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关系文脉、文运的关键问题。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是文化健康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可能就变成了可笑的夜郎自大，致使文化陷入故步自封的泥淖;没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也可能沦为妄自菲薄，致使文化缺少发展的动力而停滞不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

　　文艺作品是文化最鲜活生动的载体，它们以语言、形象、色彩、韵律等手段，记录和表现文化中的思想、审美、精神、气度。文艺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的质感、传播的广度、传承的长度和深度。

　　作为“高峰”的文艺作品往往具备一个共同特征：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底蕴，充盈着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气质，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同时又可以唤醒欣赏者的文化自觉、建立起文化自信，甚至包含推动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因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前后的文艺创作就具有变革意义。从白话文写作到鲁迅对国民性的剖析，文艺创作以从形式到精神的路径改写了中国文化的认知深度和历史格局。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文艺创作要发挥推动文化发展的强大力量，更加需要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基石来攀登文艺“高峰”。

　　纵观当下文艺创作存在的系列问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缺失是个根源。具体而言，一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缺少坚守和深刻认知，造成价值混乱和精神缺失。因历史虚无主义而否定历史，就会创作出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或英雄人物的作品。否定传统文化所尊崇的“真善美”，就会创作出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的作品。电影《小时代》的价值观受到诸多诟病，有观点认为其在纸醉金迷的世界展现赤裸裸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颠覆了中国传统价值理念，而深层原因是对“真善美”标准的自动放弃，剪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沦为只肤浅地反映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二是对文化发展缺乏主动承担的责任意识，造成利益至上。当下，不少文艺工作者陶醉在追名逐利的潮流中，没有把自己当成文化的记录者、传承者，甚至缺乏应有的职业操守，只是把文艺当作生存的工具、获得名利的手段，缺少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创作上甚至违反艺术规律一味求快，想的是吸引眼球，“圈钱圈粉”。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够敬重，对自身的文化使命缺少自觉，是文艺界“浮躁”风气的重要根源。

　　三是对以创新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缺少继承，造成有影响力的原创匮乏。创新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在文艺创作领域表现突出。中国曾经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的变革经历了无数文人骚客的创新实践。到了近代，中国引入西方现代诗，形式和内容都脱离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轨道，诗歌的力量渐渐式微。北大教授王岳川曾说，中国宏伟的“诗国”的“大诗”，变成了跟在西方后面自毁长城的“小诗”。他认为解决这一现状的方法是“走中国诗歌创新之路”。而这种创新，既要吸收古典诗歌的思想和审美价值，也要接纳现代西方对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冲突和张力的阐释，来找到自己的中国方法、本体立场、东方身份。概而言之，要再创诗歌的“高峰”，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这个经验，放到文艺创作的其他领域也大体适用。看看近两年来“走出去”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琅琊榜》浓郁的中国风里蕴含了唯美写意的民族美学和古典中国的价值理念，《父母爱情》则以朴实到近乎记录的方式表现了中国当代的生活和价值嬗变，它们都致力于在民族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

　　四是对本土文化价值标准缺少足够的自信，造成崇洋媚外。近代中国曾经借西方文艺理论和创作思潮来推进中国文艺创作的转型，这种影响今天依然存在。过度倚重西方，导致中国传统文艺价值在当代的失语。于是我们看到诗歌、戏曲等在今天面临生存困境，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金像奖、金棕榈奖、金熊奖等国外奖项一度成为国内文艺工作者追逐的对象，甚至出现思想和美学上的刻意迎合。不少影视作品出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然后“出口转内销”大热的情况。缺少对本土文化话语权的捍卫意识，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缺位的表现。事实上，中国文化价值的标准在世界文艺史上应写下辉煌的一页：世界戏剧表演的三大体系，除了斯坦尼和布莱希特，也有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一席之地;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美学精神，与西方的“透视法”、印象派等比较也自成一格;中国的语言艺术更是浩瀚而独特，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功不可没……中国文艺史上丰富的成就还有很多没被当代文艺消化吸收。只有对传统文化足够自信，才能够形成独特的文艺话语体系，不为别人的标准马首是瞻，才能真正找回中华文艺的话语权。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仅是文艺“高峰”的基石，也是文艺“高峰”的必然特征。文艺“高峰”都具有思想自觉和自信，作品往往价值表达鲜明、主题宏阔立意高远。之前影视界一提爱国主义、主旋律，就觉得是以宣传为目的，与票房、口碑无关，这首先是思想的不自信。最近两年，先是电影《战狼》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引得了观众广泛认同，《湄公河行动》赢得高口碑、高关注度，两部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可圈可点，这说明爱国主义在群众心中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两部影片题材选择和艺术创作的成功，也是创作者的思想自觉和自信充分建立之后的结果。

　　文艺“高峰”都具有审美自觉和自信，作品往往风格自成一体，在传承与创新中自由切换，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古往今来的文艺“高峰”，无不是在自觉传承自身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实现对象、方式、手段的不断创新。《红楼梦》是“高峰”，然而很难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类的界别去定义，它的审美自成体系，却又无时无处不体现了对传统文脉的自觉传承，中国的诗歌、戏曲、绘画、书法甚至园林等传统艺术和美学精神无不在其中有所体现。近年印度电影的发展尤其值得思考和借鉴。歌舞曾经被认为是印度电影国际化的障碍，但印度电影一直没有放弃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推崇，《三傻大闹宝莱坞》和《我的个神啊》两部杰作中歌舞表达的强烈传统情感，和他们对本土文化的反思相得益彰，形成了印度电影迈向国际的新标杆。中国第五代导演早年的创作也曾有着鲜明的文化反思印记，因反思唤醒了文化自觉和自信，也激发了审美创新。代表作《红高粱》《黄土地》等，探索民族文化历史和民族心理结构，又接受当时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潮，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和美学观，成就了当代电影史上显著的“高峰”。随着时代变化，创作者所秉持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需要更新，否则会导致“高峰”的坍塌。前些年，第五代导演曾有过一段集体失语或“阵痛式适应”的阶段，出现了《三枪拍案惊奇》《无极》等价值和审美混乱的作品，而在过去的几年，他们则通过《归来》《梅兰芳》等作品，在慢慢寻找回来的路。

　　文艺“高峰”都具有理论自觉和自信，作品往往折射出理性的光辉，自觉或不自觉地扛起独特的民族美学旗帜，践行、发展甚至自创一套美学理论，成就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诗人导演”费穆创作了现代电影的“高峰”《小城之春》，业界认为它与日本电影《罗生门》、美国电影《公民凯恩》同属世界电影的经典杰作。当时电影作为外来艺术形式传入中国不到半个世纪，电影理论更是以“进口”为主，费穆则自创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和电影美学结合的路径，将中国古典诗学的人物塑造、意境营造和叙事节奏等融入电影，于是出现了典雅蕴藉的“中国韵味”。他对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了充分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值得当代的文艺工作者学习。

　　(作者：章颖，单位：北京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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