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当代艺术学史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艺术学理论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学术史路径；另一条是遵循学科体制建构起来的艺术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在此时期，中国当代艺术学史实现了两个基本转变：一是开辟和扩大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范畴，构建起研究领域的“新范式”，形成日益鲜明而富有特色的“学术史”路径；二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获得重大进展，历时80年的“潜学科”在不断修正与完善过程中终于成为“显学科”而得到学界的认知和认同，进而在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际列于一级学科之中。据于此，本文力求围绕学术思想交锋以及学科建设与发展认识上的交锋问题作深入探讨。

　　关 键 词：中国艺术学　艺术学理论　学科建设　艺术学史

　　自1978年末开启新时期以来[1]，有两次重大的思想交锋，一次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直接冲击了“两个凡是”的教条，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激发起思想解放的热潮，为改革开放、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启，扫清了思想认识上的种种障碍。在文艺领域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明确了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论断，并以此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如此一来，在文艺新方针的指引下，艺术学理论研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另一次则是在20世纪 90 年代初[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3]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丰富和发展，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成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要求和新作用。及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进入到了关键期，艺术与文化建设以及整个社会建设之间都具有协同发展的作用，这对艺术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认识高度与推进方向。

　　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强调不能“为艺术而艺术”，提出文艺理论与创作不可“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主张坚定文化自信，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主张文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这是新时代更为突出的文艺指针，显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领域思想交锋具有拨正航向的一大重要特征。

　　故而，我国当代艺术学史的走向大致形成了两条较为明显的史学路线：一条是艺术学理论由“自发”走向“自觉”，这可称之为学术史路径；另一条是按照学科体制建构起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自醒发展脉络，可称之为学科史路径。

　　前者涉及的“学术史”领域理论形态多元且庞杂，尤其是对艺术学理论的认识与观念转变可谓跨界互融，基本涵盖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美学、文化史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研究中关涉艺术学理论的认识与观念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鲜明实践品格给予艺术学理论研究以新的认识，推动其向着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前行。后者指称的“学科史”，则在历时80年的进程中，其学科形态是被遮蔽的，是以“潜学科”形式发展。发生的转变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艺术学二级学科（即艺术学理论学科前身）的试点设立，直至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正式确立。

　　在经过多个阶段的探索、磨合及推进，尤其是针对艺术学理论被确立为一级学科之后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进程的考察中，不少专家学者从学科史研究角度对艺术学理论作出了多重交织的关系探讨，如从学科属性方面对艺术学理论的视阈范围给予了进一步的明晰，以此形成对应文艺理论、美学、文化史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研究的区分和识别。

　　就学术史与学科史交织而言，中国当代艺术学史所呈现的历史进程，离不开对这两条史学路线走向的揭示。由之可言，中国当代艺术学史的构成主体，就在于对学术史与学科史发展问题的综合探讨与认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突出史学思想的交锋，正如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所断言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4]，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学史40年走向的重要维度，即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学史在思想交锋进程中获得的进步。

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

　　一、思想解放带来全新研究视角

　　新时期艺术学理论崛起的历史机缘与拓展视阈，是在顺应历史性转折过程中实现的。这一历史性转折凸显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并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文艺思想的内涵，使之理论思辨的学风越加浓厚，而被纳入其中的艺术学理论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中形成了极具典型意义的“入世精神”。

　　新时期之初，当艺术学理论尚未构成自己话语系统的时候，或者说仍处于“艺术概论”的一般解说之时，如何使之成为理论形态或结构成理论体系，不可否认此时的文艺理论为艺术学理论的发展给予了很好的铺垫和支持。尤其是文艺理论语境出现的深刻变化，以至影响到文学及各种文化与艺术思潮与观念的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相互碰撞，成为这一转型时代的显著特征。然而这种转型并不是全盘断裂，而是呈现为一种不断重回、选择、推进与建构的过程。至此可言，新时期是一个重新扬帆启航的历史阶段，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历史转变的动机，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篇章。

　　当我们回溯历史时，在新时期之初的历史语境当中，依循文艺理论、美学、文化史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研究成果孕育生成的艺术学理论，已经逐步显现出其具有的独立性特征。一方面表现出艺术学理论以强劲的姿态参与到上世纪80年代整个文艺理论、美学和文化史学领域的学术与学科建设之中，在理论建构与推动、吸收外来理论资源，以及方法论借鉴上都彰显出了蓬勃活力。另一方面表现在关注艺术学本体论的研究，针对艺术理论的概念术语、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给出新的认知，以丰富其治学和研究。此时期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范式着眼，从不同的思路来论证问题，进而在多个向度深寻艺术学本体论的价值，使新时期艺术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唤醒了人们对艺术本体问题的极大关注。

　　思想解放促进了理论思辨。新时期之初召开的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提出了文艺思想转变的重要指针。要求文艺界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由之，在文艺理论改革思潮带动下，涌现了一大批关于艺术学理论新观点和艺术创作新认识的讨论文章。如针对“唯题材”提出的“反对题材决定论”，主张实现艺术民主，艺术工作者丰富自身社会实践进而走向人民生活[5]；如关于艺术创作方法的讨论，对“两结合”提出了新的理解[6]。还有学者提出借助古典文艺理论的文献资源作为当代艺术创作的参考引导，有其必要性和典型性[7]。这些论断在新时期之初被提出，可谓是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关注古代文论与当代阐释的最大化融合，显示出艺术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形态特征，这是确立艺术学理论学术立场和延展方向的重要举措。即便是今天，艺术学理论在认识观念、研究方法、论域广度，以及文献整理等诸多方面发生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新时期之初构成的“中国化”理论态势可以说是一直持续而稳定的。

　　然而，在回顾和反思新时期艺术学理论研究现状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仍有问题存在：一是对话题的呼吁大于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学术之本难有突破；二是偏重依赖观念的演变来阐释这一历史时期的艺术学理论问题，这与文艺理论同时期发展进程十分相似，缘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对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影响，侧重形而上，依托抽象概念展开逻辑推演，使得艺术学理论探究多以观念而论，没有很好地直面现实。

　　当然，这不是要忽略在新时期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对于“呼吁”与“观念”认识的重要性，而是强调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提出学术主张，形成学术共识和建构学术知识体系，这也是艺术学理论在新时期演进的根本，是基于对艺术学史自身发展价值给予的评判。我们应当承认，在探讨新时期艺术学理论发展历史过程中，依文艺理论开启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是一个事实。在这方面文艺理论研究的启迪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文艺理论提出的问题[8]正切中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因为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知识体系有许多就是缘于文艺理论而建构的，如在艺术院校广泛开设的基础理论课程——“艺术概论”，其基本概念和阐述脉络，就离不开对文学概论的借鉴或借用。真正的艺术学理论的学术面貌是在新时期进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经过借鉴、消化和转变，才得以从自觉到自醒发展起来。这正如本文强调依循文艺理论而开启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事实。

　　但也应当看到，新时期以来艺术学理论研究在伴随着文艺理论前行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其独立性特征。特别是前文所提及的关于艺术学理论本体论的探讨，有着丰富的学理内涵。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艺术学理论研究开始关注艺术本质、艺术特征、艺术起源、艺术功能、艺术系统、艺术审美和艺术语言等问题的探究。其理论资源主要是多方面吸纳了文艺理论、美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的研究成果。同时，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原点，新时期以来在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中关于“原理性”研究日益突出，促成了艺术原理研究的基本格局，改变了长期以来“艺术概论”只围绕“艺术反映现实”“艺术与社会生活”以及“坚持二为方针的创作任务”等偏于与文艺理论相同问题的阐述，转而对艺术本质“是什么”，艺术功能“为什么”，艺术创作“用什么”或“做什么”，艺术接受 “成什么”等系列问题的专题讨论，这明显是在思想交锋中获得的认识和转借。并且，也透彻揭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学史的进程意义在于反思、拨正和回归到学术研究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可以说，这是新时期以来在建构艺术学理论体系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1984年底，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直面改革，提出文艺也是改革中的一部分，倡导作家要更新创作思想，鼓励自由探索。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吸纳国外文艺思想成了当时文艺界的一股“新潮”。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派”一时风起，这类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支柱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包括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先锋性。在这样的思潮带动下，上世纪80年代我国艺术界出现的“八五新潮”[9]，以及由之孕育而生的艺术批评话语，就是借鉴或翻版西方艺术理论的代表。就艺术学理论不断向深层次问题探究来看，新时期以来我国艺术学理论界接受并消化外来理论，艺术学理论中的交叉学科研究已经显露头角，艺术心理学等讨论、研究形成了热点。整体而言，外国文艺理论的传播及形成的学术热点，确实促进了我国艺术学理论当代研究的题域范围，我们开始注重对外来艺术理论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应用。然而，随即出现一股为追赶时髦而盲目借用西方学术概念和术语，不求甚解且随意套用在中国艺术问题上研究的思潮，导致学术风气浮躁。当然，我们也承认中西艺术有相融或相通之处，但一味以西方观念来统辖中国乃至替代中国艺术问题的探讨，完全不考虑中国艺术问题的自身语境，这种浮躁的学术风气带来的只能是对中国艺术问题认识的曲解，甚至是扭曲。如是说来，以开放的、平等的视野观照中西艺术理论问题研究，寻找异同，回归理性，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西艺术理论领域学术交流互动的关键。

　　在此，我们应当承认，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美学、文化史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至于艺术学理论的推动与建构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时代性、多元性和先锋性，可以说在艺术学理论发展进程中都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

　　二、学科建设在突破中获得生机

　　新时期以来，艺术学理论学科伴随着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刷新而获得快速发展，体现在学科建设的三阶段，即所历经的“突破”“发展”与走向“建构”的三个历史阶段的自醒。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多年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从无到有，由弱增强，逐步完善的重要发展时期，基本实现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现代转型，呈现出近百年来学术积累与学术进步在学科建设上的同步推进。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探索出一条通过融合与发展，尤其是符合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构之路。

　　当然，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所取得的进步，其内在因素，或者说至为关键的推动力主要还在于其理论研究所经历的由“自发”走向“自觉”，进而走向学科建设的全面觉醒，其遵循学科体制规律建构起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且形成了自己的建设目标和策略，这使得艺术学理论也由以往的“潜学科”状态，演变为“显学科”形态。[10]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艺术学自19世纪后半叶在德国诞生，相隔较短的时间，便于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西方美学的东传引入我国，一方面由日本转介，如俞寄凡于1922年将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译介到国内，不仅搭建起一座沟通中西方学术和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且也对我国早期艺术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另一方面宗白华作为我国现当代艺术学奠基人，自1925年从德国留学回国，便在南京东南大学以“艺术学”为题做过系列讲演，并留下两篇讲稿：一篇是《艺术学》讲稿；另一篇是《艺术学（讲稿）》，反映出宗白华在对艺术学及学科自律上的探索意义。到了上世纪40年代，马采连续发表六篇关于艺术学散论，诸如《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有着严密的理论构架，同样成为我国艺术学的重要奠基人。此外，还有多位艺术学传播人，如张泽厚1933年撰写的《艺术学大纲》，将艺术归之为文化形态进行考察。1943年陈中凡发表的《艺术科学的起源、发展及其派别》，提出了关于艺术学科性质问题的讨论。同年，蔡仪出版的《新艺术论》算是一部融合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专著，其特点在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阐述文学与艺术理论中的相关问题。王朝闻于20世纪50年代初撰写了一系列关涉“新艺术”理论的著述，对于我国古代艺术理论审美关系特征、共同规律作出归纳和总结。之后，依照苏联建构起来的文艺学得到迅速发展，逐步成为整个文艺理论界的主导学科。因此，艺术学理论自20世纪20年代在我国传播以来，因为始终没有得到相应的学科作为支撑，一直处在“潜学科”状态而被冷落，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些高校获得试设艺术学二级学科，才得以名正言顺地推进其研究工作，这可说是研究走向“自醒”的关键。

　　进入新世纪以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更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成为整个人文与社会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学术品格，从而使新世纪艺术学理论研究更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并在动态建构中达到与整个人文与社会学科相对平衡的发展状态，进而使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获得新的生机。

　　回溯历史，艺术学理论作为艺术学门类学科下的一级学科设置，有着一个波折而曲进的历史过程。起初历经的“突破”阶段，时间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也就是新时期之初至90年代初叶，此时文科（文学）大类学科开始建构。在当时重新提起“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认同前提下，出于学科的特性，各个学科的建构程度不一，参与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艺术学相对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亟待建设的学科而言，由于其学术传统、研究方法、治学理念，乃至学术积累等方面的诸多原因所限，特别是在当时被文科大类以术科自足性[11]看待的状态下，使得艺术学学科建设推进面临种种阻力。虽说艺术学由术科转为学科已有提倡，学科建设也开始孕育，但作为学科建构的迫切性却并未被文科大类的学界同行所理解。

　　根据笔者对张道一先生的采访，大约是1987年前后，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有关艺术学属下的美术历史与理论、音乐历史与理论研究等几个门类学科增设博士学位授予点时，就遭遇到文科大类，特别是文学学科组专家的质疑，他们一度认为艺术学的特性基本属于术科，没有必要以学科名义增设博士学位授权点。很显然，思想交锋在此期间被凸显出来。按照张先生的叙述，在这次会议上引发的讨论相当激烈，反对方意见的依据是以欧美和日本教育学制为由，认为欧美和日本的术科教育大多只设置到专科为限，而没有再升级的必要。张先生则强调“术科”与“学科”的划分伴随我国早期艺术教育的人才培养就出现了[12]。最终，经过张先生等同期艺术学科组的委员据理力争，文学学科组专家收回了反对意见，艺术学属下的主要门类学科在此后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不过，也由此拉开了我国学界关于学科建设问题的深入探讨。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应用专业领域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术科”与“学科”应各有分量，偏废某一方的知识都是不可取的。诸如，艺术学面对艺术创作问题的探讨，如若不清楚艺术技艺的形式表达特征，那么，是根本无法阐释清楚艺术创作的本体性规律的。这就言明，艺术学学科的设置有其学科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学科建设的自身需要。

　　艺术学学科的“突破”阶段，总算是在新时期进程中，以上世纪80年代末为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即1989 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将艺术学列为文学门类学科之中，即位列于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之后，列有艺术类，统归为四大一级学科。在当时的艺术类学科之下，设立有40个艺术类学科（专业）[13]，其理论类学科（专业）均以艺术门类学为名目所列，如美术历史与理论、音乐历史与理论等。不管怎么说，值得庆幸的是这毕竟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自从艺术学被学科体系接纳之后，关于艺术学的学科性质，或者说学科的核心概念一直是艺术学界热议的话题，这对于艺术学学科尽快建立起与同级学科相平等的学术研究体系，进而推动我国艺术学研究向学理性更深层次的拓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这种学术研究体系和学科体制的确立，又为促进学科跨越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起到积极的作用。在这种状况下，涉及讨论有关艺术学与文艺理论、美学、文化史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沿革关系的问题，既成为揭示艺术学学科性质或核心概念比较重要的论题之一，并成为与同级学科建立联系的纽带。

　　三、艺术学在不断发展中“升门”成功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2011年艺术学学科升格为门类学科的这15年间。期间的发展态势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学科建设与发展讨论渐成热点；二是艺术学二级学科（与一级学科同名，即艺术学理论学科前身）在东南大学的试点设立；三是学科升格为门类学科的呼吁与努力，终于实现“升门”成功，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正式设置。

　　新时期以来艺术学与文学的沿革关系，具有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由依存到发展的关系，又具有学科交叉形成的互为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关系。故而，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讨论自上世纪80年代末就渐成热点。例如，李心峰在1988年第1期的《文艺研究》上发表了《艺术学的构想》一文，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创立艺术学学科的五点理由依据以及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想。他主张艺术学理论应有学科地位，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又如，从相关文献综述分析来看，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在国内学科建设中正名的艺术学学科，探讨其学科建设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理论建设的体系化、专门化更是摆在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讨论问题围绕的要点有：一类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趋势下，面临中国艺术学如何回应、处理与西方艺术思想的关系，如何在探索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艺术学；另一类是面对中国艺术学学科完善性建设这一新主题，关注现实问题，尤其是关注当下必须解决的学科建设的现实问题，诸如，关于学科划分原则、划分依据和学科内部类别划分等，强调依据中国艺术学建设状况，实事求是地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科；再一类是结合新时期的政策背景和艺术学学科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就“一般艺术学”建设发展中的学者素养与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讨论，认为“一般艺术学”学者，既要有“门类艺术学”实践与研究的经验积累，又要有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素养，有宽阔的文化与艺术视野，并对学科建设发展模式以至课程结构有一定的认识，提出针对细化学科建设问题的探讨。[14]

　　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初直至新世纪初，在这十余年间，我国艺术学界关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讨论话题占据了艺术学整个学术研究话题的主体地位，关涉的问题最为丰富，引发的思考也最为深入，关于艺术学学科的“一般艺术学”问题研究也被不断提起，唯其认识推进，为后来建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探讨铺垫了基础，并结合学科发展实际，指出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未来走向，这是学科建设与发展讨论渐成热点而形成认识的基本状况。

　　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讨论引发的实际效应，便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具体时间应为1994年6月9日，张道一先生在东南大学率先创办了艺术学系[15]，这是按照学科体制推动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重要事件。时隔十六七年，张先生在接受专访时谈及艺术学系建立后，有关申请艺术学二级学位点的经过，颇具史料价值，访谈中阐明了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建设与发展的真实状况。笔者在此还想补充一点史料，张道一先生在东南大学创办艺术学系之前，他一直是在南京艺术学院任教，其教龄长达近40年，张先生也一直视南艺为他的母校。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给我们这班青年教师讲授有关艺术理论专题课程时，在谈及艺术学建构理想时说过：“艺术学是引领艺术研究的基础学科，它不是各门类艺术的简单相加就成为‘艺术学’，艺术学不是一个‘拼盘 ’，应以艺术的整体、共性和总的特征为其研究主旨”。[16]他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学界凝练成为“艺术学不是拼盘”的著名论断，成为解释何为“艺术学”的基本主张。同时，也是对那些不理解艺术学学科建设，甚至无端质疑者的回应，这可说是对当时学科建设中思想交锋的真实写照[17]。有意思的是，张先生的这一论断之后竟成了他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丛刊创刊号撰写的开篇文稿的题名[18]。事实证明，张道一先生的这些思想是符合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理念的。他在1994年为东南大学艺术学系撰写的发展规划方案充分说明这一点，即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两个方面计划[19]。应该说，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张道一先生的努力是有目共睹，其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理性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张道一先生

　　进入到新世纪，伴随着艺术学学科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呼吁学科升格为门类学科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指示，2002年2月6日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在中央音乐学院就《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的“艺术学”由一级学科提升为门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提交给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关于将“艺术学”由一级学科提升为门类的论证意见书》中，基于四个理由提出“升门”建议：第一，一直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包含多个艺术门类，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部门，对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思想境界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将艺术学列在文学之下，不符合实际情况，对艺术学科的自身发展不利；第三，我国高等艺术教育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第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专业性艺术学科发展极其迅速，规模也非常可观。[20]至此，这算是正式启动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工作。

　　之后，关于“升门”的讨论话题便持续不断。时任文化部部长蔡武在《谋划学科建设蓝图求索艺术发展大计——在艺术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后的发展态势，更要求系统总结艺术学的基本规律，加强艺术理论建设，敏锐捕捉前沿领域深刻变化，迅速夯实学科基础，切实推进艺术学科建设跃上一个新台阶。[21]黄会林、梁玖《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艺术学理论“方面军”》一文，强调要理解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特性，把握艺术内在规律，艺术学理论学科应该具有总体性、统领性的价值和地位。[22]这样的观点代表了一批学者的看法，一方面仍然主要针对的是艺术学作为门类学科的意义阐释；另一方面逐渐深入到关于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问题上来。例如，周星认为：艺术学学科“升门”需要比较合理的学科内划分，并特别强调，艺术学科在建设同时特别需要确立人文学科性质，需要清楚自己不是可以脱离宽泛人文学科背景，警惕自我封闭的趋向。总之，千万不要简单地成为各自强化实践技巧功能，而落到有门类却依然是被贬低的实用学科的层面。[23]陈旭光在《论艺术学的对象、方法与体系》一文中，参照文艺学的学科体系框架（从理论与应用的角度给予立论），将艺术学分为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论。其中，艺术理论包括艺术哲学、艺术美学、一般（普通）艺术学。[24]彭吉象的《关于“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想》一文认为：“在艺术学这个大门类中，又有作为具体学科的一般艺术学”，认为，所谓的“一般艺术学”，包括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也就是通常说的“艺术史论”，这一点应当引起关注，即注重针对一般艺术学的研究，推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25]王廷信在《关于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缘起、争议和一致意见的达成》一文中，高度评价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意义，认为这是对艺术学学科发展与提升所带来的极大帮助。同时，文章也披露了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过程中所出现的认识问题，其中，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对原艺术学属下的八个二级学科进行调整与删减……结果，初期方案中竟然将与一级学科同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率先删减，这不能不说是个大问题。[26]应该说，文章中揭示的问题并非偶然，依然是艺术学学科发展进程中思想交锋的一种呈现，而这样的认识并未影响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最终的一级学科划分，即保留并正式命名“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获得纠正。

　　回望艺术学“升门”工作的历程的确不易，自2002年艺术学界呼吁将艺术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到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成立门类艺术学表示支持，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讨论并草拟方案，并于2010年4月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直至2011年3月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获得成功。[27]可以这么说，当历史将艺术学学科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有关艺术学学科门类下各一级学科的设置及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调整工作将随之展开，这是事关学科发展的中心工作。

　　四、学科“建构”中学理问题的深层次探讨

　　艺术学学科走向“建构”阶段，标志着我国当代艺术学真正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场域和学科地位，即“艺术作为现代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28]当然，这一阶段的“建构”严格说来是“正在进行时”。

　　以相关调查资料分析来看，2014至2015年度整体观察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以来，各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置总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独立设置的单科艺术院校(如中央美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这些院校的学科特点设置较早，以往按专业方向设置且专业划分过细，没有太大的转变；第二类是独立设置的综合性艺术学院(如南京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等)，这类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些是后来设置的，专业基本涉及艺术各个门类，有重新整合的学科点，大部分只是挂名而未作太大的适时调整；第三类是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以及多科性院校设置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科），这些学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大都集中在与院校原有艺术类相关的专业当中。如师范院校往往是依托音乐学、美术学等专业设置；理工类院校往往设在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当中，严格意义说来，多为增加学科点，缺少必要的学科发展论证。

　　自然，相比2013年度来看，在专业设置上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艺术学理论学科逐渐受到院校的重视，并不断完善学科建设，以推进学科发展，带动学科建设，进而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二是从专业设置来看，独立设置艺术学院的专业设置更加谨慎，但仍然主要集中在美术学、音乐学、艺术史论、艺术设计学、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领域之中，这类专业转弯幅度不大，基本治学思路、研究方法和教学方式有相近之处。相对说来，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等专业，则由于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的差异，导致来自这类院校的申请相对较少。[29]在随后的三四年间，艺术学理论学科呈现较为快速的发展趋势，截至2017年底统计：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65个。[30]

　　鉴于当时的学科状况，在“建构”阶段存在的比较突出的认识问题，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对学科命名质疑声仍然不断，特别是学科边界及学术研究范畴模糊不清，影响学科建构的有效推进；二是学科内设规划的二级学科未能明确，导致各学科点二级学科名目及研究方向争议不断；三是学科设定的培养方案，以及核心课程、必修与选修课程依然各抒己见，缺乏相应的约束制约和评估参照标准等。求是而言，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的“建构”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更是在学科认识上的思想交锋的问题。

　　例如，在对待艺术学理论学科命名问题上，至今仍有一些学者抱着无法与西方接轨的固化认识，以中西学科与学术发展方向比较来诋毁“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置的合法性、合理性，总以为西方没有的学科名目，就一定缺乏沟通与交流，因而不“正统”也不“权威”，甚而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伪学科”，这亦为思想交锋的焦点之一。周宪在《换种方式说“艺术边界”》一文中，通过分析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相互转化的原则，为艺术边界问题讨论寻找新思路，可以说是最好的回应[31]。2016年，周宪在第十二届艺术学年会上发言，明确表示西方没有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也正是我们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意义之所在，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阐述艺术学理论的存在价值，这是对世界范围学术研究的贡献。[32]

　　又如，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基础理论合理性的质疑，比较突出的观点，就是忽视甚至否认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存在。对此，凌继尧在《艺术学理论一年来的学科进展》一文中明确提醒，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后，目前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第一个问题是把艺术学理论等同于各门类的艺术理论，这种认识当然不妥，甚至可说其认识相当落后；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对艺术学理论的入侵，应当承认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但不能让文学完全替代，这会造成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很大伤害。[33]

　　此外，则是对艺术史的存在产生质疑。一直以来，有种顽固思潮认为，艺术史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虚拟化的史学，甚至是被架空的史论研究，没有探讨的价值和必要，是典型的“伪史学”，这亦为思想交锋的焦点之二。夏燕靖在《艺术史的存在与治史路径探究》一文中论述道：“有认为‘艺术史根本不存在’，……以至形成一种观点，如果要承认艺术史的存在，也只有美术史、设计史、音乐史、戏曲史、戏剧史、舞蹈史和电影史。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这些质疑声中，却对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艺术史概念予以全盘接受和承认，甚至主张要按照西方学科制度来更改国内‘艺术学’的学科命名，以便与西方学术界接轨。这就出现悖论，一方面否认艺术史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又承认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艺术史概念。如此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悖论究竟出在哪里？”[34]答案是清楚的，就是对产生于德国的艺术学基本原理的一知半解，以及对艺术学引入国内的历史，尤其是新时期艺术学发展进程的不甚了解，再加之不愿接受新学科发展理念，过于故步自封所形成的认识偏差。以艺术史问题为例，如果没有艺术史的一般意义上的探究，就永远看不到艺术史的整体面貌，而看到的可能只是单独的、个别的。事实上，任何新兴学科的出现都难免经历合理性的争论，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来说尤其如此。

　　再如，针对艺术批评界域性质提出的质疑，认为笼统的艺术批评也是不存在的，只有具体的艺术批评，像戏剧批评、美术批评、音乐批评等等，这些有针对性的批评才能对艺术创作产生实际的指导意义，这亦为思想交锋的焦点之三。对此，仲呈祥认为：否认艺术批评具有形而上的思考，等于放弃艺术批评的引领作用。当初，增设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本身就有全盘把握和引领艺术理论与创作意识形态的考虑。坚持引领还是放弃引领，是评价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标志。文化艺术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内无处不在的软实力，需要长期积累，水到渠成，不能急功近利地违背规律去迎合低级趣味。况且，如果对艺术批评的本体性特征都没有正确的认识，那还有什么资格去说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是艺术学理论呢？这样的无端质疑，只能是伤害学科的健康发展。[35]

　　综上所述，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的诸多问题由质疑到回应的整个争鸣讨论，实际上触及的是学科建构过程中的许多学理认识意义上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艺术学理论作为研究各门类艺术共性的、综合的、一般性的规律之学问，往往与门类艺术的研究对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而难以区分细微的差异，在实际的研究成果中又有许多被冠以“艺术学理论”名义的研究成果，未有任何倾向尝试由个别上升至一般意义的探究，实为门类艺术学的翻版研究；另一方面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包含了多个层次，有对艺术学理论学科本身的研究，也有对艺术的概念、范畴、现象等的综合研究，也有从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教育等方面进行研究，可谓形态各异、内涵复杂，厘清思路需要耐心。如此一来，从艺术学理论最初界定研究艺术共性的、综合性的、一般性的规律划定来看，以“艺术”为研究范畴的界域的确略显单薄与笼统。当然，值得欣慰的是，从学术价值来作判断，艺术学理论作为五个一级学科之首，其对于整个艺术门类学科所起到的理论奠基作用，经过数年建构已显现出研究指向的端倪。诚如黄惇所论：自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后，关于如何对待艺术学理论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宏观的角度下，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区分、艺术学理论研究视角的广度与深度、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等五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进步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要尊重学科规律，就研究路径而言，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分，但研究路径、角度和指向一定要明确是研究艺术学理论问题，大家都应当努力走上艺术学理论自觉研究的道路。[36]王一川在《艺术学门下需要艺术学理论吗？》一文中也明确提出：“艺术学理论之独立，是为弥补现有的把艺术学术化的渠道之不足。艺术学理论同具体艺术种类理论一样要承担艺术的学术化任务，只是具体渠道及其任务有所区别而已。艺术一般说来并不等于学术，而是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因此属于学术研究的对象。艺术不是学术，艺术学才是学术。”“艺术学理论需要一面虚心吸纳诸种艺术种类理论和学科涉艺理论之专长，以它们为不竭的养料和资源，不断充实自己；一面专心致力于自身的学科建设：在艺术种类理论层面与学科涉艺理论层面之间开辟自己的独立生存空间。”[37]

　　可以预言，艺术学理论学科将会成为我国大文科领域新的生长点，并在未来趋向中有更多的作为，更多的突破和创新，成为有力助推我国艺术研究与艺术创作，拓展艺术视野和更新艺术观念的重要学术平台。

　　*本文系2015-201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构与文化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5ZSTD008）阶段性成果。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明确写道：“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据此，针对“新时期”概念所指的开启时间，应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故本文视1978年末为新时期开启之时。

　　[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和平演变”的声音，一片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一片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诘难。1991年，围绕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成为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

　　[3]　“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4]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序言，尹锐、方红、任晓晋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

　　[5]　详见黄新波《坚决实行艺术民主 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美术》1979年第11期；赵丹《应该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文艺研究》1979年第4期。

　　[6]　详见朱恩彬《“两结合”能成为独立的创作方法吗？》，《文史哲》1979年第6期。

　　[7]　详见金开诚《论事物特征的艺术表现》，《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8]　参见荒煤《为建立和发展有自己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奋斗》，《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号）1980年第1期；徐缉熙《当前文艺理论教学同实践严重脱节》，《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董学文《对改进文艺理论教学的几点意见》，《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

　　[9]　就历史事实而言，“八五新潮”并非是艺术流派，主要是一场近似于先锋性的艺术运动，主张艺术变革。运动实际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产生的精英文化运动算起，“八五新潮”在美术界仅仅是一条前卫美术的支流。在文学界有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小说，以及陈东东、王寅、欧阳江河等人的先锋诗歌群体；在音乐界有瞿小松、陈其刚、谭盾等人的先锋音乐；在电影界则有陈凯歌、滕文骥、何平等人的探索电影。等等。

　　[10]　我国当代艺术学一级学科的名目，出现在1990年。是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经过修订发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文学（05）这一学科门类下，于原有的0501中国语言文学和0502外国语言文学之外，新增加了0503艺术学一级学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艺术学包括美术学、电影学、音乐学等八个二级学科。另外，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即如今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稍后于1994年设立。

　　[11]　这里所指称的“自足性”，或称学术历史传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一是缺乏在当时颇为提倡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直接接洽；二是学科意识未能全面建立，过于分散或个性化的教育教学形态，影响其学科遵循教育体制的发展规律。

　　[12]　对张道一先生的采访有过多次，这里相关的主要有两次采访，一次是2004年4月间，南京艺术学院刚创办艺术学研究所，笔者接待张先生到访学校时的谈话笔记；另一次是2016年春节期间，笔者为自己撰写书稿请张先生作序时所做的谈话记录。

　　[13]　艺术学这40个学科（专业），包括音乐学及音乐演奏和表演各类、美术学及美术创作各类、工艺美术学及各类工艺美术设计、戏剧戏曲学及表导演各类、戏剧与电影文学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类、摄影类、录音类、动画、播音与主持艺术及编导类等。这一学科目录在1997年和2008年教育部新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均有调整，从40个压缩至14个，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8个艺术学学科（专业）类，即艺术学（与一级学科同名，即艺术学理论学科前身）、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舞蹈学。

　　[14]　摘引亦云《当代中国艺术学研究著作、期刊论文文献编年录（1988—1992）》，黄惇主编，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主办《艺术学研究》第2卷（2008年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　东南大学艺术学系成立时间，参见《东南大学报》1994年6月10日的新闻报道。

　　[16]　笔者1993年底在南京艺术学院青年教师研修班听课笔记的部分内容。

　　[17]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置被作为提议正式登堂入室，但对于其合理性问题的讨论，学界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美术、设计、影视、舞蹈、戏剧等门类学科都有各自史论研究范畴，无需再设立“艺术学理论”这样的学科，这一“观点”在当时曾热衷一时。对此，张道一先生提出艺术学不是“拼盘”的论断，即为争论留下了自己的鲜明立场，被学界视为是学科建设中思想交锋的引发点。

　　[18]　张道一：《艺术学不是“拼盘”》，黄惇主编《艺术学研究》第1卷（2007年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　张道一为东南大学艺术学系撰写学科介绍（1994年）。一是有关艺术自身的若干分支，如中外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美学、艺术批评等；二是艺术学相关学科联姻、结合，产生若干带边缘性、交叉性的分支学科，如艺术学与社会学结合为“艺术社会学”，艺术学与伦理学结合为“艺术伦理学”，艺术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结合为“艺术考古学”等。

　　[20]　详见南京艺术学院研究所《艺术学研究》编辑部编《“2007全国综合性艺术院校高层论坛”会议材料之一•艺术学学科建设相关文献选编》，第26-27页。

　　[21]　蔡武：《谋划学科建设蓝图求索艺术发展大计——在艺术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

　　[22]　黄会林、梁玖：《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艺术学理论“方面军”》，东南大学《艺术学界》2011年第6辑。

　　[23]　引自周星“知名教育博主”新浪博客文章《快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艺术学成为最新的学科门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2e1ec0100phxn.html，发布于2011年2月13日。

　　[24]　陈旭光：《论艺术学的对象、方法与体系》，《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25]　彭吉象：《关于“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想》,《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6]　王廷信：《关于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缘起、争议和一致意见的达成》，《艺术百家》2010年第7期。

　　[27]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于2011年3月中旬发出联合通知，公布2011年版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以下简称“学科目录”）。在这份“学科目录”的通知中说：“新目录适用于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招生和培养，并用于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等工作，学士学位按新目录的学科门类授予”。对照“学科目录”已经明确的艺术学学科门类的五个一级学科划分来看，同属一级学科的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

　　[28]　李心峰：《谈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思考》，《中国文化报》2011年5月5日。

　　[29]　引自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14—2015年度艺术学理论类专业建设热点与难点调查报告》，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调查报告课题组编写，2015年11月。

　　[30]　引自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发展报告”课题组撰写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发展报告（2014-2017）》（征求意见稿），2018年12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组在河北大学召开的全国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编写与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公布的统计资料。

　　[31]　周宪：《换种方式说“艺术边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2]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第十二届全国艺术学年会”专题网页，http://www.cssn.cn/zt/zt_xkzt/12754/ysxnh12/，2016年11月。

　　[33]　凌继尧：《艺术学理论一年来的学科进展》，《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

　　[34]　夏燕靖：《艺术史的存在与治史路径探究》，四川大学《艺术研究与评论》（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35]　仲呈祥在“全国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编写与建设学术研讨会”（2018年12月7日至9日）上的讲话，笔者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36]　黄惇：《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黄惇主编《艺术学研究》第6卷（2012年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7]　王一川：《艺术学门下需要艺术学理论吗？》，《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

　　作者：夏燕靖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1期(总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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