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理论，如今已为全世界的人文社科学人所熟知。文艺尤其是叙事性文艺对于体量庞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不过，学界所关注的想象，主要在于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也就是起源于神话和共同命运。祖先形象的建构和尊崇、荣耀和苦难的重温，都能够催生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认同感;共有的工作和生活场域的讲述，则营造出休戚相关、共同进退的整体意识。但事实上，要使共同体获得精神上的安定，这两个维度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只回应了“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中的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在古代并不是问题，因为在退步史观、循环史观或宗教史观的支配下，关于“向何处去”的诠释都是相对确定的。到了进步史观兴起的现代，前进的方向要靠人自己去摸索，想象的未来维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大革命酝酿时期，梅西埃憧憬未来的小说《巴黎2440年》风行一时;无独有偶，辛亥革命之前，以梁启超为首的许多思想者和小说家也对经过立宪或革命而复兴的中国展开了奔放的想象。蔡元培写道，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中国，不仅领导世界各国实现了永久和平，还大刀阔斧地推行社会改革，最终引领人类走向星辰大海。现代中国需要救亡图存，还需要生存之上的目标、使命和担当，需要对未来和理想的想象。

　　当然，未来维度只有在共同体的生存已经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才有可能充分展开。在尚未摆脱现实威胁的情况下，谈论理想是一种奢侈，更多的时候只能停留在“天下为公”“世界和平”之类的模糊表述。而当中国的安全无虞，社会现代化的想象就会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这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在改革开放之初风靡全国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关于未来的想象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节点。这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要寻求一种更加美好的、取现代化之利而去现代化之弊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履行先贤们的期待，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的“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着眼于区域发展、涵纳历史而面向未来的愿景，这样的愿景是一种想象，一种追求，一种影响其他国家但首先凝聚中国自身的愿望。它让我们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以独善其身的方式去解决，中国自我完善和升华的希望只能在区域和世界的联动发展中才能实现。有了“兼济天下”的想象，中国这个共同体在精神上会更加完满。

　　今天的中国文学在关注历史和现实的同时，需要学会想象未来。无论是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还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状况，都要求文学家更多地面向未来去展望和书写。方兴未艾的中国科幻文学，是这种时代趋势的重要表征，但想象和思考未来的任务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由为数不多的科幻作家来承担。如果有一天，对于科技、人类、社会、世界之未来的想象在中国的文学文化中普遍存在、此起彼伏(早已进入工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美国是一个范例)，我们便可以说，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国进入了新的纪元。

（文/李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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