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已经在文艺学学科里站住了脚，然而从审美主义立场发出的批评之声从未停过。新世纪初以来，有学者联系美国文论界“理论热”消退后的相关讨论，提醒国内学界注意之前理论引进和传播中可能出现的偏颇。英美学界的这些动向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要理清中国文论界的困惑，还必须着眼于自身的问题史。

　　哲学审美主义是一个起源于德国的现代思想传统。它包含两个基本观念：一是审美自律论；二是审美乌托邦论。审美主义问题源于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其完整的理论形态则属于后康德思想。德国早期审美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经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人阐发和改造，成为中国现代美学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中国现代美学的兴起并非出于对美和艺术的纯知识兴趣，而是为了应对现代问题。在现代思想中，主体有两层含义：一是形而上学的，指认知或道德主体；二是经验的，指政治与法律的权利主体，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现代问题因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如何成为认知和道德的最后根据，二是主体之间如何协同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在美学知识化的进程中，朱光潜的贡献是无人能比的。他接续前一代的传统，将美学的知识兴趣寄于塑造国民精神的宗旨之下。朱光潜的审美主义思想集中表现于“人生艺术化”一说。在他看来，“人生的艺术化”是一种能够在艺术与人生之间随时抽身反观，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生活态度，亦即“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此外，宗白华的艺境论受德国审美主义影响颇深。宗白华把中国艺术的核心观念置于个体心性之上，发掘其现代意义，由此成就了一种艺术本体论。

宗白华

　　王国维以来的现代美学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到延续。而中国当代文论和美学还另有源头。1954年春至1955年夏，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为期一年半的“文艺学引论”课程，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文艺理论工作者。听过毕达可夫课的蒋孔阳、李树谦等人随后致力于“苏联文论中国化”的尝试，编写文学理论教材。此项工作一直到1963年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的出版才基本告一段落。

　　差不多同时，在美学领域发起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从批判朱光潜和朱光潜的自我批判开始，扣紧哲学基本问题。论者围绕美的本质问题形成四种观点：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社会实践派。这场讨论无果而终，却为后来的“美学热”埋下了伏笔。

　　“美学热”兴起之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名称——文艺美学。胡经之在1980年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成立会议上提出这一学科构想。他起初将文艺美学与文艺学并举，他心目中的“文艺学”指的是以反映论为根基的文学社会学；后来他倾向于把文艺美学当作文艺学的一个特殊门类，这里的“文艺学”则是指一门开放、包容、多视角的学科。此时，断绝三十年的审美主义思潮卷土重来，代表人物是李泽厚。李泽厚的审美主义论述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把审美当作超越认知与道德之上的人生最高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合乎认知又超于认知、既合乎道德又超于道德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自由的形式；二是把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论，无论儒道释，统统认作审美的。同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大规模涌入，其审美主义思路构成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

胡经之

　　就文学研究而言，审美特性研究或审美批评大致相当于对文学的语言、文体、修辞、意象、神话等所做的内部研究。而标举超越性的审美主义仍停留在理论层次，没有形成以作品为中心的批评模式。属于外部研究的文学与社会研究，随着社会理论视野与形态的拓展，反而呈现出批评的活力。今天要重提审美主义批评，必须对现代美学和审美主义话语做出修正。为此，本文提出几个问题，供进一步讨论。

　　第一，区分美学史中的智性传统与感性传统。现代美学形成于18世纪上半期。如果宽泛地把美学理解为美的哲学或艺术哲学，可以说自古以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有关于美和艺术的反思。所以西方美学史要从希腊讲起，相应地也就有了中国美学史、印度美学史等等。这是美学的学说史研究。此外，还有另一条研究路径，其核心问题是：美学作为现代主体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如何承载现代问题的？从这个视角看，现代美学话语是现代精神自我确证的一个重要环节。审美主义是基于感性学立场为解决主体的困境发明的一种话语。在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关于美的思考多数应归于美学史中的智性传统。就美的本义和审美判断的性质而言，所谓智性的美是无理由接受的。康德以后，谢林和德国早期浪漫派似乎表现出复归柏拉图主义的倾向，那不过是从感性学角度的回望而已。

　　第二，为美学正名。首先，美学的参与对于我们的知识和现实来说至为重要，这一点已是显而易见。其次，有关认知和现实的存在性质是审美的性质的观点，已愈益坚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20世纪审美主义者梅洛.庞蒂、海德格尔和阿多诺在遗弃德国古典哲学之后聚焦于此，有意挑战、批判、修正日常的“前哲学的自我理解”。

　　第三，重建文学经验的感性空间。任何文学研究都不可能抛开对于文学作品的感受。文学的外部研究常常由先在观念引导，有意无意地对阅读经验进行剪裁、改写甚至曲解，最糟糕的情况是按图索骥地在作品里找证据。文学的内部研究一般需要精细的阅读来支撑，不过由于视角的限制，同样会对经验有所选择、有所遮蔽。如果把审美主义批评理解为从前概念感受析出超感性意义的活动，它原则上要求多视角的、开放的、整一的审美经验。在自律论框架内，审美被认作与认识、道德并立的能力，它按自己的原则运行。如果认可这一点，审美主义批评尚有挽救的余地，即借助现象学的方法，把文学经验作为显现在直观中加以料理，阐明其意义。

　　第四，文学意义问题。近年有学者针对国内关于“理论之后”中国文论的可能性的议论，提出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的主张。联系现代审美主义话语来看，文学意义论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突围路径。它一方面把审美自律化约为文学表达与阅读的独特性，置于所有可能意义生产的基础地位，或者干脆认作意义生产机制本身；另一方面，凭着主体与主体间两个观念的自由切换，将审美超越论拆解，置于下至再现论、表现论上达生存论的跨度内。重建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义论的设想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从总体性立场解决中国当代文论面对文学事实时的解释困局；二是借以激活中国古代文学意义论传统，进而为沟通古今中西、“创建中国式、民族性的文学理论”奠定基础当然，要让这个设想落实，殊非易事。

　　延伸阅读：

　　王德胜:当下生活的“审美干预”

　　审美现代性与当代文艺美学的建构（杨杰）

　　古代文学研究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