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论建构

2019-01-25

阅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王列生收藏

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论建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研究

　　内容提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贯穿于治国理政方方面面，深刻影响思想文化各领域。文艺“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本体论建构，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中国实践创新成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形态的知识标志。深入而完整地把握这一命题创新点之所在，一方面要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进行谱系学嵌位，另一方面则要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整体思想创新体系进行价值嵌位。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命题重心由此呈现为：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意义本源、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利益主体以及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现实动力。

　　关键词：文艺;马克思主义;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矢志不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必须一以贯之长期坚持。作为治国理政划时代变化的一部分，面对文艺领域新矛盾、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文艺思想在其整体思想框架中提出了一系列命题性知识方案，以化解矛盾、适应变化、解决问题并且直面挑战，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论建构，就是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的重大知识命题和思想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继“原典形态”“承传形态”之后，基于中国问题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以发展姿态实现了当代中国的命题知识代际转换。无论命题知识谱系还是命题价值指涉，都需要我们给予创新维度的学理研究。

　　一、“发展形态”的历史坐标

　　从知识谱系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按照时代背景、问题导向和解决方案的重心不同，相对性地切分为“原典形态”、“承传形态”和“发展形态”。至于前两种形态，既有的研究成果不但丰富，而且“承传形态”的知识域谱系状况呈多元抑或多维存在特征。至于“发展形态”，直到21世纪初，还被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预设空间来进行事态处置：“时空在发生变化，社会基本矛盾在发展变化，人类生存的利益群体结构也就是阶级状况则变化更大。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个过程也就内在地呼唤新问题、新命题、新话语、新思想和新人物。它们一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又是全新的拓展。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存在方式、艺术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创新和学说递进，无疑给当下和未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必然性机遇。而且，我们把这一挑战和机遇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成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形态。”①

　　“发展形态”或者“发展空间”的产生，当然不能由我们想当然抑或随意性命名所决定。历史以其合力驱动方式，促使其在时代精神递进与时代命题建构过程中得以显现。其显现方式，在形而上的抽象表述界面，则既是自然时间截取点，也是社会时间标志物。

　　自然时间截取点的学理合法性，马克思在早期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就从古希腊知识背景寻找到唯物主义知识资源：在“伊壁鸠鲁看来，时间是自为变换的变换，是现象的自身反映。所以，现象自然界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客观的，感性知觉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具体自然的实在标准”②。社会时间标识物，则是社会史过程中阶段性思想进化或者知识代际延展的特定事件。作为特定进程的社会性集体识别符码，就比如“人民大会”(agora)作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存在标识物，也就是所谓“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有秩序地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古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Umstand)(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③，甚至比如更具细节意义的个案事态，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期国会”之标识“革命世纪”，也就是标识“从立宪君主制、军事专政、复辟和中庸革命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④。

　　但必须注意的是，事件作为事态乃至社会形态阶段性抑或革命性的标识物，显然是历史事件作为社会存在导向的“实指关系”，而非物化符号作为意义存在所隐存的“意指关系”。功能框架完整且演绎脉络清晰的历史逻辑，却是放弃社会实在或历史实有真实世界状况的拟置化一般规则。亦如批量化的20世纪社会存在“玄词论者”、“虚词论者”或者“晦词论者”，常常在自恋性虚拟符号和意指关系言说狂欢中，把现实界面的实在意义和实际价值当作下脚料一样的俗物，留给商人和政客们去“自俗其俗”乃至“自堕其堕”，最终也就只能在社会现实解决方案乏力与知识支撑不足的肉身“煎熬”之际，才顾得上粗暴地对商人和政客们牢骚动怒。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表现出不可替代的历史理性、社会理性和存在理性，从而使“意指”与“实指”共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实有”的本体之中。

　　正是按照这样一种历史发展延续性、阶段性和转折性的“历史坐标定位”，而非“意指关系设定”，我们将“新时代”与“旧常态”做革命性社会进程的时域切分、历史阶段切分、社会变化切分，并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产生，以及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治国理政行动总纲，作为诸如此类切分后果的划时代坐标，或者特定历史进程的标识物。因为由这一标识开始，中国社会形态存在结构与治理方式，在既有指导思想功能持续状态下，又在历史发展阶段论意义上，发展出治国理政现实有效形态与持续解困方案的创新性指导思想，也就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理论创新品格、现实问题意识、统揽全局视野和社会变革勇气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实践最新理论成果，以整体性思想成果形态，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背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的直接现实。

　　二、“两个嵌位”

　　理解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命题，理应从知识发生角度充分注意到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本叙事明确于习近平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而2017年10月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在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宏观命题背景下，统辖着我们所关注的“文艺与人民”关系中的具体价值命题，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止步于特定文本，更不能简单化寻章摘句。在我们看来，科学而客观的姿态在于必须历史且逻辑地先行给予“两个嵌位”。

　　首先，必须把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及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放置于历史脉络密切相连的同一线性延伸轨迹。在这个延伸轨迹上，三个文本面对“文艺与人民”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问题，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空，面对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遇具体矛盾，针对性地给出的递进式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由于历史背景差异而呈现出文本方案间的线性差异，却又因线性关系而存在递进解决方案的内在联系和一脉相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中国实践中，之所以能够历史聚焦地迸发出时代精神火花，是因为它站在中国文艺实践成果与认知成果的厚重积淀之上。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发展形态与中国传承形态有着共同理论轨迹。

　　其次，必须把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政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给予谱系性的结构思考。不仅文艺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本体价值命题的存在义项之一，而且在因果关系结构中，没有治国理政“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本体价值观，文艺的人民本体论也就难以成立，就会是另外的问题解困方案与命题陈述方式。

　　无论归纳形态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还是战略部署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抑或更多、更丰富的思想内涵与表述内容，有一点毋庸置疑：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实践的重大理论发展成果，既具现实张力又有自身结构逻辑，是仍然处于不断丰富和充实过程中的开放式整体思想形态，而文艺的人民本体论的命题合法性，就在于它处在这一开放式整体思想形态之中。

　　据此，我们先行讨论“第一个嵌位”。其讨论要点其实在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处于民族危难而奋起抗争的抗日战争大环境中，因而不得不在时势所迫的现实困局面前，将“文艺与人民”基本关系命题结构讨论重心放置于“生存论”学理维度与现实生存界面，所以有文艺“为人民大众的”且“基本上是为工农兵的”使命性结论。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其背景处于“革命与建设”关系认知科学化并迅速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定历史转折时期，所以会将“文艺与人民”基本关系命题，着眼于“存在论”学理维度与社会存在结构变化，因而就有“文艺需要人民，人民也需要文艺”的互存驱动力分析。于是当前所面临的阐释诉求就必然是：何以在“生存论”、“存在论”所在时空解困方案之后，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将“文艺与人民”基本关系命题建构讨论重心，着眼于“本体论”学理维度与时代精神激活，从而成为具有终极价值意味的理想解决方案。而且还必须同时给予阐释的是，究竟在何种学理支撑下，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本体论命题知识陈述方式，又可以在学术语境中简约转换为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命题建构。

　　按照我们对文本以及所赖以支撑的时代背景力所能及的理解，其必要性的关键在于：此在问题困扰的诸如“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⑤，较之先在问题困扰的诸如“‘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⑥，或者后来困扰于诸如“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⑦等问题，已经不是同一分析切入点所能揭蔽问题对象并获取解困方案的。

　　三个文本都是直面其所遭遇的问题，在特定议题的各自历史展开中，切入方式一致但切入点不同地延展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谱系的代际线性递进过程，并由“生存论”解困重心的“偶然逻辑关系分析”，因沿至“存在论”解困重心的“或然逻辑关系分析”，再因沿至“本体论”解困重心的“必然逻辑关系分析”，由此方使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或者学术言说方式的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合乎逻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发展形态”。“以人民为中心”与“为人民服务”的表述差异，就在于后者还只是将人民价值定位于对象存在，而前者则显然定位于本体存在，且“以人民为中心”必然包含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诉求。当然，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论述的“如果人类的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⑧，而这也就意味着“发展形态”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未来中国实践的高度开放状态。

　　紧接着讨论第二个“嵌位”。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文本陈述方式转换为人民本体论的学术文本命题陈述方式，并不仅仅是语境转换或语用变化的简单意义发生事件，或者随机性知识处置方式，而是由历史的社会价值向度根本变化和逻辑的社会本体支配方式根本位移所决定的。恰恰就是这两个“根本”存在于琐杂的社会事务现场与具体的社会事件过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新变化和已然走向成熟理论形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缺乏历史本体变迁与革命性现实社会变化等认识高度的价值评估。与之相一致，当然也就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域文艺的人民本体论的命题减值，甚至会局部性地对命题真值或多或少抑或似隐似显地产生质疑。正因为如此，就第二个“嵌位”过程而言，必然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学理穿越过程。

　　三、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命题指涉

　　当文艺把人民本体论作为其逻辑起点，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功能支撑下，确保中国文艺生活领域全方位、深层次而且可持续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么命题建构就不仅一般价值形态地充分体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⑨，而且具体价值形态地充分体现“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⑩。至此，命题知识合法性就已然不是问题，而接踵而至的问题在于，文艺的人民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最新发展成果，其命题指涉的主要义项究竟何在？在我们看来，至少应该非穷尽性地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以确证“新时代”背景下此命题真值。

　　第一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意义本源，决定了作为文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的意义本源性，使得命题建构在“大地”之上而非飘忽不定的空中楼阁。

　　之所以文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民的历史，是因为“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11)，而这也就逆向性地要求我们深刻意识到并且顽强坚守住一个朴素真理，那就是“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2)，并且将这一真理转化为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价值现实”，也就是“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13)。

　　其实就命题义项的知识陈述本身而言，不仅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的代际同质性言说，而且有中西关于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的相似性表达旨趣。就前者论，不乏否定情绪的“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员和演员的那种小说才能找到地盘”(14)，或者肯定意志的“应当恢复传说的古老语言，应当增添其他真正的民间传说来充实一本书，然后把它送到民间去，这样传说才能保持它的诗意”(15)。无非都是强调底层和人民大众，这更具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的社会本源意义，尽管任何时候都不排除其他社会构成要素同样具有意义生成合法性，甚至尽管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其他垂直结构社会形态里，人民作为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社会本源的实际状况，远远低于社会本体真实存在状况，而这是“特权”“专享”和“愚民”的历史产物。就后者论，无论西方神话叙事中，文艺使命诉求的“只要缪斯的学生——一个歌手唱起古代人的光荣业绩和居住在奥林波斯的快乐神灵，他就会立刻忘了忧伤，忘了一切苦恼……首先请说说诸神和大地的产生吧!再说说河流、波涛滚滚的无边大海、闪烁的群星、宽广的上天，再说说他们之间如何分割财富如何分享荣誉”(16)，还是中国民间文艺关注中，责任担当的“他们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17)，不过都在极力强调文艺的本体价值及其在人类生存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人民日常状态联系在一起，只不过传统的正典文艺学说通常会有意无意忽略这一历史事实，而“忽略”的更深层根源，则不过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8)。

　　必须从文艺意义生成的本源角度高擎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命题建构大旗的迫切性就在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背景下，居然较大程度地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弱势境遇的尴尬现实，一些极端另类化、拜物化、私人化、庸俗化，乃至理性社会底线之下的亚文化文艺创作，居然以边缘理所当然遮蔽中心、另类少数理所当然优先于社会绝对多数、西方精英社会阐释理所当然挤压中国人民建设成就等似是而非的夸夸其谈与装腔作势，致使当代中国文艺现场的意义生成本源主要不是因抗争、奋发而收获当代中国迅速强大于世界的亿万万人民大众及其生活进程，反而是那些被妩媚化的身体与身体意识、被欲望化的煽情与煽情行为、被狂热化的解构与解构叙事、被娱乐化的精神与精神沉沦……诸如此类的异域非理性主义知识钓誉者，及其中国思想文化现场的售誉者，正在以“圈粉”的方式改变当代中国文艺的意义生成本源。我们必须使其回到人类社会理性对待“价值一般”与“价值现实”的正确轨道，至少确保绝对多数人民当得了自己生存的“家”，也作得了文艺生存的“主”，因为这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社会本体形态与社会本体时代所根本制约的。

　　第二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利益主体，决定了作为文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的利益主体性，使得命题建构在未来时间向度而非逆向历史维度。

　　任何国家或者任何文明背景之下，自从阶级与国家形态垂直社会结构以来，人民从来就没能处在精神意识的社会支配地位，因而也就事实上不可能成为文学艺术作为社会存在内容的利益主体，所以也就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些历史语境下，会产生只有现代扁平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义文艺价值取向中才会有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或者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等价值主张。“未来时间向度”的所指权重在于，命题建构的价值主张并非现实的“已然”而是未来的“必然”，就仿佛苏联时期即已清晰澄明了的诸如“评定人民与艺术之间的相互联系，需要：第一，阐明人民群众在社会的艺术发展中的作用；第二，研究‘逆向联系’——艺术在人民的思想和美学发展中的作用；第三，确定在艺术本身中怎样反映人民生活和体现人民意识”(19)，至今依然不过是理论言说形态的一纸空文。

　　就中国问题背景而言，命题建构中人民在文艺存在现实界面是否真实获得利益主体性，不仅是理论求证的问题，更是现实确证的问题。不仅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更需要功能完备的支撑性制度保障。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障，也就无法做到“人民的需要就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20)，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在文化利益与文艺价值日常状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1)。进一步则会呈现为垂直社会结构条件下，文学艺术资源、文学艺术成果乃至文学艺术活动社会参与机会等虽呈丰富状态，但绝对多数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依然缺席、非准入甚至被动性自我放弃。

　　凡此种种，虽然无不是中华民族经典文学艺术杰出创造的文化财富，但同样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那就是这些经典及其功能呈现活动现场，皆与人民大众无涉，同时也就意味着它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被“专享者”有目的地放弃人民作为其价值归宿，甚至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取消人民大众的准入资格。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下，这样的错位以及支撑这些错位的文艺观念、文艺行为和文艺体制等，在任何意义维度都得止步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利益主体的价值原则。不是不允许个体特殊文艺利益自我坚守的机会和权利，而是不允许个体特殊利益凌驾于乃至置换人民大众的文艺利益主体地位，以及这种“凌驾”与“置换”的社会限制缺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只有坚守人民文艺存在中的利益主体性，才能积极地衍生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22)。当然也才能从价值学与社会动力学维度，现实地驱动“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23)。

　　第三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现实动力，决定了以文艺作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的现实驱动者地位，从而使得命题建构着眼于社会发展时代活性，以及现实生活内容对时代精神文艺凝聚的“流水不腐”式驱动。

　　文艺现实驱动力包括宏观社会驱动和微观个体驱动，人民本体论意义上的文艺现实动力，无疑存在于宏观社会驱动中。但就既往的文艺知识史而言，无论中西，微观驱动研究往往较宏观驱动研究更全面、更缜密同时也更深入。中国古典文艺思想史上，诗论、词论、书论、画论、曲论、乐论、舞论等知识域，诸多发生学范畴形态研究，诸如“感物”“感兴”“妙悟”“神思”“知音”“兴会”“言志”等，以及其中特定范畴细节性知识叙事，都是基于个体微观社会驱动进行关联动力学分析。与此不同，那些“载道”“教化”“文运”“通变”等范畴形态研究，以及特定形态细节性知识言说，则无疑是基于非个体性宏观社会驱动进行关联动力学分析。就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现实动力而论，更多涉及宏观动力议题，而微观动力议题暂且处于悬置状态。于是所议显然就指向如何激活人民作为社会本体的文艺能量，既包括创作能量，也包括接受能量；既需要积极参与，也需要主动诉求；既投身火热的当代生活，也追求伟大的中国精神。

　　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托举这个时代的亿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正用他们的双手垒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千秋大厦与精神家园。时代和人民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铿锵步伐和激越鼓点，是这个古老民族集体创作并呈献给人类的壮丽史诗。所有这一切，除了驱动和激活文艺并使之繁荣兴盛之外，还可能有别的理论与实践答案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深刻而丰富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中国实践的理论成果。作为发展形态，将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史在中国语境乃至世界语境实现知识学品格的谱系延展与命题知识代际推进，同时又以其实践理性的思想魅力，对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问题解困与创造力激活具有指导意义与现实针对性。

　　文艺的人民本体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创新性文艺学知识命题，其创新点的理论价值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根本价值取向得以有效转换为文艺学知识域创新知识命题，使人民本体论社会命题具体化为文艺的人民本体论，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过程中具有本体价值意义的命题建构。

　　当代中国正呈现出文艺存在形态多元化、文艺存在方式商业化、文艺存在价值复杂化、文艺存在背景全球化等叠加的局面，而亿万中国人民正迎难而上追逐社会全面进步的民族梦想。文艺以何种方式介入这一历史进程，将是中国文艺自我价值定位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必将为伟大时代的人民文艺提供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中国实践最新发展成果，不仅具有知识谱系填充意义、完形意义和拓值意义，而且以其强大命题张力驱动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努力创造我们所追求的时代精神高度、民族气质亮度和精神家园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