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读到孙绍振先生的一篇文章《学术“哑巴”病为何老治不好》，讲当下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已被西方强势话语淹没，而要重新建构中国文论，则需要对西方文论进行清场。他提到一个词，是由文学“审美”衍生出来的，叫作“审智”。

　　我想这个词用到当下重新认识“文学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再恰切不过了。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审智”不仅适用于文论界，它还适用于文学领域、文化范畴，甚至对整个国家概念的认知上。

　　“审智”比起“审美”，更强调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和判断，方向对了才能进行审美，就好比一个人要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才好谈其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过于强调对文学文本内部的研究，如今，也要重新探讨文学的边界问题了，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重新建立自信。这就不得不谈些宏观层面的、主题先行的东西了，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学如何能够与国家形象建立起联系。而在这方面，军旅文学作为一个样本，可为当下的文学困局提供一些思路。

　　军旅文学如同其他文学门类一样，随着时代语境的更迭在不同时期衍化为不同的面貌，这是军旅文学中“变”的一面，也是必然的。“不变”的地方则在于，军旅文学比任何其他文学都更与国家、民族这样的宏大意象紧密贴合在一起，它始终没有放弃尝试运用各种艺术方式打造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学形象。这种看似单一而执著的写作范式曾让军旅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遭受冷遇，它边缘过、低沉过，也越来越鲜有人进入到它的内部和细处进行阅读、考察和归纳。但也因此，它得以以相对独立的姿态持续发展着，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冲击下，屹立不倒地呈现出了某些军旅文学的基本精神特质，而这些特质恰能代表国家品格。

　　我在朱向前老师的带领下，从去年起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邀，每年选择一个能代表军旅文学基本母体的议题加以评论阐释。去年我们选的是家国情怀，今年是英雄主义。在我看来，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不仅是军旅文学意义上的内核，并且是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具有的底色。这种说法并非我站在军旅文学的立场刻意鼓吹，而是因为这些优秀的品质是中华民族千年发展以来经由实践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早已变为民族心理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学表达所追求的“真、善、美”有着内在的高度一致性，也并不因时代主潮的更迭而改变。

　　拿英雄主义来说，如果梳理近70年的军旅文学脉络会发现，英雄主义的变现形式在不同时期也曾经历几度变迁。比如“前十七年”，军旅文学与家仇国恨紧密相连，于是自然而然处在文学界中流砥柱的位置，一批短平快的诗歌和小说与战争进程同步诞生。随后，一批带有鲜明革命浪漫色彩的抗战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接续而出。武装斗争历史的辉煌和现代军旅小说的暗淡之间的巨大失衡，构成了当代军旅小说蹒跚起步的现实基础和骤然腾飞的潜在张力。于是，在共和国诞生之后至50年代中期左右，一个庞大的小说家群体悄然形成并逐渐成熟，一批长篇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作品作为时代主流的重头战争小说共同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

　　也许是受制于单一时代潮流的局限，到了上世纪80年代，社会潮流突变，军旅文学之中的英雄情结尚在，但在表现方式上有所转变。最能代表时代特色的南线战争小说有徐怀中《西线轶事》、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在这些篇目中，作家的关注点从单一的战争事件转化为对战争中个体“人”的关注。到了90年代，个体意识空前崛起，集体在英雄主义的基调“左顾右盼”而无所着落之时，有不少人对新世纪以后的英雄主义受众产生质疑，认为新的社会潮流早已覆盖过往精神传统。但碎片化信息时代的军旅电视剧，诸如《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等作品的出现给予许多受众以心灵滋养，它们在商品社会意外“治愈”了那些对既有美好人性充满无限向往的人们，而像电影《智取威虎山》《风声》《十月围城》在当代时尚元素的包装下焕发出新的魅力。撇开类型化的叙事技巧不谈，真正打动受众的仍然是让人切实认同的英雄主义崇高美感。

　　再比如我一直追踪的军旅“新生代”作家，他们基本都是“70后”生人，最开始的文学土壤也是紧紧围绕个人成长经验展开，但现在七八年过去了，这批人中间也开始出现分化，而转型后的作品基本都会向着核心价值观回归。我想其中一部分原因和作家的军人身份脱不开关系，但更多是一种自觉地靠拢，这种深层的情感动因是可以读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内心里真正认同一种情感，那么写出的东西只能浮在表面上，深入不下去。这些作家并有的已经离开部队，可回望军旅生涯时，笔下流淌的是真实、自然的感情。

　　所以说，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永远不会过时，我们需要在新的时期产生新的表达方式。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表达的问题。这次主题发言主办方提前设置了一个议题，就是在当下时代语境中作家如何把个体经验、情感和想象转化为中国的情感、经验与想象。通过近10年对军旅文学的观察与追踪，我认为可以有这么几种方式：

　　首先是关注和追踪大型题材，我们国家目前在科技、武器装备等领域不断发展，这都是值得作家深入一线去观察的;其次是对我们过往这近30年的社会作总结性反思，敢于直面过去，并从中找到继续前行的动力。在2015年，部队两部反腐作品，陶纯的《一座营盘》和周大新的《曲终人在》联袂出版，揭露腐败尺度很大，这在以往的语境下是不会这么容易出版的。社会发展得太快不免带来一些弊端，而文学的作用不仅是揭露，还要在过往的问题中去深入探究，找到人的合理性，从而寻求新的精神资源。这两方面谈到的，一个是扩张，一个是内省，目前涉及这两个层面的作品都有，但需要与文学做更好的融合，也就是“审智”与“审美”的结合。尤其是扩张型的题材，需要沉淀，需要拉开距离;再有就是我们有灿烂优秀的历史文化，站在当下选择何种视角切入历史是很重要的问题。面对驳杂丰繁的过往，一些军旅作家已经写出了历史新意。比如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彭荆风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还有范稳的《吾血吾土》等等。这几年写历史的风潮又开始兴起，我想回望历史的同时就是在寻找新的精神指引，而文学需要这种指引。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期，遇到了许多问题，同时又有新的机遇等待着我们，召唤好的文学作品。

（文/徐艺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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