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文艺学学科延续着近年来强劲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自信和动力。总体上，对基础理论概念、研究方法手段、学术话语体式等方面的梳理、反思、掘进，依然是学科研究的主体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进一步完善当代中国文论成为贯穿全年的主线议题。

　　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完善当代文艺批评新标准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及其中国化，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核心资源。文艺批评是文艺理论研究中最为活跃、与文学现实最为贴近的领域。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热潮中，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有机结合，推进建设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断发展并完善当代文艺批评标准，成为2016年文艺理论研究的一股大潮。

　　在建设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董学文提出，建立“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形态”，既要阐释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也要阐释清楚未来的文艺创作怎么无愧于时代，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张永清认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中国形态”，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既有研究进行整体把握，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现实问题，才能不落窠臼，自觉创新。金元浦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其他文艺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从文艺与政治、哲学和经济入手，尤其关注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并把这一特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经济学思想”。

　　在文艺批评研究方面，学界认为，要强调民族维度、现实品格及评价机制“自律”功能的重要性。范玉刚提出，现实品格是坚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信的基础，批评的有效性不仅要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更要与当前的文化现实相契合。也有学者提出，批评家需提升自身人文哲学涵养，增强文化自信和学术担当。文学批评的最终力量源泉是批评家的精神素养，认为批评家要充分吸收当代哲学的思想营养，这样才能应对文学新思潮，才能承担起推动文学发展的历史使命。

　　以“强制阐释”讨论为契机，开展中西文论平等对话

　　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在2016年仍是文艺理论界的热点话题，并且有从文学研究扩展至其他人文学科领域、从具体问题分析上升到宏观学术理路的趋势，充分显示出强烈的国际性与前沿性。张江在2016年撰写新文，对强制阐释的独断论思维方式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进行追索回顾，指出消解和否定作者及其意图的存在，是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强制阐释风行的主要动力，并通过生动例证细致剖析其运行机制，从不同层面、角度挖掘强制阐释产生的根源，剖析其运行机理。

　　“强制阐释论”同时揭示了西方文论的局限和中国文论的症结，有效激发了国内学界建设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行动力。针对张江的深入阐发，国内对于“强制阐释论”的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对该理论的意义、性质、原因进行阐发，肯定其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启示性作用;对该理论诸如主观预设、场外征用等重要内容、合法性、阐释的界限等都进行了辨析，从而使其不断完善发展;将该理论与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相联系，对诸如“悲剧”以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等西方概念的中国化过程进行反思。

　　以“强制阐释”的讨论为契机，如何有效建设发展当代中国文论，深入反思当代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成为2016年文艺理论研究的又一热点话题。金惠敏认为，建设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既不能依赖西方理论而失去自主性，也不能闭门造车，应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具有全球化眼光和平等对话精神。朱立元详细爬梳“文学终结论的中国之旅”，认为其体现了复杂学术语境对文学和文艺学学科未来发展、转型和边界等问题的冲击，也促使当代中国文艺学在众声喧哗中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富有生命力的方向迈进。王宁则强调中国学者必须积极主动与西方以及国际主流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以开启理论双向之旅。

　　探寻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开掘民族本土审美资源

　　对“中华美学精神”、“中国艺术精神”的探讨是2016年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闪光点。在2016年，学界进一步明确，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应该注意向本民族的美学精神源头不断回溯。

　　刘成纪认为，探寻中华美学精神的特质，一方面是为中国当代的文化复兴提供美学答案，另一方面是为世界美学中心东移作出历史阐明。他指出，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一种以美作为个体、家族、国家、文化的共同超越性目标的精神。张利群则认为，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与思想基础，它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风范与美学传统，又塑造了民族魂、中国心以及文艺精神与美学精神的魂魄。

　　“中国艺术精神”是中国现代艺术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传统，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中国文化心灵的艺术本性，二是这种艺术本性在各种艺术中转化生成的艺术共性，三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艺术特性。如果说“中华美学精神”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那么“中国艺术精神”就是这一基因在当代中国生长出的新生命。王一川认为，中国艺术精神既是文化自觉自信的产物，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语境中继承和阐扬这种精神，就是把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转化为文化复兴的活性精神资源。而在文艺理论研究中继承和阐扬这些精神，就是立足民族审美经验，开掘本土资源，建立本土意识，这是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注网络文学批评创作，思考新媒介文艺理论建设

　　媒介文艺理论研究是近年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趋向，生发出不少新话题和新成果。关注网络文学批评创作，将媒介研究与文艺研究融通结合，思考新媒介文艺理论建设，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关注当前文艺实践、分析解决文艺新问题的重要学术增长点。

　　针对当下网络批评的复杂局面，高建平认为，新媒介文艺批评与理论研究应深入挖掘中国网络文学的美学意蕴，对网络文学作出美学评判，要有“媒介意识”，要重视不同媒介语境下的文学创作、阅读接受的特殊逻辑运作方式。黄鸣奋认为，新媒体不仅改变了艺术的技术形态、文化形态，而且改变了艺术的审美形态，并促使文艺研究不得不重视新媒介的重要性。陈定家认为，新媒介的崛起给文学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学艺术在艺术主体的转移和“分散”下，正在被网络改变为一种“游戏”的现实状态，将媒介研究与美学研究相结合，是对文论发展现实要求的有效回应。欧阳友权指出，要破解网络文学批评的困局，需要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呼吁批评家入场、入眼、入心，建立网络文学的“批评共同体”。单小曦在其“媒介文艺学”学术构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从传播学的视角，以信息论、传播学、媒介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审视、评判、研究文学艺术现象，进行文艺现象批评和理论建设。

　　回顾2016年，文艺理论研究在自信与对话中走向创新，既延续了近年的发展态势，又提出了新的思考。建设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学科体系非一蹴而就的短期工程。在当下语境中，从浩渺纷繁的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中淘浣所需资材，非一时一人之力能够达成。因此，未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仍需我们立足中国现实，努力不懈厘清文学理论场域中的各种复杂关系，以发展的、审慎的态度深入思考，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才能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学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中国理论方案。

　　（文/可晓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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