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述论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坐标中考察文艺，又在思想战线的斗争中深度阐发文艺。他对新时期的文艺作了全新的理论阐释，提出了关于文艺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

　　一、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在拨乱反正中初步阐述文艺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了促进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77年8月的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允许争论，并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重申贯彻“双百”方针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中指出，要正确看待“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发展的历史，重新调整了文艺政策，“不继续提文艺从属政治这样的口号”。据此，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为”方向成为党的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提出，打破了长期以来僵化的文艺局面，扭转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状况，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为拨乱反正创造了有利条件，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热情。

　　2.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坐标上进一步阐述文艺理论

　　1979年，邓小平《祝词》中将文艺事业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高度来考察，并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类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文艺在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方面的作用。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上的讲话中谈到精神文明时，强调思想文化卫生部门及它们的企业都要重视社会效益。他严厉批评了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拜金主义倾向，强调坚持社会效益为重的原则，主张“思想文艺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声称“思想战线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做“惟利是图的商人”。为了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1987年4月7日，邓小平在退出领导岗位之前作了要恢复和发扬“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1]的重要嘱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认为文艺在维护安定团结、搞好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在思想战线斗争中深度阐发文艺理论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时，针对思想战线“左”的错误倾向和右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既要批评“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评右的错误思想。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上，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里的思想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他就理论界、文艺界出现的严重的精神污染现象，指出“一些同志应当看看他们的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在人民、在青年中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嘛”。[2]邓小平强调“要防止‘左’的错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自我批判的方法取代过火的批判、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3]1985年5月20日，他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特别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方向，但不主张搞政治运动，对文艺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85年，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4]。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谈话时声明，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5]邓小平还对文艺批评、文艺的作用、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者的职责都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

　　可见，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是在总结过去党和国家文艺工作经验教训，结合新时期的新环境和新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为新时期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指明了方向，也为治理当今文艺领域的乱象提供了指南。

　　二、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后，文艺工作面临许多重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邓小平对此作了许多深刻、精辟的论述，为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1.文艺的性质和地位

　　早在党领导的革命和战争时期，毛泽东将革命文艺的作用具体化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6]，并认为文艺服从于革命和政治。

　　作为新时期的政治家，邓小平从将文艺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考虑，将文艺定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了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新人，再“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7]。他多次强调文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坚持文艺要反映、讴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就是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8]

　　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邓小平“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但觉得文艺又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不脱离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和促进安定团结这样的政治，不能脱离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样的政治。他对文艺从属于政治做出了更为深刻的解释，即文艺不从属于政治斗争，特别是党内斗争，人民内部之间的斗争，不是为打击党内同志服务。但文艺不能脱离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也会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如围绕建国、建党、建军等重大节日创作的文艺作品;春晚中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如80年代费翔的《故乡的云》，《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等。

　　2.文艺的方向与方针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9]从此，为工农兵服务就成为我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0]而后，“双百”方针成为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基本方针。

　　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11]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文艺为人民服务必须要求文艺为人民所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奋斗，两者关系互相统一、互为表里。邓小平还论述了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激发灵感，创作出鼓舞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斗志，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主义文艺。他还主张通过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这些新人形象，来激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在艺术创作和学术讨论问题上，邓小平提倡贯彻创作自由和民主讨论的“双百”方针。他把“双百”方针的内涵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扩展到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中。对如何实行“双百”方针，他认为需要采取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的方法。另外，他还对“双百”方针与“三不主义”、与言论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系也作了论述。第一，“三不主义”是实行“双百”方针的前提，实行“双百”方针是为了防止将艺术创作和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扣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第二，“双百”方针不是言论绝对自由，他说：“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是什么百家争鸣?”[12]第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实现“双百”方针的重要保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引起了动乱，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而“双百”方针的实现需要安定团结的环境，他主张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安定团结的环境下贯彻执行“双百”方针。

　　3.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要求文艺创作要做到民族的形式和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高度统一，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即文艺批评有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13]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破解了文艺题材的禁区，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使命和创作原则做了科学概括。他指出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是“要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14]。在创作方法上，他非常尊重文艺的特点和规律，主张“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化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15]。他对文艺创作的主体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与肯定，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16]因此，文艺作品的题材、结构、技巧、细节和形象应由创作家和演出家自己驾驭，同时在演出、欣赏、评论方面也给予一定的自由。

　　邓小平关于文艺创作的认识是与文艺批评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重视文艺批评的重要性，认为“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的动力。”[17]他不但鼓励文艺批评对于优秀作品的积极引导作用，还强调文艺批评对于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劝诫、批判作用，将文艺批评与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结合起来。在批评的方法上，他认为“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18]，主张采取民主说理的态度进行批评，“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在文艺批评的标准上，邓小平尤其重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及其社会效果，同时兼顾艺术标准，他说：“有人说《太阳和人》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正因为如此，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20]

　　4.文艺管理与文艺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曾说：“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在这里，无产阶级领导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来实现的。

　　文艺管理体现在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艺术人才的培养两个方面。在党对文艺工作领导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既要坚持又要改善。针对拨乱反正后出现的一些干部不敢领导文艺工作、思想文化战线涣散混乱的现象，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上的领导”[21]。他还要求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认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22]在艺术人才培育方面，邓小平认为，“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23]他更为重视文艺新人的培养，他说：“文化要发展，肯定会出现新人物”[24]。针对艺术人才匮乏的现实，他指出“要培养人才，发现新作者，要使他们开眼界”[25]，从思想上和工作制度上创造条件，保障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文艺建设主要涉及文艺体制和文化市场两方面内容。邓小平在1978年接见文化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到：“我们要开辟很多行业，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随着生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需求就增大了，最近我赞成要使拿出一亿拿工资的人有一半能够拿到八十元以上，相当七八级工资。这样，消费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潢他们的家，他们的柜子要有东西放，需要书需要花，这样反过来就会刺激其他行业的发展。”[26]这番谈话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路。针对那些将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他认为在进行文艺创作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考虑到作品产生以后起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他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求文艺工作者“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27]，多出“注重社会效果的精品”。

　　5.文艺家的素质

　　在谈到中国革命文艺家时，毛泽东曾说过：“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28]，强调文艺家要加强社会实践，贴近群众生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家要承受更多名利的考验，一些人只顾眼前利益，将艺术与人格也随便拿来交换，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等错误思想观点。有的甚至触犯法律，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邓小平认为要解决文化领域的乱象，关键在于提高文艺家的素质修养，尤其是要加强政治思想修养、业务修养和社会实践体验。

　　首先，要强化文艺家的政治修养，邓小平主张文艺家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29]。其次，要激发文艺家的创新能力。由于社会主义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的日益丰富，这就需要文艺家不断弃旧扬新，丰富和创新创作手法。邓小平主张文艺家要学习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优秀的部分并加以吸收、融化和发展，创造出更多时代精品。最后，文艺家要深入生活，同最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与深厚的情感联系。在邓小平看来，文艺的人民性就决定了文艺家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文艺家应以人民儿女的身份投入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去，创造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且为人民和时代所认可的精品力作，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6.文艺的继承、借鉴和发展

　　由于文艺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的规律，毛泽东认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30]显然，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和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借鉴。

　　新时期，邓小平一直强调文艺的继承、发展和借鉴问题。他认为文艺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要善于借鉴前人创造的成果，要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借鉴一切进步的东西。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态度上，邓小平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大力倡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他还强调要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在如何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要大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张“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31]此外，他还提倡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主张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借鉴，既反对夜郎自大、盲目排外，也反对妄自菲薄，“全盘西化”。正如他自己所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会得到成功。”[32]

　　三、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有力地促进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

　　1.在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并对其中一些论断重新作了科学阐释。他突破了“文艺从属论”的局限，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发展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扩大了服务对象，把文艺的作用植根于以人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他继承了“双百”方针，还对它的内涵、要求、实现方法等作了新的阐述，倡导文艺题材和创作手法多样化，提倡用民主讨论方式进行批评。他对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重新进行阐释，将毛泽东文艺批评要重视社会效益和效果的思想加以发展，强调批评对象以及批评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效果。邓小平关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思想，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领导思想的升华，还对毛泽东的“又红又专”做了合理阐释，进一步论述了如何培养文艺新人。他在坚持毛泽东关于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主张文艺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保持文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党中央的各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文艺思想，赋予其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新特点。江泽民提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服务的方向，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多出注重社会效果的精品，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胡锦涛肯定了文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成分，强调了文艺在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论断。习近平认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坚持以人民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和市场的价值取向，重申文化创新要与美学结合起来等。这些关于文艺的论断都与毛泽东邓小平文艺思想一脉相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

　　2.指导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

　　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尊重艺术发展规律和特征，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在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在主题、形式和风格上呈现出多样化，各种风格、题材、流派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深受人民群众喜爱。老一代文艺家精神焕发，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出，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文艺等各个门类，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农村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组成部分的群众文化活动，其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33]同时，大量的国外文学作品传入中国，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文艺现象，研究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开创了一条适应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道路，成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科学指南

　　文艺可以代表民族的风貌、引领时代的风气，是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载体。自十八大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发展战略以来，我国文化市场空前繁荣，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但也应该看到，文化创作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庸俗化倾向、过分重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而忽略其意识形态属性，文化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受到严峻挑战。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文艺生产及作品中存在的乱象，如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等。[34]出现乱象的根源在于文艺创作者的价值导向出现了偏差，实质上是文艺领域遵循和贯彻毛泽东文艺理论和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力量式微。

　　建设文化强国，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在于创作优秀作品。现阶段，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为解决现阶段文艺领域的种种乱象、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坚持把文艺工作引导到“人民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上来，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35]。他要求文艺工作者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严肃考虑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充分发挥文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36]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37]在这里，我们既要引领文化工作者提高自身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又要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评判和鉴赏作品，使得优秀作品成为凝聚人心、开启新风、引领方向的强大精神力量。

　　综上所述，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道路，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治理当今文艺领域的乱象提供了指南，更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了新的基础，而且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文艺紧紧围绕服务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牢牢把握文艺发展的方向，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注 释：

　　[1]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5]《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3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

　　[10]《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0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24]《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25]《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26]《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861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33]《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

　　[3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35]《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36]《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101页。

　　[37]《人民日报》2016年2月19日。

（文/殷瑞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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