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网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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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两者的关系呈现出不同面貌。回顾中外历史，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会有积极的启示。

一

　　在西方美学中，有一个影响巨大的传统，认为在艺术中美与道德是分离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从形式论和对神的信仰的角度论述美，但从认识论和道德论的角度反对艺术。他认为：艺术家摹仿人性的低下部分，以刺激欲望，不利于城邦公民的教育；艺术是一件太严肃重大的事，不能只交给艺术家；私人的喜好要让位于共同的善。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神学美学，也具有艺术与道德分离的倾向：艺术代表着尘世的诱惑，对艺术的沉溺是不道德的。在其中，持特别极端立场的是一位叫德尔图良的人，他将文学描绘为“在神的眼睛中是愚蠢的”。这种论调在中世纪早期的许多思想家那里都有回应。

二

　　诞生于18世纪的现代美学，普遍趋向于主张艺术与功利的分离。对于现代美学的起源，欧洲各国的美学家各有其自己的见解。意大利学者们祖述维柯，重视与理性的思维相对立的“诗性思维”，这为艺术与道德的区分打下伏笔。英国学者坚持认为，现代美学是从一个人开始的，这就是夏夫茨伯里第三伯爵，他提出了“审美无功利”的观点。法国美学界中，出现了一个在当时名气并不大，但其观点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文人夏尔·巴托。此人将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组合在一道，创造了“美的艺术”的概念。这一区分，是当时人们将“艺术”与“工艺”区分开来的迫切要求的体现。“工艺”是实用的，而“艺术”是非实用的。当然，这一区分也对学科的分类，对作为法国启蒙运动标志性成果的《百科全书》编纂，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几乎在同时，德国出现了鲍姆加登，他造出Aesthetica这个后来被翻译成“美学”的词，用以指他所创立的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强调“感性”具有离开“理性”而存在的相对独立性。这也具有鼓励艺术与道德分离的倾向。到了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时，他将“审美无功利”，“美的艺术”，再加上在18世纪时得到发展的“趣味”“天才”“灵感”“崇高”“想象”等观念综合在一个整体之中，为现代美学奠基，从而在事实上推动了“艺术”与“道德”的进一步分离。到了19世纪，这种观点被蓬勃兴起的浪漫主义所接受和发展，并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那里被发展到了极端。

　　当然，与这种美学相对立的，重视艺术的社会功用和道德作用的美学，也同时在发展。维克多·雨果有一句名言：“为艺术而艺术也许是好的，但为进步而艺术是更美的”。约翰·罗斯金提出，“最伟大的艺术，就是那种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向观众的心灵传达最大量的最伟大的思想的艺术”。艺术与道德的关系，还是应该从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艺术有其独立性，学术界有着关于艺术权利的争论，认为艺术具有自主性，不应该用外在的标准来规训艺术，艺术的标准要来自于艺术的内部，可以鼓励作家艺术家写什么，怎么写，但具体的创作中所采用的主题、题材和创作手法，应该是按艺术家自主的选择。然而，归根结底，艺术还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不可避免地受着社会生活的影响，要受社会的制约。

　　那么，在艺术之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道德标准？

　　当代关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诸多观点，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主张道德本体主义，即认为艺术要有道德的内容和美的形式。艺术是道德宣传的工具，而艺术之美，或者说作品的艺术性只是使这种道德宣传更富有实效而已。这种观点将艺术与说教和宣传混在了一道。鲁迅先生说过，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但不能说一切宣传都是文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将艺术与宣传区分开来。艺术家要在作品中表现出自己对生活和社会的认识和领悟，有关艺术的另一派，是道德底线主义。这就像经济活动中规定负面清单一样。负面清单上列出不能做的，就不要做。负面清单以外的事项，就可以在竞争的条件下自由地去做。艺术是自由的，这正像列宁所说，“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但是，艺术又是有禁忌的。在政治、历史、伦理、种族、宗教等许多问题上，都有着不可碰的红线。公然反人性，赞美大屠杀，煽动族群仇恨，种族和性别的歧视的艺术内容，就应该在被禁止之列。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

　　然而，这些都仅仅是在操作层面出现的种种做法，以及围绕着文艺政策的争论。在这一层面，艺术与道德呈现出对立的态势。艺术要有自由，有自由的空间，道德要起规训作用，为艺术立规矩。然而，美学的研究不能止于这一点。美学研究者要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艺术经典，都对人有着极大的精神和道德上的提升作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如此，中国的唐诗宋词也是如此。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歌德的《浮士德》、鲁迅的《呐喊》没有直接的道德训诫，但都能起到使人在道德上提升的作用。

　　艺术与道德的二元对立，是开始于18世纪的美学带来的传统思维。当代美学的革命，就是要走出这种二元对立的美学，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实现艺术与道德的结合。

　　艺术上的道德底线主义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只是一些否定性的规定，为艺术规定一些界限，利用某种外在的力量不准艺术家们逾越。我们还要从相反的方向接触这样的事实：在艺术美的最高处，与道德是相通的。当康德说“美是德行—善的象征”时，他试图超越他的那种具有否定性的“无功利”的观点，而走向一种美与善的融合。艺术给人以教养，使人成为好的人，这种人格培养不是某种道德规训所能概括的。

　　古代中国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人品”与“文品”联系在一起，只有“人品”高，才能作出艺术上的传世之作。我们崇拜历史的文学艺术大师，热爱文艺经典名作，在这里，艺术成了人格的象征。这种“人格”，包含了“道德”，但又不能化约为简单的几条道德规定。更进一步说，人格与道德的有着一种方向上的不同。人格是由内而外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道德是由外而内的。道德有经验主义的解释，指人际间磨合互动的结果，也有先验主义的解释，是绝对命令。康德所主张的，是后一种。不管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都具有将抽象的规定植入艺术评价之中的特点。

　　艺术要写人，为了人，符合人性，就是要将人品与文品、艺品联系起来。文学作品要有“文品”，艺术作品要有“艺品”。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人格的象征，包含了这样的含义：艺术不是在提供道德禁令，说不许做这件事，不许做那件事；也不是只在进行鼓动，说大家都去做某件事去。艺术要让道德成为人的内在需要，像春风化雨，滋润草木一样，滋养人的心灵，使人明察世事，使人有高尚的趣味，也使人有良好的修养。这是通过审美教育所要达到的境界，是美的境界。由此，才能通过人的改造而实现社会的改造，促进社会进步。

（作者：高建平，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华美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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