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钟嵘对“滋味说”内涵的创造性阐发具有晋宋之际美学经验与诗风新变所带来的新意蕴。通过将“兴比赋”作为五言诗三义以及对风力与丹采的注重,钟嵘确立了五言“滋味说”的具体内涵。检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及其背后“寓目美学观”的兴起,可知钟嵘“滋味说”的这种新意蕴是时代诗风所带来的,明显受到了晋宋山水诗“寓目美学观”的影响。通过“滋味说”对比兴二法“因物”特性和赋法创作的强调,通过“滋味说”对“即目”“直寻”感知经验的重视,可以看出,“滋味说”是传统诗学与寓目美学加以调和的产物。因此,钟嵘的“滋味说”和刘勰的“情景交融”理论一样,当是儒家诗学发生转折的核心关节点。时代新变对“滋味说”内涵塑造的历史个案可深化关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应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自觉思考。
关 键 词:钟嵘 滋味说 兴比赋 寓目美学 文论创新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是齐梁年间文学理论著作的双璧,二者都在坚守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呼应时代的变化,提出了更具合理性的新美学观念。本文试图立足于钟嵘《诗品》“滋味说”的具体内涵,在晋宋时期美学经验与诗风新变背景下,阐释钟嵘是如何将诗学传统与时代新变相结合而提出“滋味说”诗歌批评标准的。通过对历史个案的梳理,以期给当前文艺批评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一条可能的思维路径。
一、钟嵘“滋味说”与传统儒家诗学
钟嵘以“味”论诗源自先秦的味觉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来自于儒家以“味”论礼乐的思想传统。许慎《说文解字》云:“味,滋味也,从口,未声”。“味”作为一个哲学美学概念在先秦就较为普遍。在老庄那里,“味”是体道的一种方式与境界,表现形式是一种“淡味”;在儒家那里,“味”在饮食文化的基础上引申出两种主要内涵:一是指大飨之礼乐的“大羹遗味”之感,表现形式是一种体现至敬之情的简素“本味”;二是指礼乐形式多样性统一及其带来的生命和谐感,表现形式是一种“和味”。从味觉隐喻上讲,儒家最理想的人文世界和生命世界都应是五味的调和,是一种几种味道相成相济、“以他平他”的“和味”。相较于道家味觉思想,讲究多样感性形式统一与内在情理中和体验的“和味”当为儒家味觉论的特性。《论语•述而》所载的孔子闻韶乐,所体验到的“三月不知肉味”之味,实来自韶乐尽美尽善的和谐。《论语•学而》也载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味”这一概念大量进入文学理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刘劭、王弼、嵇康、阮籍、玄言诗人、宗炳等发展了道家的“淡味”“无味”思想;另一方面,陆机、刘勰、钟嵘等人则发展了儒家的“和味”思想。陆机《文赋》论及文章之病云:“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氾。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阙大羹之遗味”源自《礼记•乐记》的“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不过,陆机引用时已脱离了《乐记》“大羹不和”“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的伦理教化语境,只是认为简约清虚的文章缺乏一种余味,并将“雅而不艳”视为文病之一。继陆机在《文赋》中以“味”论文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屡次使用“味”来品评诗文,如“余味”“可味”“遗味”“道味”“辞味”“义味”“滋味”“味之必厌”“味飘飘”等。陆机与刘勰虽以“味”论诗文,但“味”并未在他们那里自觉成为一种范畴,而更多的是在评论时附带谈及。到了钟嵘的“滋味说”,“味”与诗文之美的密切关系始得以根本确立。[1]
……
阅读全文请点击底部“登录后查看PDF完整版”。文中图片来源于影像中国,摄影:陈乔湘。
作者:余开亮 张烁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茶道哲学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3期(总第66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