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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文学的写作境域与典型文体结构(刘磊)

2021-03-08 阅读: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刘磊 收藏

  内容摘要:柳青小说的叙事形式几经变迁,努力在历史任务和审美品格中保持平衡,在叙述视点、情节安排、语言方式和人物设计等多方面实践了小说内容与形式的理想结合,展现了作家的主体创造性,为“共同文体”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从柳青创作的文体结构与时代语境的互动角度反思柳青小说文体结构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一种反观和复杂化我们关于小说形式固定性理解的尝试,不仅有助于厘清众说纷纭的文学价值问题,而且有助于明确作家的社会责任,为文学的时代性研究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借鉴。

  关 键 词:柳青 意识形态 矛盾冲突 典型性 文学评论

  柳青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与自己的创作题材深入互动,沉浸在厚重的乡土文化、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这些所谓的“生活真实”之中,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让其打通文学创作与生活实践,力图为历史发展提供最为具体的政治方案。柳青文学作品超越了作者的阶级预设,深厚而精细地展现了人情和人性。[1]从文体特征解读,有学者把柳青文学创作定位于总体性写作,认为柳青文学创作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展望视野再造了新时期的社会想象,具有史诗性的超越视野。[2]柳青文学创作的多角度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关于柳青文学创作的认识。这些研究提示我们,仅仅指出小说与宏观历史的共谋还稍显不够,文体特征与宏观历史之间显示出密切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柳青创作的文体结构与时代语境的互动角度,追寻柳青作品文体结构的发展演变过程,探寻文体特征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作家主观建构的创作努力与时代语境处于何种关系?宏大历史化话语对于美学形象建构发生了什么作用?经过小说形式的中介,表现了什么样的历史意味?

  一、时代命题:政治元话语与日常生活

  柳青在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比较独特的创作风貌,并在中后期不断巩固、定型已有的创作经验,形成独特的“平凡”视角创作风格。柳青的小说创作开始于抗日战争初期,1936年发表于《中学生文艺季刊》的《待车》是其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在大连时期,柳青把一些前期代表性短篇小说结集为《地雷》出版。根据作品的风格和发表的刊物等综合因素判断,可以确定柳青未收入其短篇作品集的还有《烽火边的人民》《王老婆山上的英雄》《投降票》《空袭延安的二日》《二等兵》《家庭》等。柳青进入延安参加革命以后,除了短期的山西抗日根据地之行,一直处于战斗的后方,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在米脂县印斗区以乡文书身份参加实际工作。后方平淡琐碎的工作一度使柳青陷入了苦闷,狭窄的生活范围限制了创作素材的积累,远大的革命理想、宏伟的人生抱负与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落差。此后,柳青经过一番内心痛苦的斗争,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在平凡生活中发掘创作素材的想法。1939年2月1日,他在《中央日报•平民副刊》发表的《后方文人的苦闷及其出路》充分表露了其内心转变,他认为后方文人应该摒除“痛苦地沉默着”和“痛苦地挣扎着”这两种态度,即便没有上前线的机会,表现后方生活仍然可以成为有意义的工作。[3]如果说以上自我表白只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说服行为,那么至少在1943年柳青已经做出“结束那种打算长期住在文艺团体,出去跑一趟,搜集一些做客所得的印象,回来加以‘想象’,就准备写成作品的计划”[4]。从1947年出版的《地雷》短篇集的选编倾向中可以看出柳青的自我评价重心,他对于表现后方日常生活的作品比较满意。这些作品与直接现实环境关联,无意于展现和想象自己不熟悉的内容。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柳青对于战斗场景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并不具有想象力,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都从贴近自己真实体验的角度出发展开文学想象,落实为具体叙事形式。他将小说叙事建基于个体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认为公共集体生活和重大历史事件并没超出日常生活的阈限。这一切与柳青的个人化历史观念相关,也与他高密度的、对象化的日常生活构想有关。柳青虽然对于战争、社会制度变革、政治决策等重大历史事件保有浓厚兴趣,但是日常的家庭生活、劳动场景、战斗修整间隙成为他描写的重心,在碾米磨面、生火做饭、纺织捻线、战斗回忆等平凡的人物动作中,体现出个体的主体意识,透露出人物的性格喜好、精神气质和思想认识,展现出刻画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的特殊才能。

  柳青中后期创作延续了前期侧重日常生活描写的创作风格。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人物、环境、景观、事件创作文学作品,不仅关系着作家的个人兴趣,更是与真实、立体、全面地再现新时代要求相关联。柳青的《种谷记》侧重于展示人物的内心状态,表现丰富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内心冲突,在日常生活中凝聚叙事焦点,建立矛盾冲突的主要叙事结构,主题的引导和深化主要体现在细腻的人物动机的对比之中。《铜墙铁壁》整个故事结构具有突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叙事情节紧张转换、环环相扣,矛盾冲突围绕后勤保障和民众生活展开,真实再现边区的民众生活运动和组织动员过程。《创业史》中主要的叙事内容也是日常生活,总体叙事结构紧密围绕政治内容和社会治理方案展开,日常生活却是其表现的重心。小说中日常生活被表现为几种典型力量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依托日常生活描写建立了叙事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以全面饱满的细节充分展现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搅动力。“在当代表现合作化运动历史的小说中,可以说唯有柳青的《创业史》提供了最为具体的政治方案及其叙事形式。”[5]柳青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充分把握中国社会的真实历史走向,从纵向观察的历史层面上厘清革命阶段发展的历史任务,在横向的结构组合关系和细节真实方面准确把握叙事的政治文化语境,反映改天换地的全新时代,表达和诠释新历史进程。日常生活视角让柳青的作品充满烟火气息,体现出人物自身的反思性、成长性。正因为柳青的作品重心在于日常生活,才使得其作品表现出时代变动中鲜活个体的充满矛盾的情感心态,以朴实生活美学有力地拒绝了矫饰构想的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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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磊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2期(总第65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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