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致力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新体系，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体而言，本年度文艺理论研究以对中国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目标，在对基础概念的研究之上探寻文艺理论话语的建构策略，聚焦于开拓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新境界、传统文论的当代化阐释和西方文论的本土化重构的理论转场、新媒介时代的审美范式转换，以及文艺理论的文化阐释策略和政治实践话语的张力研究等，有效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及系列讲话中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主张。

　　开拓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新境界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话语新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为核心，发挥其对我国文艺实践的导向作用，这是我国文论建设长远良性发展的根本保证。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理论资源，重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话语建构，成为2017年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党圣元认为，作为当下国家意识形态创新性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要始终面向动态中的文艺、文化和社会现实，充分重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坚持回归原典、立足现实、紧跟时代、面向世界。张永清提出，要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外部”问题着手，确定其理论指涉边界与问题域，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及其批评理论的历史形态，对以往研究存在的整体性问题进行批判性考察，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认知评判，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丁国旗立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视域来考察文艺观，认为习近平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必须重视文艺不可替代的作用。范玉刚则强调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对人民性的深刻阐释，认为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以人民为本位。

　　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话语方面，赖大仁提出，要对当代中国文论和文学研究进行理论反思，应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力量的思想资源，即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批评精神和意识形态批评观念;高楠则认为应服从中国文论建构的主体性召唤，建构与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理性，重视其实践批判功能;《文艺理论研究》杂志则在2017年第4期开设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题，赵勇、杨向荣、常培杰和胡国平等学者分别对塞缪尔·韦伯、齐美尔、阿多诺、本雅明的批判性话语理论进行了多维阐释，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话语理论建构提供了理论范式和借鉴资源。

　　重建中国阐释话语范式

　　2015年，张江提出“强制阐释论”，引发重大反响。文艺学界以此为契机，全面讨论并深刻揭橥了“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内涵和哲学意蕴，力图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提供一个包容性极强的“问题域”，进而提出本体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等新的阐述话语范式。

　　如果说之前对强制阐释的理论思考，反映了文论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那么2017年对作为其更深层面的“本体阐释”的关注，则体现了学界希望重建中国文学阐释范式的创新意识。张隆溪认为，阐释是一种艺术，没有机械的硬性规定，文学阐释应立足于文本实际，把握好度——既不能囿于文字本身意义，也不能脱离文本允许的范围和程度。赵炎秋则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了阐释作品时如何处理作者意图与文学作品的关系，认为文学阐释和文学批评离不开读者的参与，读者意图也就成为阐释与批评必不可少的要素。

　　避免强制阐释的尴尬，在阐释实践中找到文本阐释的合理性策略，是当代中国文本阐释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张江则一直致力于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理论以应对这一问题。2017年，张江正式推出“公共阐释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理论范畴，其后以对“阐”与“诠”关系的全面辨析，为公共阐释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践性范本。对于阐释的本质属性、基本过程、主要特征、基本规律，张江结合对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的开掘和对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的回应，从辩证唯物论的基点出发，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发。就此问题，本年度张江与国际著名学者哈贝马斯、迈克·费瑟斯通、约翰·汤普森展开对话，将阐释视为公共性和社会性行为，进一步确证公共阐释本质上是理性的、整体性的、公度性的、建构性的和反思性的，是当代中国阐释学派的建构性理论阐释范式。

（文/董琳钰、罗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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