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巴文学作为藏族文学的一个分枝，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以及共享记忆，一直在以自我确证的方式建构一种与其他族群文学场域或总体文学场域相区别的民族性审美叙事形态。

康巴一景(图片来自网络)

　　康巴作家群特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描写康巴地区藏族生活为主，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这个创作群体大多是康巴地区土生土长的作家，其代表作家包括老一辈作家益西泽仁，中青年作家达真、格绒追美、尹向东、赵敏、列美平措等。阿来与这个群体关系密切。藏羌彝走廊的自然与人文内涵孕育出了这样一个创作群体。可以说，康巴作家群的涌现，是近些年来民族文学文化繁荣的一个具体案例。笔者主编的《四川文艺年鉴》，一直对其进行跟踪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这个创作群体崭露头角以来，近年来开始出现重要作品。 格绒追美的小说《失去时间的村庄》获第四届四川省文学奖，达真的小说《康巴》、《命定》推出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分别获得“骏马奖”和四川省文学奖。此外多部作品获省内文学大奖，一些小说正被摄成影视作品。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于2013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康巴作家立足康巴高原，创作出版了上百部优秀作品，形成了一个以中青年作家为主体，思想内涵丰富、艺术魅力独特、创作成果丰硕的康巴作家群，给文坛带来了独特的审美经验。我对康巴作家群的研究正在从“文化多元共生的创作主题”、“接续地域的创作传统”、“在坚守中面向世界”等多角度进行系列探讨。本文专以“自然审美模式与精神气质”为主题，研究康巴作家群的创作特色。

　　一、自然特性支配的精神气质

　　从文化属性来看，康巴作家群是一个地域性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实际上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相对他者而言说的。从文学属性看，可看作一个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作家群乃至创作流派的雏形。

　　康巴文学作为藏族文学的一个分枝，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以及共享记忆，一直在以自我确证的方式建构一种与其他族群文学场域或总体文学场域相区别的民族性审美叙事形态。他们“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格绒追美语)，拥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既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书写，又努力拓展自己的意义边界。

　　作为创作源泉的康巴人的生活，与其所处自然地理密切相关。从康巴作家群作品中呈现出的鲜明的风俗、景观、习惯、审美与情感形式来看，自然特性对其创作的支配性地位尤为明显。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克利福德·吉尔兹曾经说过：“一个族群的精神气质是指他们生活的一种风气、特征、品性，是其道德与审美的方式和基调，标示着此一族群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根本态度。精神气质与世界观念不仅互相影响，而且可以说二者互为基础。”①康巴文学精神气质集中表现为尊重自然、崇尚英雄。作品中大量自然的描写，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故事，远远超出风景表达作用，而成为具有强大动力的文学结构功能，或人类学家所说的自然向心力，直至达到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超自然崇拜。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家族性联带的表现，形成独特的人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价值态度。雪域高原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其创作形态的摹本。川西北高寒之地，与自然环境抗争的方法与内陆不同，能够承受困难和打击，又服从着自然的规律，如同藏族谚语所说：“没有翻过险峻高山的决心，永远到不了开阔的平川。”他们崇奉这样的道理：“与其像狐狸拖着尾巴逃跑，不如像猛虎在战斗中死去”(四川藏区谚语)。敢于抗争命运的英雄气质从内部决定了康巴文学创作整体性格。

　　二、仪式化的强大背景

　　康巴小说中的背景往往被仪式化。“背景”太强烈了，半透明式地反映着永恒。雪域高原有取之不尽的自然描写源泉。它是视觉意象，但也代表了某种“内在的”东西，可以直接构成完整的隐喻象征：“康定溜溜的云”、跑马山、雪山峡谷、草原寺庙——这些充满寓意的自然物并非仅仅满足视觉感知，也不仅仅是可供感知的美学景观，由于背景太强大，天地自然成为叙述主体，人在其中反倒产生主体间性。

　　从小说叙事看，在康巴作家群笔下往往呈现着“自然逻辑”的解释方法，很少用宏大叙事的标签来贴他们的文学，而是运用从自然中体悟的民族民间思维来形成浪漫想象。康巴作家擅长将藏族民间叙事传统中的经典母题、隐性主题、英雄传奇与超越人生组织进叙事之中，大量创作人物和地方的视觉意象，并试图转换成他们解释现实的意象，通过象征性确立“自然性”审美叙事形态。亮炯·朗萨(蒋秀英)长篇小说《布隆德誓言》，写一个康巴藏区古老大家族如何从远古的“白狼部落”演变而来。达真的“康巴汉子”，格绒追美《隐蔽的脸》中头顶乱蛇堆的“扎噶神山”非常具有震撼力。这些描写更多的是对自然的模仿，有很多自然大于艺术的隐喻。康巴作家有资本这样做，他们对世界的解释不同于被现代主义统领的汉地。他们的叙事逻辑不是资本的逻辑，而是自然的逻辑。自然本身就构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系统。即便是写忍耐、坚毅这些人的品性，也爱用自然的譬喻：藏地有一种“红色的小虫子”，小孩子常把它滚着玩，滚来滚去，它生气了，嘭的一声就把自己爆炸了。藏族作家爱用这样的比喻反衬人要懂得忍耐。又如色达女诗人黄小蓉写格萨尔王的长吟诗，从自然中借喻了神性。这些比喻已经被自然逻辑改造过了，同时还隐含着藏族的风俗，对于藏族人来说，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用的是原始朴素的山水观、风景观、存在观。用今天的理念看，这种自然观是有价值的，写出了人与自然的多维世界，这就使支配现实生活与人的心灵世界的要素多了起来。

　　康巴作家的创作给人以空间感强、时间感弱的印象，很多作品空间实写而时间虚写，结构特别自由。小说的结构大多根据“自然”的节奏，结构的起点通常为自然的安排。达真的《命定》故事开始于“天空和草原渐渐地分出两大色块，带亮的色块作为黎明的代言者拉开了白色的天幕……”格绒追美《隐蔽的脸》则用“转世”构筑叙事性结构，编织情节，使小说获得叙述的自由。在这里“自然”像诗一样，是一种旋律，一种景象，一种真理。自然把人的心性打开了，为了自然结构的合理不惜召唤出另一个世界——心灵的世界，并把自己投射到这个世界中审视自然与现实，互为镜像，形成自然心性中的文化寓言。这样的叙事更多借鉴了藏传佛教中的文学传统，而非作者文学中的文人抒情传统，其强烈的空间感甚至扩展到彼岸世界，这样更有利于自由抒情。

　　自然审美是包含康巴作家群在内的民族文学创作的主题词。康巴作家群是一群文学生产力上疯狂的人，他们娴熟地把传统藏地的自然神话与对现代社会所做的解释复合在一起，形成寓言式写作。他们是一群较为年轻的作家，也有明显的不足。一个重要的缺陷在于普遍性的缺乏对本民族标志性事件的叙述。有些作品写着写着就写到汶川大地震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看做是对自己文化自信的缺乏。这类创作上的问题导致很多作品看不到民族变迁的过程，可能会妨碍其产生史诗性作品。如何解决在凸显自然性的同时兼顾历史叙事?这应该是康巴作家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希望既看到康巴草原风情的地域性，又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人与自然的交融，看到藏区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珍贵的蜕变经历。

　　（作者：苏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原所长，《四川文艺年鉴》主编）

　　注释：① 转引自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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