的、科学的理论范式；而它的学术定位正是基于国家的文化意志和历史责任。正因如此，它才能不断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学术积淀，从理论层面构筑起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架构，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出学科奠基和理论辐射的深远影响。

　　王一川《思想之乡——兼谈北大艺术学科传统的渊源与特征》（点击查看原文）一文更像是一篇散文式的学术史梳理，以一种“散点透视”的精妙构思，将情感的灵动与思想的激荡汇聚在艺术学科这个焦点上，映照出北大作为思想之乡在二十世纪中形成的学术气质与学科传统以及它们对艺术学学科的潜在影响。从艺术学院的地址移居为导引，文章游走在北大“心灵地带”和思想之乡乃至传统路标和艺术学人四个主题中，将北京大学的艺术学科传统置放在北大思想的大系统中来解读。文章所强调的是，北大的思想之乡传统呈现出思想原创的渴望、思想自由的环境、思想传播的自觉、思想者多形态、思想需要艺术形象滋润等特征；未来的艺术学人应将思想的原创性、理论思辨的开阔性与严谨度、人文底蕴的沉厚度与艺术形象的创造性和未来性等水乳交融地涵濡为一体。

　　除了对各自的学术传统进行回顾外，学界也普遍地意识到对整个艺术学现代史的整理和接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特别值得学界重视的是“接着说”。叶朗先生在接受访谈时提出，艺术学与美学的学科性质及学科历史决定了各自的研究都要体现中国眼光、中国立场、中国精神、中国特色，同时要有理论创造，提炼出具有强大包孕性的概念和命题，形成一个稳定的理论核心；“美在意象”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价值，这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艺术学理论等新的创造应从前辈学者那里“接着讲”，要关注艺术家的人格和当代艺术经典，关注广大群众日常生活的审美追求。在艺术学理论年会上，陈旭光从四个方面对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国艺术精神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传统是一条河”，文化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亦是如此。陈池瑜则以各个时期为切入点,回顾梳理了中国艺术学研究和发展的近百年历程。他认为，了解我国艺术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对于推动当代艺术学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张道一先生在接受梁玖教授的访谈时（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有情生活与自明学术的自在思想家——访艺术学家张道一（梁玖）），介绍了中国本土的、民间的艺术在艺术学学科历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他强调，艺术学理论对于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起着柱石作用，但从宗白华等人开始，中国艺术学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理论不脱离实际、教育、创作、组织关系。在谈到造物艺术从图案——工艺美术——设计艺术的三个历史阶段时，张道一先生强调三段路之间的内在历史逻辑，它们不是新、旧的取代关系，而是三个逐渐深入和拓展的发展层次。民间艺术和工艺美术等造物艺术的这些历史事实是支撑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富矿。

　　（三）基础理论：守正出新，多方突破

　　与往年相比，关于艺术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数量略有降低，但研究更加精细，多能够深入到问题的根本，以积极理性的态度正视学理，并努力解决艺术理论中长期存在的含混问题。学科新兴时期的热情与激情渐渐加入了理性的支撑，学界开始努力追求一种整体包容的，而非狭窄排他的视野来认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内涵与外延都日渐澄清，在艺术的人民性问题、艺术本体论、艺术符号学、艺术学与美学关系、研究方法、艺术哲学研究及译著推介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并出现了不少突破性成果。

　　热点一：艺术人民性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和生活的关系”等，是带有全局性、指导性的基本文艺理论问题，也是当前中国文艺界最需要从知识和理论层面进行阐述的重大问题。刘永明专著《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人民性——一种艺术共同体的想象与建构》，从国家文艺的宏观理论需求出发，立足艺术学体系的核心范畴的理论推进，对艺术的“人民性”问题作专题性、系统性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学学科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王列生《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论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研究》及《谱系学视野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建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创新点研究》等文章，也从理论层面对艺术的人民性问题有深入的挖掘和阐扬。

　　热点二：基础理论的纵深研究。

　　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快速上升的过程中，艺术一般、艺术的合法性及审美自律等基础性问题研究也出现了不少重要突破。李心峰发文对“艺术一般”进行论述。文章提出“艺术一般”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艺术基础理论问题，它是艺术原理、艺术概论或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范畴。这一范畴为艺术学理论(一般艺术学)学科提供充分的学理根据。各具体艺术门类的研究要想上升到“艺术学理论”，必须有自觉的“艺术一般”的观念,必须有一般与特殊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素质,必须有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之间的往复循环的思维运动。

　　在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合法性论述方面也有实质性突破。“艺术学的中国经验：2018年艺术学与美学论坛”中，周宪发表《艺术理论的知识学问题——从西方学术语境看》一文。他指出，艺术理论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和争议的概念，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自身的知识学问题必须一一阐明。从西方学术的现代语境出发，作者通过考察知识分化、知识生产主体、艺术理论与美学的交集、以及总体性和地方性艺术概念的差异等问题，论述了艺术理论在知识学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对这一学科的特定性质展开了论证。此外，周宪在新著《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中，也着重探讨艺术理论的学科、研究对象以及与相关知识领域的复杂关系，努力厘清这一知识领域的历史演变和当代问题，以一种开放性和学理性的态度提出了一系列设想，触及现当代艺术理论的重要问题、艺术边界的争议、艺术自主性及体制、意义阐释，对不同艺术门类的批判性考察等。

　　艺术自律与当代艺术之关系是艺术理论中的一大主题。冯黎明在《艺术自律与审美伦理》一文中，分析了审美批判理论、审美救世主义、审美伦理及艺术自律等范畴间的逻辑关联，并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非自律性的艺术以及知识界的新思潮的出现,审美伦理在价值和意义的判断方面的合法性逐渐减弱,审美批判理论也日渐式微。“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作为生活美学,和以审美伦理为救赎之道的批判理论不同。周计武专著《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在现代性语境中以观念史的方式探讨了现代艺术、先锋派艺术、后现代主义、当代艺术等思潮，辨析了艺术的自主性、纯粹性及艺术的当代性等诸多现代艺术观念，以及艺术“祛魅”论、艺术体制论、现代主义终结论等前沿话题，系统反思了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表意策略、形式实验与美学阐释的危机，旨在重构具有中国人文底蕴的艺术理论体系。同时，周计武还发表《视觉文化视野中的当代先锋艺术》《破框而出——当代艺术的调整与艺术话语的重构》等文，从西方艺术史叙事的逻辑出发，分析当代艺术不同于古典与现代艺术的地方，强调当代艺术作为一种“破框而出”的艺术事件。

　　技术进步与艺术的新发展也是近年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楚小庆《技术进步对新的艺术形态与门类生成的影响》一文，是在其《技术进步对创作形态演变与艺术跨界整合的影响》《技术进步对艺术生态变化与作品形式表现的影响》等文章基础上，进一步阐发新技术与新艺术关系的研究成果。作者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对艺术作品的创作理念、形式表现以及传播方式和途径的影响，指出技术进步推动了新的艺术形态的出现，引起了新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变化，是新的艺术类型与艺术门类得以生成的社会现实基础。

　　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方面，2018年产生了一部厚重之作——夏燕靖、张婷婷著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上、下）。这部历时七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最终成果、长达110余万字、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的专著，系统探讨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生成观、本体观、精神观、美学观、雅俗观、物化观、表演观、批评观、接受观、空间观，以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当代性”阐释的问题，对于我们系统认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基本观念、理论体系特别是其在当代的价值，提供了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阐释文本，应给予高度的评价。

　　热点三：艺术学与美学关系。

　　2018年，艺术学与美学的学科关系依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老问题，但此方面的新出成果更加注重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及其理论成果的细部分析来清理艺术学与美学关系，因而在学理上显得颇具说服力。孙晓霞发表《艺术学与美学的中间道路——塔塔尔凯维奇的美学史体系再分析》一文，通过对美学家塔塔尔凯维奇《美学史》（三卷）体系的剖析，指出其体系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消除了哲学美学长久以来对艺术本体的褫夺与压制，一方面克服了艺术科学论带来的美与艺术的背离与分裂，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理论和美学的传统认知模式，其理论架构、研究方法等对今日的艺术学学科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照价值，故而美学与艺术学并不只有楚河汉界的对峙关系。

　　热点四：理论研究的历史化倾向。

　　随着学科的日渐成熟，关于艺术理论的本体研究出现了一种历史化研究方法。这种理论的进入方式强调从艺术史事实中来认识艺术理论的多重面相，反对一种超历史的、独断的艺术理论认知路径，以克服本质主义艺术理论带来的僵化、封闭。如，刘旭光《欧洲近代艺术精神的起源——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文化与艺术》以艺术史为基础，把艺术史研究与美学研究结合起来，对美感的性质与内涵，艺术的公共性、自律性与象征性，“艺术家”概念的内涵与艺术在近代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艺术中的情感问题以及图像的意义等众多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廷信《从观念出发思考早期艺术史》一文认为，考察人类早期艺术史应从观念入手。娱乐观念是人类的本能,这种观念要走向艺术,须从人类的生产观念和生活观念中去寻找。胡新群《艺术学理论框架中艺术史研究的立场与目标》一文认为，作为艺术学理论整体中的一部分或一个视角,艺术史研究必须围绕艺术学的根本问题而展开,必须为解决艺术学的根本问题而服务,因而必须以艺术创造为研究的核心。孙晓霞《艺术概念史研究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当前困境》，则从考察现代艺术体系形成的历史动力出发，清理了观念史和概念史两种不同的艺术理论研究路径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热点五：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本体性。

　　杜卫认为,当前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急需研究四个问题：一是艺术的人文价值；二是艺术的社会价值；三是艺术的生命价值，即自由创造的人生境界；四是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的关系。梁玖《准确认识“艺术学理论”的五个内涵体系》认为，有必要对艺术学门类各学科的“完善度”“更新度”“提升度”做出明确的结论。文章针对当下对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依然存在的误识等问题，提出和论析从历史、理想、学科、功能、价值“五个体系”切入认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特质、内涵与作为取向，力图基于更新性认识有效建构和把握“艺术学理论”学科。赵奎英在《语言、空间与艺术》一书中，则致力于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寻求进入艺术理论研究的新路径，探讨建构既能切中艺术本体，又具有生态精神和文化视野的中国当代“大艺术理论”。此外，王晨《新时期我国艺术学科面临的五个问题》、黎明《艺术学理论：边界的焦虑与困境》、李逸《“艺术学理论”学科称谓争鸣的学理辨析》、刘剑《艺术学研究的三个面向与整合》等，也对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本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热点六：艺术哲学的新拓展。

　　赵毅衡《论艺术中的“准不可能”世界》一文指出，艺术中的不可能世界与逻辑学中的相应概念不同。艺术的创造与解释有强烈主观性，艺术文本必然一方面与经验实在世界通达，另一方面深入逻辑上不可能、却在艺术创作中可能的情节。艺术的“准不可能世界”，造就了艺术的特殊存在理由以及不断求新的追求。在《“泛艺术化”的五副面孔》一文中，赵毅衡分析了“泛艺术化”囊括“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的多个方面，总结了人类生活的艺术化的历史进程，从中透视当今文化中种种浸透了所谓“艺术”的现象。李世武《论西方艺术哲学与艺术人类学间分歧及成因》一文，从丹尼斯·达顿的文章谈起，论述艺术哲学与艺术人类学之间的分歧产生原因，并提出了积极的解决通道：辨析关键概念，综合研究艺术中审美与非审美因素的关系。李森《回到康德：对科学、艺术、审美的反省》一文指出，人类的知识源于人的先验感性直观能力,科学与艺术两种认识论共同的出发点即在于此。科学和艺术的命题都是从“假设”出发的,借此形成科学的真理逻辑与艺术的幻相逻辑,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是,真理逻辑讲究概念范畴的同质对应,而艺术的幻相逻辑则不需要同质对应关系。

　　以符号学研究方法推动艺术哲学研究，也是2018年的艺术哲学领域的又一新亮点。赵奎英在《试论艺术作为出场符号》中提出：艺术本质上不是一种再现的不在场符号,而是一种显现的出场符号。艺术作为出场符号,不是对某个不在场对象的代替,而是对自身存在及相关意义的显现,是在特定时间和场所中发生的有意义或意味的符号实践。出场符号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艺术符号的本质、艺术活动的本体,从而使艺术符号学及艺术基本理论研究得到真正推进。赵毅衡连续发表《从符号学定义艺术：重返功能主义》，《从符号学看“泛艺术化”：当代文化的必由之路》等文，阐述符号学对艺术本体的新启示。

　　被人们称为“艺术学之父”的德国艺术史家、艺术理论家康拉德·费德勒（KonradFiedler，1841—1895）近两年颇受中国艺术理论界关注。继201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他的代表作之一《论艺术的本质》后，他的另一部重要的代表性著作《艺术活动的根源》中译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据悉，在西方艺术学尤其是一般艺术学诞生和演进历史过程中的另两位吸引代表性学者玛克斯•德索和埃米尔•乌提兹有关“一般艺术学”的代表作——玛克斯•德索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和埃米尔·乌提兹的《一般艺术学基础原理》也已经被译成中文，将于近期问世。西方艺术学史上的三大巨头费德勒、德索、乌提兹各自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学代表作的翻译出版，必将引起我国艺术学界的集中关注，引发研究、阐释的新的热情，给今日中国的艺术学研究提供“吸收外来”的宝贵理论资源与学术启迪。

　　二、艺术史

　　本年度艺术史的研究表现优异，讨论问题视野宽广、走向深化，成果丰硕，成为2018年艺术学理论学科又一突出亮点。有关艺术史理论的大规模会议讨论，除2018年度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的艺术史专题外，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边界与跨界：2018•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尤为值得瞩目，还有宜宾学院主办的2018“乐·图·文历史性对话”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首届艺术史研讨会也关注了艺术史研究。各期刊杂志刊登的有关艺术史的文章也表现出深入、扎实的特点。学者们对艺术史书写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艺术史研究中的某些重要问题或现象的个案讨论、海外艺术史研究的范式及代表性人物等的普遍关注，这些都是本年度该领域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一）“艺术史”书写与方法论

　　2018年6月23日至25日，“边界与跨界：2018•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此次会议聚集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的全体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的有关专家、各高校从事艺术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以及艺术学各门类学科——音乐与舞蹈学、影视与戏剧学、美术学、设计学和文艺学、美学领域的史论专家，共同把脉当前艺术史学科的问题和前景，可谓是本年度艺术史理论研究领域规格、层次最高的研讨会。会议共设置五项议题展开讨论：艺术史内涵和外延；艺术史学科建构与整合；海外研究范式与中国艺术史研究；艺术史学本土化；元艺术史研究。共有来自全国30余所院校的77位专家学者做了专题发言。

“边界与跨界：2018•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专家合影

　　在第一个议题的讨论中，凌继尧认为世界史的研究方法值得艺术史学界借鉴。他指出，艺术史书写也可以像书写世界史那样，需要回答四个问题：一是叙事的对象是什么？二是艺术史是如何发展？三是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四是各种艺术门类的共性与特性是什么？其他学者如王一川、周宪、陈池瑜、李向民、宋伟等也都认为，艺术史应是开放的，艺术史研究中要有跨界意识，关注最具普遍意义的艺术世界的历史。在第二个议题的讨论中，夏燕靖、黄宗贤、孙晓霞、王晨、李安源、刘祯、李健等学者从方法论、中西对比、艺术史料学等方面讨论艺术史学科的建构问题。夏燕靖指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形成及下设的二级学科划分已逐渐明晰，即以史论评为核心的基础理论学科，加上拓展而出的交叉与应用学科为其发展两翼。”他进一步强调了构成“学科”的基本要件：一是要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二是要有专业设置的分类依据和完备、成系统的评价体系。在第三个议题的讨论中，尹吉男、彭锋等学者纷纷发言并认为，关注海外研究范式可以起到“以史为鉴”与“引外中用”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关中外艺术史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和史学理论等，或者说是共有的艺术史学知识体第，对中国艺术史学科建设形成参照。在第四个议题的讨论中，王廷信、童强、李倍雷、陈岸瑛等学者一致认为，对艺术史研究的本土化要求合情合理，本土化是理解现在的重要途径，这正是艺术史方法与理论研究的真义所在。在第五个议题的讨论中，李心峰以“元思维”方法，提出“元艺术史”的学科命名问题，指出：元艺术史，就是用元科学的方法对艺术史这门学科进行系统反思所形成的学科。“从今天艺术史学科角度提出‘元艺术史’学科概念，则应该尝试将有关艺术史学科的所有元科学的思考，都归结到元艺术史学科的概念之中。”他进一步指出，元艺术史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趋向：一是“艺术史哲学”，反思最基本的元理论问题；二是以实证或经验科学的方法对艺术史本身进行研究的“艺术史科学”。在学界对艺术史学科仍存有不同声音的当下，该会议的召开非常及时，对于明晰学科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在10月26日至27日召开的2018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中（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2018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综述），有关艺术史书写与研究方法的问题再次引起学者们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徐子方《艺术史理论再认识》一文对艺术史提出了自己的五点建议：第一，一代有一代之主流艺术，主流艺术决定艺术史脉络与走向。应引进文化地理学概念，以此为基础确立人类艺术中心。艺术史也可以看作艺术中心交替发展的历史。第二，重视艺术本质的诸要素平衡，以艺术品为中心，同时摆脱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艺术史学传统，将艺术家生平及其创作观念摆到适当位置。第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与艺术史的本质不相容。必须以全面再现和阐释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艺术现象为主要目的，不刻意将不同时代的艺术品之间是否有联系作为艺术史展开的前提。第四，艺术史不仅是艺术品的历史，也是艺术理论发展的历史。应将艺术理论史纳入艺术史的范畴。第五，应当重视艺术史的历史本质，艺术史不应孤悬于历史科学之外。勾画艺术演变规律，不能脱离文化社会背景。有关艺术理论史的认识，作者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史揆要》一文中，指出中国艺术理论自成一个独立的严整的系统，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并对这个脉络划分出“艺术理论分属诸子美学，实用工艺理论首先独立”的上古阶段、“门类艺术理论分别发展”的中世阶段、“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趋向成熟”的近世阶段三个历史阶段。作者特别指出晚清刘熙载的《艺概》在艺术理论史上体现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有特色，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传统的艺术学著作，值得重点观照。

　　夏燕靖《艺术史的交错与边界扩展》一文对如何认识艺术史的问题提出四方面观点：第一，确认艺术史的事实存在。第二，阐明中外艺术史的路径差异与殊途同归。第三，表明艺术史存在形式的多种可能性。四是论述建立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基础上的艺术史有其内在逻辑，与学科整体发展相互一致。此外，作者的论文集《艺术史论的存在形式与新视阈》结集十余年间在该领域的学术成果，涵盖“艺术学史及艺术史存在形式研究”“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学术史’的建构”“艺术史专题与艺术评论的新论证”“艺术史课程与艺术理论写作问题探究”等四个系列的研究专题，对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的相互推动作用以及所遭遇的若干质疑问题、艺术史中“特殊艺术史”和“一般艺术史”关系问题、如何推进不同类别的史述互证问题等，都展开了详尽的探究与阐释，确认了艺术史及艺术史学在过去与当下，以及未来的存在价值和发展意义。

　　林少雄《“中国艺术史”书写的基本观念》一文认为“中国艺术史”的基本观念，应立足于“中国”“艺术”“历史”这三个动态、开放、不断被发现和建构的概念，这决定了中国艺术史的不同内涵、外延和不同样貌。刘心恬《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史叙事对象的艺术生态系统》一文指出，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已经不同于传统艺术史以“艺术家——作品”为主线的书写模式，其趋势是走向对艺术生态系统的整体把握。

　　此外，王廷信《从观念出发思考早期艺术史》、胡新群《艺术学理论框架中艺术史研究的立场与目标》、李沛健、李荣有《艺术史整体研究视域下的乐、图、文历史性对话——由<两汉乐(舞)史研究>引发的思考》、徐子方《<世界艺术史纲>自序》等，也是本年度该热点话题中值得关注的重要文章。

　　（二）中国艺术史的基础理论研究

　　该领域主要针对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的某些重要问题、重要现象或代表人物进行个案讨论，深挖中国传统和现代艺术史理论资源，具有艺术史料和学理层面的双重价值。

　　高兴《以图传史：中国艺术图像史的学科构建思考》一文对中国艺术图像史的学科功能、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等做出探讨。作者认为艺术图像具备与文献、考古、口述史一样的“传史功能”；艺术图像史学是图像学与艺术史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艺术史学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有微观与宏观两种，前者主要指从“图像分析”向“图像阐释”演进的图像学方法，后者包括艺术考古、田野考察等具体方法，比较研究、数量研究等科学研究中的一般方法，归纳演绎、类比推理等思维方法等。

　　吴衍发《论常任侠的东方艺术史观》一文对中国当代著名的东方艺术史与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的艺术史观做出考察。文章指出，常任侠在艺术史研究中提出“劳动创造艺术”和“舞巫同源说”两个命题，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从中国美术史、中国乐舞史和中外艺术交流史三个维度展开，将艺术交流与文物考古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借助现代考古学方法和艺术比较研究来建构东方艺术史的图景。

　　张波《滕固、邓以蛰、陈师曾艺术史学思想比较研究》一文从文化史观、史学思想来源、中西学的本末问题、艺术史分期、南北宗论、文化艺术救赎论等方面对三人的艺术史学思想做出比较研究。

　　除上述文章外，在2018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对艺术史的讨论中，还有一些学者如赵崇华、邱丽杰、赵小平、刘凯、饶黎等也就艺术史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或代表人物展开了研究。此外，赫云、谢九生等学者对艺术史中的母题与主题、“艺术列传”等问题的研究也值得关注。

　　赫云等《艺术史系统中的母题与主题学体系研究》一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重点课题“中国传统艺术母题与主题学体系研究”的阶段成果。文章指出：母题演变导致主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发生改变或有不同的解读，这实际上涉及到艺术主题的变迁研究，即艺术史的重要研究内容。换句话说，对母题学与主题学体系的研究实则是对艺术史变迁的深层动因与规律的探寻，由此我们便窥视到一种史学方法，从艺术史系统中探讨母题与主题学体系，不但创构了多途径的艺术史学理论，也为揭示艺术变迁的规律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

　　谢九生《论古代“艺术列传”的艺术文献学价值》《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研究》两篇文章梳理了《晋书》《北史》《周书》和《隋书》中有关“艺术”列传的内涵与流变，讨论了古代“艺术”的概念与范围，分析了“艺”与“六艺”的文化教育和“术”与“五术”的理论渊源，进而指出“艺术列传”在史料文献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三）海外艺术史研究

　　2011年艺术学升门后，学界已经对“艺术”研究对象的认识有了新变化，即在中国艺术史的视野中，其研究对象涵盖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设计等艺术样式。而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往往特指绘画、建筑、雕塑等造型艺术。因此中国对有关西方艺术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大量成果集中在美术界，这种特点尤体现在对西方艺术史著作的译介和研究上。

　　郁火星《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鉴赏理论与方法》一文考察了西方艺术理论界著名的艺术鉴赏家伯纳德·贝伦森的艺术鉴赏理论。文章指出，艺术鉴赏方法理论是在19、20世纪流行于西方的重要的艺术研究方法，它从经验出发，在观察、比较具体作品细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描绘特征，来最终推断艺术作品的创作者等艺术史信息。文章认为，伯纳德·贝伦森在继承莫雷利艺术鉴赏传统的基础上，对艺术鉴赏理论的性质、方法和步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并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不断加以完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在西方艺术史论研究领域行之有效的权威研究方法。艺术鉴赏方法有力地回击了20世纪初期艺术史研究领域黑格尔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为艺术研究手法的多样性做出了突出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

　　张颖《笛卡尔的激情论与勒布伦的表现说——对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美学的一个细部考察》《夏尔·巴托的艺术摹仿论及其内在矛盾》《杜博的情感主义艺术理论及其启蒙意识》等文章分别以笛卡尔、勒布伦、夏尔·巴托、杜博等人的艺术思想与理论为考察对象，对西方艺术史中一些重要的命题做出了阐释和研究。

　　熊海洋《艺术史危机的现代性逻辑及其当代应对——从总体性视角重审艺术史危机问题》一文认为：艺术史作为一门现代性的学科已经遭遇过两次危机。这两次危机各自催生了不同的艺术史的新方法。艺术史的危机发生在现代性的历史纵深之中,内在地分有着现代性的逻辑。第一次危机刚好发生在现代性前半段完成之时,其标志就是总体性/综合性的艺术史与实在经验之间发生了分裂。第二次危机与现代性的后半段刚好重合,其标志是对总体性的否定,以及诸领域之间的分化。艺术史的危机就是一部综合的/总体的艺术史形成和瓦解的历史,与现代性的逻辑,即总体性的形成与自我否定刚好吻合。描述出艺术史危机的现代性逻辑对于理解和解决这一危机提供了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如何看待总体性,如何看待总体的/综合的艺术史。

　　此外，张佳峰《达弥施艺术史论研究范式及其当代意义》、李骁《艺格赋词的历史及功用》、李雷《从“天才”到“艺术界代理人”——艺术体制理论视野下的“艺术家”形象考察》、[美]伊夫-阿兰·布瓦，周宪、张婷《艺术史的传统与嬗变——伊夫-阿兰·布瓦教授专访》、颜景旺《谁是真正的“艺术史之父”》等文章均值得关注。

　　本年度该领域专著主要有：张坚《另类叙事：西方现代艺术史学中的表现主义》不仅阐述了西方艺术史理论的发展脉络，也指出了长期以来被遮蔽、忽视的一种艺术史学传统——表现主义，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中国艺术本质，对中国艺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都颇具借鉴意义。林国兵《西方现代艺术观念演化史》在审美现代性视域下考察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逻辑进程。仇国梁《西方技术艺术史》是一部基于技术的西方艺术史，探讨了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发展历程。

　　本年度该领域译著主要有：[美]菲利普•E.毕肖普著，陈永国译《人文精神的伟大冒险：人文艺术通史》、[英]克里斯·米-安德鲁斯著，曹凯中、刘亭、张净雨译《录像艺术史》、[意]朱利奥·卡洛·阿尔甘、[意大利]毛里齐奥·法焦洛著，谭彼得译，陈哩尔校译《艺术史向导》、[英]弗朗西斯•哈斯克尔著，孔令伟译，杨思梁、曹意强校《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等。

　　三、艺术批评

　　2018年，艺术批评界在党和国家各项文艺政策指导下，继续推进各类批评活动和研究工作，各门类艺术的即时评论层出不穷，艺术批评的学理探讨不断涌现新视角。整体而言，本年度艺术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党的各项文艺政策的贯彻落实与解读研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自觉构建新时代中国艺术批评的话语体系、重视媒介新变与艺术批评的互动关系等三方面。

　　（一）落实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

　　学界高度重视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对其中针对文艺界的普遍问题提出的新思想、新导向不断做出解读，对讲话面向文艺界和批评界的种种深刻影响做重点观照，对艺术批评界自觉贯彻落实讲话精神的情况进行梳理。可以预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讲话的研究和落实依然是艺术批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仲呈祥《40年，文艺政策引领文艺繁荣》（点击查看原文）一文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党在不同时期的文艺政策，并提炼出相应的关键词：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艺政策强调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文艺政策则“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反复强调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文艺政策要求的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种对文艺政策关键词的提炼和解读，既体现出历史线索的纵深感，又显示出每个时代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这对于文艺界和批评界坚定文化自信，坚定自觉地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政策大有裨益。

　　蒋述卓等《价值分化与价值重构——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功能与价值取向》一文认为当前文艺批评的缺席、失语、弱化等问题，不只跟市场化以及西方理论的强势影响有关，而且根源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的分化和价值的分化。文章进而指出：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对文艺批评的相关论述，为新时代文艺批评的价值构建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功能应该落实到人民大众的审美素质的提高以及现代人格的养成。该文尽管是从文学的视角梳理批评的功能与价值取向，但对于当前艺术批评而言，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文章提到新时代文艺批评应当具备的“以人民为中心、对中国历史及文化传统有坚定自信、坚持审美性原则”的三种价值取向，具有普遍意义。

　　唐宏峰《新思想、新组织、新媒介——近年中国文艺评论状况探析》一文从新思想、新组织和新媒介等方面对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文艺评论领域发生许多重要变化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为文艺评论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指引；国家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出现众多以文艺评论为主题的国家组织、社会团体和学术共同体等，各种文艺评论活动极为活跃；网络新媒介的迅疾发展极大影响了文艺评论生态，从评论的主体、评论的属性、传播的途径到文本的文体风格、评论的价值与效果等都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根本变化。

　　（二）建构新时代中国艺术批评的话语体系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当下艺术批评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从学理层面对其进行分析和把脉，自觉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批评的话语体系。

　　金雅在《“美情”与当代艺术理论批评的反思》（点击查看原文）一文中指出传统艺术理论资源对当下艺术实践和理论批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作者认为重视民族美学的美情传统，是扭转当前批评界普遍存在的趣味不高、境界低俗，惟西是瞻、缺失根基，急功近利、拜金逐名等问题的极具针对性的方法和举措之一。作者指出：对“美情”的追求和倡扬，是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神髓之一。“美情”要求对日常情感进行审美升华，重视美的情感与真善之贯通，由此可以对当代艺术理论批评的种种非美趋向予以观照反思。“美情”的命题，也要求理论家批评家提升情感能力，重视情感品格，尤其是传承弘扬中华美学以真善美贯通为要旨的大美情韵。

　　汪涌豪在《批评的敬畏与诚意》（点击查看原文）一文中指摘艺术批评与当前创作实践和大众需求的双重疏离，强调了艺术批评家“必须永远保持独立的本位”，坚守职业敬畏和学术操守。作者指出：只有基于对真理无条件的服从，以及对自己视为志业的评论事业的神圣信仰，才能使批评避免寄生的冗余，真正成为艺术强有力的护法。而要做到这一点，评论家能否知所敬畏、常怀诚意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应鼓励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直言无隐的真批评，并确信只有在这种评论中，批评家才能既提升别人，又成就自己。

　　王中原在《中国文艺评论的当代困境与“回到马克思”》一文中历数文艺评论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同样将其“病根”指向评论品质的丧失，并为之开出“回到马克思”重塑批评品质的药方。作者认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专业型文艺评论的“学院化”、非专业型文艺评论的“产业化”的负面效应及其“消极的后现代主义化”倾向，其症结在于“现实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双重缺失。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的“病根”在于评论品质的沦丧，其于“困境”中“突围”的契机在于评论品质的重塑，即通过“回到马克思”来重塑文艺评论的现实主义人文终极关怀品质。

　　潘天波《艺术批评范式及其误用：以器物文化为中心》一文以器物文化为切入点，分析了器物艺术文化批评绝非仅是风格、形式、美学以及知识等传统批评范式所能完成的原因，认为这类传统艺术批评范式极易走向形式论、机械论、玄学论等学术危险境地。作者指出，对器物文化的批评还需引入角色、情境、互动以及界限等批评范式。因此要想拓宽器物文化批评的疆域，应该着力开放艺术边界，使之与常规批评范式互补，从而顺应艺术批评的健康发展。

　　（三）重视媒介新变与艺术批评的互动关系

　　关注当下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的话题，尤其表现在学界对媒介新变与艺术批评关系的讨论上。本年度大量批评理论类文章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数字时代艺术生态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性的状态，注意到网络数字媒体对当前艺术批评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同时，对大量非专业批评的现象和问题，提出解决意见与建议。

　　李震《媒介化时代的文艺批评》一文认为媒介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文化生态以及与此相关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的主体从文化精英向网络公众延伸。作者肯定了网络舆论中那些充满现实感、真性情和口语的非专业批评话语的存在和价值，并指出专业批评家不应忽视、排斥这种类型的批评话语，这种公共话语应与专业批评话语一起，共同熔铸新时代中国文艺批评话语体系。

　　万书元《数字媒体时代的艺术批评》一文总结了数字媒体时代普遍审美化、普遍虚拟化、多元化和商业化的四大特征，并由此指出“艺术批评不再属于少数人垄断的专利”。作者对网络媒体同样秉持正面和肯定的态度，但针对其可能出现的粗俗的、极端的、垃圾化的非专业评论，作者认为需要从社会风气、学术氛围、学术精神、批评主体等方面创造必要条件引导其走出混乱和无序，进而期待一种真面真言的批评。

　　王一川等《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三个圈——兼谈文艺批评家素养》一文把数字时代文艺批评家的群体划分成学者职业批评圈、网众自发批评圈和名人自媒批评圈三个类别，并认为名人自媒批评圈因其特殊性而特别值得关注，“名人的自媒批评话语往往可能对艺术时尚流产生直接的拉动作用”。作者指出数字时代这三个艺术批评圈共生共存，与之相应的艺术批评家需要探索审美与文体敏锐度、中国艺术公心、博学和批评个性等各方面素养的养成。

　　除以上热点问题外，对艺术批评的史论探索也始终没有离开研究者的视野，这其中既有对中国艺术批评史和批评学的回顾与开拓，也有对西方艺术批评的关注。

　　刘永明在《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学发展述略》一文中回溯了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学的发展历史，文章认为20世纪是中国艺术批评学学科自觉的一百年。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开启了中国艺术批评学的现代历程，作者将这个百年分为两个“多元化”阶段（即20世纪“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与一个“中心化”的阶段（即30－70年代），历史呈现出一种哑铃型的时间结构。作者指出：由于受社会历史的深刻影响，中国艺术批评学的发展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大进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应关系，由此表现出的总体特征是科学性、民族性和现代性。

　　黄桂娥在《艺术学理论学科视角下艺术批评史教学的革新》一文中对高等教育中艺术批评史教学展开讨论，对其专著《清代艺术批评史》的主要内容、重点、难点与创新点、价值意义等做出说明，并强调艺术批评史“研究艺术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规律,以打通门类艺术为己任”。《清代艺术批评史》是作者从一般艺术学视角对清代艺术批评史，尤其对书法、绘画、戏曲等门类艺术批评思想史展开的研究，作者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普遍性的范畴、概念和思想，呈现出清代艺术批评历史的立体面貌。

　　柯蒂斯·卡特《门罗·比厄斯利、阿瑟·丹托、诺埃尔·卡罗尔的艺术批评》一文是其在“中华美学的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对西方三位代表性艺术批评家的思想背景、主要经历和学术观点、方法论特点等作出阐释，并对三者所持的艺术批评方法，即描述、阐释和评价，做出简评。

　　综上所述，“关注时代变化”“探索中国经验”“寻求突破之路”是本年度艺术批评留给人最为印象深刻的关键词。面对这些批评实践和学理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建构中国本土艺术批评的话语体系不但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而且学者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稳步前进。

　　（来源：《艺术百家》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李心峰（1958-），本名李新风，男，汉，安徽宿州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国务院第七届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艺术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文论、日本美学与艺术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孙晓霞（1977-），女，汉，山西稷山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艺术思想史。

　　秦佩（1983-），女，汉，河北邯郸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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