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一直以兼容并包的姿态积极吸纳其他人文专业的知识养分，并从中提炼出新的方法与研究视角。正如近年来世界普遍的趋势一样，在中国文艺学的框架之下，艺术史论和文化研究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在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两大传统板块中，随着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局势的日新月异而发生着最为显著的革新。就具体方向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论、基础文论、西方文论、中国文论和文化研究五大方面，2015年度的突破都共同指向同一个话题，即“中国时势”的来临。

　　无论是在重新理解和发展本国社会主义理论传统方面，还是在开掘和吸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方面，中国学者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关于“人民性”、“社会主义文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譬如，《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设置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笔谈。张永清强调，一定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金永兵则提出，要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与中华文化的复兴联系起来。201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系列讲座;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了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中，既有“回到马克思”、“回到人民”的路径召唤，又有思考“中国化”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报告;既有关于如何创造性地转换吸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话，也展开了关于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的深度讨论。段吉方的《理论的再生产：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是对这一问题的一次全方位总结和回应。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向度是回归人民、回归马克思主义原典和回归中国土地，在此基础上，创造性的突破也就成了题中之义。

　　在基础理论方面，吴兴明提出了在朝向文学作品本身投入视野和参与理解的过程中思索意义的文学本体理论。与此关注动态过程的思路类似，王元骧从实践概念的角度、马大康从言语行为理论的机制与研究范式的角度，分别探讨了语言艺术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关系。王峰的《美学语法：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美学与艺术思想》有效地开启了一条以分析哲学进路研究美学文艺学的道路。

　　早在2014年，张江就提出了关于西方文论“强制阐释”与“场外征用”等问题，并引起文艺学界诸多学者的踊跃回应。张江与朱立元、王宁、周宪先后在国内多种重要期刊上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笔谈。张江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对西方文论的利弊得失和历史走向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给2015年度中国文艺学界带来新气象。《文学评论》曾有数次相关讨论，并刊载了希利斯·米勒与张江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也有相关专题;《文艺争鸣》则长期开辟板块，让众多中青年学者参与到这一话题的讨论中。这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不能盲目迷信西方理论，而应批判地审视其中固有的思想错误。

　　张江和其他学者也普遍承认，中国理论界应当更加努力了解西方、分析西方和化用西方的优秀成果。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意识到并扭转西方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过多借用哲学和社会学科理论、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方式不恰当地对待文学作品的武断导向，更好地将视线投向与文学本身相关的话题之上。中国学者似乎已经开始进一步思考，帮助西方学界重新整合多方意见，并构建成熟稳定的理论系统问题。

　　《文艺理论研究》近年来在西方文论最新成果的译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刊物上关于文学伦理学、叙事学、空间理论、文化政治学、女性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诗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文论的长期专题，一方面有助于刺激中国理论家的探索活力，拓展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视野，更好地与国际学界“通气”;另一方面则不断尝试摸索以中国视角转化、统一西方文论优秀成果的有效途径。此外，本年度大量西方学界的文学理论和叙事学教材开始得到译介，如卢卡奇、巴赫金、艾布拉姆斯和韦勒克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也相继整理再版，这反映出国内理论界愈加开始关注文学本体论研究和具体文本批评的实用性。

　　学界对中国文论研究的新任务也有了一定的共识。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高建平、周宪、南帆、朱立元、姚文放、王宁等几位理论家以“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重建”为题，从各自关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的不同方向和策略。“重建”或“再发现”并不意味着回归到古代中国，而是让传统能够在当下发挥活力，以健全的姿态加入到现代化进程，或是进入到与现代化对话的节奏当中。在2015年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会暨“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同样的话题得到了相当的响应。借助《文心雕龙》、《文学研究法》等古典文学理论代表著作，展开深入的文明体认和批评实践的研究，也同样体现出强有力的中国向心力。古代文论方面，除重新整理、阐释传统文本之外，学者还强调对中国文体学、中国叙事学、中国修辞学和戏曲学的重新理解。中国现当代文论的研究日益转向文学概念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或是梳理“文艺学”、“文学理论”或“美学”等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诞生历程，或是对过往种种因近现代历史语境而出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上的误读，进行系统且有文明自信力的纠正。胡亚敏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马睿的《文学理论的兴起——晚清民初的一份知识档案》(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和沈素琴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中的外国文论译介及其影响：1915—1949》(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著作正体现着这一进路。王文革、李明军、熊元义主编的《当代文艺理论家如是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15年版)编选了近40位颇为活跃的老中青文艺理论家的访谈录，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精神面貌的透视。

　　文学理论学科与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关系厘定，依然是受到热切关注的话题。徐岱认为，就文艺学内部而言，从事文化研究的最佳进路，是将这一研究方向成就为文化诗学，进而参与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进程当中。高建平认为，继续在文化产业方面推进，是满足人民大众文化生活的必然趋势，而艺术性与人民性也将在这种推进中找到融合的可能渠道。陈晓明指出，一个“视听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书写文明即将随之让位。无论是进步乐观，还是保守稳健，不同的看法共同揭示出文学理论与文化问题处于同样的思想层面上，进而由关注文学的文化场域，上升到对文学研究背后文明立场与脊梁的关怀，也就成了必由之路。

　　综上，2015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界的主要思想进程大致有四点：一是对西方文论的根源进行反思，同时积极吸纳最新、最前沿的理论进展，激起本土理论研究的反思力度;二是呼吁回归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中关于“人民性”和“中国文化复兴”的主体强度;三是培养出由民族向世界、由武断孤立向系统包容发展的视野高度;四是找回“文学”本身，理论联系创作和批评实践，从而建构文学学科自身系统且丰富的精神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