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哲学的性质和功能时，曾经批评有些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提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笔者认为这一论述同样适合于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人类在20世纪对三大认识对象——自然、社会、人，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感受新的认知新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被称为“新亚当苹果”的新的认识体系，并以这一认识体系为依托和支撑，辟划出迥异于传统的对宇宙—世界—社会—人的全新思想图景，这一方面拓展和廓清了人类的物质界域与精神视野，另一方面改变甚至颠覆了人们对于诸多事物的判断和看法，从而引发人类理性世界的巨大分野和情感世界的深刻迁变。自然—社会—人本身，无不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变得生僻粗鄙诡异，人类固有的文化属性—思维程式与心理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异和前所未有的调整，进而使人性获得一次革命性的递嬗与演化。面对这样一种思想环境、文化生态与社会心理，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基本特征、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位移与选择，并在这种位移与选择过程中淬炼分化铸塑出文艺哲学、艺术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符号学、传播美学等新的文艺理论分支。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当今时代人类文化已经和正在转型，正在由“高科技型文化”向“科技—人文型”文化转换。特别是我国正在经历现代化塑造和市场经济洗礼的特殊历史时期，处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国人文化性格也在实现转换，由“经济—科技—城/乡”人，向“经济—科技—城乡结合—文化”人进行转换。面对这一宏阔而深彻的时代背景，我国拉开了新一轮“艺术在觉醒”的大幕，开启了多元多维文艺发展的征程。尽管在从“史前艺术期”—“原始艺术期”到“20世纪艺术”的漫长历史时段中，人类经历了多次“艺术在觉醒”，但是21世纪的“艺术在觉醒”，无疑具有划时代、战略性和根本性的意义。其主要因由在于，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快速发展，文化传播越来越高科技化，人类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传承和流布，与之相对应，文学艺术日趋泛化和多元化，新生事物“染指”文艺和文艺“侵入”其他界域，这一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趋势，将更加强劲和凸显，例如网络文学、广告文学、IP影视、网络音乐等大众文化的勃发兴盛，均表现出“艺术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多向“渗透”。这种文艺泛化趋向既造成了文艺的审美品位与文化含量的降低，又在“数量产生质量”的传统文化规律驱动下，在作者—读者(欣赏者)的互动协同下，部分地创作生产出高质量文艺作品，其中少数审美文化层次较高的部分，由“俗”入雅甚至进入人类文艺—文化总体积淀之中，藉此我们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新一轮人类文学艺术的“编年辉煌”期。

　　美国著名文化学者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一书中指出：文学的发展取决于其他知识体系的存在。的确，如果文艺更多地进入社会—生活—文化的总体综合系统之中，那么其文化参与性势必增强，其对其他文化支脉的扩张力和对社会系统的依存度也将同时强化，这种扩张力与依存度的现实依据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读者依凭更为广泛更为新异的知识体系作为阅读的“前结构”，对文学文本做出新的解读与新的诠释;二是文学作品通过新解读新诠释获得新的“意义”，并以新的姿态和能量参与社会，引领文化活动向更高层面跃升，使读者获取更丰赡的精神创获与人文收益，换言之，21世纪文艺创作更加贴近文艺的内在本质，使当代文艺步入正途，正如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著名接受美学学者尧斯所说：在接受上的重新发现，将创造性地出现。同时，产生于20世纪的一些足可进入人类总体艺术体系的精品力作将日益经典化，而在公共阅读中阻滞妨碍创获审美意蕴与文化潜能的社会云翳和世俗灰尘也将逐步消失，从而使全民欣赏水平与审美水准大幅跃升。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文艺叙事学的迅疾发展与日臻成熟，文学艺术的叙事内涵、视角、界域、范式、主题、话语已经和正在发生裂变，首先是叙述对象的变化与转换，自然/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生态—社会伦理，早已成为文学艺术原野的新“角色”，“生态”上升为文学艺术家发掘的主题和读者关注的热点，特别是随着生态主义影响力的扩大，生态主义思想已经涉及到多个文化领域，例如生态主义文学、生态主义文艺学、生态主义美学等。对现代哲学影响巨大的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由于长期居住在乡村，他的“林中小屋”，成为现代生存的一个重要符号，他的“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的错误的危险”，成为一句警世名言。英国著名作家彼得·梅尔迁居法国的普罗旺斯，他在薰衣草熏染中创作的《山居岁月》成为引人入胜的畅销书，环境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一种哲思与艺思，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怀。都市里“水泥包裹”、享乐繁华的生存方式，炽张的物欲戕害着现代人心灵，“人类寻找丢失的草帽”、“人类走向回家的路”，人类对自然的亲近、对简朴生活的向往、对“鲜花与小鸟并不追求经济效益”的“羡慕”，构成一种抑制“疯狂的现代享乐”的“返璞归真”心态，所有这一切，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主题到审美手法引发了叙事范畴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人类在经历了20世纪的“百年辉煌、百年反思”之后，到了21世纪对于科技伟力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更精准的把握。2016年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提出“新的承诺”：“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增强科技的人文性，笃化其人文关怀，在此基础上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使科技具有人性和人性化的运用科技，不断摆脱机械世界观的拘束，努力突破技术对人的统治，信奉有机论，尊重主体性、多样性、情感性、随机性，“学会与偶然性相处”。由此，人性也在进一步发展，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正在向马克思所设想的“全面发展的人”靠拢，人类正在重新“塑造”自我形象。这些文化转型性和“人类转性”的“人文现象”，都必然作用于作为“人学”的文学艺术之中，并为文学艺术所反映，新的艺术典型正出现在21世纪的文学艺术画廊。

　　2016年8月由庞贝编剧、黄凯导演的我国原创话剧《庄先生》亮相第70届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这不仅是戏剧艺术的交流，也是东西方哲学的对话。近日由我国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长城》，强势登陆美国、俄罗斯、韩国等21个国家，这一充满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影片受到西方电影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密切关注，并在北美观众中获得广泛认可。这两个成功的对外文化输出案例有力表明，文学艺术“从古代智慧寻找现代灵感”、“向传统的适度回归”是繁盛勃兴的重要路径，文学艺术的创作方式、表现形态、审美理想与美学素质，只有从传统中获取新智慧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所以，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检索、挖掘、整理、解读、诠释等“现代化处理”，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创作实践中，已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与重视。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不久前辞世，引发了强烈学术反响，而荣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知名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也在文艺理论界掀起狂波巨澜，两者颇具人文象征意义。

　　已经过去的20世纪被称为“理论的世纪”，正在进行的21世纪将会是理论更加璀璨的世纪。新的社会状况、新的文化状态、新的人文语境，构成了阔大的时代背景，文学艺术将从这一时代背景中获得支援、支持和支撑。特别是20世纪文艺理论中许多有益成分作为历史积淀和理论资源，在21世纪还将持续地发挥作用;而部分潜力巨大的文艺思想，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以及接受美学、语言与心理学批评乃至于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等等，印证着文艺理论批评越来越成为具有自身独立价值、同文艺创作实践平行的社会—文化叙事。

（文/刘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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