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加快推动文艺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深入研讨相关问题,2019年3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嬗变与走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专业全体导师和研究生,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上海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陈奇佳教授主持会议,中国人民大学陈剑澜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为了有效分享相关讨论成果,现按会议主题择要介绍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要论述了政治的三个内涵。首先,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马克思认识到了政治概念的变化,并把对政治的认识与黑格尔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第二,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一切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第三,人的解放的政治,人民政治是阶级政治向人的政治的一个过渡。最后,她指出,人的感觉的、现实的、思想的、精神的、全面解放的政治就是文学政治。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模式的思考》,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与建构形态,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模式,主要有文献整理式、教材编写、专题研究、以我为主的体系建构四个阶段,并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滞后性,专题研究较少。要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瓶颈,就要在深化专题研究的前提下,与其他理论相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未来。河北师范大学张敏教授论《青年马克思审美异化与审美共产主义思想》,阐明了在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创构中,异化理论是最有代表性的理论;青年马克思对审美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青年马克思对审美异化的扬弃在于劳动异化的扬弃,从而推演出共产主义的理论。河北大学胡海教授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五个美学命题及其美育启示》,通过劳动实现个人价值满足个人需求,表明社会需要懂艺术、能够发现美的劳动者,同时还需要能在劳动之外发现美和乐趣以及热爱劳动本身的人。浙江大学苏宏斌教授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活力之源》,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每个时代一直保持着一种活力,源于一种“思想范式”,即“人类的精神生活是建筑在物质生活之上。”指出了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联。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四川大学傅其林教授论《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审美教育思想》,归纳出卢卡奇对美育特点的四个方面的论述:首先,立足于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把审美教育纳入其系统的美学理论建构之中;其次,指出陶冶说如何达到审美教育的功能;再则,批判审美与日常生活无关,以及审美直接作用于日常生活的观点;最后,批判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来确立他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审美教育观。
二、文艺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关于文论的整体反思方面,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谈论《元典关键词研究的理论范式——兼论百年来古代文论研究的范式革命》,将其概括为“三个三”,第一个“三”针对关键词的三大遴选标准,即命大、符大、力大。命大是指有的关键词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存在于意识形态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符大即在天下宇宙万物无所不见,力大即其拥有如闪电一般的穿透力。第二个“三”是指关键词的三性,即词根性、坐标性、转译性。词根性即关键词在甲骨文、金文等其中的使用,坐标性即其在不同的时代中的含义,转译性即其在其他的语言中的含义。最后,关键词方法论还有三项原则,即不可定义性,高度与进化和跨学科视野。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论《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特质》,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基本观念为渊源,认为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有普遍性的感兴创作观念和宇宙生命感;第二,真善美高度统一是中华美学的核心内容;第三,理性与感性的动态和谐是中华美学的要义;第四,超越模仿现实的意象与意境追求是中华美学精神的艺术表征。山东师范大学孙书文教授论《新文化运动百年来文艺价值观的衍变》指出,文艺价值是新时期变化鲜明的一个领域。这种变化与社会发展情状密切相关,是中国特定时期发展的一个产物。
关于个人的理论主张研究方面,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教授谈论《林纾保守主义文言观的辨析与反思》,指出林纾认可白话文的主导位置,但同时也要重视文言文。文言文与中国古代文化息息相关,白话文符合当下语言发展的趋势;而保持文言文的独立地位也有助于保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白话作为汉语的通用语言可在此基础上提炼汉语书面标准语,文言则可作为汉语的工具语言。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论《周作人:迎回“文以载道”的路径、新释与人学特色》指出,既能代表中国文论又能反映中国文学精神的词即“文以载道”。20世纪30年代以前,周作人抨击“文以载道”;但40年代开始,他又肯定“文以载道”。周作人重新阐释并肯定儒家文化,又重新解释“文以载道”的含义,这一转向是从讨论“文以载道”的话语体系转向了“文以载人”的人的文学思想体系。河北大学魏建亮教授论《重审林兴宅的系统论文艺学思想》一文,从系统论文艺学的基本框架、“昙花一现”之谜解析以及林心宅对文艺学的贡献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同时,学者在会议中通过对陈传才先生文艺理论的研究,表达了对陈老先生的怀念。河北师范大学邢建昌教授论《陈传才文艺理论思想的独特贡献》在于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创新”是陈传才先生在文艺理论研究的理想境界与不懈追求,陈老师不仅在观念方法论上进行创新,并且在文艺理论研究中总是直面问题,不回避问题,向未来开放而不固守成见,以极大的理论勇气不断展开新的探索。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论《陈传才先生的治学方法》指出,两极兼容、一此一彼是陈老师所坚持的思维方法,以及认可陈老师所言“文学并非只有审美本质,它含某些非审美的成分,如作家的现实忧患、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此形成了文学审美的动态、开放系统。非审美也理应成为文学方面的复杂方程式中的某些因素。”
关于当代文艺理论的反思研究方面,河北师范大学姜文振教授论《当代文论反思范式的反思:以“反本质主义”和“反强制阐释-公共阐释论”为例》,指出理论研究并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理论范型与体系的可能性,它本身应当回到开放的修正与纠错过程。中山大学罗成教授基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理论研究的反思,指出中国文艺理论中存在的历史与审美二元对立并非必然。回顾德国古典美学,康德审美判断力的初衷是要中介作为主体性的理性与知性,使启蒙后的“新人”能够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从而推动历史理性走向更人性的“永久和平”的文明状态。河北师范大学牛军教授论《谁是汉语语境中现象学引介第一人?——兼论我国现象学早期传播特点》,认为介绍现象学在中国最早的引介者是张申府,并指出在1949年之前现象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学界与西方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东北大学宋伟教授论《新时期文艺思想史书写的历史诉求与当代向度》指出,回顾、反思与书写新时期文艺思想史应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历史哲学视域。当代人书写当代史是书写新时期文艺思想史的历史诉求,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书写新时期文艺思想史的当代向度。
中西理论比较研究方面,上海大学曹谦教授论《1980年代苏联美学和文论的译介研究与中国当代文论的转型》,主要论述了苏联“审美学派”学说及其争论的译介。中国1980年代文论转型历程经历了从“审美特征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及“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及其受苏联当代美学和文论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牛军教授论《中西小说叙事伦理研究路径之比较》,指出中国强大的史传传统,让儒家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小说体现出来的伦理内容和价值追求与作者的生活遭际与道德水平直接相关。西方伦理学对意志的强调以及修辞学对具体情境的关注,影响到西方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形成自己的特色。
三、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
关于文艺理论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大学陆贵山教授提出三个要点。首先,文艺学的发展方向主要在于真、正、新三个字,即要往求真、守正、创新的方向发展。在求正的基础上创新,而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守正。创新主要有两种形态,第一是首创,即别人说过的话我再说出来,能得到新的含义;第二是综合创新,如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的理论的扬弃,形成唯物辩证法。其次,强调对话精神。对话分为学理之间的对话和审美经验与艺术实践的对话。对话的原则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善从之,优化组合;第三,理论的批评化与批评的理论化,处理好理论与批评的关系。理论的批评化能使理论更加丰富,而批评的理论化能提高思想学术水平;最后他表现出对中国理论界的期待,希望中国文艺理论界能够进入批评界的发展高潮。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灜研究员论《全球化时代——老话新说》,以其新书《学术一家言》为基础展开讲话,指出我们要说自己的话,力避说套话,大家都说自己的话,和而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在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一家言”,首先要拨乱反正,所谓“正”是指在历史检验中是对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其次,建立人本体论的艺术哲学;再次,对于全球化提出了两个对立,全球化既要打破阻隔,又要百花齐放。江西师范大学赖大仁教授论《文艺理论应当起到文艺观念的支撑作用》,主要是针对文学理论在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等文学活动的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提出的。西南大学肖伟胜教授论《跨学科研究方法与文学理论的未来》,指出要从当前现实问题中寻找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在危局中寻找新生的机会。一方面需要我们有直面当前重大学术问题的勇气,从陈旧的知识框架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必须具有跨学科眼光和方法,才能建立无愧于时代的文学理论。同时要正本清源,紧跟西方最新潮流。
从反思与回顾中展望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论《两种对立的解释学概念及其文学生成物——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解释学的若干问题》提出,首先,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对文艺学和美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睁眼看世界文论的四十年,在这个过程中要继续坚持向世界开放,交流文明。在交流中,审丑时代示微,新的多元化审美时代来临,为我们开启了新的路径。其次,在多元对话时代背景下,强调文化与文学理论间的坚信;第三,在后现代理论中,要思索我们汲取了什么。金元浦指出,当代文艺学应与艺术学共同携手,进一步塑造学术体系,坚持学术自由、独立,对于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山大学王坤教授论《当代文论对黑格尔的“去”与“续”》,指出黑格尔理论与历史结合的成就受到批判,但黑格尔在中国文论中是“去”“续”交织的关系,黑格尔对中西文论的学理影响极为深刻,与中国当代文论是无法分割的。
在文艺理论面对新的社会现象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方喜研究员论《当机器成为艺术生产主体——人工智能引发文论生产工艺学转向》指出,人工智能关乎文艺理论的未来。人工智能与传统互联网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互联网是传播媒介,而人工智能直接介入文化产品生产中。人工智能将成为每个人精神生产力获得解放并自由发展的客体手段。但资本主义对人工智能的运用对人产生威胁。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定家研究员《网络文学——产业化危机与审美性重建》一文结合视频告诉我们,网络文学成为当代潮流并在国外得到广泛传播,与美国大片、韩剧、日本动漫构成当代四大文学奇观,应予以重视。
四、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在具体理论家的理论研究方面,河北大学李进书教授论《霍耐特的亚文化承认理论》指出,妇女青年等群体对社会作出贡献,却没有得到承认,霍耐特认为必须正视这种承认。霍耐特建构出一个共同体,为亚文化群体提供一个公正和安全的家园。河北大学张进红教授论《乔纳森·卡勒文类观的演变》指出,“文类”是文艺学领域一个古老而又基本的学术范畴,并在当今引发争论,卡勒对文类的阐释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卡勒文类观经历了反历史、反文类以及历史与批评的双重建构三个时代,是一种美学回归的表征。河北师范大学李超教授论《雷蒙·威廉斯“文化革命”观发微》,以理论背后“历史化”的角度思考了三个问题:革命、漫长的革命和文化革命三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文化革命”是什么?雷蒙·威廉斯展开了哪些“文化革命”实践活动?
在具体的文艺理论现象研究方面,首都师范大学孙士聪教授论《魏玛共和与阿多诺美育之思》主要提及阿多诺美育对魏玛共和国时期文化和社会现实产生的影响,表现在“高级的保守主义的德国大学教育”、德国大众文化的美国主义对报纸、广播使用费支出较高以及哲学和文学间的交往出现了早期浪漫主义少有的密切联系。西北大学胡小燕教授论《民族志方法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探讨民族志方法与“文化与社会”传统治疗的关联,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特殊性。兰州大学张进教授论《“经验”理论的域化与解域——“狄尔泰鸿沟”及其在文论领域的嬗变》论及经验的未域化与学科的混沌,以及经验域化后狄尔泰鸿沟的形成,经验的解域与学科的整合和对“狄尔泰鸿沟”的跨越四个方面。
五、多维视野下的文学批评问题
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四川大学金惠敏教授论《何谓“对话自我”》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论“agency”进行批判,指出自我本身包含社会,社会本身包含自我;结构本身就是生命,互文性本身就是作者。西南大学张冰教授论《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定义问题》提出,在反本质主义之后如果还想研究一个确定性的东西应该如何入手的问题,认为艺术和文学仍然是需要定义的,以此来将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区分开来。其方法就是可以把历史性的东西做一个本质性的转化,以及在一个开放的语境当中寻找相对闭合的语境。北京师范大学陈太胜教授论《重新理解文学——伊格尔顿的修辞批评》主要对文学批评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回答,(文学)批评只有成为伊格尔顿意义上的修辞批评或政治批评的时候,它才是有意义并值得我们从事的。在伊格尔顿看来,批评的理想状态介于哲学、艺术和宗教之间,这样批评便不再是某种技术活,而是某种特定类型的思想写作,他的意义本身变得像文学一样很重要,本身就是文学写作的一种类型。上海大学刘旭光教授论《作为惠爱的“审美”》通过“审美冷漠”提及被人遗忘的“惠爱”,指出惠爱是审美的前提,是一种自由愉悦,冷漠不是审美的真相。没有惠爱就没有审美。
关于新时代赋予的新的文艺理念方面,郑州大学王天保教授论《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新解》,点明新时代“人民”概念的内涵是指普通人,人民的娱乐需要“提高”需求,新时代“人民性”的新特征表现在对文学形式的审美感悟,以及对现实生活中各种悲剧经验的沉思。中共中央党校范玉刚教授论《文艺学的开放性和价值引领性——文艺学的“四新”》指出,文艺四新包括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新文艺个体工作者、新文艺聚落,提示我们要回到文艺的本性,由此提出文艺观念、研究范式、学术理论话语体系的开放性。同时要引导大家树立正确价值观,包括审美情趣引导以及产业政策的引导。
文学评奖方面,南开大学刘俐俐教授论《文学场域视野中的文学批评奖综合考察》一文,其批评标准是从经验的层面来考察,主要分为两种,第一是选拔性评价,其中包括四个政府奖、一个民间奖项、两个国际奖项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评奖。通过综合考察这些奖项的历史性和变化,发现政府奖与民间奖项总体稳定,但其中也存在艺术和思想的变化调整;国际文学奖对于中国的奖项具有双向影响。第二是一般的评奖,这对于政府奖具有极大的制约和挑战的功能。
本次会议的缘起是纪念陈传才先生。研讨会上各位学者表达了对陈传才老师的怀念,如河北师范大学邢建昌教授指出,陈先生对文艺理论的独特贡献在于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认为,陈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两极兼容,一此一彼。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清教授以“人间自有真情在”为结尾,表达大家对陈传才先生的追思之情。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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