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文化问题引人瞩目。无论是学界，还是商界;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似乎人人都在谈文化，似乎不谈文化就没有文化。文化产业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住宅文化……各种“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地层出不穷，似乎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似乎社会就是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文化本质上属于观念形态

　　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但不能说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称为文化，等于抹平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区别，把社会与文化看作是同一体了。文化与社会具有同一性，但不是同一体。社会是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中介、文化为导向的有机体，但不是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实际上，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语)。

　　正是通过这种“影响和作用”，在经济形态的基础上、政治形态的中介作用下产生的观念形态即文化，又反过来渗透于、熔铸在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和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物质之中。就其实质而言，文化属于观念形态，包括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潮、风俗习惯，是人们的理论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文化就是文化，它不是经济本身，不是政治本身，更不是物质本身，但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和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物质又具有文化的内涵，体现着文化的独特的社会作用。

　　走马观花般地看看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吧!人们常说“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住宅文化”……实际上，茶本身并不是文化，茶叶就是一种树叶，但饮茶方式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红楼梦》中的“妙玉雅饮”与“刘姥姥牛饮”，就体现了不同阶层的不同文化观念。酒本身不是文化，酒是通过生物化学酿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饮料，但饮酒方式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梁山泊的英雄们大块吃肉的豪饮与《红楼梦》中的小姐们吟诗行令的雅饮，体现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文化观念。吃本身不是文化，吃是人的自然需要，但吃什么、如何吃却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马克思语)。从茹毛饮血到熟食，从熟食到美食，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不同民族饮食中的礼节、规则、习惯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观念。住宅或房屋本身不是文化，但房屋的设计、建筑的风格则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观念，北京的四合院与福建的土楼、中国的故宫与法国的凡尔赛宫、东方的寺庙与西方的教堂，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观念。

　　浮光掠影般地看看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物质吧!石头本身不是文化，石头本身属于自然物质，但石雕是文化，龙门石窟也好，敦煌石窟也罢，都是文化，体现了特定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构思。树根本身不是文化，但根雕是文化，体现着“木质匠心”，是艺术家利用特殊的自然物加上自然物本来没有的“心”创造出来的，是艺术家活动的对象化、客观化。夕阳和芳草本身不是文化，“阳”本身是天体，“草”本身是植物，二者本身都是自然物质，但“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则是一种以自然物质为对象而形成的审美境界，是文化。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产生的精神性产品，自然物质一旦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并经人的审美把握、艺术塑造、观念升华，就会成为文化，就会从“无情物”转变为“有情物”，并具有了象征性。无论是以莲花代表高洁，还是以牡丹代表富贵;无论是用菊花代表气节，还是以杨柳代表离愁别绪，都是以自然物质为象征的文化符号，既表达了人们的情感，又符合这些自然物质的特性。

　　这就是说，文化是有物质载体的人化的观念世界。文化不是物质，但文化可以有其物质载体;物质不是文化，但物质可以作为文化的载体而具有文化的内涵。在笔者看来，文化本质上属于观念形态，是价值和意义，是内涵性的存在，不能目视，但文化可以通过物质载体对象化、客观化，从而为人们所感知、体悟、理解、接受。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改造了自然，形成了社会，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塑造人，引导社会。

　　文化的作用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

　　文化的本质是观念形态，属于精神领域，但文化的作用并不限于观念形态、精神领域，人们的经济活动、制度设计、行为方式、日常生活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文化的作用。文化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凡是有人的地方，凡属人的活动范围，文化都起着特殊的作用，发挥着独特的功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特殊作用和独特功能就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从而塑造个人，引导社会。

　　其一，文化具有传递文明的作用。文化不同于器物。器物都是用于当时而毁于以后，文化不仅能够用于当时，而且能够延续而泽及后人。无论《阿房宫赋》如何铺陈，留下来的只是著名的“赋”，而阿房宫早已化为废墟，无迹可寻。薪尽火灭者，宫殿楼宇、器物;薪尽火传者，观念形态、文化。文化具有承载和传递文明的功能。文化的这种传递文化的功能，使个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人类在较长的时间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价值观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教化”。如果没有这种“教化”，那么，我们就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现在仍然是原始人。

　　其二，文化具有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人既有社会属性，又是自然属性;既有理性的方面，又有非理性的因素。文化的作用是以社会规范“化”人，以发挥理性对人的行为的主导作用。每一种文化都提供具有约束性、普遍起制约作用的行为规范。每个社会都会通过家庭启蒙、学校教育、社会示范、公众舆论等文化手段，将社会规范加之于个人，以实现文化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文化所代表的就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并被特定社会、一定群体所共同认可、遵循的行为规范，它对个体的行为具有先在的给定性和约束性。个人如果明显背离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其生存就会陷于困境。

　　其三，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作为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文化提供着关于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等社会标准，并可以通过社会教育而内化为个人的是非感、正义感、羞耻感、审美感、责任感等等，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认识水平和人生境界，凝聚社会力量。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凝聚，社会力量的凝聚有赖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则主要来自文化认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因而能够凝聚国家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理想追求，能够形成强烈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凝聚起来。作为观念形态，文化以其对全部社会生活的渗透力、凝聚力、引导力在经济生活、政治过程、社会活动中内在地发挥着它的独特作用。这同样是文化的“教化”作用。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注意发挥文化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功能。同时，我们应当注意，不是文化决定经济、政治和社会，而是社会的经济以及政治决定着文化。现在常说文化“软实力”。实际上，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软实力”，靠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之外的“硬实力”。换言之，文化的“实力”实际上是在文化之外。英语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语言，靠的不是它自身的语言魅力，而是它身外的实力。如果没有英国当初的“硬实力”，大英帝国不可能“日不落”，英语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语言;如果没有美国“二战”后的“硬实力”，星条旗不可能“永不落”，英语很可能已经在世界式微。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仍占主导地位、仍属强势话语这一历史现象了。

　　我们应当明白，文化及其作用不可能单纯地从文化自身得到解释。文化命运的背后是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和社会走向的问题，文化争论的背后是经济实力和政治制度的竞争，文化变革的背后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近代中国的文化争论、“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不是单纯的文化争论、文化变革，其实质是政治变革的辐射，是社会变革要求的折光。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本原因是因为自然经济“玩”不过商品经济，农业文明“斗”不过工业文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挡不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传统文化的二重性和双重作用

　　高度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离不开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在历史中形成，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起作用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在历史中形成，但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起作用的不是文化，而是“文物”。我们应当注意，传统文化并不等于文化典籍。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传统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这种转化必然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并非所有的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都能转化为传统文化，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思想“现实”，转变为传统文化，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统治阶级的需要犹如文化典籍的“过滤器”，把文化典籍中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资源强化、放大，并通过种种途径灌输到百姓心中，从而逐步成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往往因为统治阶级的制度化的“过滤”而磨损了它的积极的、优秀的方面，而其中有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消极的方面甚至糟粕又被强化、放大了。即使当时属于积极的东西，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陈旧过时了。

　　这就是说，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二重性：既有优秀的方面、精华，又有陈旧的方面、糟粕。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二重性决定了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双重作用：陈旧的方面、糟粕是社会进步的重负，阻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进步必然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陈旧过时方面的突破与革新;优秀的方面、精华凝聚了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创造和智慧，成为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力量，所以，社会进步必然包含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具有这种二重性，同样具有双重作用。负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造就过文宋武元、雄汉盛唐，创造过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伟大文明。不仅如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蕴藏着解决当代世界性难题的深邃思想，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与它所维护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的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就越是减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就越是凸显。可是，负载着同样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历史又出现了“倒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度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我看来，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古老的孔夫子名扬四海。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面临着不同的实际，都有自己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最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变迁不可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而进行，但又不能在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在科技革命、文化变革的激荡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过程，而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在农业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以及义与利、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问题，我们也不能期望在工业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之上嫁接一个田园风味、宁静安详、人际关系淳朴的社会。

　　我们应当明白，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尊孔读经”，不是文化复古，而是以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为基础，以时代精神为导向的一种创造、创新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背对社会实践和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成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具有与现代化相对立的文化惰性，需要对之进行变革;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民族精神。既要变革传统文化，又要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文化难题。为此，我们必须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和标准，判断什么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精华，什么是陈旧的东西、糟粕，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时代条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以文化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作者：杨耕，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