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中华美学精神”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讲话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意见》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梳理、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推动美德、美学、美文相结合，展现当代中国审美风范。笔者以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首先是要推进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理论自觉。

　　一

　　我国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建设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实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桎梏了艺术实践的发展，如唯西是瞻、理论自娱、否定理论等倾向。美学和一般艺术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年轻的现代学科。而我国的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理论，都是20世纪初开始接受西方的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包括学科意识、概念术语、方法体系、话语形态等。对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引进，推进了知识化、科学化、逻辑化的现代学术范式的建构，但在本民族的理论话语和精神传统的传承发展上却一度着力不够，甚至不乏虚无失语之状。美学和艺术理论领域步西方之履、模西方之态的状貌，不仅使得理论和我国的审美实践与艺术实际相脱离，也割裂了和民族美学与民族艺术理论传统的有机联系。这样的理论几乎成为圈子里的自娱自乐，难以对话当下艺术创作、欣赏、批评的实践，也难以凸显作为美学和艺术理论应有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力量。

　　美学和艺术理论缺失中国文化自身的学理支撑，缺失引领反思中国审美和艺术实践的思想锋芒，缺失直面中国大众生活的血气与活力，势必难以发挥理论应有的前瞻引领和激励鞭策的作用。而从实践领域来看，我国艺术界长期以来悬搁理论，瞧不起理论，否定理论的作用。有人认为，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就在艺术实践中，就在艺术作品中，不需要再做什么理论上的总结挖掘。也有人认为，艺术批评就是艺术理论，不需要再有什么学理上的建构阐发。还有人认为，艺术理论应该只针对艺术自身的问题，与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没有什么关联。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与对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膜拜、对民族美学和艺术精神的失语纠结在一起，使得当下民族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建设面临着严峻而艰巨的任务。

　　美学精神既是艺术标准确立的重要根基，是艺术理想建构的重要尺度，也是艺术情怀提升的重要滋养。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密切关联、相互激扬，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种种短视的实用主义的艺术观泛滥，艺术领域出现了种种粗制滥造、市场至上、追名逐利、娱乐至死等现象。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缺失了自己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深层根基和互动关联。推进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理论自觉，既是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当下国人生活实践和人文提升的需要。

　　二

　　美学与艺术是关联密切的两个学科，在中国尤其如此。美学从严格的学科分类说，归属哲学。但西方经典美学，自黑格尔以来，一直具有艺术哲学的传统。我国传统美学，更是主要依托艺术来阐释，具有浓郁的艺术美学色彩。中国美学和艺术的重要范畴，如意境、情趣、气韵、形神、巧拙等，几乎都是美学与艺术两个领域共用的基本范畴。美学精神是中国艺术的内核之一。它与西方美学讲粹情重形式不同，中华美学精神的要义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个标准也成为中国艺术最为重要的基本准则之一，是中国艺术以美学精神来映照艺术精神、以美学精神来引领艺术实践的重要尺度。

　　推进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理论自觉，首先就要认识总结其民族特质。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特质，聚焦于真善美统一的美情追求及其相呼应的人生精神、诗性情怀、美育意向等方面。如何从学理上阐发建构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这一真善美相统一的特质，是推进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理论自觉的关键之一，它与西方美学在知情意三分的基础上来建构现代艺术精神具有鲜明的不同。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核心命题，是情感的独立。审美无利害，为艺术而艺术，就是对这种美学观和艺术观的具体诠释，成为西方现代审美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理论基石和突出标志，也是西方艺术种种唯美论、形式论的理论之源。中华美学和艺术的精神，一直关注伦理审美化、人生艺术化。在古典传统中，特别突出了美善的关联，主张尽善尽美。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在中西古今传统的撞击交汇中，发展出情感启蒙与人格美化相交融的民族美学与艺术新传统，它在美善统一的维度上引入了真，在群体社会的维度上引入了个体，削减了古典传统的伦理向度，突出了审美艺术人生的有机交融，突出了以真善美统一的美情追求为核心的精神向度，凸显了与西方美学和艺术精神的不同特质。这种美感精神取向，不尚唯美与粹美，而是主张蕴真涵善立美，强调审美与艺术的人生启蒙向度与人文关怀内涵。这种审美和艺术精神是一种大审美大艺术的精神，它不注重从纯粹思辨去寻求人生真谛，也不崇尚向彼岸世界去寻求生命解脱，而总是倡导从具体鲜活的生活中去体味身心的怡悦与精神的自由，倡导在最痛苦最艰难的生活中品出人生的甘美和诗意，从而将审美和艺术与人的心灵和精神相关联，最终导向既热烈执著又高远超逸的艺术化生活和审美化生存的诗意境界。但是，这一民族审美和艺术的优秀传统和鲜明特质，我们似乎已经模糊甚至遗忘，西方现代后现代的种种美学和艺术理论，乱花迷眼。理论界不乏热衷炒作种种西方学说思潮，脱离具体的审美和艺术实践，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倾向。在审美和艺术的具体实践中，种种排斥理论否定理论轻视理论的倾向，种种非真悖善的伪审美伪艺术粉墨登场，种种审美乱象艺术乱象肆意蔓延。

　　审美和艺术的种种乱象，亟须民族美学与艺术精神的重建。其基础是民族理论意识的自觉，其关键是民族理论精神的觉醒。我们需要寻根溯源，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去重构民族审美和艺术的精神高度，去引领民族审美和艺术的当下实践，去对话人类审美和艺术的多彩世界。

　　三

　　中华文化、哲学、伦理中都深蕴了审美的底蕴和诗意的情调，孕育了中华审美和艺术精神以真善美相贯通、为聚焦的大美情韵和人文内核。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以蕴真涵善立美为基，具体表现为主张形神兼备、重视情理交融、崇尚和谐隽永、标举生生之美、追求诗性之境等品格，凸显出中华美学和艺术的独特风采，它不肤浅地流于形式和技巧，不简单地受制于外在的功利目标，而是着眼于意象、境界、情趣、格调等哲诗之美韵。

　　中西美学和艺术精神各具自己的特质。推动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理论自觉，就不能闭门造车，做井底之蛙，而需要敞开胸怀，吸纳融汇各种文化的滋养，但这不是盲从，而是在比较鉴别中创化冶炼。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是因为不同文明的交融和新创。梁任公的文化结婚论，就对此做了形象的比喻，这就如两个不同的生命个体的结合，最终产出了一个新的生命。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自觉和建构，也必然需要广泛吸纳世界不同民族美学和艺术精神的滋养，需要比较借鉴不同民族的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特点，立足民族文化之根，化合冶炼，锻造适合引领当代实践需要的新质。

　　推动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理论自觉，也需要具有历史的动态的眼光，贯通传统与当下，在推陈出新中传承发展。精神作为深层的内核，是在一定的时空中积淀下来的。大浪淘沙，那些优秀的精神历久弥新，在历史的长河中熔炼发展，不断地丰富升华。割断精神的血脉，抑或把精神视为僵死的教条，都是对精神的消解。一个民族的美学和艺术精神，是这个民族文化观念的精华积淀，是这个民族审美和艺术的深层态度，是关于美和艺术的概念、范畴、命题、学说、话语、思维、方法等具体演进变化中贯通的那个内核，它体现着丰富着民族的精神神韵。

　　推动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理论自觉，最终是要引领推进审美和艺术实践的发展繁荣。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推动理论直面实践，对话实践，引领实践，是理论建设的落脚点和理论的生命力所在。有为的理论，必然能够对实践发言。理论自己都不自觉，就不可能发出什么有效的声音，也不可能产生积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在审美和艺术领域，产生种种唯西是瞻、步西之履、以西观中、以西论中之病象，是因为我们离开了民族自己的文化土壤，离开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根，由此，我们对审美(艺术)经验、审美(艺术)感受、审美(艺术)评判等的描述、分析、传达等，都难有自己的话语和神韵。20世纪后半叶起，全球化的进程，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方的文化思潮、商业原则、大众口味等的涌入和扩散，大幅度地改造了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情趣。审美和艺术领域中，种种物欲主义、游世主义、个体主义、形式至上的思潮，种种欲望追逐、感官享乐、放纵粗俗、消解意义的现象，并不鲜见。正是在这样纷繁缭乱的生活和艺术景象中，在西方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复杂交融中，美学和艺术的民族精神自觉与相关理论建设，尤显迫切而重要。当然，我们既要坚守审美和艺术的民族精神家园与理想高度，也要保持足够的警醒和反思，对于我们自己的资源，辨别汰选，去粗存精，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在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宏阔视域中接续民族的精神传统，在新的高度上丰富创造具有民族特色、民族品格和时代特征、人类情怀的审美和艺术之当代精神，这样的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也必然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为人类艺术、审美、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