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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当代转化

2019-03-01 阅读: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陈望衡 收藏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报开设专栏,将持续邀请学界专家梳理中华传统文化源流脉络,促进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期为文化建设和文艺创作提供更多丰富优质的思想资源。

  ——编者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环境美学思想,但没有标榜环境美学的旗号,因此,它多为人们所忽视。笔者率领团队承担国家社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研究,历经五年,项目已经完成,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深感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非常丰富,而且感到它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基于环境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在环境面前,全世界的人不论属于哪个民族,属于哪个国家,均为同一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中的有益思想可以是说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里,笔者挑出三个问题,略作阐释:

 

  “天人合一”——“天人相分”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母题,也是中国美学的母题。对于中国的环境美学来说,它是立足点、出发点,也是归属点。

  中国古代哲学中讲的“天”多义,有自然义、本性义、本体义、自然界义、天空义、鬼神义等诸多意义。诸多义中,自然义与自然界义是基本的。自然指本性,自然界则是人之外的世界。前者为性,后者为物。当自然作为性来理解,不仅自然界有自然性,人也有自然性,换句话说,人有天,自然界也有天。环境美学中讲的“天”,也有自然性这种意义,但是环境美学讲的“天”更多的指自然界。今天,我们说的自然含有自然性与自然界两方面的意义。于是,天人关系就成为自然与人的关系。

  当今环境问题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及科学技术的高度进步为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巨大的危机——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生态的和谐。这种和谐所创造的美,我称之为生态文明美;我还提出建构一门新的美学——生态文明美学,以区别于已有文明的美学。

  面对如此伟大的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关系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意义。

  中国的天人关系观有三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周易·系辞上传》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这里的“天地”可以概括为天;德,这里取功能义,合其德,即合其功能。什么功能?《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包含生人、生物两义。正是因为包括这两义,所以,“生”就不只是说生命,也说生态。《老子》“道法自然”说,“法”,效法,也可以理解为“合”。“道法自然”也就是道合自然。“道”虽然客观的,但必须是人所理解与接受的,因此,它含有人的观念。

  第二,天人相分论。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和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说均可以看作是荀子思想的发挥。庄子也提出天人相分论,他尖锐地批评伯乐治马种种残害马天性的行为,也批评鲁侯“以人养鸟”的可笑做法,鲜明地提出“无以人灭天”的思想,强调“万物云云,各归其根”(《在宥》)“一而不党,名曰天放”(《马蹄》),“天放”的实质就是生态自由。

  第三,“天人相参”论。《周易》提出天人地“三才”说。“三才”说的伟大价值在于彰显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不仅居于天地之中,而且参与天宇宙的创造。《中庸》更是明确提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人“与天地参”,按天人合一论,是人按天道或天意去做事,按天人相分论,则天做天的事,人做人事。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说完全可以实现现代转化:“天人合一”既是自然与人的统一,又是生态与文明的共生,这是理想,也是奋斗目标;“天人相分”是“天人合一”的前提,这一观点实质是尊重自然的本体性、主体性。“天人相参”强调“天人合一”过程中人的地位与作用,强调生态与文明的统一不是自然赐予的,而是人与自然协作共同完成的。生态文明既需要尊重自然的主体性,又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实现两个主体性的统一。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天地”——“山水”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第一概念是“天地”。天地是天与地的合称;合称时,也简称为“天”。

  中国人的天地概念具有两性:一、物质性,天地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世界。二、神圣性,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地绝不只是具物理性,还具神性,不是一般的神性而是至高的神性。由于这神性于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楷模意义,因此为神圣性。

  中国没有天地神的概念,但有天地神明的概念,也就是说,天地不是人格化的具人形的上帝神,而是通人性的无形象的自然神。天地具有意志,墨子称之为“天志”,孔子称之为“天命”。天志或天命对于人世间的事务特别是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周易·革卦》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以周代商是顺从天命的行为。

  正是因为天地在古人眼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中华民族一直实行着对天地的崇拜。《礼记·曲礼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特别有意义的是中华民族一方面将天地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它与人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天地与人联系起来,实现天地与人的合一,具体为三:

  第一,提出“天地精神”说。《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通常理解为天地精神。

  第二,提出天地育人说。宋儒张载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西铭》)按此说法,不仅人的肉体是天地造就的,人的精神也是天地赐予的。

  第三,提出人为天地立心说。张载除了说“天地之帅吾其性”之外,还说了人“为天地立心”的话。这样,一方面天地掌控着人,另一方面人也掌控着天地。

  所有这些说法,非常接近于生态文明时代环境建设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中,一方面,我们要树立自然的无上权威性,尊重自然,依赖自然;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参与自然的活动,让自然在实现自己本性的同时兼顾人的利益,这也就是人的向生态生成与生态的向人生成。

  从审美的维度来看天地,最大最高的美属于天地。《庄子》云“天地有大美”(《知北游》)。天地古人也说为“造化”“山川”。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既高度彰显天地的楷模作用,又高度强调人心的主导作用。唐朝画家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名画记》)石涛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石涛画语录》)。

  “天地”是哲学概念,“山水”则是美学概念。虽然先秦时期,山与水就成为审美对象,孔子有著名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话,但山、水尚未联缀成一个概念。山水概念的出现当在魏晋时代。东晋的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山水诗人。他的名篇《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用到了“山水”:“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东晋另一位文学家左思《招隐诗》亦用到了“山水”,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中国的山水具有环境的意义,因为它强调山水于人的生活价值。宋代画家郭熙云:“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观也。”郭熙明确地将山水与人的关系归之于人的“常处”“常乐”“常适”“常观”,即日常生活。

 

  “田园”——“家园”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湖南道县玉蟾岩山洞发现上万年的稻谷,而在距今六千年的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发现有稻谷、稻秆、稻叶的堆积物,各层厚度不等,最厚处达100厘米,足以证明此时的人类已经大面积地种植稻谷了。进入文明时期,不管朝代如何更替,均以农立国。因此,农业成为中华民族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渊薮。

  中国古代的环境美学思想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田园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所结出的灿烂花朵。中国古代田园诗,溯源于先秦的《诗经》,成形于晋,大盛于宋,收官于清,成为中国诗歌仅次于山水诗的一大流派。

  田园与山水都属于环境。但山水多为自然环境,而田园多为人工环境。如果说山水是环境的外围,那么,田园则是环境的核心。陶渊明《归园田居》中云“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田园是开荒的成果。田园中有植物如陶诗中所写“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动物如“狗呔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均是人劳作的产物,是第二自然。田园,人的家园。人在田园中生产、生活。较之山水,田园于人更具亲缘性。

  于是,田园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口井、一处生命之源、身体与灵魂的归宿之地。回归田园,就是回归家园。中国环境美学最高概念是“家园”,家园来自“田园”。田园生活的指导性思想是“耕读传家”。“耕读传家”畅行于清,曾国藩、左宗棠等均大谈“耕读传家”。“耕读传家”思想可以追溯至先秦的周朝,形成可能还是在唐宋。

  “耕读传家”,“耕”好理解,这是生产;为何还要读,且与“耕”并列?这涉及中国人的追求。耕,虽然收获要交国税,但主要还是为了家庭人员的生存,因此可以说,是为家而耕。读,显然不是为家了,是为了有朝一日去做官。做官是需要知识的。做官当然也有封妻荫子的想法,但更多的或更重要的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一番大事业。“读”显示出中国人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国。于是,中国人的家园情怀上升为家国情怀。

  深厚浓重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传统,延续至今。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处不在。而在环境意义上,它集中体现如下两个系列:

  土地——社稷意识。土地是农之本,正是因为土地有这样重要的功用,土地成为祭祀的对象。于是,一个标志祭地的概念——“社”产生了。“社”与“稷”相联系,《白虎通》云:“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社稷本来指两种祭礼,但此后引申出国家的意义,成为国家的另一称呼。

  江山——国土意识。《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段文字:“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怀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这里的江山明指自然山水,暗喻国家。与江山意义相同的还有“山河”“河山”概念。《史记·天官书论》:“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这里的“河”指黄河也。“山”指华山。但后来,河山用来指称祖国、国家、国土以及国家主权。《史记·赵世家》:“燕秦谋王之河山,闲三百里而通矣。”这里的“河山”是指国土。南北朝的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用到“山河”概念,文中云:“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

  江山、河山、山河等概念,除了具有祖国、国家、国土、国家主权等意义外,还含有审美的意义,这种审美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审美,其审美的品位均为壮美、崇高。一般来说,在国家遭受外族入侵的形势下,多用山河、江山、河山来指称祖国、国家、国土及国家主权,显示出深厚的忧患意识和昂扬的爱国主义情感。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陈望衡,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2018:寻求看待美学现象的历史框架和理论框架(张法)

  刘成纪:40年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十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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