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学精神较为倚重美善之两维关联，追求美的道德内涵与和谐意趣，在美真关联和崇高意趣上拓展不足。中华传统美学崇尚体验品鉴，强调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生命向度和自然尺度，但也不乏朦胧、模糊，经验性强于科学性。

　　有生命力有穿透力的美学理论，一定是有光芒、有高度、有信仰的，这就是美的照亮，照亮我们的生命、生活、人生，照亮我们的实存和时空，引领我们向着那个美的世界提升。

北京舞蹈学院孙颖教授创作的舞剧《铜雀伎》，体现了作者“舞要好看、戏要动人、有中国味道”的创作理念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的重要概念，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意义。从文化和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具备“新时代”的意识，打造“新时代”的目光，拥有“新时代”的思维，实现“新时代”的目标。 “新时代”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改旗易帜”。“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合乎时代潮流，顺应历史发展，勇于改革开放，为实现伟大复兴所作出的战略性抉择。“新时代”的新文化和新学术，应抓住历史机遇，励精图治，攻坚克难，既梳理传承优秀传统资源，又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突破、新发展、新提升。

　　传承以美育人美善相济的中华美学品格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文化工作者在“新时代”的责任和使命，也是美学家、艺术家的职责和使命。文化工作者、美学家、艺术家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在“新时代”构筑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新文化、新美学，去引领专业工作者和人民大众欣赏、传播、运用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新美学。

　　中华文化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怀和内在的诗性品格，形成了一种泛审美泛艺术的民族特点，重视向美尚美、立美弘美，强调以艺育人，追求美善相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不直接以美学问题为目标，但它们都内蕴了将整个人生作为创美审美之对象的独特民族神韵。老庄以道为万物之源，追求一种无形而有形、无为而无不为的逍遥、从容之自由。孔子以仁为人伦之本，强调“道”“德”“礼”“仁”相结合而达成的“从心所欲，不逾距”的自在、自得。其实质都是崇尚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有无相生、出入自由的生命诗境。这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哲学、伦理、审美的深度交糅，体现了既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又神往于超逸之境界的人间诗情。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较为倚重美善之两维关联，追求美的道德内涵与和谐意趣，在美真关联和崇高意趣上拓展不足。中华传统美学崇尚体验品鉴，强调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生命向度和自然尺度，但也不乏朦胧、模糊，经验性强于科学性。20世纪初，西方美学的引入，中西古今美学思想与实践范式的交汇撞击，直接推动了民族美学的创新发展。中国现代美学的探索和成果，为推进当下民族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思。今天，面对我们的时代，需要进一步从当下语境出发，直面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和具体实践，放眼人类共同的愿景，来建设发展我们“新时代”的新美学。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弘扬人生实践品格，体现责任和担当。中华美学与西方美学既有对美的问题的共同追求，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西方经典美学深受古希腊以来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以美为真理的对象，呈现出以认识论方法、思辨性特征、科学化形态等为主要标识的学理化特征，它是一种在知情意三分独立的基础上建立的以审美观审为中心的科学化美学样态;中华美学扎根于中国哲学的人生情怀和中华文化的诗性情韵，它不将美的目光仅仅局限于哲思或艺术，而是以整个人生为创美审美之对象，将审美与艺术人生相涵容，强调真善美的贯通和物我有无出入之张力，具有突出的人生实践品格和生命诗性意趣，是一种试图将创美与审美融为一体的价值化美学样态。中华美学的这种特点，突出体现了“知情意行”相统一的人生论品格，是将知情意的和谐追求践之于行，在实践中去实现。因此，美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具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意义，这既是中华文化泛审美泛艺术特点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为独特而深刻的方面之一。在中国社会和文化架构中，美学不只是美的理论体系的思辨建设，也不只是美的艺术的总结指导，而是由美的哲思和美的艺术，具体而微地切入了广阔的人生、丰富的生活、鲜活的生命，使得关于美的内涵、尺度、品格等的观念建构和理论建设，不仅直接影响着审美的尺度、风尚，也广泛、深刻、细腻地辐射了文化风尚、社会风尚。这一点不仅见之于孔子的“美善相济”、老子的“大音希声”、庄子的“大美不言”等命题，也见之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梁启超的人人都做“美术人”、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等命题。

　　今天，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引领提升文艺的精气神、美丽中国的环境建设、美好生活的人文建设，都与美学理论的切入、指导、引领相关联。我们应继续推进深化中华美学人生实践品格的传承弘扬，关怀人、关爱生命、关注生活，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践行，在国民素质的审美提升、大众文化的反思批判、民族精神的涵育引领等方面，发挥独特的功能与深广的作用，体现美学的责任和担当。

　　提升对美情高趣至境的追求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提升对美情高趣至境的追求，有热度有情怀。中华美学非常强调对情感、趣味、境界的陶养和提升，重视美情高趣至境之追求。它不主张纯客观、纯形式、纯技巧的美感意向，而是崇尚物我交融、形神兼备、尤以精神气韵为要的真善美相贯通的美感意趣。人文科学包括美学在内，都是应该有热度有情怀的。因为人文科学和美学关注的对象是人。面对鲜活的人与生活，我们不投入生命，不切身体味，只作冷冰冰的逻辑分析和科学思辨，是难以洞悉幽微，难以通达美情高趣至境的。我们只着眼和咀嚼一己之悲喜，传达或宣泄个人之忧乐，也是难以达至美情高趣至境的。如梁启超在品评屈原作品时就认为，屈原作品的美最根本的就在于一种内蕴的高洁情趣，即“All or nothing”的壮美风骨，一种深沉高逸的大美风范。由此，就超越了欣赏屈原作品泥于华美宏富之辞藻、缠绵悱恻之抒情的层面，将一己之悲喜超向民生之忧乐，推动文艺“存正气”“有筋骨”，“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

　　美的趣味可以多元化，既可赏会于清风明月、小桥流水之优美，也可赏会于大漠落日、电闪雷鸣之壮美。中华传统美学偏于欣赏和谐之美。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提出悲剧、崇高等美趣鉴赏和民族品格涵育的问题。今天，市场大潮、经济大潮、消费大潮、技术大潮等的冲击，使得审美情趣又产生了新的变化。追求刺激、宣泄欲望、放纵粗俗的生活场景并不鲜见，形式至上、消解意义、追名逐利的艺术现象亦纷纭缭乱。“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在根子上，就有涵养美情高趣至境的问题。情、趣、境、格、韵、骨，都是中华美学的传统范畴。这些审美范畴，突出体现了中华美学重视形神兼备、虚实相生，尤以精神气韵为要的美感意向和诗性意趣，在当代，仍有其独特而重要的美学意义，但需要结合今天的审美实践、艺术实践、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创化。要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来推进这些传统美学范畴的发展，使之可以解释新现象，观照新问题，阐发新内涵，拓展新高度。

　　推动人文艺术与科学理性的深度交融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推动人文艺术与科学理性的深度交融。科学技术和理性精神是现代生产方式的重要基础。现代大机器生产需要高度的严谨、秩序、理性，但随着理性逐渐成为“世界的共性”，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也开始消解人的主体性、感受力、幻想力、反思力，使人趋向于平面、机械、划一，成为“机械人”“公司人”“单向度的人”，窒息了人通向自由、想象、情感、理想的活力。人文艺术的感性、诗性、想象、理想，既是一种补充和解放，也是一种反思和重构，在文化和精神的维度上，形成了与科学理性的一种张力，也形成了一种与实存的张力，使人能够获得一种情感和诗性的自由与超越，由此，不仅构筑了我们生命的一种动力机制和张力愿景，也提引推动了我们生命的丰沛与前行。中华文化在这个方面特别具有自己深厚的传统和巨大的优势。例如，对艺术化生活和艺术化生命的追求，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自孔庄到屈子到魏晋名士，无不如此。但中国传统文人在这种艺术化理想中，也往往赋予其自适、内敛、清幽、隐逸等所谓的士大夫之趣。尤其是随着封建社会走向晚期，孔屈式的悲壮激昂已日渐失落，弥漫更多的是边缘化的个体的精致哀婉。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过“美术人”的理想，朱光潜提出过“人生的艺术化”的理想，更多的是从人文艺术的角度着眼，强调了人文艺术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意义，洋溢着浓郁的审美主义情结和乌托邦色彩。今天，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时代的健步前行，人文艺术和科学理性的深度交融，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文化学者、美学家、艺术家关注的具体问题，也是科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科学对人的奥秘的进一步揭示，必然要探入人的情感、思维、心灵的深处和幽微，这也是科学认知把握世界、揭示世界的重要部分。而人文艺术要发展新变，也已经无法离开日新月异的科技支撑了。新的艺术样式，网络文学、电子音乐、数媒设计等，其媒介、技巧、传播的方式，其中的科学因子都日益浓厚。人文艺术与科学理性的深度交融，显然不是硬件的或浅表的因素，而是在科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层次上，解决那种二元对立的机械观念和简单认知，从根本上推动两者的互动互益，从根源上激发出新的思想、情感、心灵、精神的活力。

　　中华美学传统偏于美善关联，重视德性审美; 20世纪初开始引入真的维度，张扬了启蒙理性;今天，在真善美三维关系的探索上，在人文艺术和科学理性的交融上，新眼光、新视野、新理念、新方法的形成，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华传统美学的创新转化，也将有力地推动中华美学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独特的更大的贡献。

　　构建兼融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体系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强化开放、包容、对话、引领的理论风采和精神力量。中华美学崇尚审美艺术人生的统一，既将多样的艺术纳入自己的视野，也将广阔的人生纳入自己的视阈，由此构筑了与西方美学的粹美观、唯美观等相区别的大美观，形成了自己向着生命、生活、人生开放的多元实践场景，也建构了审美主体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关联的立体美学图景，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设和精神创化拓展了丰富的可能。这种开放包容的思想智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经历了一定的曲折。古典美学时期，我们缺少现代学科化的理论意识，缺乏系统化的明晰的理论建构。20世纪以来，我们又常常自囿于西方经典美学的既成范式，在理论创构上迈不开自己的步子，主要停留在引入介绍西方成果上。今天，中华美学的优秀资源发掘和优秀精神弘扬，都与民族化的理论话语和理论体系建设紧密关联。我们的好东西，不仅自己要知道，也要让别人了解，这就必须要有兼融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建构和有效对话。

　　同时，美学在根本上是一种价值观的呈现，一种人文精神的呈现。有生命力有穿透力的美学理论，一定是有光芒、有高度、有信仰的，这就是美的照亮，照亮我们的生命、生活、人生，照亮我们的实存和时空，引领我们向着那个美的世界提升。

　　(作者：金雅，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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